陈爱蓓｜中国大运河，流动的中国历史、江苏的人文传奇！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在江苏调研考察时指出，“江苏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他过去考察江苏时也曾指出，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大运河永远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仅是对大运河过去作用的肯定和赞美，也是对大运河未来作用的展望和期待。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这条奔流千年的大河，催生无数城市崛起，改善沿岸百姓生活，造就悠远民俗风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的组成部分。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现场，中国大运河正式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项目。江苏是大运河的起源地，承担了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任务，列入世界遗产点段的河道6段、历史遗存22处，比重占到40%左右。

大运河最早从江苏开凿。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方便军队北伐，下令开挖一条源起邗城（扬州），北达末口（淮安）的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开凿运河最初是为了军事行动，但大运河后来的运输功能远胜军事。西汉前期，吴王刘濞在邗沟基础上，增开一条支线茱萸沟，连接海陵仓（泰州市区），当时的海陵县域还包括现在的如皋、海安、东台等市县在内，直通大海用于转漕和运盐，这是通扬运河的前身。两汉时期，大运河江苏段得到持续的开发、改造和维护，带动运河沿线城市逐渐兴起，北起彭城（徐州），中继淮阴（淮安）与广陵（扬州）、丹徒（镇江），经毗陵（常州）、无锡，南达吴县（苏州）。沿线还分布着下相（宿迁）、平安（宝应）、高邮、江都、曲阿（丹阳）等城镇。同时，由泗水、淮河、邗沟、长江、江南运河、茱萸沟等水道与一系列天然湖泊连接，贯穿江苏全境的运河网络臻于成熟。运河的支线也在扩展。公元245年，定都建业（南京）的孙吴政权，为避长江天险，开凿破冈渎，连通秦淮河、江南运河，使南京与大运河关系更加密切。

隋炀帝即位后，开凿通济渠、永济渠、整治邗沟，疏浚江南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建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大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大运河江苏段沿线众多的转运仓、钞关等遗存，见证了物资接力进京的水运盛况。隋唐宋时期的漕运、盐运贸易，又进一步促进了运河城市的发展，苏州、常州、润州（镇江）、扬州、楚州（淮安）、徐州等城市都相当繁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对常州情有独钟，一生十余次由运河水路舟行来到常州，终老在常州藤花旧馆。他在常州推动当地文化教育发展，他的审美心性和美学观，对后世常州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常州人为纪念苏东坡，在其泊舟之处建“舣舟亭”，千百年未曾更易。

大规模改造大运河发生于13世纪的元代。以京城大都（北京）为北端，以杭州为南端的京杭运河改线。明永乐年间，开凿清江浦（淮安市清江浦区），避开山阳湾行船之险。明朝中叶以后，黄河经常决口，淮安、徐州间黄河干流及其向北的运河水量不足，不仅迂缓难行，而且非常危险。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后上车马，黄河流域的军旅乘车马南下，到淮安下车马后上船。“南船北马、辕楫交替”，淮安作为运河时代交通枢纽的地位开始奠定。明清时期，江淮经济发达，以漕粮为主的江淮物资，通过运河往北输送，江南运河与长江交汇，需要解决高水位差、高流速的安全渡江问题，黄河决堤对运河构成的风险也主要集中在该段，淮安至宿迁、徐州段与黄河相搏相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国家高度重视江苏段运河的维护与治理。明清时期，江苏境内常设三员总督，一员在江宁府（南京，两江总督），两员在淮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后来也兼管江南河道水利，大运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因靠近盐粮产区，大运河在给国家输送财源的同时，也带动民间商贸的兴盛。漕运经济繁荣时期，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是中国大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南有苏杭、北有淮扬”。淮安是漕运之都，明清时确立了以内河为主的漕粮运输制度，它成为大运河沿线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粮食储备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扬州因大运河而富甲天下，唐朝时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全国四大盐场之一，盛景一直持续到清末。大运河扬州段的世界遗产点段也多数与盐商贸易有关，南宋文学家、史学家洪迈曾写道，“唐代扬州商贾如织，故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苏州的运河经济，明清时期发展进入鼎盛，“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的诗句是对当时姑苏繁华景象的描绘，清朝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中写运河入苏州的阊门、山塘，“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枫桥一带是米豆交易市场，商市从“吴阊到枫桥，列市二十里”，每年米豆交易量达百万石。

如皋运盐河

无锡、常州、镇江以及淮北沿线的徐州、邳州、宿迁等城市也因运河而兴，农业、盐业、手工业均得到大发展，集市码头、商业会馆林立，人文荟萃。南来北往的旅人中，有不少是海外使者，圆仁、成寻、马可·波罗、利玛窦等都曾在江苏留下他们笔下的运河故事。《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淮安、宝应、扬州、镇江、泰州等城市的景象：淮安“是一甚大城市……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额甚巨。”宝应“货币为纸币......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各类多而且美。”镇江“居民臣属大汗，使用纸币，恃商工为活，产丝多，以织数种金锦丝绢，所以见有富商大贾。”泰州“自海至于此城，制盐甚多，预备运往汗八里城（北京），以作大汗朝廷之用。”从中可窥见运河城市营城兴业的盛况。

大运河江苏段的运河支线，也在不断发展更新。始于西汉时期的老通扬运河，全长159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扬州、盐城、泰州、南通11县先后共有60万民工上阵，多次施工，修成全长90公里的新通扬运河。建成江都抽水站，实现江苏江水北调、泽被整个里下河地区，成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东线输水源头。近年来，从宝应京杭大运河段引水，通过管道和泵站输水到盐城，让盐城居民喝上了长江水；宿迁—连云港运河上游船闸开始施工，运河开通后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将新增一条出海通道。从古到今，大运河网络哺育了江苏的城市和乡村，江苏发展经历了从“运河时代”到“江海时代”的变迁，逐步形成了“沿运、沿江、沿海”的城市群格局。

自古以来，江苏书院藏书馆林立，科举人才数量众多，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极为发达，“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由此而来。人河相依的水网环境和经济保障国家繁荣的传统，造就了江苏人的家国情怀。从北宋苏州知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无锡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体现江苏人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苏州昆山人、清代学术宗师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开启求真务实的学术新风。扬州学派注重经世致用，泰州学派主张思想启蒙，常州学派开近代改良思想之先风。常居江苏的龚自珍、魏源等主张变革、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展示了江苏文化“融汇天下、开放包容”的视野格局。

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名著与大运河江苏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南北朝时期，北方大量文人南迁，江苏是南朝齐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受齐梁文化影响深远。《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收录自周代到六朝梁之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作品700余篇，被视为文学的教科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构成江苏文学史第一个璀璨高峰。元末明初文学家、兴化人施耐庵主张“写书劝世”，不仅自己写了《水浒传》，还与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明代文学家、淮安人吴承恩创作了《西游记》，构思新奇、想象丰富；清代文学家、南京人曹雪芹受到大运河文化的哺育，将封建家庭悲剧体验熔铸到小说《红楼梦》的写作中，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

近代，大运河通江达海，由运河、港口、码头构成发达的水运交通运输体系。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泰州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重要的发祥地，以张謇、荣氏兄弟、刘国钧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实业家，拉开了江苏工业化的序幕。无锡六大民族资本集团无一例外地将厂房、仓库等建在运河边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仓门有百年历史，曾是江南规模最大的蚕丝仓库。当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蚕丝经运河码头运到这里储存，加工成绫罗绸缎再通过河对岸的火车运到上海。近代民族工商业之所以能够在大运河边扎根，除运输便利、交通成本低等自然条件外，人文因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朝，江苏运河沿线状元、进士辈出，受本地吴学的影响，经世致用思想盛行。清代末年，南通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代表那个时代江苏民族资本兴起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江苏时，专门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指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和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张謇凭借爱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艰苦创业带动城市的发展，推动南通从一个运河支线小城，成为通江达海江的先进城市，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江苏是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创造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先后涌现出周恩来（淮安）和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受运河文化滋养，心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刘少奇领导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陈延年、赵世炎、邓中夏、陈毅、粟裕等曾在江苏从事革命活动。新四军东进北上抗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江苏密切相关。江苏大地上，经长期革命历程熔铸而成的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永恒的标识。目前，江苏拥有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1700多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200家，红色文化资源是江苏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它们不仅仅属于江苏，更是全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力量源泉。

江苏的人文精神中，由运河水系孕育的集体主义精神是突出的文化标识。水利在历朝历代都关系江苏经济的命脉，大型水利工程需要集体协作。无论是唐宋时期修建海塘、加固海堤，还是明清两朝治理黄河、淮河、大运河水患，均需要国家主导，全民动员。江苏水运发达，漕运、盐运的船队浩浩荡荡，定期开闸过坝时要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沿海地区的盐民在特殊的地域内生产、生活，需要组织起来形成团队，集体劳作培养了协作精神。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剖析了上世纪30年代江南运河村庄——吴江开弦弓村农民合作经济的文化渊源。50年代农业合作化加强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80年代农村社队企业也是以村组集体为单位。运河文化基因在改革开放后演变出以集体经济为单元的“苏南模式”，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耀眼的明珠。社会生活方面，运河沿岸各种民俗活动，如唱和民歌、龙舟、祭祀、庙会等均属集体活动，妇孺皆宜，乐在其中。

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要在运河沿线打造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高地。江苏涉及中原、淮扬、吴越三大文化高地。其中，中原文化高地在江苏就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高地是江苏独有的文化标识；吴越文化高地就是吴文化。多元地域文化在江苏不断沿运河交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徐州、宿迁为楚汉文化中心城市，处于中国南北过渡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民风粗犷豪迈、重情重义。其间成长、生活过的刘邦、项羽、萧何、张良等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为江苏的水韵芳华，挥洒上雄浑的一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记述，关羽被曹操包围在徐州土山，与之约定“降汉不降曹”后投降，土山古镇因此闻名于世。）宿迁是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和五次驻跸的地方，“第一江山春好处”的题跋是他对宿迁的赞誉。大运河在宿迁段曾三次改道，留下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遗迹，皂河龙王庙行宫、项王故里、文昌阁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

淮安、扬州、镇江为淮扬文化中心城市。淮扬文化高地是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产分布最密集、价值最重要的区域。楚汉文化和吴文化在江淮区域充分交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淮城市屡废屡兴，战乱时涌入北方移民，和平时商旅聚集，休闲文化盛行。淮剧和淮扬菜烹饪等兼收南北所长，是广为人知的“非遗”，徽班从扬州进京，发展成京剧并传唱至今。以《西游记》《老残游记》《子虚记》《笔生花》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创作领风气之先，“望社”诗人作品为“南北词流所宗”。漕运文化、盐运文化、水工文化、渡口文化、商事文化、朴学、医学文化、绘画、民俗宗教文化蔚为壮观。总督漕运公署、清口水利枢纽、刘堡减水闸、盂城驿、邵伯古堤等是著名的世界遗产点。淮河入海水道淮安枢纽、江都水利枢纽是当代水利工程，与古代水利工程相互辉映。其间，古人和今人的智慧、治水思想、方略、工程技术等相互激荡，丰富了淮扬文化的思想内涵。

淮扬段运河沿线市镇景观丰富、园林遗存众多。淮安园林有南秀北雄的特点，清晏园是当年的户部分司公署和江南河道总督署西花园，距今600多年历史，有“江淮第一园”之称。河下古镇因盐业兴旺，兴起过百座私家园林。扬州拥有十里长街和大明桥、广济桥等24座桥梁。扬州园林是江南园林的典型，清代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说。唐代诗人李白的名篇之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将明媚春色和东南形胜融合在一起。唐代诗人杜牧留下“春风十里扬州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等千古诗篇。大运河扬州段是中国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到扬州调研，曾沿扬州运河三湾段步行，称赞扬州是个好地方，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是国家重要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与大运河在镇江交汇，因山水秀丽素有“城市山林”的美誉，清朝乾隆皇帝称之为“第一江山”。南宋爱国将领、镇江知府辛弃疾曾登上北固山，俯瞰涛涛江水，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洋溢着赤诚的爱国情怀，在江苏文脉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他的诗文。镇江谏壁船闸是大运河上的“江南第一闸”，从这里开始的江南运河，每天船只不断，承担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常州、无锡、苏州为吴文化中心城市。吴地兼得长江、太湖的水利条件，自古农业发达，是水稻、桑蚕的主要产地。鱼文化、稻文化、井文化、丝绸文化、陶瓷文化、园林文化等物质文化，吴俗文化、吴派经学、吴门画派、吴门医派、昆曲评弹等精神文化，在此地孕育生长。苏南港口是国人最早开启远洋之旅的出发地，唐代鉴真东渡的出海口在张家港的黄泗浦，太仓港则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启锚地和返航港口，代表当年世界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水平。吴王阖闾在苏州建都大城，距今250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苏州经济一直领跑江苏乃至全国。无锡的古运河被形容为“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江南水乡风情和工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无锡最显著的文化特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依靠民族资本发展，是中国人更新观念，创新、创业，实业救国的实验场。新中国成立后，“实业兴邦”的理念引领无锡经济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常州历来是江南府州重地，隋唐以来富庶程度即与苏州并列，有些历史时期甚至超过苏州。清朝常州是对国家赋税贡献最多的地区之一，清康熙年间江宁巡抚慕天颜奏称：“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近代常州以轻纺机械工业闻名于世。改革开放以后，苏锡常成为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出现了农民集体办工业的创举，苏南运河沿岸码头林立而繁忙，加上不断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推动外向型经济走向了世界，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先行区，吴文化成为引领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标识。

苏州平望·四河汇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擘画“强富美高”新江苏宏伟蓝图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十四五”期间，江苏“社会文明程度高”需要继续破题，重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路径是文化创新。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要以文化创新为动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品牌体系和文化传播体系，加强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两大支撑”，成为“人文”和“经济”共舞的高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新经验。

江苏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把“水韵江苏”打造成美丽江苏的鲜明符号，以水为脉，推动江河湖海各展所长，统筹推进长江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着力打造太湖全国湖泊治理标杆，构筑蓝湾百里生态百里滨纷百里沿海岸线，建设黄河故道千里生态富民廊道，构建江淮生态经济区湖群绿心，彰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水韵江苏”风采。

大运河是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在保护上没有路径依赖，只有依靠自己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国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江苏段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唯一重点建设区，回顾申遗成功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江苏最主要的特点是完善制度和规划引领并重，规划先行、法治先行。

南京外秦淮河

江苏是全国最早提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最早制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的省份，也是最早为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法的省份。率先出台《江苏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又编制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价值阐释弘扬、现代航运建设发展6个省级专项规划，加上11个设区市的实施规划，形成了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1+1+6+11”完整的规划体系。出台《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历史街区保护工作的意见》。

根据江河交汇的特点，江苏又统筹规划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首家编制完成《江苏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与省“十四五“规划和省国土空间规划密切衔接，贯通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美丽江苏建设。在法治方面，江苏率先立法颁布《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制定历史文化保护地方性法规。《决定》在2020年1月开始实施，有效保障了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原本国家规划涉及江苏大运河主航道8个设区市，江苏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国家决策部署，先后两次”扩容“，将南京、泰州、南通、盐城和连云港等设区市纳入规划建设范围，形成”8+3+2”的格局。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覆盖江苏全域13个设区市。

南京高淳胥河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文化是灵魂和主线，加强文化遗存保护是第一位的要求。江苏段沿线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的区域，集聚了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和文化使命。江苏高度重视运河水工遗存、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等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修缮保护，推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控清单，分类设置文化遗产保护标识和保护界桩，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分期、分批修复。严禁在文保单位周边新建影响文化遗产本体风貌的项目，尽量减少水利航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和居民活动等对运河水工遗存及关联资源的影响。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需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其中，做好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涵养水质、改善生态最为关键。江苏提出并规划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以大运河为主干，以扬州、泰州、淮安、宿迁、徐州等沿运河城市为主体范围，共建共享江淮生态大走廊。在“保护优先、生态引领”的前提下，打造世界跨流域生态廊道建设的样板区以及淮河流域东部生态屏障。洪泽湖是大运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堤坝被誉为“水上长城”，是大运河的重要遗产点之一，担负着灌溉、抗洪排涝的重任。江苏出台《关于加强洪泽湖生态保护和科学利用的实施意见》，恢复洪泽湖湖区自由水面50平方公里以上，完成湿地修复10平方公里，并且计划到2025年完成“退圩还湖”综合治理工程，进一步改善大运河水质，健全水利、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经过清理违建、水系疏浚等整治，大运河主干线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效应进一步彰显。

大运河江苏段是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之一，河道整治是保证大运河一脉活水向北流的重点。江苏平均每年投入航道及船闸维护经费高达2～3亿元，主要船闸货物通过量和货运密度超过莱茵河、多瑙河等国际知名河流。不仅如此，大运河江苏段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通道，调水出省超过40亿立方米，解决北方几千万人口的饮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江苏时，强调要继续推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完善规划和建设方案，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运河水源主要来自长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扬州调水，利用了大运河线路，优良的生态环境是一江清水北上的基础保障，对南水北调水源地要进行特殊的保护。今后，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严格管控大运河两岸的生活污水排放，完成好“263”环保专项行动，修复大运河生态，保护好水源。

为了缓解运河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江苏始终坚持“城市建设服从古城保护，古城保护服从遗产保护”，依托大运河沿线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拓展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发掘沿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亮点。运河城市的旅游文化竞相争艳。徐州的“大汉雄风、豪情运河”，苏州的“天堂苏州、苏式运河”，都有鲜明特色。目前，扬州高起点建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三湾公园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区域，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成为网红打卡的文化地标。淮安凭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淮河生态经济带和江淮生态经济区的叠加优势，打造“大运河传统文化习俗+生态旅游”和中国大运河水工博物馆；镇江将新河街打造成“运河第一街”，呈现宋代以来长江和大运河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的京口文化；无锡打造“蓉湖溯源”“北塘米市”等八大文化主题景区，在老城区历史空间架构中注入吴文化内涵。

大运河自开通以来，便与国运休戚相关，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凿、疏浚和管理运河水系，对国家政治体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都相当高，国富民强时，开凿管理便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现代的运河管理，要吸取前人的有益经验。历史上，大运河连通江苏全境，境内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运河管理印记。除了现在运河主干线上的8个城市，老通扬运河泰州段，有海陵监“岁煮盐六十万石”的古称，以及与盐税文化关联的古税务街、税务桥、税碑亭等遗址遗迹30多处，还有名闻天下的粮食运输通道，唐代骆宾王曾感叹“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老通扬运河南通段，是唐代淮南吴盐上输的必经之地，运河与盐文化、近代纺织业、近代水利、航运等有机结合，形成了南通运河文化地标。

相比历史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艺术等，科技和生态是人类现代文明共同的语言。大运河申遗成功，与多处遗产点段展示的古代工程技术水平直接相关，江苏段保存了大运河从开凿迄今最为完整的文化遗产类型，航道和航运功能从最原始的功能、风貌到最现代化的风采都有呈现，保持着“活态”和工程性特征。清口枢纽水工设施、邵伯古堤水工设施等代表古代科技最高水平的大型水利水工遗产和代表运河管理的制度性漕运总督署衙，还有代表现代科技的江都水利枢纽、南水北调逐级提升，翻水机站设施等。江苏段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应古今联通、中外对话，不断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格局下，提炼运河文化精髓。

目前，大运河江苏段主干线流经的8个城市均为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以扬州瘦西湖为代表的5A级景区13个，占全省的76.5％；4A级景区、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占全省的70％以上，优美的城市、园林景观和自然风光丰富了大运河江苏段的人文内涵。今后，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要进一步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视察江苏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大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秉承“高品位的文化长廊、高颜值的生态长廊、高水平的旅游长廊”的建设目标，凸显科技和生态的时代主题，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示范作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期待与需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会会强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分级、分类建设一批大运河文化专题博物馆或展览馆，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提升大运河江苏段的整体展示水平，是题中应有之义。要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通过新基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强化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展陈，更加智慧化、智能化。借助AR、VR技术等新文化成果，突破视觉局限， “让文物活起来”，可观、可知，成为大众的文化滋养。将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打造成集文化传承、建设、交流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标识示范工程，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