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家亲】张丽菊｜我在彝村当“师模谱”的那些日子

    “师模谱”作为彝族语言的音译，于我而言，有着一种特别的情份，我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有感动，有亲情，有着一帮彝族村民和孩子们对我这个外乡人或者汉人的接纳和亲切。

    多少年过去了，这种亲切感仿佛永远定格在哪里，定格在那个时间里，或者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根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反而更强烈了。

    山顶上的那个小山村，那个小山村里的老老少少，还有小山村的那条竹林小道，特别是秋天早晨日出时回头看到的云海，加上那些带着神话和传奇的故事，他们都深深地融进了我生命里。林林总总的融在一起，是那么的绵长，那么的悠远，又那么的不能近在眼前，好像发生在昨天。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那年我十八岁。高中毕业，我选择了到泸西白水镇最贫困的高寒山区“干泥塘小学”支教。为了衔接好第二学期的工作，过完春节，我便去报到。

    此前，有人就跟我说了那个村子的种种，包括那里的人，他们全是彝族，他们甚至基本不会说汉话。当然，说得更多的是那里的穷，穷得出名。甚至没有吃，没有穿，住的房子全是祖辈们留下来的毛草房等等。

    我支教的“干泥塘小学”属于一师一校，校长是我，教师是我，一个人要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孩子们只有到了四年级，才升到村委会去读。也就是说，我一个人必须承担那个学校所有的一切事务和工作。我内心里也开始有了一种挣扎感，莫名的担心也偶尔会来，不安的情绪也时而冒出来。

     第一天到“干泥塘小学”报到，由村委会（当时叫村公所）学校所在地完小钱校长带着我到学校报到，虽说是到学校报到，首先是到村长家报到。村长姓李，三十多岁的样子。在村长家毛草屋门前站定后，村子里一下子就围满了群众和孩子，所有人说着同样的一名（句）话或者一个词，就是你看我们的“师模谱”来了。

    村长是会说汉话的，但也不是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们说的是“老师”的意思。我很友好的向大家笑笑，他们也对我笑笑。除了笑，没有其他的语言和表情。

　开学的第一天，村长把一小把钥匙拿给我，他说这是学校（教室）的钥匙。

    当我站在村子边上的三间小房子前时，我无法相信这村子里唯一的瓦平房会如此的破旧，当我费劲的把生锈的小锁打开，更是傻了眼。由于地势低矮，唯一的一间教室里全部是积水，破破烂烂的一堆课桌椅靠在墙角，已经全部发霉。说是学校，其实就三间小房子，门一打开就是教室，教室有两间，另有一间教师宿舍。宿舍在教室的最里面，我趟过教室的积水，打开宿舍门，还好，宿舍勉强可以算干的，中间隔了一堵墙，一半睡觉，一半做饭。一张床，一张桌子，作为教师宿舍的标配。

    开学的第一天，总共来了七个孩子，四个三年级的，三个二年级的，一年级的一个都没有来。七个孩子，穿着明显洗过但不是太干净又破烂的衣服，只有其中一个孩子穿着鞋子，其他的孩子都光着脚，出现在教室门口，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无论我说什么，他们只会腼腆地笑，一句话也不说。还好，孩子们已经能用简单的汉语跟我交流。随后，我们一起商量着，要把教室里的水弄干了上课。

    一个叫阿青的男孩，用彝族语言跟其他孩子咕哝后，孩子们马上散开跑了，一会就把家里的瓢呀，小桶呀，扫帚呀，铲铲等东西拿来，乒乒乓乓干了起来。一个下午，教室的水总算弄干了。因为课桌椅基本是歪的，坏的，有的只有桌面，有的没有桌脚。接下来的几天，孩子们给我出主意，他们自己从家里带着小板凳，我们便在我的宿舍里围成一圈，开始上课。

    那天，孩子们都非常兴奋，而我却是五味杂陈，面对今后的一切开始后悔，开始担忧。当然，我没有料到，新的一切刚刚开始。父亲是我们村小有名气的“大木匠”，那时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周末回家，我便请求父亲跟我到学校，帮助修复课桌椅。父亲二话没有说，还请了本村的另外两个会做木活的人，一同跟我到学校帮忙。村子里来了“大木匠”，并且是来为孩子们处理课桌的，对于这个安静的小村庄来说，也是一件稀奇的事。村民们都跑来看热闹。父亲为了不影响我在宿舍上课，便把烂掉的桌椅全部拿到教室门前的空地上修理。

    第二天，村民们有的抱来烟筒，有的拿来柴火（因为是冬天，要烤火），有的来请到家里吃饭。几天以后，我和孩子们便有了干净的教室，也有了上课的课桌椅。

    村子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村民们自然是非常的好奇了，因为年龄小，全村人都叫我“小张师模谱”。然后，接下来日子里，我们每天上课，他们不分男女老少，或是那扛着锄头出工的男人，或是背着孩子的妇女，或是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的老奶奶老爷爷，总会到教室门口一动不动的站着看，呆呆地听。

    这个彝族村子，唯一一个国家干部人员，是村长的父亲李福安老先生。李大爹还曾经当过白水乡（今白水镇）乡长，我去的时候他也刚刚退休回家闲居。他最担心村子的教育问题，我上课的时候，老先生便直接就跑到教室最后的空位上坐好，像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的听课。听完后，他说：“姑娘，整得成的，好好的上课得了。以后吃饭就不用自己煮了，到我家也行，到其他家也行。”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带上柴米油盐，父亲还帮我打了一个地火笼（也叫回风火笼，一种打在地板上的灶），我就自己做饭。

    记得学校后面有一块地，那家人经常在地里种上各种蔬菜，有葱，有姜，有芫荽，有青菜，有白菜，一样不缺。只要他家去地里，总会为我拔上一份，拿到教室横头的水塘里洗一下，放在教室门口。

    接下来，几乎每家读书的孩子，总会把自家的菜悄悄的带到教室里，整齐地放在桌子上。我便成了被宠爱的“小白兔”，每天都有不同的吃不完的菜。这种来自彝族亲人的大爱，是感动，当然更多的是融入他们生活的一种乐趣和满足。

     再后来，我都基本不用做饭了，村子里只要哪家有个大闲小事，今天李家小娃满月吃饭，明天张家娶新娘，后天杨家杀过年猪，孩子们都要亲自带着家长来到教室拖我去吃饭。于我而言，就可以在吃饭的当儿，了解以孩子们的家庭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可以跟村民们亲近起来。我自己也会为每家送一点礼物，当作我自己表达感谢他们的回赠。这样一来，我跟每家每户便熟络了起来。

    记得二年级张海青（阿张）小朋友，只有他跟爷爷生活，家里也一直没有办过什么事情。他看着其他小朋友都有借口叫老师去家里吃饭，他心里难过极了。

　有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身边，小声地说：“老师，我阿爷（老爹）说，今天晚上你给可以克我家咩咩足（吃饭）？”我摸摸他的头，马上说当然可以了。去到他家，我看见桌上摆上了一大碗腊肉火腿，我知道那应该是专门招待我的。阿张的爷爷快要七十岁了，因儿子生病走了，儿媳妇不知去向，他带着孩子相依为命。

    吃饭了，大爷把大块大块的腊肉夹到我碗里。我开始犯难起来，因为我自小不敢吃“英雄肉”（肥肉），放在碗里半天不敢动。我便对小阿张说了我不敢吃，阿张又跟爷爷说了原因。爷爷大声爽朗的笑了，然后从我碗里把肉夹到自己碗了，把肥的部分吃完掉，再把干巴（瘦肉）放到我的碗里让我吃。我愣了一下，便马上把肉吃了。爷爷看到我并没有嫌弃，非常开心的不断给我夹菜。我开始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到了小时候爷爷也是这样对我。爱是没有界限的，更没有民族差别。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孩子们没有衣服穿，往往一个孩子一年到头无法买一件新衣服。母亲听说后，便把弟弟妹妹们穿小掉的衣服，洗干净让我带到学校给孩子们穿。后来发展到母亲经常到我们的邻居家，收集他们孩子穿小的衣服，拿回家来。我每个星期周末回家，便用自行车一兜儿一兜儿的驮到学校，根据身高大小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一张张喜悦的脸，我的幸福被装得满满的。

    给我最大的困扰是村子里竟然没有厕所。初来乍到，当我到处找厕所的时候，孩子们告诉我，他们都没有厕所，都在外面山上解手（上厕所），还笑着告诉我，说大山就是厕所。后来一段时间，我也跟着大家上山解决上厕所的问题。但是经过实践，我实在无法适应这样的方式。

　为了解决上厕所的问题，我带着孩子们在课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教室的后面一小块空地上，挖了一个勉强可以用的厕所，我们跟学校前面的一户人家，要了几棵树，锻成几段担在上面。又到山上砍了很多的灌木丛枝，把周围拦起来，这便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厕所。多少年后，当我再次到干泥塘村，那个厕所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全县统一建盖的公厕，原来厕所的雏形没有半点痕迹。

    村子里没有通电，村民们照明用的是柴火。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塘，火塘里的火从来不熄灭，除了用来做饭外，晚上在火塘里加上柴，便用来照明。我最奇怪的就是，村民们晚上走路都不用照明，即便是月黑风高的时候，也是健步前行。只有我是不行的，村子里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缺了照明工具，我寸步难行。

    后来村子通电了，那是村民们迎来的天下最值得高兴的事情——通电了。山村的夜晚也从此有了光明。那个夜晚，是山村最明亮的时刻。我的孩子们都是小小翻译家。那个时候，读书还需要老师去动员，去家访。好多家长甚至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他们最直接的理由是，孩子在家至少都帮父亲放牛，放猪，扛柴。

    为了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我每天晚上，孩子们带着我，挨家挨户家访，他们就当我的翻译。每到一家，我先说，孩子们又用彝族语言再说一遍，讲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就是要让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有的家长第二天主（就主动）会送来，遇到思想不开通的，可能要一直反复去做思想工作，直到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我才罢休。功夫不负有心人，读书的孩子从原来的7个增加到了20多个。村子里，凡是适龄儿童，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走过这么多年，我最庆幸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在没有人带着入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面对如何开展教学工作也未曾迷茫。俗话说，没有“底样”有“照样”。当时我就想，读了那么多年的读，我就按照以前读书上课的感觉来安排自己的课程。一定要正正规规带孩子们上课，学习，娱乐。我把所有的能想到的课程类型都安排上，音乐美术体育样样上，每天自己要求自己严格按课时表上课。一个学期下来，孩子们的成绩一下子就排到了村公所前列。家长们更是高兴了。

    记得当时我带孩子们参加镇上的一个文艺表演节目，破天荒的拿了两个节目的一等奖和二等奖。那份收获的幸福，让我们都蹦了起来。学习彝语我是最笨的“大学生”。我们还有一节课双语语言学习课，我教他们说汉语，他们教我学习彝语，我们相互咿咿呀呀。但往往是孩子们教得很费力，一群孩子便当起了我老师，而我却老是学不会，我甚至不得不用笔写下来，为的是免得第二天，他们又要大笑我太笨了。

　美好的事情总在悄悄发生着，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已经跟能用简单彝族语言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了，他们讲的话基本都瞒不过我的。慢慢地，我还可以用双语来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每每有的时候外出，我甚至很骄傲的在某种场合，用上了所学的少数民族语言。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大部分彝族语言也离我而去，但是一些日常用语，比如：“吃饭”叫“租足”，“饭碗”叫“萨把”，“来坐坐”叫“堵连尼”，“你是哪寨人”叫“乃嘎里咔绰”，“老师”叫“师模谱”，我仍然会用会说。村子里也有最热闹的时候。但凡哪家有个红白喜事，或者过年过节，成年男人和女人们，都是能歌善舞，一台事情，不闹个三五日不会消停。

    有一次，我刚下课，李大爹已经站在门口了，他说：“今天不上课了，走过克我家克。”我跟着过去，才发现是李大爹家办喜事，把唯一的独生女嫁到相邻的向阳乡沙马村去。席间，以李大爹为首的几个男人，开始颂唱，那种悲怆的调子，一下子就让我全部的神经侵蚀到麻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彝族传统的说唱艺术，他们边吃边唱，一直持续到晚上。大爹让我坐在他身边，教我跟着一起“合拍子”。

　　我也偶尔跟着他们合几下唱腔。唱着唱着，一种莫名的感动像热浪一样把我包裹着，感动着。随后，旁边的女人们也开始唱起来，她们唱的调子却是欢乐的，愉悦的。李大爹告诉我，他们唱的都是彝族祖先流传下来的歌谣。男人们唱的是老祖的历史，神话。女人唱的是彝族小调，讲的是生活中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外来的老师，我是村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年，没有水吃是大家的硬伤。每年严重的时候秋季后期开始，整个冬季和来年的春季都没有水吃。村子里有一个唯一的水塘，供着全村人的牲畜用水，洗衣服用，人不可以饮用。村子里唯一的取水点在村子后面的一个大山洞里。非常奇怪的是，当雨季来临后，山洞里就会出地脉水，一大股又清又甜的水，从山肚子里流出来。

　但让人无法想象和判断的是，每当夏天雨季一过，这股水你就像声音一样戛然而止。村子里缺水的日子，大家要用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吃水问题。自然我吃水也成了我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用水也非常认真和不忍心了，也往往只敢每天除了煮米用水外，连菜也基本不敢洗了，有时候就吃点咸菜解决。

    刚开始的时候，村长召集大家商量，由村民轮流着给我送水。我知道，村民们取水太艰难了，有牛车的，就配上一只或几只焊接在一起的大洋桶（汽油桶），到二十公里外的无浪水库拉回来慢慢用。没有车的，就只能是人到七八里外的师宗县的补勒村挑水回来饮用。我也曾在放学后，跟几个适合的姑娘去挑过两次水，从取水的地点回来村子，需要两个小时，要翻过几座山。

　每次等我把水挑回来，水桶里的水往往只有一半，其余的都在路上一点一点的泼洒了。李大爹知道我自己去挑水的事情后，他直接跟我说，水以后由他家解决。还跟村民说，以后不能让小师模谱克挑水了，人家是来教我们娃娃的。然后，每天早上，一桶干净的清水都会在上课前放到教室门口，我的吃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如今，所有事情都已经远去了。如同当年的村民们，李福安大爹早已经仙逝，当年的年轻人都已经老了。而那些孩子们，我知道阿青后来当兵有了出息，杨来芬同学考取了师范学校当了小学老师，杨金能同学读了中转（专）后在电站工（作）……男孩子女孩子们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

    过去的事情，很多无法用文字表达。如果时间的长河可以回流，如果人生可以重来，如果给我再次选择，那么我仍然会选择到彝村去支教，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彝族人。

    那里的爱是那么的不动声色，那里的爱是那么的真诚和质朴。过去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直到永远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