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往事烟雨中》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愉庆。
上海解放前夜，父亲陈占祥面临生死抉择，天亮后给淋了一夜雨的战士端去一锅罗宋汤，从此留在红色中国。
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受过蒋介石的资助，被风水先生劝说去学规划，师从世界顶级大师，路见不平在英国帮助中国海员，请梅纽因给海员开音乐会，做过500多场抗战演讲，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为挚友。
本书再现了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梁陈方案”的来龙去脉。父辈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令人难忘，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令人叹息。
……续接前篇
【12】跟着梁先生逛大栅栏
父亲刚来到北京时，梁先生曾亲自驾车同父亲去前门或琉璃厂。跟父亲和梁先生一起逛前门和大栅栏，是我一生中清晰而快乐的记忆。
梁先生带我们逛大栅栏。先后去了劝业场、六必居、内联升、瑞蚨祥、张一元茶庄等老字号店铺。父亲和梁先生在劝业场走马观花地走了一圈，就匆匆离开了。走进“六必居”后，却流连忘返。
“大雅大雅。”父亲赞不绝口，“一个卖酱菜的店铺，能有如此韵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六必居这三个字真是严嵩手迹吗？”
梁先生说：“不可考，民间传说而已。这里的每一家店铺，都有数不清的传说故事。别人的国家才一百多年历史，我们一个‘六必居就四百多年历史。这是明世宗嘉靖九年就有的店铺，算算看，多少年了?”
父亲轻轻地叨念着：“嘉靖九年，一五二二加九是一五三一……可不是，四百一十九年历史！”
店铺中大大小小酱缸一律是青花瓷的，每个瓷缸上都烧有“六必居”三个大字。店铺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瓷缸上扣着锃光瓦亮的玻璃盖。八宝酱菜，虾油卤乳瓜，螺丝转儿，酱芝麻金丝，酱渍灯笼椒,蜂蜜糖蒜……父亲买了两小篓螺丝转儿和八宝酱菜。我至今记得那盛酱菜的小篓子上封着一张写有“六必居”字样的红纸，鱼篓状酱菜罐像一件精致的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
父亲说：“仅这笔酣墨饱的‘六必居三个字就已经把人镇住了。古老的青花瓷，拙朴的小篓子，一方艳红的封纸，素雅中跳出一朵亮丽。这种美学品位，看着似不经意的素面朝天，其实‘不经意中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积淀，我们学建筑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美学上的启发和灵感。”
在清华建筑系讲课时，父亲谈到过自己在“六必居”的感受，想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这也成了父亲的罪证之一，而且因此被戴上“学术骗子”的帽子。
“内联升”建于咸丰三年，也是一家百年老店了。店门前红柱黄瓦，描金绘彩，与“六必居”典雅素净的风格迥然相异。梁先生说：“最早的店主叫赵廷，开的是家“朝靴店”。取名“内联升”，即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的意思。朝中官员对“内联升”趋之若鹜，老板生意如日中天。”父亲说：“这就对了，他的店铺装潢和他的‘内联升风格完全协调，俗艳到极致也是一种美。”
“瑞蚨祥”绸缎庄的创始人叫孟鸿升，济南章丘人，据传是孟子后代。在青岛、上海发迹后，第二代传人孟洛川在光绪十九年进京闯天下。先在前门鲜鱼口一带立足，到民国初年就已经扩张为京城最大的绸缎庄，同时还开办起东、西鸿记茶庄，东、西鸿记绸布店，鸿记皮货店等。
“什么叫‘瑞蚨祥？”我问父亲。
“‘瑞蚨祥是这家铺子的名字，就好像你的名字叫陈贝蒂，爸爸的名字叫陈占祥。”
我对父亲的回答不以为然，“可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三个字中，我只认识半个字，那就是“蚨”字左边的那个“虫”字，这还是不久前刚学来的。“为什么卖布的商店里要有一个大虫子？”我还是不停地刨根问底。
“大虫子？”梁先生哈哈大笑，指着“瑞蚨祥”的大门匾说，“你说对了，这个‘虫和这个‘夫加起来念‘蚨，它就是一种虫子。蚨是古时候传说的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如果要飞远了，母亲就把自己身上的血涂在它身上。这样，不管孩子飞多远，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的气味，永远都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古人把蚨比喻成铜钱。瑞呢，就是多的意思。祥呢，当然是吉祥，是好的意思。你说说，‘瑞蚨祥是什么意思？”
“瑞是多，蚨是钱，祥是好——就是多钱好呗！”我终于弄明白了“瑞蚨祥”的意思，非常高兴地说，“噢，‘瑞蚨祥就是财迷脑袋壳的意思！”
梁先生大笑起来，并告诉父亲，天安门前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由“瑞蚨祥”提供的布料。一九四九年七月，梁先生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筹委会成立的“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顾问。一九四九年九月，梁先生根据政协对原国旗应征方案的修改意见，删去了原方案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国旗的设计者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这个图案是从全国无数征稿中评选出来的），亲自改进了四颗小星的方向，并以坐标绘制了第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旗的标准图，还撰写了制作说明。
傍晚时，父亲邀梁先生去“便宜坊”吃烤鸭。梁先生说：“没吃过大栅栏的小吃，就不算来过北京。咱们今天就在小摊上吃个酒足饭饱。”父亲一听，眉飞色舞。
我记得那是一辆有轮子的车子，中间的方玻璃罩子里，放着砧板、各式调料和羊肚。罩子外侧有一口冒着蒸汽的大锅。大家坐在玻璃罩四周的条凳上，就着跟前一尺来宽的“桌面”，在一盏“嘎斯灯”下吃起了老北京的爆肚。两个蓝边大海碗放到了梁伯伯和父亲跟前。头带褐色毡帽、颈上搭了一条白毛巾的老板浓眉细目红脸膛，看到两个身着长呢大衣、戴眼镜的客人坐在他的摊位上，格外殷勤关照，不时笑眯眯地向他俩询问：“再来点麻酱？添点香菜不？辣椒油？”……父亲是第一次吃爆肚，而且是在小摊上，吃得不亦乐乎。梁先生还特地让老板烫了一小壶“二锅头”，和父亲边吃边喝边聊。
父亲从大碗里拨了一点爆肚给我：“先尝尝，很好吃的。”
我看着那些黑乎乎的爆肚皱起了眉，“我不要吃黑毛巾条条。”
“嘎斯灯”下吃爆肚的客人都笑起来。不远处的一个摊位上飘来阵阵甜香，我扭着脖子向那边张望着。
父亲起身走过去，不一会儿，父亲端着一个小碗向我走来，“快尝尝，这个你一定喜欢。”
梁先生看了看说：“杏仁茶！又香又甜的杏仁茶——我最喜欢啦，你再不吃，我可要抢走啦！”
我连忙站起来，喝了一口，果然很好吃。白色乳浆一样的杏仁茶，不稀不稠不腻，有一股淡淡的杏仁清香，碗面还撒了几点红色的“金糕”（山楂糕）粒。红白相间，比“黑毛巾条条”好看多了。
吃着爆肚，喝着“二锅头”，梁先生和父亲讲起了大栅栏，“全聚德”吊炉烤鸭和“便宜坊”焖炉烤鸭的区别，皇上御笔题字的前门“都一处”……连围着摊子吃爆肚的“短褐穿结”客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他们关于天桥大栅栏和前门的话题。
梁先生说：“大栅栏原名‘廊房四条。明清时代，为了京师重地的治安保卫，重要的胡同口都设有木栅栏或铁栅栏。有达官贵人居住的胡同，夜间不但铁栅栏关闭，还专门有兵丁值班守夜。清顺治年间，光是栅栏门就有1755座。‘廊房四条在清朝时已发展为一条很繁华的闹市街，为防匪盗滋事，修了一座极大的栅栏，被称为‘大栅栏。”
吃完爆肚，梁先生为我在小摊上买了一包姜汁麻花。麻花又薄又脆，外面挂了一层黏黏的姜汁味道的糖稀，洒了一些芝麻。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味，因为此后我再也不曾吃到过这种麻花。梁先生说：“就是用报纸作包装纸不太好。”父亲说：“那有什么？英国的‘Fishchips(炸鱼片)都是用报纸包着的，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不用报纸包着，鱼就没味儿了似的。”
古老的北京是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样，孕育着如此浩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每当从媒体上看到一座座古墓被发掘出来的消息，父亲常会自言自语地叹息：“祖坟不断地被掘出来，跟文物一样宝贵的古城，却被活活地埋进坟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3】一起做梦的日子
自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近代北京曾做过两次城市规划。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人口激增，一九三八年已达160多万。尤其是驻北平的日本人，从一九三六年的四千人剧增至四万多人。侵略者为了保障自己国民的安全，日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伪建设总署，编制北平规划。他们选择了远离北平市区的西郊五棵松一带作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日本人的“新市区”，以避免与中国人混居而产生安全隐患。他们提出“整个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包括宫城、万寿山、小汤山、长辛店等名胜古迹）统一规划，作为观光都市，设置观光道路，连接南苑、通州、永定河和白河”。强调“城内仍然保持中国意趣。万寿山、玉泉山及其名胜地作为公园计划，在此范围内乃至于周围的庭院、树木、庭石、山川，仍采取中国的式样。将来准备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希望尽力保持中国文化”。（City Planning of Peking.1937—1945 Akoza Koshizawa）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北平市都市计划研究”的报告，其中比较瞩目的两点是：“整理旧有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建设游览区，使之成为游览城市”。另一条是“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文化城”。（《北平市都市规划》资料第一集，1947年）
这是两个在动荡岁月中不曾真正实施的规划。日本人虽然建设了“居留民地”，但很匆促简陋。令人诧异的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在“保护中国历史文化”上竟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
归国后的三年，因为战乱，父亲一直无缘抵京，而北京的规划无一时不萦系于心。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考察，对未来北京的规划基本有了感性的认识。更让他庆幸的是，随时随地可以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良师益友相互交流想法。
在此之前，梁先生对北京未来的规划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历史悠久的北京规划早已成熟完美，无法把一个庞大的新中国首都行政中心再硬塞进旧城，它的功能已经饱和了。父亲说，犹如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主人在里面生活了很久，各式家具都各得其所，使用时得心应手，风格也协调统一。即使有些已经破旧，修补一下不仅无伤大雅，还更增添了岁月沧桑的韵味。突然有人非要把一大堆新家具塞进老房子，可房子里挤不下了，每一件老家具又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怎么办？把旧院子拆了，在废墟上建新院子？把黄花梨、紫檀木砸了，把锯末板、胶合板做的家具搬进去？把真正的宣德炉扔进废品收购站，把琉璃厂的仿古青铜供起来？
梁先生曾设想，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的日本“居留民地”为基础，设计成为一个新的市中心。把新市中心迁出老城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全力保护北京古城的风貌，把北京建成一个如华盛顿那样的、没有大型产业的行政中心，如罗马、雅典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父亲为自己与梁思成先生的看法再次不谋而合欢欣不已，但父亲对原方案的选址提出了意见。他说，日本人的“新市区”与老城区距离太远，他们完全置老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是因为顾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敌视和冲突，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安和恐惧，希望日本人“居留民地”离中国人越远越好。今天若从大北京的区域规划考虑，必须周密筹划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父亲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父亲曾有些担心梁先生是否能接受他的这个建议。当他把这一建议的理由讲清楚之后，梁先生却高兴地说：“This is a very goodidea（这是个非常好的好主意）！”
“梁先生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让我既意外，又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多年后住在康奈尔大学城时，父亲向我提及这段往事，还同时讲到了林徽因。他听说梁思成夫妇在接受了国徽设计的竞标任务后，林徽因最先设计的是一个充斥画面的大天安门造型。但当她看到清华国徽设计小组中高庄先生的小天安门造型时，非常惊喜地说：“小天安门的创意比我那个大的好。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进深更辽远，天安门更宏伟壮观。”于是，林徽因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自己的方案，竭尽全力向周恩来总理推荐高庄的创意。高庄先生是个极有才气和个性的艺术家，调他进清华建筑系时，曾有人担心他恃才傲物，不好相处。但梁先生惜才如命，执意调他进来，还说：“只要有才有用，我先敬他三分。”
“能和这种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一起共事，是人生的幸运。你看到的不仅是才情和智慧，还能看到人性中动人的光芒，它激活周围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父亲说。
那些日子，他们都格外兴奋，因为在北京的规划上越谈越近，越谈越有谈不完的话题。好像他们不是才相识了两个多月，而是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等待着相聚的那一天，等待着共同去做这件大事情。
父亲说，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新林院八号和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畅谈关于北京城未来的蓝图，在温暖的梁家客厅里编织着他们共同的北京梦。在他们心中，明天的北京，将是一座有着世界最独特景观的东方花园。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拥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
他们计划将来以“三海”为中心，把中南海围墙拆除，让“三海”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连成一片。北面以什刹海、积水潭为船码头，登船缘北直抵昆明湖。沿途两岸遍植垂柳，形成一道绿色长廊，游船在柳荫下缓缓驶过两岸精巧的小型码头和水边公园。这样，历代帝王的离宫就与城市环境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把皇家的禁苑变成人民的绿地和公园。
其他的日坛、月坛、地坛、先农坛，还有金鱼池、莲花池、玉渊潭和钓鱼台也都可以成为开放的城市景观。未来应当在天安门T形广场建成美丽优雅的中式长廊。通透的中式长廊可以使园内的景观与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相呼应，也可以与城内的景观融会贯通。市民们能坐在长廊中憩息，廊中一侧是皇苑内的楼台亭阁、湖光山色，另一侧是长安街的繁华街景，那时的古都才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城市。
金岳霖先生大笑着说：“你们的计划尽是水中月、镜中花。老佛爷从陵寝中爬出来的话，一个个都推去午门问斩！”
林徽因说：“去午门之前，天安门前的‘千步廊也一定要恢复，那是一曲千古绝唱！”
梁先生说：“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四十公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
“空中花园！”梁先生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异口同声地和梁先生一起说出了这四个字。
回忆起这段谈话，父亲神色黯然。39.75公里城墙，目睹过历史上多少刀光剑影、朝代更迭。它是北京古城披满征尘的战袍和盔甲，和这座城市的百姓共过患难和甘苦，它世世代代活在北京人的情感和记忆里。如果把它完整地修复，宽达十米多的城墙顶上可以栽花植树，城楼角楼开辟成小型展览馆、图书馆、老人活动中心、少年之家或文化馆，还可建茶室、咖啡厅、出售老北京工艺品的小商店……城墙顶上的面积足以供数十万人登高远眺，散步赏月，亦可在清晨健身习武打太极。引永定河水入护城河计划成功的话，阻碍城门口交通的环城铁路就向较远方向迁移，拆除后的空地与护城河一起组织成和城墙平行的绿带公园。想想吧，城墙上是可以登高望远的“空中花园”，城墙下是夏季可以放舟垂钓、冬季可以大展身手的护城河溜冰场，加上我们原有的城内“三海”，未来城外新行政中心的玉渊潭、钓鱼台、莲花池、金鱼池；还有从什刹海通往昆明湖的游船河道……那时的北京，不仅是一座浩瀚的中国文化博物馆，还拥有诸多的水面和绿地公园，它们成为北京空气的天然调节器。我们还拥有世界上最富创意的近四十公里的绿色“空中花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宏伟壮美的城墙，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全世界将有多少旅游者涌向这里！它在建设中付出的代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古老的帝都北京将迎来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未来。
即使是在四十年后的康奈尔，说起被埋葬的梦想和自己为之付出过生命中的盛岁年华，父亲仍禁不住动容。不管梁先生后来主持了多少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他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父亲对我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的，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可我们心中的北京，永远和我们的理念同在。”
【14】《梁陈方案》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时的聂荣臻市长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
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此行的宗旨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梁先生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来京的苏联专家在城楼上指着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可以建第一批行政房屋。梁思成先生对父亲说，此话令他心里一惊，遂又生出侥幸，以为苏联专家初来乍到，对北京尚不知情，随口说说而已。但那话总像一片阴影，让他一想起来就皱眉。
在六部口市府大楼的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居然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面，由东单到公安街没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的行政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外左边的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还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同上）。
巴兰尼克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切都将随着庞大行政中心的挤进北京而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
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再者，北京解放时的人口已有一百三十多万人，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每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每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苏联专家发言后，会场上曾出现冷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想像不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反苏和反共是同样罪不容诛的。
抵京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三十三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我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父亲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接近合理，这是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多年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在苏联人阿布拉莫夫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会上，梁思成先生和父亲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会后他们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他们责无旁贷。他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父亲回忆道：“我和梁先生商量，在观点一致的大前提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会议之后，我画规划图，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父亲还对我自嘲道，“用中文写文章，就像我讲北京话一样困难，我只好用图纸讲话。但文章的观点，我们是反复推敲的。梁先生的文笔好，仅次于太太林徽因。”
一九五〇年二月，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三十八年后，父亲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15】《梁陈方案》之纲要
针对苏联专家执意在老北京城内建设新行政中心的决策，《梁陈方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长达两万五千字的《梁陈方案》内容共包含三个部分：
一、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二、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
三、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更为经济合理。
随文同时附有图纸及八项说明。
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此决策引一发而动全身，务必慎之又慎：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位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的发展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父亲的建议，修正了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新行政中心的计划：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
一、“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
“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
二、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成为扰乱北京市形体秩序的祸根……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问题。这种片面行动，不是发展科学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三、假如在旧城内建造庞大的中央行政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两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之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因为行政区建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区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里解决，所以必须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流和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生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四、在旧城内建行政中心，势必出现拆迁、户口迁移、清理地基、重新铺设管道等一系列问题：“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之后，《梁陈方案》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
一、“因为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所以“今日设计必须依据大北京地理范畴，使各区平衡分布，互相联系，平均地向城外发展，以达到发展建设、疏散人口的目的。”
二、“因为注重政府中心行政区的性质是一个基本工作的区域。区域分工作、住宿、文娱休息三大种类，它们之间必须有极短距离的联系，为之交通。”
“这三种基本工作都应当同商业供应区域、市行政机关（其它服务工作之种种）及文娱休息地带有合理的接近……使它本身地位合理，同别的关系也合理，且在进行建设时不背弃旧的基础。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
三、“承认建设行政办公地点主要是需要面积的问题。”
“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在已密集的，各有用途的古代所计划的旧市区中，勉强加入行政新建筑。”
“按现代科学的都市计划原则，建筑物同其前后空地布置是有严格比率的。多一座建筑物就必须多若干空旷的地区及若干交通线。大量建筑物就无法逃避它是大量需要地区面积的事实。西郊空址不但面积足用，且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四、“是解决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现在北京市区人口密度过高和房荒，显然都到了极致，成了严重问题。”
“解决它们显然不能在原区界以内增加房屋，而必须先增加新区域，然后在新区内增加房屋……疏散人口，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发展新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宅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法。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宅区，就是本此原则解决问题的，故最有考虑价值……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中，纠正建筑上的错误和区域分配上的错误，都是耗费而极端困难的。计划时必须预见到一切的利弊，估计的愈科学、愈客观，愈能解决问题，愈不致为将来增加不可解决的难题，犯了时代主观的错误。”
五、“是新旧两全的安排”：
“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避免对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该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量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
“为行政中心设想，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文化游览区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区是工作区域，不应被游览区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牵连混杂，发生不便，且给游览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六、“是以人口工作性质，分析旧区、配合新区，使成合理的关系”：
“当我们将市的工作人口分成基本与服务及附属三大类时，旧区在用途上的性质已非常确定。最主要的为博物馆及纪念性的文物区，旧苑坛庙所改的公园休息区和特殊文娱庆典中心大广场。其余一部分为市政服务机关，以小部分为有历史的中学校及文化机关，一小部分为手工业聚集的区域。此外就是供应这些部门所需要的住宅区和必须同住宅区在一起的小学校及日常供应商业。”
“现在把东郊及东南郊基本功能定为工业区域，人口为工人，所连着的北面建筑他们的住宅区。把西郊基本功能定为行政，人口为政府人员，所连着的西面——已略有基础的‘新市区——建造他们的住宅区。北郊基本功能定为教育，人口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连着他们的住宅区。这样的分配是极平均的。它们围绕着有历史的旧城，使它成为各区共有的文娱公园中心和商业服务及市政服务的地点和若干住宅，也是便利而实际的。”
七、在大北京市中能有新中线的建立：
“旧城同新中心之间横贯着的东西干道，都毫无问题地可以穿出城垣（如复兴门，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等）。最合适的是直贯这西郊政府中心的南北新中线（这条中线东距城垣约两公里，距新华门约四点二公里，距天安门约五点二公里）。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区铁路交通总汇（总车站及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员机关可设在这新中线上。东面又可同广安门引直，利用旧城若干商业基础。在文物点缀方面有白云观、天宁寺等）。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八、能适当满足以上所举的十一个条件（从略）。
最后，《梁陈方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比在老市区建设费用昂贵的论点，《梁陈方案》特将两处建设费用做了一个比较。
一、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旧址的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二、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我以为不必再详细摘录有关章节的详细内容，究竟在哪里建设中央行政中心更合理，更经济，任何一位持常人之见的读者都不难得出结论。
【16】《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其决定已到了不能再延缓的时候了。因此不揣冒昧，做此请求，如蒙召谈，请指定时间，当即趋谒”。
信发出的第十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双双横刀立马，枪戟上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四月二十日，他们写出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他们在《意见》中表示应将“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人”。
时隔不久，这场争论逐渐升温升级，父亲一直以为是学术之争的问题，被一些人指责为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梁陈方案》选择的新行政中心位置，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还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帽子从天而降。
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生长的一代人，很难想像当年这种论争方式。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先生毕竟比父亲明晰得多，也清醒得多。父亲只记得梁先生的一句话让他怦然心动：“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父亲说，他当时并不完全懂得梁先生话里的意思，只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勇气，霎时觉得和梁先生的心贴得近了。
父亲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他敢于坚持而不莽撞，他锲而不舍却懂得迂回。跟他一路同行，觉得很安全，很踏实。”
梁先生还是病倒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是不是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
“我们那时只觉得新行政中心是当务之急，旧城规划可以稍缓一缓，这是几十年的大计。想不到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我们决定先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以此作为新方案的补充部分。”父亲说。
我有些奇怪，“《梁陈方案》里并没有这个内城规划的‘补充方案吗？”
父亲说：“因为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这个‘补充方案。加上后来这么多年的动荡，我手边的图纸和文字都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梁先生那里是不是还有存底？但这个补充方案确定无疑是做过的，因为有些图纸是我亲笔画的。”
“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结，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栋桥的初步设想，并做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出发，把金鳌玉栋桥当做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栋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栋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前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建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这个设计图的线条画成之后，梁先生兴致勃勃地亲自渲染，添色加彩。当时他疾病缠身，居然也和大家一起画了一个通宵。天将破晓，只见梁先生不顾一宵未合眼的疲劳，仍然躬着身子一笔一笔地画着，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脸上露出十分愉快的微笑。”
多年后，我在父亲《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以上这段文字。尽管他们没有把这份“补充方案”公之于众，但他们还是又一次不折不挠地重申自己的主张。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指出各机关企业的擅自违章乱建问题已不可等闲视之，“若任其如此自流下去，则必造成‘建筑事实，可能与日后所定总计划相抵触，届时或经拆除，或使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屈就事实，一切都将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梁思成1950年10月27日《致彭真同志，聂市长，张、吴副市长，薛秘书长信》，林洙提供）
这厢里两位书生为守护一座千年古都呕心沥血，奔走呼号；那厢里其实大计方针早已定夺，拆除旧城的声浪日益汹涌。面对一位早已大计在胸的执政党领袖，梁思成和陈占祥无疑成了与风车战斗的唐·吉诃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陈占祥交锋时，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亮出了毛泽东主席的口谕：“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在讨论会上的讲话摘录》，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当时彭真给我讲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还告诉我‘要使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改变为生产城市。‘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8年11月林洙提供）
毛主席又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读到林洙女士书中的几句话，让我心中疑窦尽释：“‘文革中披露出某中央领导人曾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版）”。
我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要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才与首都的地位相称(高亦兰、王蒙徽《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载于《世界建筑》1991年第1—5期)”的规划思想，以及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的主张，令毛主席大悦，欣然批复道：“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王军著《城记》彭真秘书马句1999年8月20日接受采访时的回忆）。”
东交民巷操场立即被占用，开工建造政府机关。
梁先生决定孤军上阵，最后一搏。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梁思成又一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做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梁思成《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载于《梁思成文集》第四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但回答他的，是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一栋栋表情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老的帝都拔地而起。北平解放中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要毁于建设。这是父亲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梁思成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直言不讳地对父亲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根本不懂建筑。他领导不了建筑，彭真也一样。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这样的话，梁先生可能不止对父亲一个人说过。
“你当时怎么回答呢？”我问。
“我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父亲说。
为了北京规划，梁先生和彭真争得面红耳赤，他理直气壮地对彭真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由党组织制定城市规划，这很滑稽。”父亲说，“照这样下去，北京饭店厨房的菜单都应该由党委研究，加多少油盐酱醋也该党委讨论。”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意志的……”
“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对北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1958年9月刊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城市规划》第一卷，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革”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华二人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
【17】回答女儿的质疑
像很多时尚的年轻人一样，我曾是个崇洋的城市女孩儿。我喜欢北京那时仅有的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婚宴都选择在“老莫”举行。我不喜欢昆曲、京剧、地方戏，爱看电影、话剧、歌剧；不喜欢民族舞，酷爱芭蕾；喜欢西洋音乐，不好丝竹管弦；当然，我喜欢摩天大厦，不喜欢古老的旧北京。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提到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除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则在题为《烦胡同》的文章中说：“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是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上大学时也曾问过父亲：“真不懂，你那么洋派的人，怎么喜欢土得掉渣的老北京？凭什么为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弄得身败名裂？”
父亲说：“这跟个人好恶风马牛不相及。只凭个人好恶就可以做规划，那天下人都可以成为规划大师。我们对北京规划的设想仅仅出于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学了一辈子的专业。再说，老北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怎么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在北京长大的，难道你跟这座陪你长大的城市没关系？”
我仍犟嘴，“老北京又破又烂，像横二条那么讲究的四合院全北京有几个？还不都是豁牙咧齿的？早拆了早好。”
“多亏你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父亲真的不高兴了，“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不是锈迹斑斑，又破又烂？这妨碍它成为无价之宝吗？多少人家珍藏着几代以前的先人照片，可能早就褪色破旧，但仍会被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珍藏下去，谁会因为它破了旧了就扔进垃圾箱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建博物馆？为什么考古学家要不停地发掘古墓？因为后人渴望了解祖先的历史，研究我们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我们今天却把一座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北京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
父亲讲了一些故事，希望它们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然知道俄国的圣彼得堡。一九四一年，纳粹军队占领了冬宫、凯瑟琳宫等四座宫殿约九百天，撤退时将其付之一炬，并到处装了地雷，埋下的炸药达一吨多。战后，苏联人在马铃薯都吃不饱的情形下，勒着裤带开始了废墟的重建。接着，大批的艺术家、工匠、志愿者，在饥寒交迫中走向废墟。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重塑了无数毁坏的雕塑，修复了宫殿中的天花板金顶，为它一点一点地补上了金箔，把花园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碎片拼装得天衣无缝。”
二战即将结束时，邱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曾拜访过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故居。看到契诃夫的家园历经战火却安然无恙，颇为惊愕。八十二岁高龄的契诃夫妹妹玛瑞安告诉她说：德军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德寇攻占克里米亚时，他对士兵说，我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他是了不起的文豪。他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我就平安地活过来了。
父亲说：“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即将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梁思成先生得知后很焦虑，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地图上标明了著名文物的记号，交给了美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座有着诸多古建筑的城市，因为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从我们的法国女婿斯岱芬那里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巴黎的故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巴黎的人口在上世纪末已达到两千万。高速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座座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城市人生命的节奏。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满载着巴黎人的浪漫情怀。悠闲的巴黎人曾在塞纳河边洗衣、漫步，享受阳光、享受爱情。随着交通的不断开发，塞纳河边被一高速路环绕。英国黛安娜王妃的车祸，就出在这条高速路上。无数汽车从河畔呼啸而过，塞纳河的旖旎风光成了车窗外掠过的一阵风。塞纳河涛声依旧，巴黎人心中的塞纳河却已随风而逝了。
二〇〇二年，新上任的巴黎市长提出了一个梦想，而且亲手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做出决定，从七月十四日的法国国庆日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的一个月之内，政府下令关闭塞纳河畔的高速路。市政府出资运来大批细沙，把高速路面铺成厚厚的沙滩；又运来一盆盆三米多高的棕榈树，置于沙滩旁。一株株棕榈树的绿荫下，放置了一千多张躺椅。“沙滩”上还有临时安置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房。市长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市民发出邀请，请他们穿上泳装，到美丽的塞纳河边尽享国庆假日的金色阳光。
巴黎人欢天喜地地来到市长为他们营造的“人造沙滩”。穿着比基尼的姑娘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银发的老人们在躺椅上欣赏孩子们和宠物狗掷飞盘。人们在河面上驾帆船，在沙滩上放风筝，还玩起了沙滩排球。
这是一个只有在巴黎才会出现的浪漫故事。
高速路封闭一个月，化作了昔日塞纳河畔曾有过的美丽沙滩。可惜只有短短一个月，就像灰姑娘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一过夜里十二点，就要变回一个大南瓜。一个市长，实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那么浪漫、那么奢侈，又有那么些许酸楚。
北京能够回到从前吗？如果我们还拥有巍峨的城墙，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空中花园”登高远眺？是不是可以在绿柳成荫的护城河里引吭放舟？是不是可以坐在长安街边那宫墙改建的长廊上，任凭中南海上飞来的清风，穿过绿树红墙，把孩子们手中的风筝送上高高的蓝天？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父亲：“那些破胡同、烂街道就永远戳在北京城吗？建筑如果原地踏步，那还怎么前进、怎么创新？”
“我们什么时候否定过创新？我们在规划中提出的保护老北京，指的是城墙九门之内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范畴，那是要全盘保护的。之所以提出要做大北京区域规划，就是要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功能有计划地疏散到周围的区县，根据周围区县的特点，建设有各自独特风格、独特功能的小城镇，那里为每位渴望创新的建筑师提供了可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乡村古风，也可以是最现代派的卫星城，这要有统一的规划。
“空间，任何时候都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重要课题。把行政、金融、教育、商业、医疗等那么多的功能都塞进一个只有62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就失去了鲜活的肺，窒息了。所谓空间，就是不要塞满。不满，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反省与思考的生活品质。月盈则亏，任何太满的事物都会走向反面。这不仅是建筑规划的美学，也是生活的美学。”
父亲问我：“还记得那个父亲为爷爷做讨饭碗的故事吗？”
“记得，当然记得。一位父亲用木头为儿子的爷爷做一只木碗和一根打狗棍。年幼的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学着用木头制作木碗和木棍时，惊奇地问：你做这些干什么？儿子认真地说：等你将来当叫花子时讨饭用啊！”
“未来，我们建设的这些新城市，会和老北京一起，成为中国建筑历史画廊中的一个篇章。我们的城市也会成为历史，后人如果像我们毁掉老北京一样毁掉今天的城市，我们将成为一个薄情寡义的、有历史却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就像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故事。”
【18】劳特·杰克南的启示
父亲陆续跟我讲过很多关于老城改造方面的想法。他说北京刚刚解放时，肯定没有经济力量全面修整残破不堪的老城，但谁说过要在一两年内就把老城修整完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只要把新的行政中心位置定在老城之外，老城内的修整就完全可以有计划地逐渐进行。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当依靠居民自己的力量。在西方，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父亲在他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并在各国规划法中做了规定。一九七三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上通过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筑师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挑战，同时也给建筑师展现了广阔前途。肯定，我们再也不能像前辈那样承担建筑师的职责了。从维曲罗维斯起到今天，建筑已经变成一项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和技术；建筑师再也不能高居艺术鉴赏的仲裁地位，他必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当群众的环境设计代理人。这并不降低建筑师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更能够发扬他的创造性。”
最后举实例做个说明。“为鼓励群众自己动手，政策资助，改造群众自己的环境，英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颁布一项立法，以期动员群众力量改造城市环境。在密特尔萨斯，有位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生活并不富裕，花钱买了一所位于贫民窟内的小住宅。那栋房子连卫生设备都没有，于是他向政府申请执照准备增添卫生间。他的申请遭到拒绝。因为他的房子，市政府已定为限期拆除的贫民窟。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街坊33户人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作为建筑师，他对现行法规还是熟悉的，他就利用《环境法》把33户居民组织起来，自己当他们的代理人，与大家商量如何改造室内外环境。他了解了每户的需要情况，量力而行，给每户制订了改造计划，室外后院统一规划。除了必要户外用房外，后院连成一片加以绿化成为公共用地。每户大门按各户爱好加以装饰，但总的材料、色调都统一起来。杰克南精打细算编制预算，用住户自己的劳动在少数工人指导下参加建设。他引用《环境法》中的规定，以33户代表的名义向政府申请津贴，政府资助一万英镑。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一街坊环境得到美好改造。这一年杰克南的工作受到英国环境部的表扬并获得改造环境一等奖。一夜之间杰克南名扬四海，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各国都闻名前来参观学习。此后他被英国一些大城市类似地区的居民邀请去改造那里的环境。杰克南工作很累，没有星期天休息，办公就在居民中间的现场，但报酬极微。因为他的委托人不是财主而是城市贫民。人们把他称为‘赤脚建筑师（Balre-foot Architect）。不料他触犯了建筑师协会，他们不承认他干的是建筑设计，尤其是他收极微少报酬违背了建筑师协会的收费标准，但社会舆论一致表扬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于是英国建筑界一度出现了一场危机（陈占祥：《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原载《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
“这好像是情理与法制的矛盾？”我说。
父亲说：“杰克南是在向已被法律认可的建筑师地位挑战。他可能不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但他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建筑师应当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完成他的社会使命。我们老北京的四合院有那么多危房旧房，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自己的力量去改造呢？我和梁先生一直主张，内城的老房子，形体外貌要努力维持中国风格，但室内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要逐渐完成厨浴的加建和供暖设备的安装，胡同的下水和路面也要改造。这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房屋所有权政策，只要锲而不舍地去做，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其实，为了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每个居民都会全力以赴的。有时不必花很多钱，给政策就够了。共产党能发动全民打倒蒋家王朝，为什么不能发动全民建设自己的家园？杰克南那样的人才，老百姓中有千千万。”
《梁陈方案》虽已走进历史，但随着国门的洞开，各学科基础理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从科学理论上鉴别是非的能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实是牵动百姓衣食住行的城市规划问题。清华大学建筑系博士谭英指出：随着改造向旧城中心区发展，原有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改造方式显然不适合旧城中心的实际情况，而且已经对城市整体环境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从切身感受，从所作的研究，我们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旧城中心区再拆，北京的古都风貌就没有了！再这样改造下去，这些地区的居民也难以接受！……现在大部分改造地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不得不外迁。许多居民要外迁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四环、五环甚至更远的集中外迁区。尽管搬迁以后，居住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位置远、交通不便这一条，就严重地，甚至灾难性地影响了大部分居民的上班、就业、就医、上学等活动，无形中剥夺了居民娱乐、进修、与亲友团聚的基本生活需要……改造地区的居民九成以上都极不愿意外迁，其中不少人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
在三十多年后，不愿外迁的北京老城居民“希望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就地改善”自己老宅的意愿，竟同英国密特尔萨斯那位初出茅庐的建筑师劳特·杰克南的愿望不谋而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不是这样做，某些人就无法以手中的权力牟利，而开发商也无法从拆迁种种捞到白花花的银子？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北京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更激昂慷慨，振聋发聩：“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对北京的文物价值有正确地认识。如果都建成香港、纽约一样的高楼，北京彻底完蛋！搞不好，栽大跟斗，被全世界大骂！就跟毛主席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市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19】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汽车和胡同
我一直弄不清，如果保留老北京的内城，交通问题如何解决？那些小胡同，汽车怎么通过？将来中国人总会像西方人一样，家家会有汽车的，这也是中国人的梦想。
父亲告诉我，在二战结束后，西方的城市建设就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生产、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惑。交通工具改变了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空间感。发展的速度与环境，与人的生命本身，存在着诸多难解难分的纠葛，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和美学层面上的命题。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无休无止地追求着速度，追求着对能源、对一切自然资源的攫取。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人类几乎耗尽了地球亿万年间积蓄的石油资源，我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水资源、矿石能源枯竭的地球。在制订《梁陈方案》时，我们没有关于全球资源状况的明确概念，但我们知道，节约能源是任何一个负责任规划师的起码责任。这也是我们要求把行政中心及他们的住宅区迁出城外的原因之一。
老北京最早建于元朝，整座城市的比例和空间，都是为步行、骑马、轿子或畜力车设计的，住宅之间的街巷、胡同当然不能通过汽车。但它的街巷胡同是网格状的，几乎任何一条胡同都很快可以通向主要干道，既保证了出行的方便，又保证住宅区自成一统，闹中取静。这是北京四合院民居的独特之处。北京古城本来就不是为汽车时代的生活方式设计的，那就不必削足适履，为了汽车而去改变一座有着自己丰厚历史的城市。
波士顿曾花了十多年时间，耗巨资把一条穿越城市的高速路挪移到地下。昔日高速路旁的街道，有无数千姿百态的商店，有些是驰名数十年甚至百年的老字号。人们在自己熟悉信任的商店里选购喜爱的奶酪、香肠、咖啡、葡萄酒；人们在有着亲切熟面孔的街道上散步、逛街；在露天咖啡座边小憩，啜着浓香的咖啡，就着刚出炉的牛角面包读一份当天的报纸，和熟悉或不熟悉的邻座讨论一会儿今天的新闻。但一条穿城而过的高速公路扯碎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在汽车箭镞般飞驰而过的喧嚣和臭烘烘的尾气中走上昔日的街道，高速路旁的温馨与繁荣被高速路肢解得七零八落。旧金山在一九八九年大地震后，通向中国城的480高速公路摧毁殆尽。地震之前，这条横穿城市的高速路就已经成了人们眼中一条丑陋的创口。地震之后，市议会决定彻底放弃480高速路的修复，抹掉旧金山这座美丽城市脸颊上的疤痕。
城市不是汽车的奴隶，人更不是。也许未来有一种更先进的生活方式替代汽车文明，也许人类将返朴归真，回到以双腿为交通工具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生命为什么一直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赶路？为什么非要在自己头顶悬一条鞭子，天天敢死队似的冲锋陷阵？我们为什么不生活得简单一些、悠闲一些，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领略人生旅途上的绚丽风光？女儿的法国丈夫斯岱芬是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博士后，他对美国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生活方式很不以为然。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斯坦福医学院工作，不算什么富翁，但生活得简朴潇洒。虽然有汽车，他们却更愿意天天骑自行车上班，让阳光把自己晒成橄榄色。每个周末，他们会带了三明治去登山，去划船。带了相机去沼泽地为各种鸟儿花儿拍照。他们一起去海滩采集新鲜的茴香，在厨房喜笑颜开地煎出香喷喷的茴香馅饼，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在烛光下享受一顿温馨的周末晚餐之后，两人又同在钢琴边合奏一段四手联弹。斯岱芬对我们说：“每个人都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有的人是气喘吁吁地跑着冲向终点，有的人是悠闲地散着步走向终点。为什么不走得从容一些，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边的湖光山色？那不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高速和财富并不代表品位，也未必有美学上的意义。”斯岱芬的话引起我很多思索，不知这是不是人类对自己现代高速生活方式的否定之否定？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神话“八仙过海”中的张果老倒骑驴。
再言归正传到许多老北京胡同容不得汽车通行的话题。父亲说，驾车出行，未必是每一个人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非把汽车强加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你选择驾车，那就搬到北京外面的卫星城去吧，那里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任你驰骋。你选择古老胡同里的四合院，那你就步行吧，骑车或乘公共交通。我们主张大都市和老北京内城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居民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搭乘到公交车。对不起，胡同里就是不能通汽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什么都要，有选择就有舍弃。
巴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有1200万人口，可是巴黎的交通并不拥堵，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公交系统。巴黎地铁的历史将近一百年，地铁向地层深处发展达到了第五层，和地面上一样，有缜密的规划。纽约、曼哈顿的公交系统也是四通八达，即使很多居民有汽车，也仅在假日旅行时才使用，因为那里的地铁太便利了。在今天的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波士顿、东京……许多地区出现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自行车道。提倡“绿色生活”的人们主张关上车门，迈开双腿，开始一种新的出行方式，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品质，这也许是比汽车文明更先进的文明。今天北京的王府井、前门大街，上海的南京路都专设了“汽车禁止通行”的人行步道街。据说未来十年内将建成东方夏威夷的中国海南岛，将修建被椰树林浓荫覆盖的环岛自行车道。人们将重新拾起身体自身的速度感，让一种“行”的美学重新诞生。
【20】花开花落四合院
我家在西单横二条32号住了十年，那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女儿，可进入梦乡的，仍然总是童年时的家。门前长廊下两株高过屋檐的西府海棠，绽放着满树花朵，在我的梦境里轻轻摇曳。
来到北京后不久，我们便迁入了西单横二条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它成了都市计划委员会员工的宿舍大院。整座院子的大门坐北朝南，朱红色的大门两旁，蹲着一对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可横二条胡同是南北向，胡同两边的宅院大门就不得不朝东或朝西了。不知是否出于风水考虑，这座宅院在朝南的正门外又套了一座很空旷的院子，院子的东面加了两扇可以朝左右滑行一百八十度的大门，这样，空院子就成了一个停车场。院子的西头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厕所后面是一株不知经历过多少代的老榆树，遮天蔽日的树冠里藏了一只只鸦巢。每天傍晚，不管在院子里玩得多么尽兴，只要抬头望见归巢的鸦群，孩子们就知道大人要下班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横二条家中的家具，很多都是梁思成先生亲自陪父亲去琉璃厂等地选购的。梁先生帮父亲挑了张一米八长的明式长方形餐桌、四把明式圈椅、两把官帽靠背椅。他告诉父亲，我的眼力不会错的，这是真正的明代海南黄花梨，而且可能是从皇宫出来的东西。
父亲不通文物鉴别，戏言道：“皇上也爱吃西餐吗？正好是西餐桌的尺寸。”
梁先生说：“那是祭祖或拜天地时放烛台和供品的，也可能是皇上大婚时拜天地用的。”
我听父亲说过梁先生对文物古董具有非凡的鉴别能力。一次，梁先生到老同学陈植家里去做客。陈植的叔父陈叔通是有名的文物收藏家。他拿出一尊三面佛对梁思成说：“你如果能说出这座佛像的年代，我就把它送给你。”梁先生看了看，立即说这是北魏时期的作品。陈老先生惊诧万分，想不到侄儿的这位年轻同窗竟有这等眼力。梁先生笑说：“还有什么要考我的吗？”陈叔通先生连连摆手，“再猜下去，我的古董都要搬到你家去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陈老先生非要梁先生把这件贵重的三面佛带走。梁先生坚辞拒绝。第二天，老同学陈植捧着那尊佛像到了梁家说，叔父要梁思成务必收下。君子之交，一诺千金，哪有食言之理？岂不陷叔父于不义？
深知梁先生眼力的父亲立即遵命买下这张餐桌。由于刚解放时尚无人问津古董，这张餐桌仅以350美金成交。“文革”中，全家被赶进了西直门大街的两间破房子里，请委托行的人来收购这件庞然大物。那时的人很老实，仔细研究之后回答我们说：“这是文物，不能随便收购。”
父亲在一堆旧家具中发现了一只黄花梨古筝琴几，长约一米五，高、宽各约一尺多，案面两端有小翘头，牙板双端呈卷云头状花纹；不仅造型简洁，而且色泽与餐桌匹配，父亲如获至宝，把这张琴几做了沙发前的茶几。梁先生连呼“妙哉”，还说这就叫创意。
梁先生又帮父亲选购了花梨木写字台、花梨木餐边柜、角柜等。那天还买了三只大花瓶。一只是黑地彩绘的花卉如意耳瓶，高约两尺多，“放在屋角，插几枝常青植物，就是插几束干枝也别具一格。”梁先生建议道。另一只是瓶身硕大粗壮，是元代梅瓶式样的青花瓷。还有一只是长颈球腹圈足的青花赏瓶，约有一尺多高。父亲把两只青花瓷瓶改成了灯座，配了两只白色百折绢丝灯罩。后来梁先生来我家做客，指着我家用蓝印花土布做成的窗帘说：“你的民族化更彻底嘛！”母亲指指父亲道：“我说太标新立异了，他非说要和这房子的建筑风格统一，还说这样才更配那两只青花瓷瓶！”梁先生大笑：“这不成了我们的苏联老大哥？为了东单边上那一块空地，就硬要把长安街都盖上办公楼！”
在餐厅的北窗下，有一条与餐厅东西向等宽的烟榻。据说，此房的原主人家财万贯，是个瘾君子。就是在这张烟榻上，他的家产化作了缕缕青烟，他也变成了一文不名的行尸走肉。他的祖上曾留下遗言，告诫他无论如何落魄，不得变卖这座房产。走投无路的瘾君子哪还顾得先祖遗训？一九五九年，横二条四合院被拆迁。在这张烟榻地下，挖出了一条纯银打制的大船，在前廊的西府海棠和后窗的一排丁香树下，挖出了一坛坛的金银元宝。而在主卧和客卧的壁橱夹层里，藏着大量砖块似的烟土。为此，拆房的工人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奖励。
父亲对有木雕门楣的烟榻做了些许改装。东西两侧的墙上钉了隔板，成了孩子们的书架。烟榻上铺了厚厚的垫子，北窗的窗台下放了一溜儿松软的靠包。这里立即成了我和弟弟的乐园。倚在靠包上看小人书，躺在厚垫子上睡觉，翻筋斗；趴在窗台上看白云在紫丁香间穿行游走……
三进三出的四合院里住了大约十来户人家，都是父亲“都委会”里的同事。陈干、项彬南、张汝良、汪国瑜、沈永铭……这些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夫妇来自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也有不远万里刚从英国回到祖国的杨南生、莘耘尊夫妇，从香港回来的周文正夫妇，印尼归侨梅乾振夫妇……同事们的年龄不比父亲小多少，因为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教授，天经地义地就成了“长辈”。父亲很为自己这支年轻的团队自豪。无论严冬酷暑，只要有工作，大家登上自行车就呼啸而去。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下了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也从无怨言。一旦完成了工作，全院的邻居们又会尽情狂欢。
沈永铭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才子，高大消瘦的沈永铭儒雅而又帅气，刚刚结婚的新娘汤纪敏娇俏玲珑，是丈夫清华大学的同窗。新婚夫妇住在中院过廊旁边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每次路过那间挂着淡粉色窗幔的小屋，我眼前就会出现新娘汤纪敏依偎在新郎身边那幸福娇羞的笑容。因为我们全院的男女老幼都参加了他们在市政府办公楼举行的婚礼。机敏活跃的沈永铭是宿舍大院每次联欢活动的组织者。周末夏夜的傍晚，邻居们陆续走进我们后面的大院儿，回廊上坐满了嗑瓜子、吃西瓜、谈笑风生的年轻夫妇。孩子们在回廊中间追逐嬉笑，大呼小叫，女孩子们争着去采花池里能染指甲的凤仙花，男孩子交换起手里的玻璃弹球和“洋画儿”。
月亮升起来了。《山楂树》和《红莓花儿开》的乐曲也从旧留声机里淌了出来。一对对舞伴走下回廊的台阶，在大院的方砖地上快乐地旋转。沁着茉莉花香的晚风中，年轻女人的“布拉吉”裙子，犹如一朵朵月光下盛开的牵牛花。
我的小姑姑拽着父亲跳起了探戈。小姑姑陈秀莪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每个星期六都回西单横二条过周末。小姑姑能歌善舞，活泼开朗，但我从不知道她和父亲能跳这么棒的探戈，一下子看傻了。舞曲刚结束，我就冲了上去，非要父亲也跟我跳“和刚才一样的舞”。父亲抱起我，在一片欢笑声中，轻盈地旋转起来。
年轻的建筑师们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他们以满腔热情实践着心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们以为苏维埃的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所以全院的同事们在院里办起了食堂。后院回廊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加餐厅，十来户人家请了一名大厨，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集体生活。每家根据人口交一定的伙食费，每日三餐，吃饱为止。可惜这位大厨的厨艺欠佳，顿顿大锅熬菜不说，而且饭菜永远一股泔水味道，吃得人人反胃。“大锅饭”好景不长，食堂只得倒闭，家家回去重打鼓另开张，各人自开小灶。
我家卧室西头的卫生间门外是一个可以通回廊的小院子。但整座大院的三个院子，一共只有两个公厕。父亲非叫母亲打开我家卫生间的大门，让等不及如厕的邻居来我家方便。
假日里，家家飘出各异的饭菜香气。走进任何一个邻居家里，都会被主人邀上餐桌，吃得心满意足。院子里的人家不必锁门，谁家也没丢过东西。哪家的孩子生病了，大家都会过来探望帮忙。下雨了，不管什么人在家，都会把大家晾在绳上的衣服收回来……
父亲曾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家曾有一群热情真诚的邻居。但这样的岁月太短暂了。
阿龙住进西单横二条32号，是飘进四合院的第一片不祥之云。阿龙是我的七叔，照南方习惯，我们叫他“阿龙爷叔”。父亲家兄弟姐妹八人。解放前夕，三叔和大姑姑两家人跟随他们就职的“花旗银行”去了台湾。父亲一九八八年到美国讲学，才在那里和阔别四十年的三弟、大妹重逢团圆。最小的两个弟弟，即七叔和八叔，上海解放时还都是高中生，激情洋溢地参加了解放军，并随大军南下。几年后，八叔被送进师范大学读书，至今仍是西安一所中学的教师。七叔在南下途中染上肺结核，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当了一名小科长。父亲担心祖母照顾病人太过操劳，便把七叔接来北京养病。
阿龙爷叔是陈家兄弟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个。父亲黑得像马来人，阿龙爷叔却高大白皙，满头卷发。他酷爱京戏，拉得一手好京胡，唱起《空城计》、《打渔杀家》字正腔圆，尤其是他的老生唱腔，悲怆高亢，别有一番气韵。最传奇的是我家附近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搭起一个大脚手架，一位画工正在上面画一幅很大的电影广告。年轻好胜的阿龙爷叔在一旁看得手痒，便对那画工说：“你脖子仰半天了，我来帮你画一会儿，怎么样？”那画工早已腰酸臂痛，又不敢怠慢手中的工作，边画边问道：“你能行吗？”阿龙爷叔说：“有什么不行？上面不是画着格子吗？我看你半天了，照着样子上颜色就行。”画工慢慢从脚手架上下来，上下打量着阿龙问：“正找活儿呢吧？你得找我们头儿，跟我套近乎白搭。”阿龙爷叔大笑说：“你们头儿要想去上海找工作，到厂里找我还差不多！”两人越聊越来劲，阿龙爷叔终于如愿以偿地爬上了脚手架。阿龙爷叔聪明能干，从小喜欢美术，而且无师自通，他画的素描几笔就传神。父亲常说，老七不学美术，可惜了。一周后，阿龙爷叔拉着父亲和我们走出胡同口，指着那幅遮住半边街角的电影广告，得意洋洋地讲述他画这幅广告的经历。父亲摇头叹息道：“你胆子太大了！万一画坏了，万一跌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阿龙爷叔满不在乎地一甩头，“那有什么！不试试怎么晓得自己不行？好白相嘛！”
此事过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邻居胡博德叔叔脸色铁青地闯进我家，身后跟着衣衫不整的阿龙爷叔，神情如一只挨过痛打的落水狗。胡叔叔只向父亲说了几句，便砰的一声摔上门冲了出去。我和弟弟刚要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已被母亲拖进了隔壁的卧室。我不甘心地回转头，顿时吓得把头又转了回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嘴唇发紫，两腮肌肉也抽筋似的抖动起来：“跪下，你给我跪下！让你养病，你倒来鼠窃狗偷，伤天害理！”一生中，父亲从没高声呵斥过我们一句，也没动过我们一根手指头，更遑论下跪！阿龙爷叔究竟做错了什么，值得父亲这么大动肝火？我还在疑惑，母亲已经咔嗒一声关上门，把我们锁在了卧室里。
原来，胡博德从不回家午睡，偏偏那天父亲和胡博德都有事回家。阿龙爷叔那时正在胡家卧室的床上，而胡博德的妻子、比阿龙大六岁的岫岚蜜意柔情地在为阿龙挠背。阿龙被赶出横二条，回到上海去了。半年多之后，岫岚生下一个女儿，她执意为女儿取名如意。那女孩儿简直是阿龙爷叔的翻版。
岫岚本是横二条院子里的绝代佳人，眉目传情，笑靥如花，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品位。谁家女人要添新衣，购置家中物件，男人们就会对老婆说：“先去向岫岚请教请教。”当时也在家里调养肺病的岫岚是“都委会”的绘图员，与阿龙从同病相怜到两情相悦，覆雨翻云，究竟是刻骨铭心的一见钟情，还是一场大孩子的游戏，我不得而知。但聪慧美丽的岫岚既不向丈夫隐瞒什么，也不因院子里沸沸扬扬的议论而自惭形秽。她照样扬着头，目不斜视，不卑不亢，优雅飘逸地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穿过。与狼狈逃窜、从此再也不敢出现的阿龙爷叔相比，岫岚要比阿龙爷叔勇敢得多。她表现出的从容沉静，敢作敢当，都让我另眼相看。也就在阿龙爷叔的风波之后，四合院像一只疲惫无奈的航船，被卷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漩涡。
一九五七年夏季，父亲成为“右派”之后，作为“都委会”分区规划组副组长的沈永铭被指控为“与右派分子陈占祥里应外合”，“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年轻而刚烈的沈永铭自杀身亡。
汪国瑜是清华建筑系的青年才俊，代表清华大学参加过国徽的设计工作，不仅画得一手好水彩，还写得一手好字。他那不疾不徐，带了一点四川乡音的普通话，总是伴着清澈的笑容，让人觉得阳光忽然穿透了云朵，照在你的脸上。他的妻子赵为钊像一尊精致美丽的牙雕，是“都委会”中不让须眉的才女。她精明干练，果断飒爽。可能也正因为她性格中的宁折不弯，不善周旋，致使一九五七年中箭落马，成了“右派”。
从香港归来的周文正在一九五七年亦不曾幸免。
胖胖的莘耘尊女士是解放初从英国归来的留学生，随她一道回国的丈夫杨南生是在英国学汽车制造的工程师。在共事过程中，父亲很欣赏莘耘尊扎实的基本功，在科学理念上的一丝不苟和百折不挠的执著。父亲常说，脑筋太会急转弯的人有时靠不住，莘耘尊是能默默成大事的女人。一九五七年，莘耘尊虽逃过一劫，却被调离北京，去了西安。果然如父亲所言，她在西安从事城市规划期间，实现了《梁陈方案》在北京不曾实现的理想，为子孙万代保住了西安的城墙，建起了西安城墙上的“空中花园”，被西安人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也许是过重的工作压力损害了她的健康，最后因罹患癌症而英年早逝。临终前她告诉父亲，拆城墙是毛主席的意思，领导派人来对我们讲的。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梅振乾是印尼归侨，妻子徐士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美术教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反独裁，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由于积极参加反蒋独裁的学生运动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解放后，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北京，激情满怀地参加了“都委会”的北京规划工作。但在历次运动中，这位印尼富商儿子的赤子之心，永远被踏上无数只肮脏的脚。三个下乡插队的孩子也因没有门路回家而绝望。最后，梅振乾一家人选择了离去。曾经漂洋过海赤诚寻求故土的人，又飘零万里无奈地选择了离乡背井，定居在加拿大。记得父亲被拉去中山公园中山堂批斗的一九五七年夏天那个早晨，一大早梅振乾从西面卫生间门外闪进了父母的卧室。个子瘦小的他仰起头，盯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千万挺住了。保重，陈先生。”之后回身又消失在那扇门后。
父母久久呆立在那里，正准备去卫生间的我也怔住了。那一幕，那一瞬间，成为我对梅振乾叔叔永久的记忆。
在一九五七年那场大劫中，除个别的几个人，“都委会”住在横二条四合院的同事们几乎都命途多舛。他们为《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他们的付出，并不是为了什么与梁思成或陈占祥的私交，而是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献身于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都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忠实守护者。他们的名字，同样不该被遗忘。
未完待续……
本文选摘自《多少往事烟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