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1周年

年终将至，今年12月31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1周年纪念日。

本想写篇文章，忽然忆起6年前，即2018年3月23日，我曾应邀到周总理的故乡淮安，参加中央文献第二编辑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淮安市委举办的“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一文获三等奖。

一等奖为原周总理秘书、我部老同志钱嘉东的文章《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风格》。年高的钱老本人未到会，奖状由别人代领。二等奖两名，三等奖48名。其中写周恩来外交的文章共有4篇。

就是在这次会上，中央文献第二编研部领导人向与会者推介了我刚刚出版的《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一书，并安排我在会上作了发言。

近日，我把获奖的这篇文章认真重读，觉得并不过时。所有引文皆有出处，其中的看法是经过深入思考、反复推敲、有根有据得出的，参阅的著作十几类。我是严格按学术论文的要求写作的，在我发表于知名度较高的报刊上数十篇文章中，当属此篇下功夫最大，我对这篇文章获得的奖状也最为看重。

之后，获奖的51篇文章中，有12篇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增刊2018年总第186期（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采用，有的文章篇名及个别文字稍有改动。钱老的文章作为首篇放在“回忆周恩来”栏目中。我的文章放在“周恩来与外交工作”的栏目中，题目改为《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推广——兼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贡献》。

当年我参加研讨会是个人应邀，当时退休人员出席这样的活动不需要报批，外交部的同仁无人知晓，我也未在笔会群里转发这一信息。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并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1周年，现将我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各位笔友供参考。文中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才干与贡献，为全党、全国、全世界所公认。在他的全部外交业绩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下简称“五项原则”）非常突出，这不但是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也是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

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进行了谈判，周恩来在谈判开始时会见了印度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成员陪同。他说：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完整提出五项原则。后来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

1954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了世界五大国外长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时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图源：新华社）   

周恩来在5月12日的会议发言中指出：

这里把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都谈到了。

5月14日，周恩来会见英国外相艾登，双方进行了交谈，周恩来介绍了五项原则，艾登表示认同。

周恩来会见英国外相艾登。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讲到：“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

1954年6月，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休会间隙，周恩来访问了印度与缅甸，五项原则分别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得到确认和倡导。周恩来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认为，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在机场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各界人士的欢迎。

在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经中、印、缅等国的努力，特别是周恩来的卓越工作，引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和平相处”一词，把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对接，成功将五项原则扩展为十项原则并最终写入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图源：新华社）

之后，五项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在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和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两次集中访问亚洲、非洲、东欧各国时，周恩来都多次向对方介绍五项原则。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受到广泛欢迎。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文件等，都体现和确认了五项原则。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五项原则写进中美上海公报。1972年9月29日，五项原则写入了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1976年欧安会的文件中，也包含了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边界不可侵犯等与五项原则一致的内容。

周恩来能提出五项原则不是偶然的。

第一，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从中吸收了丰富营养，培养了他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和平、“和为贵”、主持正义、痛恨外来侵略、憎恶邪恶势力等等优秀品质。13岁时，他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决心为救国、建国、富国、强国而奋斗终生。提出五项原则，符合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志向与目标。

少年周恩来

第二，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周恩来较早潜心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从20多岁到欧洲留学就开始了，发表了近50篇这方面的文章。他善于判断国际形势，能抓住关键、切中要害、谋划良策，所以能提出五项原则这样的真知灼见。

1921年，周恩来与李福景、常策欧伦敦合影。

第三，周恩来是较早代表党同党外、国外谈判的人。在国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中，在西安事变中，在抗日战争常驻国统区时期，他长期担任党的首席谈判代表，积累了丰富谈判经验；在与外国驻华大使馆及访华官员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资深的谈判经历与丰富的外交经验使他具备了提出五项原则的基础和条件。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

第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对此终生衷心拥护，在外交上更是严格遵守纪律，向党中央请示汇报，由毛泽东拍板作出决定。毛泽东充分信任周恩来主管外交。周恩来则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不推脱，不依赖，不懈怠，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于是，就有了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有了在亚非会议上临时决定亲自起草一篇简短补充发言到大会上讲，把事先准备的稿子作为书面发言分发的创举，创造了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范例。

第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自从选择马列主义以后，周恩来矢志不变，严格按照这种理论指导自己的言行，所以看问题、办事情既有战略高度，又有辩证思维。五项原则这样的人类智慧结晶，老牌的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提不出来，新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提不出来，具有霸权思想的苏联也提不出来，唯有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认识事物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提出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原则是顺理成章的。

第六，周恩来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完美的才干、品质、涵养、魅力，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他品德高尚、心胸坦荡、沉着冷静、细致入微、机敏深邃、善于言辞、立场鲜明等等，使很多接触过他的人终生难忘。这一切使他在复杂的外交事务和外交场合游刃有余。

五项原则提出时，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年代。台湾特务竟在从香港起飞的中国租用的专机上放炸弹，并组织了暗杀队，企图对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恩来下毒手，这还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台湾特务使用的是美国特务机关提供的爆炸装置，使用的无声暗杀手枪是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取的，可见这种暗杀行动是美国支持的，而英国香港当局竟然放走了在香港策划放炸弹的台湾特务，很能说明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打捞上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在美国，疯狂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把全美搞得天昏地暗，一旦被戴上共党红帽子或受到怀疑就大难临头，连著名的长期主持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去也受到怀疑和审查。美国搞起阶级斗争来向来不手软。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超越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超越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主张国与国之间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了不起的。

有人说，那时我国贫穷而敌人强大，为求生存不得不采取与对方和平共处的权宜之计。五项原则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为谋求我国和世界各国最大利益而指出的人类社会应该走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是超越时代的。正因为如此，五项原则才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最后连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无法拒绝而不能不承认。

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还很弱的时候，中国人提出的主张能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说明这一主张具有何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

五项原则是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面旗帜。我国自清末以来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站了起来，所以我们有主张和实行五项原则的强烈愿望。

印度、缅甸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时间很长，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当周恩来提出五项原则后他们立即响应是很自然的。在亚非会议上，五项原则又获得了更多国家的共鸣也是必然的，因为五项原则最能代表摆脱或希望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利益与呼声。

五项原则提出后成为团结亚非拉国家的一面旗帜，在这面大旗下，亚非拉的人民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使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世界和平得以维护。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周恩来一篇18分钟的临时补充发言受到赞扬，引导亚非会议走上正确方向，并最终实现团结、取得成功，就是历史见证。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冲破美国的阻扰，把我们“抬进”联合国，都显示了这种团结的巨大力量。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五项原则提出后，成为抵制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称霸的利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之后，变本加厉地侵略与欺负其他国家，骑在被压迫国家与民族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五项原则背道而驰，其罪行罄竹难书。我国即是受害者之一，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五项原则字字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的要害，所以他们怕得要死、拼命反对。但五项原则代表了正义、人心和世界潮流，他们最终是反对不了的。

不但如此，五项原则还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化，英国外相艾登个人表示认同。最后连内心并不打算认真执行五项原则的国家都不敢站出来再继续反对下去。

1951年1月4日，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攻占汉城。

抗美援朝战争使美国不敢再与中国搞热战。诚如基辛格所说：这一战争“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

美国对中国的热战不敢搞了，而要搞冷战的思维至今并无减退。

莫要忘记邓小平说过的话：“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说穿了，在美国、在欧洲、在有些人的身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阴魂不散，他们难以从冷战思维的泥潭中自拔，于是时时出来捣乱，包括对我们中国施展手脚。

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排除美国干扰、赢得对五项原则支持的胜利的同时，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的69字声明，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反响，赢得了广泛支持，而陷美国于被动。几十年后，基辛格还在其著作中谈到这个69字的声明。

五项原则也是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之初宣布“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并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我们发挥的都是正能量。我们探索着走自己的路，寻找搞好国内经济建设的途径并取得很大成效；我们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无私地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援助比我们更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无所畏惧地与美国在朝鲜一战，既为保家卫国又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等等。

“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交往，中国愿意同美国等欧洲国家发展关系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一边倒”更不意味着屈服于苏方的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

众所周知，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终是警惕、抵制和反对的。周恩来之所以提议要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加“互助”二字，就是为了表明中苏双方是平等互利而不是单方面的赐予，并在条约中明文写上“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须知，这个条约是周恩来起草的。《周恩来传》中记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都由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后执笔。”

毛泽东曾专门提出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就是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

苏军进入匈牙利旧照

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去莫斯科做赫鲁晓夫的工作，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超过这些原则。

当苏共以“老子党”自居，不思改悔，坚持要搞霸权主义时，毛泽东领导我们站出来反对他们是应该的。我们推翻了头上的“三座大山”，不能再接受新的压迫者。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当苏联陈兵百万，对我们进行武力威胁时，我们积极备战，打了一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与此同时还进行外交努力，特别是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向苏方提出：两国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周恩来建议：维持边境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柯西金是主张两国缓和的，于是双方就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对此，周恩来说：“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周恩来主张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自然是指两国关系要回到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即使在支持世界革命的年代，新中国也多次表明，我们要划清革命与国家关系的界限，不输出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参与颠覆别国政府的活动，主张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搞。

1954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仰光同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右二）等人亲切交谈。（图源：新华社）

早在1954年6月28日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就对吴努总理说过：“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

同年12月11日，毛泽东再次对来访的吴努说：“一个国家靠外国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 

新中国就是这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谋划指导下，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纵横捭阖于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为维护我国正当权益、为维护国际正义而大显身手。

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哪些国家按五项原则办事，哪些国家就能从中获得利益、回报和朋友；哪些国家违背五项原则，哪些国家就会得到惩罚、受损和失去朋友。

由于我国始终严格遵循五项原则，所以我国的外交局面不断扩展，即使在“文革”时期亦是如此：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成为最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一大批国家与我们建交，等等。

尼克松是反共的，他主动改善美中关系首先是看到了中国的地位、影响与潜力，为了美国利益和对付苏联，并期望中国帮他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这才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不管对方的考量是什么，我们对尼克松的勇气还是充分肯定的。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一经公开，美国自己筑起的孤立中国的大坝轰然倒塌。我们不但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还出现了原来被美国阻挠的国家争先恐后与我国建交的高潮。到周恩来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49个猛增到107个。

仅1972年，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样巨大的突破，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取得，是更加不容易的。由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这种外交新局面的出现，是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长期践行五项原则的必然结果。这种外交新局面无疑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014年6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图为习近平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共同会见出席大会的中缅印三国部分代表。（图源：新华社）

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上说：“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我们要一如既往地高举五项原则的大旗是毫无疑问的。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时代在前进。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演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他说：“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声，是对人类新的伟大贡献。

202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图源：新华社）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现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我们党外交理论的一脉相承，更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在实践上的伟大创举和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毛泽东、周恩来当年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 END -

更多精彩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