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这句歌词来自周杰伦的歌曲《菊花台》。但是老南京人都知道，在雨花台区的安德门外也有一个菊花台。
菊花台风景区与雨花台风景区相邻而居，据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经前往游览，恰值金秋季节雏菊盛开，满山浮金点玉美景不凡，遂欣然题名“菊花台”。菊花台因此得名。
乾隆南巡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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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如今，菊花台公园内依山堆叠的假山、水池和飞溅的瀑布气势雄浑，菊花盛开，翠竹茂密，花木扶疏，清香怡人。
位于南京市安德门附近的菊花台，历史上曾被称为“石子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是著名成语故事“新亭对泣”发生的地方。菊花台一带是新亭的遗址，而新亭地处当时的长江边，自当涂过江入建康必经新亭，新亭因此成为饯送、迎宾、宴集之所，也是一个交通要道和重要驿站。到了三国吴时期，菊花台这个地方建起新亭，又名中兴亭，是一处供来往行人歇息、传递信息的场所，同时还担负了一定的军事功能。
北方豪族初到南方新亭对泣
菊花台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与东晋时期有关，特别是与丞相王导和周顗（yǐ）的故事紧密相连。西晋灭亡，北方士族衣冠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士大夫们怀念昔日在洛阳洛水之滨，郊游雅集，清读宴饮的生活，他们发现建康南郊驿亭旧址，很像昔日在洛阳欢聚的场景。于是由丞相王导出面，将这处衰败的驿亭进行了整修，命名为“新亭”，作为经常雅集宴饮聚会的场所，“新亭” 从此诞生。
丞相王导在一次聚会上引用了“风景不错，却不再是中原的大好河山！”的话，引发了在场人士的深思，体现了东晋时期人们的国家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思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就是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中记录“新亭对泣”的故事场景，这也是有关新亭历史最有名的故事。
后来，“新亭对泣”这一典故成了成语，用来鼓励大家，共同面对困难，停止无谓的哭泣，要振作起来，建功立业。
每当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候，“新亭泪”就会在爱国诗人的眼里闪烁，激起克复神州的豪情，文学意象中多次出现“新亭”典故，引发了后世诗人、词人无限的遐想。
历代墨客骚人常流连于菊花台的新亭，或赋诗，或送友，或怀古。不少文人离开建康城，在菊花台的新亭分别时，大多会感慨一番。
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吴融和诗仙李白一样分别在《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二》《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间话戏作》《过渑池书事》中以”对泣新亭”故事背景赋诗到：“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 “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莫道新亭人对泣，异乡殊代也沾衣” ，以及独孤及在安史之乱中，听到京师失守的消息，发出了“莫作新亭泣，徒使夷吾嗤”的呼声；北宋宋真宗至宋仁宗期间的权臣，“西昆体”骨干诗人，钱惟演《泪二首》其二曰：“江南满目新亭宴，旗鼓伤心故国春”；南宋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借新亭典故，慨叹南宋偏安之局仍未改观，中原山河仍未收复。南宋王澜《念奴娇·避地溢江书于新亭》云：“故国伤心，新亭泪眼，更洒潇潇雨。”南宋杰出爱国诗人陆游，则在《追感往事》里感叹衮衮诸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朝廷缺乏东晋名相王导这样的一批杰出人物：“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元王逢《毗陵秋怀》云：“江山不尽新亭泪，天地长县即墨心。”元虞集《挽文丞相》“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借对慷慨就义的文天祥的哀悼，表达了诗人思念故国的思想感情。
明·诗人张家玉的《读史》“诸君漫洒新亭泪，好向中原识范阳！”借以呼吁结识能挽救国家的人才。明清易代之际，孙奇逢《九日同诸子孟城登高，得“秋”字二首》：“时贤漫洒新亭泪，病叟深怀故国忧。”思念故国之深，引发亡国之痛。清道光时的夏垲《过更衣亭》，才语义含糊地写下“独怜我是新亭客，怅望河山异昔今。”
清末，秋瑾在慷慨就义前写的《致徐小淑绝命词》中写道：“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表达了山河破碎、统治腐败、志士痛心疾首之情。晚清爱国著名诗人黄遵宪在1895年登黄鹤楼，听到台湾被割让的消息，感时伤怀，不由洒下“新亭泪”：“洒尽新亭楚囚泪,烟波风景总生愁。”
一篇篇爱国诗词，引用新亭对泣典故将诗人们的拳拳爱国之情溶于纸笔、世代传承。
新亭驻军历史，要从东晋谢安“东山再起”说起，因为当年发兵就是在菊花台附近的新亭。由此可见，这时菊花台已有驻军，征西大将军桓温则是当时负责驻军的司马（管理军事的大臣）。
东晋时建康新亭位置图
《晋书·谢安传》记载：“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东晋简文帝司马昱驾崩后，宁康元年（373），权臣桓温欲代晋自立，带兵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县）沿江而下抵达新亭，“止新亭，大陈兵卫”。当时，谢安、王坦之在简文帝临终时皆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除掉此二人，桓温便可一人说了算。于是，桓温设宴遍请朝中百官，想借此机会杀了王坦之、谢安二人。当时桓温在帐后埋伏着许多手持刀斧的士兵，对王、谢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新亭鸿门宴。两人一起来到新亭赴宴。王坦之惊恐万状，见了桓温，脸色难看且汗流浃背，连奏事的手版都拿倒了。而谢安则从容镇静，到台阶上就快步入座，并且模仿洛阳书生读书的声音，朗诵起嵇康“浩浩洪流”的诗篇。过后他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大臣，都将兵士布置在边境上，明公今天怎么在幕后藏起兵来了？”桓温闻之不得不传令撤去伏兵。谢安临危不惧，谈笑间为东晋朝廷避免了一场颠覆政权的战争，化险为夷。
1937年南京保卫战,菊花台守军火力全开
1937年南京保卫战，菊花台阵地因其地势险要，与雨花台一起成为战略要塞，抗战时为保卫南京所立下的永垂史册的功勋。著名的德械师88师一部在菊花台阻击日军长达四天四夜，日军曾派出四个联队猛攻都以失败告终，谷寿夫为了拿下菊花台阵地，派出了两个炮兵大队四百多门炮轮番轰炸四个小时，而我方阵地仅有四门炮。后来派了敢死队上来，最终也只有24人活着撤下去，日军称菊花台阵地为阿修罗炼狱，这场阻击战是如此惨烈，我方将士又是如此英勇，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菊花台碉堡遗存
上个世纪的1947年，菊花台曾经万众瞩目过。国民政府将九位外交使节的忠骸安葬于此。
上个世纪日寇肆虐太平洋时，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的杨光泩、卓还来、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肖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等九位外交使节，身陷异域绝境，仍坚守民族气节，在日军屠刀下拒不屈服，惨遭杀害。
九位外交烈士，是那个兵荒马乱时代的翘楚。他们有的幼秉家学、出国留洋，有的出身显赫，博学多才。他们代表国家出使他国，面对日军严刑拷打，大气凌然，他们可以生，但他们选择了坚守，直至牺牲。
日本投降后，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烈士的遗骸很快被找到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外交人员事件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46年盟军军事法庭将杀害杨光泩等９名外交官的日本战犯山下奉文、太田清一、阿木内中、芥光谷等人判处死刑，给予了应有的惩罚。旅居南洋爱国华侨自愿集资，分别在马尼拉和北婆罗洲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马尼拉郊区通往杨光泩等被害地点的路被命名为“光泩路”。
1947年７月７日，专机迎回了烈士的遗骸。菲律宾总统哈罗斯送了花圈，旅菲侨胞万余人到机场洒泪相送。７月８日，南京举行公祭仪式。公祭上人如潮水，挽联如海，护灵队伍长达两里许。９月３日，九烈士落葬南京菊花台。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致辞称：“然于其效命不屈之坚贞，竟使当地日军不惜一切国际信誉以残害外交官吏，亦不禁引以为荣也。”
1987年11月17日，南京市各届人士隆重举行“纪念抗日外交九烈士公葬４０周年纪念活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光泩等九人为革命烈士，并在烈士墓旁建立了九烈士事迹陈列馆，南京菊花台公园因此被确定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九烈士的悲壮业绩还被拍摄为电视纪录片《异域忠魂》，以示国人永远的怀念与敬仰。
俞建宁，目前担任南京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主持《雨花台年鉴》《红色雨花》《三山矶》《板桥河》等书籍编纂和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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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振鑫
发布：常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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