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新生政权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刻，我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做中国人民好儿女的理想和抱负，毅然步入军营，分配在131师青年科任工作员。
从学生到军人，生活习惯、思想感情、立场观点都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毕竟，我是在时代的伟大变革、在革命胜利的浪潮中进入革命队伍的，穿上军装不等于就是合格的军人，要涤除从旧社会带来思想上的污泥浊水，就要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来个彻底的改造。
组织上为了使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青年战士得到实际的锻练，1951年秋把我们安排到东莞，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我们师直的同志基本分配在8区，这是我老家的所在地。这里是东莞的水乡，河涌交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鱼米之区，但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生活却非常贫困。我们下去后，和贫雇农实行真正的“三同”。住在最穷最苦的农民家里，和农民一样赤着脚下到几近没膝的水田里劳动，担粪水、担泥肥田，有时还吃填不饱肚子的番薯粥。有一天，三同户对我说，今晚有好菜吃。到吃饭时，摆在桌上的却是邻居送来的一碗蛇块，还有她家自制的老鼠干。正好有个北方籍的同志来找我商量工作，一看桌上的“美味佳肴”吓得直吐舌头。当时部队里很多北方同志尚未适应广东人什么都敢吃的习惯，事后还谈蛇色变。我过去也未尝过这些蛇虫鼠蚁，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以表示入乡随俗。
那时贫雇农的房子很破烂狭小，没有多余的床板，就把门板拿下来给我睡。白天把猪狗鸡鸭赶到外边去寻食，晚上都赶回屋里来。时值寒冬，猪怕冷，就拱到我床底下睡，早上起来，遍地都是家畜的屎尿。为了过好生活关和劳动关，我把这些看成是对自已的考验和锻炼，逐步适应农村环境，和贫苦农民同呼吸共患难。
我最初分配在区法庭当审判员兼书记员。当时在庭外开公审大会，都是由庭长主持审判，我只是做记录而已，但庭内提审，则由我们几个审判员负责。我那时刚18岁，而审的却是平日横行乡里、鱼肉村民、无恶不作的大恶霸，他们见我年纪轻，又是女同志，总是百般狡辩，避重就轻，不肯低头认罪。在审不下去的时候，我毫无办法，急得只会瞪眼睛，拍桌子。后来，在庭长钟月高的帮助下，认识到干革命光有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对阶级敌人光有胆略而无策略和谋略也是制服不了的。从此，我除了请教和旁听祝裕辉等审判员的审判外，还采取事前做足准备的办法，在每次审判前，我首先认真地阅看群众揭发的原始材料，熟记关键问题。提审时，抓住其要害，攻其不备，使之无法抵赖，我也尝到了在斗争实践中的甜头。
1952年春，我调回土改工作队。直接参加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划分阶级、分配胜利果实等土改全部过程，我工作那个乡，群众传说有“三多”，即土匪多、蛇多、麻风病人多。我一个人住在一条偏僻的自然村里。有一天，三同户对我说，村里有个恶霸地主，迫死过一个人，那人冤魂不散，常在夜间出现，有时还跟着人走……，我听后不以为然，认为是群众迷信。一天晚上，在大乡开群众大会，散会后，农民三五成群走回自己的村庄，而工作队则要留下研究工作。开完会已是深夜，我只得一个人独自回村。走在四野无人的田间小路上，不时听到蛇吃蛙的惨叫声，我心里有点紧张，怕被毒蛇咬，怕被土匪害，怕遇到麻风病人，正在志忑不安时，忽然看见不远处飘来一团幽幽的绿火，心里惊，就加快步伐，走的越快，那团绿火就飘的越近，我吓得摔到路边的水田里，冒出一身冷汗。回到“三同户”家里，仍心有余悸。次日，我找了个贫雇农骨干，带着疑团，沿着晚上走过的小路探个究竟。只见广阔的田野上，散落着一些约三尺高的土墩，上面放着棺木和金塔（放先人骨头的陶缸）。那位农民告诉我，当地的风俗，人死了都埋放在田里。省文理学院下来锻炼的一位队员知道此事后，对我说：“人的骨头里有很多磷质，经过若干时间后，逐渐从棺木里散发出来，特别在月黑风高之夜，就看得更清楚，人跑得越快，空气流动越大，飘的就越近，好像要追人样”。事后我向村民讲了这个科学道理，再也不乱传冤魂追人的事了。以后，我一个人走夜路也不再担惊受怕。
1952年夏末秋初之际，我又随工作队到道滘。这个地名充满了水乡特色，即道路是水之意。这里的乡村都四面环水，很多人家傍水而居，开门见水，举步登舟，小桥特多。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成了土匪窝和封建堡垒，“大天二”的势力仅次于番禺的“李朗鸡”。很多乡民由于受不了残酷的盘剥压榨和日寇两次屠村的杀人放毒，纷纷出走港澳避难谋生。所以，在扎根串连时就碰到了有的农民很穷很苦，有的还具有培养为农会骨干的素质，但因有亲属在香港，故是否作为根子使我们举棋不定。时任队长的高敏，专门为此事问过我这个本乡人，我认为这里毗邻港澳，一是地理环境，加上前面说的土匪恶霸和日寇压迫的种种原因，形成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假如不看历史原因和本人的现实表现，把所谓“海外关系”作为能否列为培养对象的话，那你们也可以对我不信任，因为我家几代人都在香港，我本人也在那里生活过，读过书。经过了客观地、具体地分析，统一了认识，扎根串连工作就顺利多了。
这里曾经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有众多的亲戚朋友，远的不说，近的有外婆、姨、舅、姑、婶及其家人，形成了一张很大的“关系网”。身为工作队员，在对方阶级状况不明，尚未评定阶级的情况下，如果讲亲情，走错门，站错队，就要犯立场错误，轻的要受批判处分，重的要脱军装、开除出队。因此我回自己的故乡搞土改，就意味着要经受一场更复杂、更严酷的考验开始，我怕犯错误，工作有点缩手缩脚，走村串户时，总是绕路走，怕经过亲属的门口，怕碰见熟人。有一次开群众大会，我见到了姨，没有和她打招呼，外婆知道后，火冒三丈，大骂我“六亲不认”，并扬言专门找一天跑到我的跟前看我认不认？面对亲属的不理解和刁难，我很苦恼。我把这个情况向组织汇报后，得到了思想上的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是肩负着为贫苦农民打破封建枷锁，早日彻底翻身的任务而来的，不能为亲情问题背上思想包袱，背着包袱走路是很沉重的，要干好革命工作，就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决心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进一步改造和磨炼自己。
开好诉苦会，是土改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领导和同志们认为我是本乡本土人，由我用本地语言去动员诉苦，群众听得懂效果会更好些。由于我从未有过在几千人面前做动员报告的经验，怕诉不起来，弄砸了，煮了“夹生饭”走过场，就会影响下阶段任务的开展，因此，接受任务后我很胆怯。当时同组的崔立夫、李载超、麦加礼同志以及地方上的队员，都很支持我大胆去工作，他们为开好这个大会，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搜集诉苦材料，培养苦主等……这种非常真诚的同志式的帮助和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那时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为一己之私去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大家一个心眼干革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仍然非常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甘苦共尝的战友情！
我们工作组负责的闸口片，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屠村时死人最多的地方，鬼子把一千多名男女老幼分别关在一间祠堂和一间没有窗户的屋里，日夜施放毒气五次，由于地狭人多不能坐卧，饥渴难忍，有的人只好用双手去接自己的尿解渴。时值炎夏酷暑，共有61人被熏死。空气不流通，生人和死人混在一起，尸臭味和屎尿味也熏昏了许多人，死者中毒后面如黑炭，惨不忍睹。我在会上把阶级苦、民族恨结合起来，诉说、动员，使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和广大群众都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同样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不彻底打倒，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就谈不上彻底翻身。由于全组同志在会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会上采取了典型带路，以苦引苦的做法，群众争着上台哭诉，大会诉不完、小组诉，哭声震天，直到深夜人们仍不愿离去。通过诉苦，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为下阶段划分阶级、分田分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诉苦会的做法，得到了土委会检查组的肯定。我从中也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认识到要做好一件事，要完成一个重要任务，都离不开群众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
我虽然参加土改仅十多个月，但对我以后的人生历程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在组织和同志们的诚挚帮助下，我胜利地闯过了生活关、劳动关、家庭亲属关，逐步树立起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培养了艰苦深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部队当年给了我这样一个好机会，在我刚刚步入青年时代，世界观刚刚处于启蒙到初步形成的时期，让我受到艰苦和严格的锻炼，使我在半个世纪中，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始终经得起人生风雨的考验，始终走正道，不迷失方向。革命的部队是个大熔炉，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斗争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哺育我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成长为长期在思想战线上工作的战士；我以战士这个光荣称号为荣，我以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31师的一名战士为荣。
（作者：吴巧会）
注：
我们一起在8区搞土改的部队女同志有王雪洁、刘慧翘、曾碧涛、莫希懿、邓惠莲、彭美华、温汝璋、叶惠萍、吴巧会共九人。这支娘子军中的莫希懿在风华正茂之时，受到不实事求是、不正确的处理，命运多舛，现不知是否还在人间？实为痛惜。其他八位同志，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都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特别值得庆幸的，现在都愉快地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