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外儒内法”的国家统治模式横亘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基调”[1]。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既是应对乱世的救世之学，也是蕴涵普世原理的治世之道，其合理的文化成分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当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提供着智慧给养，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必究内容。 “势”，作为韩非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化意义深远。“以势制法、德刑二柄”的法治谋略为当代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提供了思想来源[2]；“由道及理、由理入法、抱法处势”构建了韩非政治理论大厦，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重镇[3]；胜众之资的管理能力与持柄处势的管理手段是现代管理学的讨论热点[4]；“时移势易、形禁势格、审时度势”等用语典故体现了“势”治思想的文化传承[5]。法家思想也时有出现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参与建构了中国文化形象，其译介和传播效果也当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不过，法家思想外译研究相对滞后，尤其与儒学的相关研究成果[6]相比，不仅译介史有待进一步梳理，译本研究也亟待加强。 就《韩非子》英译而言，目前有廖文奎全译本，伯顿•华兹生和乔尔•萨林两个节译本，以及散见于相关论著中的零星译段。整体译介数量不多，较少有译本及译本比较研究，更鲜见翻译批评研究。反映出“中国古代法律典籍翻译数量少、几乎无人批评”[7]的现状。那么，作为法家思想的核心概念词，“势”在《韩非子》不同译本中的英译情况如何？有何异同？如何看待这些异同？本文拟从批评译学视角出发，探讨上述问题，以期对“势”暨法家思想的英译和文化传播形成关照。 二、“势”观的相关研究概况 “法”“术”，“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同时韩非子又非常注重“势”。三者各有侧重，互补统一，法可富国强兵，术可御下禁奸，势则是施法治术的保障。韩非“势”学思想包含“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前者指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事物（社会）的发展趋向，是自然存在于特定政治统治中的权势，是权力的原始状态或稳态；后者可称为“造势”，指统治者可以通过努力来扩大和加强权势，其实质为赏罚权，赏罚权的掌握与否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8]。韩非“势”的概念处于“自然”与“人为”的基本框架内，既强调权力的自然性与既成性，也关注权力的强制性与扩张性。“自然”以“道”为其原因和依据，君权之道即自然之道，符合天地道法，也是治国为民之道。因此，“由道入法、抱法处势”的终极目的在国在民，不在君主个人[9]；“势”亦是政治运作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涉及到权力的起源和正当性问题，是一套蕴涵政治理想的务实政治思想体系[10]。 “势”暨《韩非子》英译研究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并不常见，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子学研究传统更注重儒墨显学，因此《韩非子》及同为重“势”一派的《慎子》在文化外译中难以媲美《论语》《道德经》等更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新时代对法家思想提出了“正本清源、合理重构”的新需求，这也使得法家典籍在解诂和译释的过程中充满了更多挑战。从翻译实践情况看，《慎子》残存的七篇及部分佚文中“势”的可考译词为circumstance and position和situation and position[11]，译法趋同，本文不另述。早期的《韩非子》英译主要是欧美传教士和汉学家寻章摘句式的译介，如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伊万诺夫（A. Ivanov）、戴闻达（J. L. Duyvendak）、布德（Derk Bodde）[12]等。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13]翻译了《说难》，对法、道、墨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韩非所阐述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极为相似”。瑞典学者龙德[14]考证了《韩非子》各篇的真伪，也英译了部分段落。美国学者桂思卓[15]翻译了《喻老》《解老》。而以译本形式集结出版的成果主要指《韩非子》廖文奎全译本，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节译本和乔尔•萨林（Joel Sahleen）节译本[16]。这些译本为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等提供了文献支持[17]。其中，安乐哲（Roger T. Ames）曾专门讨论过法家概念“势”，他用“purchase”来对译“势”，将其解释为“political purchase”（政治身份或地位）。从翻译研究情况看，国内《韩非子》英译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是对译介情况的综述。蒋洪新[18]曾撰文称赞华兹生译本“篇篇可谓上乘译作”，这是目前为数不多的、颇具代表性的译本研究。 而从传播视角看，中国法律文化形象具有“他塑”性，在西方世界往往被冠以“落后野蛮”的标签[19]，韩非通常被视为“东方的马基雅维利”，是权谋和专制的代名词。既然“翻译是‘他塑’的国家法律形象传播的基本途径之一”[20]，而《韩非子》英译本的三位译者中两位都是国外学者，那么各译本又是如何进行法家思想的塑造或“他塑”的呢？以“势”为切入点，从批评译学视角予以探求，或可帮助我们窥其一二。 三、批评译学视角 批评译学旨在通过关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应用、翻译文本语言特征以及翻译文本接受等，来深化对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是描写性译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有机融合[21]。描写性译学强调翻译会受到语言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需考虑具体社会和政治语境的影响，为批评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批评话语分析是以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为基础，通过将一系列繁复的论证拆分为更加细小的要素，把话语精心建构的逻辑、结构、策略、意指加以解构，寻找社会实践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22]，为批评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支持。因此，批评译学就是以译本与原本、译本与译本的语言学分析为基础，寻找翻译实践在译本中留下的痕迹，进而发现话语秩序中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译者价值观、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等属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也会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和语言结构的表达。 在操作层面，语料库是一个有效的语言分析工具。应用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获得大规模语料的规律性特征，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相应支撑，帮助揭示翻译中意识形态（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23]。 本文将采用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韩非子》三译本的结构化数据出发，围绕“势”的译词选择、译本词频、主题、搭配、可读性等突显性文本特征，建构由基础性语言分析向整合性语言分析逐层推进的考查理路，对“势”的英译进行点面结合的比较，以探求译本、译者、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四、研究设计 选取《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韩非子》，含原文和英译文各55章，该译本即为1939及1959年Arthur Probsthain出版的廖文奎译本上、下卷；选取华兹生译本，含《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说难》《和氏》《备内》《南面》《五蠹》《显学》共12篇；选取萨林译本，含《主道》《有度》《二柄》《说难》《难势》《定法》《五蠹》《显学》共8篇[24]，自建《韩非子》汉英平行语料库。首先利用OCR技术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韩非子》的原文和译文转化为图像文件，并进一步转为txt.格式，同时将电子版的华译本和萨译本转化为txt.格式。其次，使用EmEditor对以上txt.文本降噪处理，再进行句级切分，建成原本和各译本的单语语料库[25]。最后，使用Paraconc 269分别将原、译本导入，实行汉英语料的句对齐（对齐效果不佳的句段进行人工合并或分割），对于无平行译文又非变译的句段，在译本相应处键入“<seg>not transl.</seg>”[26]，以尽可能保证语料平行效果，并以txt.格式导出保存。 研究问题为：三译本分别具有何种结构化数据特征，其中是否包含与“势”概念相关的文本异同？三译本对“势”的英译情况如何，分别建构了何种“势”文化形象？这对我们从事法家思想的外译与传播工作有何启示？ 话语分析阶段运用WordSmith8、Paraconc269、Voyant Tools、BFSU-Readability Analyzer 2.0等语言分析工具，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语料库方法，从三译本的基础结构化数据切入，发掘“势”概念相关的语言点异同，再通过研究问题的逐步凝练和逐层推进，在译词、主题与搭配、可读性等考查维度上，综合研判“势”的英译及其批评译学价值。 五、分析与讨论 (一)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分析 语料库结构化数据能够帮助提取译本在库容、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基本语言类参数，依据统计结果进行初步解释和判断，证实、证伪、修正或提出新的假设，继而开始新的检验[27]。鉴于《韩非子》三译本在选译章节上的客观差异，笔者首先分别提取三个译本的结构化数据（见表1），再对三译本共有章节（《主道》《有度》《扬权》《说难》《五蠹》《显学》）的结构化数据进行二度提取（见表2），两相结合下初步探索三译本的语言异同。 从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看，表1、表2均显示廖译本最高，华译本次之，萨译本最低。平均句长（Mean sentence length）显示廖译本最低，华译本和萨译本句子长度更为接近。方差（Var）和标准差（S.D.）数值越高，则意味着语言使用的稳定性越低，廖译本两个数据均为最高，萨译本最低，华译本居中。以上数据一定程度上表明：廖译本的词汇多样性相对较高，句子复杂度相对较低；萨译本的词汇多样性相对较低，语言使用最为稳定；华译本词汇多样性略逊于廖译本，但句子复杂度最高，句式更显多元化，语言使用较稳定。 上述语言差异性可能与译者身份和译者翻译思想有关。廖文奎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知名学者，192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学位。1933年，廖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ng Factors of Social Conduct一书，该书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一同收录于《国际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丛书》。廖在政治心理学、人生哲学与新儒家、现代国家建构理想等领域颇有建树，曾任教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金陵大学，开展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工作。廖译本的成书当得益于他丰厚的国学给养和多年的海外留学经验，因而具备较好的文化译释能力。尽管廖译本可能并非语言的上佳之作，但却胜在其学术的上乘和阅读的可及[28]。萨林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亚洲语系，讲授东方语言文化，具备良好的母语水平和较高的学术素养，该译本不仅语言稳定性最高，也被认为“是继廖译之后中国古典思想英译的重要文献”[29]。不过，萨译本不足原典的五分之一，这很可能导致其语言丰富度的降低，也不利于呈现韩非思想的全貌。华译本在语言多样化和结构稳定性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傅汉思[30]认为“当下没有第二人可以像华兹生那样用优雅的英文为读者翻译如此众多的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华译本不仅语言优美，还对韩非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成功为秦采纳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推广中国古典文献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31]。不过，该译本“对其所参考的廖译本也多有背离、错漏之处，整体准确性有待提升”[32]。 表1、表2还显示，萨译本在全书和共有篇目的库容及句子数目上，都明显低于另外两个译本，其类符形符比同样最低，这是否意味着萨译本可能有删略之处？所删之处是否涉及“势”的英译？鉴于此，笔者对全库进行了检索和比对，发现萨译本共有7处语段的删略，分别出自《说难》《五蠹》和《显学》，主要涉及原典中的寓言譬喻，而直接关涉“势”的论说出自《五蠹》：“……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认为古代君主辞去天子之位并非因其品格高尚，而是由于权势轻微，今世人们争夺地位，也非因其志趣低下，而是由于势高权重，因此“势”也是因时而变的。这种“事异备变”的进化史观是“势”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处势”与“治国”的时代关联。萨译本略译此段，难免导致“势”的文化缺省。而廖、华此处译文分别为“the power of the Son of Heaven”和“the post”，相较而言，廖译通过增译“天子”使得“天子之势”的含义更加明晰，应是考虑了上下文语境；华译则强调“位势、职位”，似指更具普遍意义的权势地位，更贴近英语受众的文化认知。 译者对文本的选择，能够反映译者的翻译目的，而译者通常也需对其翻译行为做出阐述，说明其合理性。华兹生在序言中两次提及选译《韩非子》12篇的缘由，一是“所选篇章均简短精炼，颇似《墨子》《荀子》《商君书》之类型”，二是“所选篇章相信确由韩非本人所著”。萨林对其选译篇目、参考集注及相关删略处未做明确说明。删略是翻译变异的基本情形之一，它可能涉及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文本阐释因素，也可能关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文化价值取向[33]。删略所可能引起的文化缺省或误读值得深入探究。那么，具体而言，“势”的英译又是如何在不同译本中呈现的呢？下文将做进一步探析。 (二) “势”的对译词分析 “势，盛力权也，从力执声”（《说文解字》），最初表示力量惯性的趋向，也表示地形高下的自然趋向，故有“凡攻之道，必得地势”（《逸周书》）一说。春秋时期，又衍生出“力量大小、权力尊卑”之义，出现了“权势”之说，有时还直接指代“拥有强权的人”。战国时期，“势”的理解更加多样。孙武赋予“势”论以“形势、气势、态势”之意；孙膑贵势，“兵势”论一脉相承；孟子、荀子认为“势”与“道”并存，且“德势”重于“权势”；慎到则将“势”置于法、礼之上，认为它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34]。可见，在韩非之前，“势”已然具备复杂的流派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韩非将“势”继承和发展并融入“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哲学理念中，这也意味着“势”的解读不应该是孤立的、绝对的，而应该是关联的、语境化的。《韩非子》三个译本中“势”的对译词选择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3反映了三个译本中“势”的英译情况。从共性来看，各译本都根据不同文本语境采用了不同的对译词，且对译词多为一个独立名词或由and连接的并列名词短语，都是对“势”某意义层面的显化，具有一定的语义明晰化倾向。其中，各译本共选词有power、position、post、status、strength，说明三位译者在“权势、地位、力量”的认知上有所共识。 对译词的使用数量和类型则有所不同：廖译“势”共计170处，对译词共25个，包含名词、副词、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多种结构形式；华译“势”共27处，对译词共14个，包含名词、名词短语、介词短语等；萨译“势”共54处，是华译“势”频次的两倍，但对译词仅7个，是华译本的一半。萨译本还较为频繁地使用“名词+of介宾结构”，如“power of position”，of-结构通常用于修饰或限定，强调中心词的事物属性。萨译本3个此类结构中“of”前后用词分别为power、position、status，属于同义复指，因此强调意义明显。 其次，从译词本身含义看，廖译本独有的对译词如influential men、faculties、attitude、subject等均涵摄“势”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特征，体现出“势”的人为属性，而circumstance则传递了客观因素含义，体现出“势”的自然属性。廖译和华译的共选词有influence、circumstance、authority、relationship，但都不在萨译本中。而萨译本使用的power及相关短语共计5个，占全部对译词的71%；华译本和廖译本各含4个power相关译词，分别占比28%和16%。这说明三位译者对“势”的人为性和强制性、自然性和既成性认识不同，对“势”与君、臣、民，以及“势”与“法”“术”系统关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当然，这个现象也可能与所译篇目的主题有关。 再者，三译本中仅有廖译本采用了音译法“shi”。笔者认为，音译尽管需要受众付出更多阅读努力（如参阅副文本），但在规避语义偏颇、提升文化释读能力方面有独特效果，如： (1)：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难势》）廖译：Indeed the term shi is a generic name. Its species cover innumerable varieties. 《难势》是论述“势”思想的重要篇目。韩非借慎到和应慎子者的辩论，说明自然之势与人造之势、势治与贤治的关系，将慎子的“势”论进行了扬弃和发展。此处音译“shi”，是将其作为一个类属的通用名对待，呼应了原句对“势”的定义。而其余41处“势”，廖则依据具体语境采用了不同译词：用circumstance描述“云雾之势”、position表示“权势”、position and status对应“势位”、authority and position指涉“威势”等，由此构成了“shi”的系统论述，译词也更显概念化和术语化。 平行译本的其他多处亦可见译者对“势”的理解差异和选词偏好，如： (2)：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廖：Still further, the people are such as would be firmly obedient to authority, but are rarely able to appreciate righteousness.华：Moreover, the people will bow naturally to authority, but few of them can be moved by righteousness.萨：People naturally submit to the power of position, but few are able to yield to righteousness. 《五蠹》篇旨在通过对法、儒、墨治国之道的比较，说明时代和习俗的变化会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而治理处于变动时代的民众，君王不可仅凭仁爱之心，更需要有法治之势，“势”即指厉行法治的权势和地位。此句中，廖译和华译均选用了表示“权威/当局”的常用词authority，萨译则选用了the power of position。前者是指“people or an organization who have the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or who have a particula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in a country or region”[35]，主体上即可指“人”，也可指“机构/组织”，主体既有决策的权力，也负有对所辖领域的责任；power除了具有“the ability to control people or things”的基本义项之外，还有“political control of a country or area”和“a country with a lot of influence in world affairs, or with great military strength”[36]之意，表示“控制权、政治控制、大国影响、军事强权”，而power和position的连用更突出了“君势王权”的重要地位和“重罚尚武”的治国思想。因此，从“势”在《五蠹》中的整体语境来看，“authority”更契合韩非“抱法处势”的治国谋略，君权是治国的前提和强国的保障，意味着国家责任，并非只有“极权”的一面。另外，结合“寡能怀于义”的翻译来看，廖译和华译均采用了相对积极的语词appreciate和be moved by，而萨译yield to则与前半句submit to关联起来，弱化了“感怀”之义，强化了“臣服”之义，也是对power of position的侧面烘托，反映出萨译本侧重于表达“权力/尚武”之意。 总的来说，廖译对“势”的处理最为灵活，内涵呈现最为丰富，这与上一节考查结论基本一致。“shi”还突显了“势”作为核心概念的术语地位，其他译词也表明廖译善于在不同语境阐释下，通过多种意义显化手段来塑造法家治国哲学之本源。华译本虽不及廖译用词丰富，但也通过各种明晰化手段传达了“势”的内在意蕴，对“势”的自然性和主体性均有所兼顾。萨译用词较集中，其中“power”最为突显，在构建“势”的系统概念上略显不足。 (三) 主题分析 词频、索引行、搭配网络等可以帮助我们解读重复出现的语言例证，发现节点词与相关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话语主题，甚至揭示写作者态度[37]。 据词频统计（见表4），ruler均位于三个译本高频实词的首位，其他前5位的共有词是people、state、ministers，显示出三个译本在统治者、国家、民众、管理者的主题呈现上具有一致性，也可推断出各主体间可能存在共现关系。sovereign、government、law、order都位于较靠前的位置，反映出法律、秩序、统治均为论述热点，具备较高的话题性。不同之处包括：heaven和servant分别处于廖译本第10、14位，却处在华译和萨译的50位之后；作为“势”的对译词，position位于廖译第44位，power、authority均在50位之后，因此“势”的话题度在廖译本中并不突显；power位于华译第23位，在law之后；而power、position分别位于萨译第5、8位，显示度在三译本中最高。 进一步结合索引行信息可知，萨译本中power（不含屈折形式）共出现86次，多与position、status连用，指涉“君势”，而华译本及廖译本无此特征。“君势”概念在廖译中则常与heaven共现，如例(3)指出君主须谨慎处理政事，顺应天道和自然之势才能成为圣主，即“明君贵独道之容”。另外，heaven在廖译中多为短语“all-under-heaven”，相关文本语境涵摄了普天之下的政治律意识、内圣外王的大一统意识、天命最高的生活律意识、天人合一的自然律意识和天下无外的和谐世界观等，构建了一个复杂多维的、不同于萨译“君权”观的“君势”概念系统，这是萨译和廖译的较大差异之处。 (3)：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扬权》）廖译：Carefully attend to your duties, wait for decrees from heaven to come, and never miss the key to government. Then you will become a sage. 此外，笔者选取“势”的主要对译词position和authority[38]，进行基于互信息值计算的搭配网络分析，发现廖译及华译的“势”论思想并无明显的主题倾向性，都围绕“统治”“君主”“国家”“民众”“强兵”等话题展开。其中，position和authority在廖译本中的一级搭配词exercise、heaven、lord、ministers、ruler和二级搭配词law、Way、Dao、earth、dignity，构成了君势、臣势、民势等互相关联的语义网络，具有“巡道效法”的主题特征。如例(4)，“势”虽然为“人主”之须，但也要兼顾“人臣”的力量，“人臣之势”运用得当，也可辅助君王消除灾祸、治理国家。这其实反映了君臣的同利性，在今天看来也可理解为社会的凝聚力与动员力。君权并非不讲约束，君主须在体道、守道的前提下“立善法”，实现“天下为公”的基本政治价值。 (4)：薛公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况错之人主乎！（《外储说•右上》）廖译：Thus, even Xue Gong from the position of a minister, by applying the tact of the lord of men, could prevent an evil growing. How much more could the lord of men by doing the same? 与之相异，萨译“权势”观较为突出，这在同为论述君臣关系的《主道》篇中亦有体现，如例(5)，句中“失位”“失德”“失制”在三个译本中均有不同表述：萨译本选用了position、power、control，华译本选用了effectiveness of his position、means of dispensing bounty、means of command，廖译本选用了viewpoint、advantages、ruling authority。相较之下，萨译强调的是势位观和控制力，即强权之下才能令行禁止，但没有完整地表达原句所述臣下因“闭其主”“制财利”“行令”而导致的后果，power对应“德”就更显得奇怪。而华译用词则表明“势位”对于君主行事的有效性和奖赏分配的可行性，of-结构中增译了effectiveness和dispensing bounty，使得语义更为充实，表达形式更为多样，也更契合原文语境。同时，of-结构还增强了文本的节奏韵律，读来朗朗上口，更符合韩非“说”体的修辞功效，颇具文学鉴赏性。廖译用词较为常规，advantage对译“德”似也值得商榷，语言表达的技艺和语义的完整度略逊于华译本。 (5)：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则主失制。（《主道》）萨译：When a minister shuts off his ruler from others, the ruler loses his position. When a minister controls the wealth and benefits of the state, the ruler loses the power to grant favors. When a minister usurps the power to issue orders, the ruler loses control. 另一方面，鉴于“势”主要对译词power在萨译本中的突显性（前文所述），笔者以power为节点词，生成基于互信息值的高强度语义搭配网络。其中，最高强度搭配词为position，这可能与萨译本多用power of position的结构有关，其他一级搭配词有ruler、punish、law、order、status、ministers，而punish、law、order又衍生出二级搭配词favors、grant、sufficient、men等，且sufficient、position、status之间亦存在粗细不一的联结线，形成了彼此交织的“君—法—臣”关系网络，展示了“势位足、法令行、驭臣民”的权力观，建构了以“君势”为中心的主题模型。与此不同，华译本中power的高强搭配词仅有ministers、groups、authority，廖译本中仅有chief、vassals、life，均未构成明显的主题网络。 此外，笔者使用Voyant Tools进一步考查萨译本中power与ruler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共计使用242次，彼此间存在颇多重合且重合面较大，表现出共现度较高、语义联系较紧密的语言特点。可见，作为萨译本中“势”的代表性译词和主题突显词，power在建构“势”概念上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呈现出“君势（权）”的主题倾向性。 最后，笔者重复以上步骤，对三译本共有篇目的高频实词和主题模型等进行考查，所得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廖译和华译都新增了高频词righteousness和benevolence，且华译本中Confucius位于高频词第17位，这表明二者都对“仁爱”观有所体现，而相关词汇在萨译本中显示度较低。 综上，“势”在廖译本中的主题呈现相对更全面，横向上兼顾了“势”与“法”（law/order）、“道”（way/heaven）等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纵向上体现出君（ruler/king/duke/son of heaven）、民(people/servant)、臣（minister/lord/superior）等“势”的下位范畴和主体身份特征，且多与国家治理（sovereign/state/country/government）紧密关联，具有政治、法律、伦理等多维文化意义。华译“势”论的表征在“法、术、势”的基本框架内，且表现出对“道源”（Way）、“治术”（government）、“仁爱”（benevolence）、“智术”（wisdom）的关照，主题较丰富。萨译“权势”观最为明显，突出的是专制和集权的思想内涵，正如萨林本人自述，韩非思想是“实用而非道德性的”。 六、可读性分析 可读性主要用以探究利于或阻碍交际的文本特征[39]。译文的可读性分析是面向译文读者的综合性翻译标准，可读性的高低可以评判译文的交际价值[40]。 从前文分析来看，《韩非子》三译本在篇目选择、文本删略、基本语言风格、对译词应用、主题突显度等方面均有所异同，在表征“势”论思想方面各有侧重。那么，三译本的可读性是否存在差异？对“势”暨韩非思想的译介与传播可能造成什么影响？ 《韩非子》三个译本的可读性指数如图 1 所示。 图1.《韩非子》三个译本的可读性指数[41] 图1显示，萨译本阅读难度较高，对应级别相当于英语国家大学生阅读水平。萨林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不仅讲授东方语言文化，对中国古典哲学也颇有研究，他在译本中对韩非思想的介绍述中有评，不乏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其学术背景和学术写作习惯可能潜在地影响着译文的表述。萨译本对读者的跨文化素养有较高要求，更可能吸引国外汉学家或汉学爱好者。正因如此，萨译“势”的用词和主题倾向就更应引起关注，例如其典型译词power在Sketch Engine中常与state、political、nuclear power、generate power、super power等共现，易触发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强权”概念，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效应。 华译本可读性最强，用语较丰富，译词较多样，主题较全面，兼具文学性、学术性和通识性。尽管该译本对自然之势的关注略显不足，但对君势、臣势、民势、势位、权柄的思想均有涉及，对道法同构观和儒法合流观也有兼顾。地道优美的表达及其蕴含的卓越的中国古典文化魅力不仅在西方汉学界有所共识，在面向大众传播的文化普及性效果上想必也有积极作用。 廖译本可读性较高，阅读难度较低，这可能与廖译语言较平实、句子复杂度较低有关，具有较强的阅读可及性。廖译“势”的词汇丰富性和主题多样性，以及它对“势”治思想本源、理论体系、实践目的的阐述，使得该译本在呈现“势”概念上更加客观全面。相信作为大中华文库的推介本，亦会助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 一般认为，可读性更强的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吸引力会更大[42]，其国际传播力也会更强。但文本旅行中的实际传播效果还会受到主流媒体、特定文化圈、学术权威、译作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建构仍具有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说，《韩非子》三译本对“势”暨法家文化的建构还需在译介和传播研究领域做出更多探索。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语料库和话语研究的方法，由语言结构化特征向对译词比较、主题模型建构、可读性分析等层面推进，对《韩非子》三个英译本中“势”的翻译现状进行了描摹与评析，研究发现：廖译本见长于译者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功底，不仅表现为“势”对译词的情境化和多样化，也表现为“势”概念的多元化和体系化，对君势、民势、臣势皆有体现，涵摄“势”的自然性、人为性和社会发展性，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异化翻译策略，建构了较契合原典的“势”文化形象，可读性较高。华译本语言优美，翻译精妙，兼具文学性和学术性，可读性最强，对“势”的翻译有一定的归化倾向，兼顾了人为之势与自然之势的主题融合，“势”概念的呈现较为全面。萨译本语言结构最稳定，可读性略低，翻译归化倾向较明显，且存在“势”译词较集中、重要语段删略、主题较单一等问题，尤其power一词的突显具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势”概念的建构略显单薄。 上述发现不仅具有批评译学的研究价值，也具有文化外译与传播的启发意义：首先，作为《韩非子》核心概念，“势”在英语文化世界中的文化形象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法家文化核心概念的确立、概念与概念间关系的厘清以及译语系统的整体构建都起着基础性支撑作用[43]。因此，法家文化典籍的外译与传播须突显其核心概念的术语地位，尽力呈现以术语概念为内核的法家思想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意规避概念的片面化和碎片化。要重视法家典籍的译语体系建构，关注文化释译，努力消弭文化误读，可适当采用翻译异化策略和意义显化手段彰显文化的异质性和多维性。其次，中华文化对外译介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语内释读、语际翻译、跨域传播等构成的有机融合体，兼具哲学、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视角的特征和规律，涉及多个环节、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作为“儒法政治体系中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内核”[44]，法家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更需要在这种交叉融合视域下，发挥多学科研究优势，重读经典、重释经典、重构经典，积极挖掘法家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合理析取法家思维之于当世的价值，进而加强自主型外译和主动型传播，平衡中华法文化的“他塑”与“自塑”关系，推动法家文化的国际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