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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3-23日，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率领巴西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
当时我到外交部工作后不久，第一次参加接待如此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印象特别深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当时我们和外宾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工作由美澳司和礼宾司等单位领导组成的接待办公室统一指挥。办公室下设礼宾、后勤、安全和简报等工作小组。
我在简报组工作，由陈光同志领导。简报组的主要任务是会谈时做记录和搜集外宾的反应，及时整理上报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同志。
古拉特抵京
古拉特来访的背景是1959年1月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
这对巴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巴西全国民主联盟总统候选人的雅尼奥·达席尔瓦·夸德罗斯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组成新政府，巴西工党领袖古拉特出任副总统。
新政府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主张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外交和外贸的开放政策。
1960年12月，古拉特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时，就表示希望访华，董必武副主席对他及时发出了邀请，后访问因故推迟。
1961年4月，巴西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席尔瓦率团访华，转达了巴西政府发展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愿望。代表团还与中方商谈了签订两国贸易协定草案事宜。
中国也很重视发展同拉美第一大国巴西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紧接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于同年5月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夸德罗斯总统接见南汉宸时表示：“巴西政府正在推行新的政策，也就是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也包括中国。巴西政府同意中国在巴西设立贸易机构，并签订必要的协定。”
时任巴西总统夸德罗斯
7月初，夸德罗斯总统任命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古拉特为访华的代表团团长，“作为总统的观察员”，“进行旨在实现两国间正常交往的接触”。
同月20日，总统府发表公报称，夸德罗斯总统已批准巴西贸易代表团有权谈判贸易和支付协定，并同意中巴互派常驻贸易代表团。古拉特访华还获参众两院一致同意。
古拉特访华于1961年8月13日成行。代表团成员有副团长、外交部代表若奥·奥古斯托·阿劳若、工党参议员安东尼奥·巴罗斯·卡瓦略、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众议员加布里埃尔·赫尔姆斯和外贸部、银行外汇局、工商企业界代表，以及记者等34人。
当时中巴尚未建交，但我国仍本着热情友好、积极争取、多做工作的方针，给予古拉特建交国副元首级的高规格接待，尽可能满足其合理要求；给予一定的政治资本，鼓励他们保卫民族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愿望；同时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政策，反对“两个中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积极态度，但要实事求是。
1961年8月，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
8月13日下午2时25分，古拉特一行所乘班机抵达北京时，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及有关方面领导五十余人，以及群众二百人到机场欢迎。
代表团住在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我国主要领导人，分别予以会见或会谈。北京市、中拉友协还联合举行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大会。
8月13日晚，董必武副主席会见并举行国宴欢迎古拉特。14日下午，董必武同古拉特进行了会谈。董副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古拉特副总统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董必武说：“中巴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大国，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任务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虽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不会妨碍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人民永远是巴西人民和拉美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
古拉特说：“巴西和中国尽管相距遥远，但这并不能阻碍两国的接近，巴中两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国正在进行着一次真正的革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
14日晚，刘少奇主席会见了古拉特副总统，并邀请他出席了欢迎来华访问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国宴。
刘少奇对古拉特表示：亚洲、非洲、拉美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很重要，我们已同许多亚、非国家建立了关系，我们也愿意同拉美各国建立关系，先建立民间关系也好，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中巴都是大国，各方面互相需要的东西很多，前途很大。
古拉特说，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巴西政府的方针是打开自己的大门，同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
周总理与古拉特的会谈
15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总理同古拉特副总统就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会谈。
周总理会见古拉特。
周总理高度赞扬古拉特访华对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提醒古拉特，美国“对你来中国一定不放心，你要有精神准备”。
古拉特说：
他们对此一定不高兴，但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在拉美出现了新的思想和觉悟，而且不只是古巴。我们都希望和所有的国家建立关系，不问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如何。
总统和我设想，我们两国可先签订官方的银行支付协定，然后互派常设商务代表机构，但希望总理理解我们在国内所处的困难，这种困难使我们不能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可以保持商品交流，最后达到建立希望的那种关系的目的。
当参众两院批准我来中国访问时，‘台湾当局’要求我在旅行中访台。夸德罗斯总统回答台‘大使’说：‘古拉特副总统是参议长，是代表国家独立机构的，有自己的独立的权力。’
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愿意去。此事告诉总理先生，是想说明实际上代表台湾的是一个更大的力量，因为台湾并不代表什么。巴西把台湾只看成另一个国家的海军基地。
周总理对巴西的处境表示理解，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巴西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是蒋介石集团派去的。我国如同时有一个官方机构在巴西，就正符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此，不仅我们反对，蒋介石也反对。
我们曾通过设立商务代表机构逐步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如当时的埃及、柬埔寨。我们采取这一办法是有默契的，双方商定在一年内赶走‘台湾当局’代表，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做的。但现在巴西的情况还不成熟，因为在南美尚不能赶走蒋介石的代表同新中国建交。
我们太早去，对我们是一个难题，对你们也是一个难题。不是我们承担义务，承认‘两个中国’，就是你们承担驱走蒋介石代表的责任。所以不要过早，我们从互相谅解与友好出发，不要出难题，我们愿意等待。
因此，现在回答阁下转达的贵国总统的建议，第一步，先签订贸易协定和银行支付协定，再研究一下第二步、第三步。如果达成贸易、银行协定，也可以达成默契：每年互派贸易代表团来往一次，这样可以避免“两个中国”官方代表的外交难题，虽不常驻，但可以解决两国的关系问题。这个办法也可以作为第二步。
古拉特表示：
原来的想法是，如只签贸易、银行协定，而没有机构，协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现在提出的新办法很好，我个人完全同意，相信总统夸德罗斯完全能理解这一点。
周总理说：
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对他保留一点希望，就是台湾保留在中国人的手上，不让美国人全拿去，对收复台湾更容易。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百分之百被美国人拿去，但我们也要收复台湾，只是时间长一些。
在交谈中，古拉特还提到日本人民反美情绪很强烈。周总理说：
这完全正确，但是在日本，反对中国的军国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美国利用日本、西德军国主义作为前进的基地。但它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军国主义都知道不可能把军队交给人家指挥。西德、日本懂得是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背后打了他们一拳，使他们失败了。他们不会忘记，是谁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谁在日本投了两个原子弹。军国主义不会忘记这些教训（当然，美国也不会忘记是谁偷袭了珍珠港）。全世界反对战争的力量，即和平力量，使美国的战争政策很孤立。
古拉特表示：
中国对人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完全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很强的国家，还要领导世界很大的一部分。
周总理对此表示感谢，但指出：
第一，中国要成为强国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中国原来很落后；第二，中国强大了，也是站在平等地位，谈不到谁领导谁。因为国家不论大小贫富，都应平等相待，都应是和平、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关系。
- 未完待续 -
出处 | 《我的拉美外交生涯》（2009年7月出版）
本文作者 | 朱祥忠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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