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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往事烟雨中》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愉庆。
上海解放前夜，父亲陈占祥面临生死抉择，天亮后给淋了一夜雨的战士端去一锅罗宋汤，从此留在红色中国。
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受过蒋介石的资助，被风水先生劝说去学规划，师从世界顶级大师，路见不平在英国帮助中国海员，请梅纽因给海员开音乐会，做过500多场抗战演讲，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为挚友。
本书再现了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梁陈方案”的来龙去脉。父辈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令人难忘，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令人叹息。
……续接前篇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亲和原“都委会”秘书长王栋岑赶去清华园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他亲笔写下的《拆除城墙问题》，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从那些铿锵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颗坦忱炙热的赤子之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副市长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梁先生说，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他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父亲一向激赏林徽因的嫉恶如仇，才高如天，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但父亲还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像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我担心孩子年纪小，万一传染上，是一辈子的事。”母亲仍忧心忡忡。20世纪50年代虽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雷密锋”，但家家户户对肺结核还是谈虎色变。“你说呢？”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梁伯伯和徽因妈妈需要帮助，你怕不怕传染？”“我不怕！”我扬起脸，一副刘胡兰赴刑场的英雄气概。“只要我喜欢谁，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听听，听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亲摇头笑起来，“女小囡这种脾气，大起来事体多煞啦！”父亲燃起一支烟，缓缓讲起他在英国读书时听到关于蓬皮杜母亲的故事。他说，当时蓬皮杜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普通法国人，1944年前后，蓬皮杜在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任职。认识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蓬皮杜母亲读书时，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开她，只有蓬皮杜母亲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着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她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肺病时，平静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她这么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保佑她，还让她也得了肺病？”我愤愤不平得很。“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就要得到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那就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交易，做生意，懂吗？”父亲拍拍我的头。我虽然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懂；正因为不懂，才记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后来，我不敢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么。童年时父亲的话刀刻似的印在心里，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为我在与他做交易而亵渎了神明。1954年初冬时的林徽因，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8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双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闪耀。在那双眸子的注视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将成为秘密，任何龌龊污秽都无处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烛火，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记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时会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地读起某位诗人的诗篇。父亲说，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荪、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觉得心里压着什么，很重很重。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一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决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脊髓灰质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梁先生拿着注射器进卧室了。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愠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母亲准备为客人炖她拿手的上海“腌笃鲜”。梁先生得知后，先向母亲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摘帽行礼动作，“夫人，可容老夫进一言？”母亲忍俊不禁，微微屈膝还礼道：“愿闻其详，请先生明示。”梁先生这才说：“徽因肾功能差，她的进食有许多禁忌，冬笋竹笋即在其中，医生要她尽量勿食笋。”母亲说：“这好办。冬笋是最后下锅的，下笋之前，先把肉汤盛一些出来就是了。”梁先生的幽默乐观，经常给我们家带来欢乐轻松的笑声。无论是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忽然懂得了叶芝那首《当你老了》：没出正月，我开始发烧咳嗽。为了不传染别人，母亲把我挪到“烟榻”上睡觉，半夜烧到昏昏沉沉，大喊大叫起来。母亲搬到我身边来睡，但我老是看见家里飘进一片云朵，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纱裙的金发女郎，她一声不响地把身边高高一摞麻袋撕成一片一片的，塞进嘴里，边吃边对我笑。那毛骨悚然的片断，至今历历在目。“她又在吃了，一个麻袋快吃完了……”我指着屋顶，对母亲讲述着我看见的金发女郎。母亲张皇失措，开亮家里所有的灯，叫醒了父亲和祖母。“这房子里有龌龊东西。”母亲说，“只有小囡能看见龌龊。这房子阴气太重，不能住了！无缘无故开花，无缘无故撞鬼……”母亲面色惨白，嘴唇发抖。父亲急了，“瞎七搭八！什么鬼呀神呀的。小孩子发烧，可能引起幻觉，现在多少度？吃过退烧药了吗？”“不是去协和看过了吗？医生说是内热外感，每天按时吃银翘解毒，还给她蒸川贝冰糖梨，煮芦根汤。”母亲又去拧了一块冷毛巾，覆在我的额上。父亲说：“一早再去医院，不要看中医了，治感冒发烧，还是西医立竿见影。”父亲说：“急症还是要看西医。”母亲低声嘟囔：“吃了那么多中药，不看西医也快好了。”春天来了，西府海棠不再开花，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她的花在严冬的日子里吐尽了。那好像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父亲顺利完成了《建筑十卷书》的翻译工作。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父亲把那本又厚又重的大书“砰”的一声合上，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双臂高高举起，仰头欢呼道：“上帝，终于结束了！”母亲闻声从卫生间跑出来，她正帮阿旺娘在澡缸里洗被单。父亲抱住跑进客厅的母亲，在她颊上吻了一下。母亲张着沾满肥皂沫的双手，一脸的惊奇，不知所措地问：“出什么事了？”“完工了，结束了，胜利结束了！”父亲指着写字台旁那一摞几乎与书桌一样高的手稿，拍拍母亲的肩膀说：“整整四年哪。今天应该庆祝庆祝。走，孩子们！”那天，父亲带我们去了东安市场里面的“和平餐厅”，点了洋葱煎牛排、奶油鸡卷、奶汁烤鱼、虾茸吐司……母亲举起酒杯与父亲碰了一下，“下礼拜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今天就算提前庆祝一下吧！”父亲怔住了，他肯定没想到这个，“二十年了，这么快！”父亲举起酒杯，把红葡萄甜酒一饮而尽（那时中国还只生产甜葡萄酒），“谢谢陪我走过这么多年，还有你的包涵和担待。”孩子们似乎对这些都心不在焉，对满桌的正餐也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们都一心一意盼望这里的餐后甜点“莫斯科雪人”。一大一小两球奶油冰激凌做成一个雪人，头上戴一顶巧克力礼帽，眼睛、嘴和胸前的纽扣都是褐色和红色的糖豆，胸前还斜插一支细长的蛋卷。雪人端坐在一只精致的刻花玻璃盘中，四周堆满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水果。我清楚记得一只雪人的价格是两元五角。每次去“和平餐厅”，母亲只让我们两个孩子合吃一份“莫斯科雪人”，谆谆教导我：“知道吗？一支奶油冰棒是五分钱，一斤大米是一角三分，一只雪人可以买五十支奶油冰棒，或者差不多二十斤大米。”但这次母亲没有阻挡父亲为我们每人点了一份雪人。父亲在一套景德镇薄胎青花瓷器前看了很久，那是一套一百多件的中餐具，标价三百八十元。母亲知道父亲一向酷爱瓷器，他从英国回来时，除了买书，还带回了三套西餐瓷器餐具，都是“淘”来的古董。一套白色镶红边的日本瓷；一套天蓝色的德国瓷，但所有杯子、茶壶、奶罐、糖缸、哨司罐的手柄或盖钮都是象牙白色。另一套有英国皇家蓝与金色镶边的餐具，底部印着一个英国贵族家族的族徽和“1779”的字样。那笔买瓷器的钱是他帮导师做英国南部三个城市规划时的薪水。那天，一家人开开心心地满载而归。一天花了父亲一个多月的工资，就像是夕阳落山时的最后一跳。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4月27日，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整风运动的历史及内容尽人皆知，我似乎没必要追述父亲的“反党言论”及对他言论的批判。五十多万人成为“右派”，虽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只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足够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身后，有五十多万个家庭，还有被他们牵连而失去了人格尊严的父母兄弟、妻儿姐妹、亲朋好友……它如一把利刃，在一个原本孱弱的肌体上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此后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断地留下条条刀痕，恶菌病毒长驱直入，繁衍滋生。一个淳朴古老的民族，从此失去了文化、身心和人格的健康。我们不是至今还在感受着这些疾患带来的痛楚吗？一个民族不得不付出几辈人的代价，才能渐渐治愈自己的伤口。在引蛇出洞、扑杀时机成熟之际，《人民日报》于6月8日刊出头版头条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大收网的号角。而《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在这一天登出梁思成先生《整风一个月的体会》。梁先生在提了一些意见之后，情深意切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我没有证据，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与梁思成先生私交甚笃的党内领导人精心编导的杰作。虽然梁先生给文章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他在整风开始时的言论，打成“右派”绰绰有余。然而在“文革”中，无论怎样拷问，梁先生至死不说出自己成为“漏网右派”的内情，也够知情知义，侠肝义胆。倘若知情人写出内幕，不失为一个人性饱满的动人故事。这篇文章不仅帮助梁先生逃过一劫，还让他成为“反右”斗争中的“左派”，成为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的领导人物。我猜想，梁先生虽幸运地受到庇护，但内心的煎熬挣扎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7月24日，《北京日报》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7月24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占祥、钱瑞升、钱伟长等“右派”一同痛遭围剿。8月14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是建筑界的政治野心家》。8月21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华揽洪结成反党联盟》。8月22日，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大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城市建设必须有领导有计划——首都建筑界批驳陈华联盟的恶毒阴谋》。8月27日，首都建筑界举行有三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批判陈华反党联盟大会。10月22日，“冥顽不化”的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建筑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1957年夏季的一个傍晚，我和弟弟妹妹照例一同站在大院门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哥哥衍庆已经是清华建筑系的大学生，很忙，一两周才回家一次。接送总工们的那辆破旧老爷车在大门口停下，父亲推开车门走出来。妹妹弥尔欢天喜地地张开双臂，向父亲扑去。我和八岁的弟弟站在原地，向父亲招着手。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先队员，早就离开了寄宿的“北京小学”，转学到附近的西单横二条小学读三年级。父亲没有像往日那样高高地把妹妹举起来，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妹妹的头，向我和弟弟笑了笑。我看到父亲笑得很吃力，很累。那些日子，一向谈笑风生的父亲忽然很少说话。七月下旬，《北京日报》登出了第一篇痛斥建筑界“右派分子”陈占祥的文章，母亲把报纸收起来了，因为我已经会读报，母亲不愿孩子看到那样的报纸。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天去参加了北京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他和钱伟长、钱瑞升等一起在会上受到人民代表攻势猛烈的批判。父亲牵着弟弟妹妹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父亲身后。刚过完四十一岁生日的父亲，昔日健步如飞，此时好像突然衰老了许多。我看着父亲的背影，觉得他每迈出一步似乎都要付出决心和勇气。我们穿过后院的垂花门，走上门前高高的台阶，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父亲连拖鞋都没换，就一声不响地仰坐在窗下一张单人沙发里。傍晚落日的余晖在客厅里投下西府海棠斑驳的树影。不一会儿，跳跃的光斑就被重重的暮色吞没了。屋子里越来越暗，越来越黑，没有人开灯，没有人说话。餐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没有人张罗开饭。我早就饿了，但家中异样的氛围让孩子们本能地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相互依偎着缩在那张烟榻的靠垫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暗中一明一灭的烟火。父亲不停地吸着烟，没有叹息，没有言语，只有烟灰缸里的烟蒂越堆越高。从小懂事的妹妹没有喊饿，一会儿就趴在靠垫上睡熟了。母亲从黑暗中走向父亲，轻轻放下手里端着的水盆。她躬下身，脱去父亲的鞋袜，跪坐在父亲跟前，一声不响地为父亲洗脚。她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洗着，又用干毛巾把父亲的脚擦干，换上干净的拖鞋，便无言地立起身，端着水盆向卫生间走去。一会儿，母亲向“烟榻”走来，缓缓地、无声无息地走向孩子们。忽然，母亲紧紧地抱住我们，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脸上。夜幕完全笼罩了天地，窗外死一样寂静。没有灯光的家像一条即将灭顶的船，一分一秒地沉没在黑海里。“妈妈，爸爸怎么了？”我终于泣不成声，弟弟妹妹也吓哭了。“别怕。”母亲的声音很轻，几乎像自言自语，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有妈妈呢。”过完十岁生日后一个星期，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成为“右派”的消息。在生命的第十个年头，第一次懂得了父亲成为“右派”意味着什么。那时正放暑假。刚放假时，我们还和邻居的孩子玩得天翻地覆，跳皮筋儿、跳房子、下军棋跳棋象棋、交换彼此收藏的“小人儿书”、邮票或糖纸，一起听孙敬修在收音机里讲故事……但一夜之间就天壤之别。曾经一听到敲窗的声音，玻璃上便出现邻居孩子们压扁的鼻子和脸蛋儿，马上院子里就响起一片孩子嬉戏的欢叫。但父亲出事后，我们不再被邀请参加伙伴们的游戏。有一次小孩子们大概忘记了叮嘱，大家又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地玩起了“揣包儿”。祖母回上海之前，亲手为我缝制了好几个新“包儿”，都用裁衣服剩下的边角余料做的，里边装了绿豆和大米，有正方形的、粽子形的，还有圆球形的。正玩得忘乎所以，院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各家保姆的呼叫，她们扯着嗓子把自家主人的孩子喊回去。一个保姆还跑过来，夺下同伴手里的“包儿”，嗖地扔到我跟前，拖起孩子扭身便走。犹如被人泼了一脸脏水，我只怔了一瞬，没顾上拾地下的“包儿”，逃跑似的飞奔回家里。这种当众受到的羞辱，是烧红的烙铁烫在孩子敏感的心里，我从此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往。童年境遇会影响人的一生。1965年，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儿，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到一年就赶上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北大学生全体参加天安门前的大游行。当北大学生队伍涌向金水桥时，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前，微笑着挥手向学生们走来。我当时恰巧在队伍的最前面，和迎面而来的毛主席不过数十米之遥。正当我想快步跑过去时，心忽然像要撞出胸膛般狂跳起来，旋即本能地停下脚，站住了。身后的人群霎时巨浪似的向前呼啸奔腾，冲向心中的太阳。我被涌动的人流推搡着、挤压着，有时完全足不着地被托了起来；但我的心忽然出奇地平静，如一滴水回到了大海，平安而踏实。别被什么人注意，才是我习惯了的生存状态——如果忘情地冲向前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毛主席亲切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我该如何回答？一个“黑五类子女”居然分享与伟大领袖“面对面”的尊荣，那么“贴金”、“钻营”、“厚颜无耻”的骂名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突然地停下脚步，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那一瞬间鲜为人知的心态，来自一个十九岁“右派女儿”的畸形心理积淀，它们在转念间爆发为本能的躲闪和退却。1957年的暑假，不知父亲经历过多少次批斗大会。我只记得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每次得知父亲第二天要去参加批斗大会，母亲就提起熨斗，仔仔细细地为父亲熨烫洗净的纺绸衬衣，府绸西裤，连手帕、棉纱袜都熨得平平整整。汗水从母亲依然秀丽的面颊上涔涔流淌下来，滴落在灼热的熨斗上，发出呲的声响。她自己衬衣的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出门前，母亲为父亲递上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裤袋里揣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随手揩一揩，别叫人家看见汗嗒嗒滴。”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叮咛着，好像父亲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参加什么授奖大会。父亲注重美食，尤其看重早餐。早餐除了牛奶红茶、烤面包加黄油果酱，还有或煎或煮的鸡蛋。煮蛋要水沸后再等三分钟，然后放进高脚蛋杯，用小小的银勺，敲碎并剥除一点蛋壳，露出略小于杯口的蛋白时，佐以盐和胡椒粉，用勺一点一点地舀来吃。每顿早餐的餐具茶具，必须摆放得一丝不苟。为此母亲抗议不断，“这样过日子，吃力煞了。”父亲总是一句话打发母亲：“食是一种文化，连基本的饮食都没有品味和追求，还当什么建筑师，设计什么艺术品。”但那个暑假里，母亲忽然再也不抱怨了。每一顿早餐，她都系上围裙亲自操持。餐桌上多了一只水晶花瓶，里面绽放着从自家廊前花池里剪下的西番莲，连方糖罐旁，都添加了一把银质夹子，好像是准备什么节日的盛宴。阿旺娘成了母亲忠实的谍报员。院子里的保姆们坐在回廊里哄孩子、纳鞋底、择菜、做针线；阿旺娘跟她们凑在一堆儿天南海北地拉家常。回到家，什么人在批判会上发了言，发言的内容，母亲都知道得八九不离十。只有在家里，人们才会卸下面具，说一些不必违心的真感受，这些没有避讳保姆的谈话，被阿旺娘带回了家。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沙发上，“以前你去胡家玩儿，他们问过你话吗？”“好好想想。”母亲说。为了不辜负母亲那异乎寻常的温柔耐心，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去胡叔叔家的往事。“你跟他说过什么英国的事吗？”母亲像哄娃娃似的诱导着我的回忆。母亲的声音高起来了，“那他怎么在批判会上说，连陈占祥的女儿都是洋奴，你对人家说，我家的东西都是英国的。妹妹从不去各家乱跑，肯定是你说的……”“跟孩子讲这些做啥？”父亲打断了母亲，“大人的事，跟她有什么关系！”“他这是公报私仇！政治上的事我不懂，他爱说什么我不管，可他凭什么骂这么小的孩子是洋奴？他凭什么骂你是野心家，是学术骗子？还说你连图都不会画？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员是白给的吗？学术骗子？他去骗一个试试！他自己老婆跟你弟弟相好，没本事管老婆，拿人家哥哥落井下石，算什么男人！阿龙也是拆白党，好心好意让他来北京养病，做大哥大嫂的仁至义尽了。他年轻轻的，什么女人娶不到，非去跟有夫之妇鬼混，岫岚比他大好几岁哪！拆了拦污，拍拍屁股走了，人家咬不着他，拿你当垫背的，你去替他受羞辱，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母亲终于如一座爆发的火山，呜咽着哭泣起来。父亲点燃一支烟，对母亲说：“怪谁都没有用。没有阿龙，没有胡博德，我也逃不过这一劫的。”父亲又狠狠吸进一口烟，缓缓吐了出来，指指我说：“千秋功罪，万古评说，连她这辈人能不能看到那一天都很难说。站在胡博德的地位上想一想，他好好一个家，被老七搅得昏天黑地。阿龙的事，我这个做兄长的有责任，我没有管教好弟弟。人家在会上骂骂你，不过逞一时口舌之快，可阿龙给人家造成的祸害，是一生一世。假如那个女儿不是他的，他就等于要一辈子面对一张情敌的面孔，那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比比他受的羞辱，我被人家出出恶气，骂几句刻毒话，又算得了什么呢？”母亲愣住了。慢慢拭去泪水，不再说话。也许她想起了柔丝·黛，想起了当时自己的心情。由此及彼，天下人同此情，情同此理，心中的不平似乎化解了许多。“妈妈，我想起来了。”我终于记起胡叔叔曾问过我的话，“岫岚阿姨夸我的裙子好看，胡叔叔问我是哪儿买的？”“对呀。我说，人家送的，千里妈妈在英国买的。”我回忆道。“好像胡叔叔还问了一句，这件羊毛衫也是英国货吧？我说是，也是千里妈妈送的。”父亲说：“无风不起浪，总有一点影子的。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公报私仇……不过是些坏习气坏品德，哪个民族哪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不是胡博德发明的，他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很多坏习气太强大了，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连共产党都担当不起的。”邓千里是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驻英国的行长顾宪成的妻子。顾家夫妇是父亲在英国时的好朋友，解放后顾宪成一家万里还乡，也是因为向往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回北京后顾宪成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顾、陈两家因住得近，走得也勤。他们的女儿塞塞莉比我大几岁，从英国带回大批衣服，塞塞莉穿不下的，就被千里妈妈送到了我家。但不久，不知什么罪名，顾宪成一家忽然被发配去了吉林蛟河县，曾在英国任过银行行长的顾宪成，在蛟河县一家小煤铺工作了很多年。荣毅仁一直念念不忘才干骄人的至交顾宪成。1985年，经司法部批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包括投资公司、商务贸易、国际金融、税务、仲裁和诉讼。多年在蛟河煤铺的顾宪成被荣毅仁举荐担任第一任主任。那时的顾宪成先生已是两鬓如雪了。1958年夏天，西单横二条四合院拆迁，大部分邻居都迁入了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设计院新建了两栋楼房。现在看上去简陋的单元公房，在当年，谁住进去竟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父亲是“右派”，当然没有资格上楼。但设计院领导把一位原院长的房子分给了我家。在一排排门前有小院子的平房宿舍里，只有两套房子有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两套房子的原主人是院领导。虽然每间居室都只有十几平方米，横二条房子中的家具不得不淘汰掉很多，但毕竟有了三间居室的栖身之地。母亲说：“比我想象的还好点呢。”父亲被送去昌平附近的砂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他和一群接受改造的“右派”，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这就意味着在砂岭的其他日子要连续劳作。和父亲一起劳改的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俄文翻译邱连璋先生，1957年因支持父亲的大字报而成为“右派”。在砂岭劳改的日子里，他成为父亲的室友。邱先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与陈占祥“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左右。在大跃进浮夸风猖獗的影响下，每个劳动队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劳动改造的努力，每天要把上山挖鱼鳞坑植树和抚育树苗的成绩数字争相报数统计。谁报得越多，就说明谁的改造积极性越高。队长们也希望大家报得越多越好，以体现他们对监督劳动领导得力有方，根本不想核实所报数字是否真实可靠。而你（指陈占祥）每天所报数字总与别人差几倍，甚至十倍。因此，小组评议上，曾使你多少次遭别人白眼和批评。你心里当然也很明白，你私下与我诉说，不能啊！我力所能及的也就只是如此多，虚报一些，说来容易，可这不是我的为人呀！”我清楚地记得，去砂岭之前的夜晚，父亲对母亲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没有头，家和孩子就全靠你了。你一个女人，拖几个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又没人帮你撑着，钱这么紧，我这个担不起家的男人，让你和孩子都跟着受苦，我真对不起你们……”虽然和父母的卧室隔着一道薄墙，我还是听到了父亲的几近哽咽的声音。母亲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传入我耳畔：“放心去吧。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平安回家。就是一分钱不发，我们家也能过下去。你看看吧，这只首饰盒里的钻戒、翡翠、宝石，至少能维持到孩子们长大。即使没有首饰，我还有两只手，我也识文断字，也能出去工作。人家四五十块钱就能养一大家子，我们一百三十八块钱还能饿死人？”“你哪来这么大一盒首饰？解放的时候，爹爹留给你的股票，我不是都要你烧了吗？”“敢不听你的话吗？早都烧了，真的。你说留着我爹爹的股票，吃股息就是剥削，你不许老婆当寄生虫。我可没你那么进步，当时恨得牙痒痒。可我不懂政治，怕拿了股息会牵连你，只好听你的。不然的话，我的股息比你工资高多了。结果你倒成了‘右派，真是老天不长眼睛。”我也很多年都想不通，因为父亲真是太革命了。其实，父亲对共产主义的热衷，由来已久。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引发的劳资矛盾空前尖锐，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激烈的抨击，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中本阶级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源远流长。尤其在高等学府，很多知识分子以社会主义思潮为时尚，但很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股思潮在城市规划学界尤甚。西方土地的自由买卖，因产权所属问题给规划带来的困扰让规划师们苦不堪言。规划与私有制狭路相逢，不得不在产权、金钱的枷锁下低头，不然就要付出无穷的精力卷入诉讼的泥沼。父亲的导师贺尔福曾特地为此去过苏俄考察，回来向学生们大讲计划经济对规划的优越性。土地公有，规划师不必为规划的实施与地产商、房产主们周旋，只要尽心竭力把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就够了。西方学者用“乌托邦”为父亲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充其量是一种纯真热情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不过，即使戴着“右派”帽子，父亲对母亲的一大盒钻戒宝石还是心存芥蒂，“你哪儿来这么多首饰？”“你问过我吗？你那时候还有心思问我吗？”母亲的声音里显然有了弦外之音。父亲不说话了。母亲告诉父亲，那盒首饰都是用叶剑秋当年帮她做股票赚的钱买的。精明的叶剑秋对母亲说：“时局不稳，钱放在银行会贬值，不如买些金银珠宝存起来保值。”后来，股票上每赚一笔钱，母亲就买一件首饰。日积月累，竟攒下一大盒。父亲去砂岭劳动后，母亲自己在二龙路一家水暖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才三十八元。但母亲很高兴，这是她解放以来的第一份工作。起初做绞丝工，因为她有文化，很快调到办公室做了统计工作。父亲一直反对母亲上班，反对把孩子送托儿所。他说：“妇女应该受高等教育，她们的职责就是以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去相夫教子，让家庭更温馨美好。幼儿园教育出来的孩子，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会摇头晃脑拍拍手，唱唱歌谣，被扼杀了个性。”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处处由父亲拿主意。当父亲落难时，她无言地肩起了丈夫的担子。我家迁入建筑设计院宿舍时，母亲帮我转学至护城河东岸的“藤牌营小学”。设计院的子弟都在那所学校读书。每天放学，孩子们沿着青草漫到河畔的护城河岸回家。几株粗壮的柳树不知被谁放倒在河面上，成了孩子们过河的小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河水，一尾尾暗黄色的小鱼，在水中的蓝天白云间悠然穿行。燕子轻盈地掠过河面，撒下一串亲昵的呢喃。蜻蜓的翅膀在草丛中霓虹般闪亮，不知何处响起蟋蟀的浅唱低吟……这一切，在四合院中是从来见不到的。我一屁股坐在河心的大柳树上，脱了鞋袜，把脚伸进金秋清凉的河水。仰起头，湛蓝的天空环抱着我，垂下脸，花朵似的白云从我趾间流过，我忘乎所以地放声高唱起来：“小河流水响叮咚呀，一路洒满笑声。早晨拜会光明的太阳，晚上拜会星星和月亮……”忽然，不远处的河岸上，一群放学的男孩子离我越来越近。一阵阵合唱似的呼声也越来越近地向我冲来，“陈愉庆，陈愉庆，你爸是个大右派！”这合唱仿佛变成了重唱和轮唱，又仿佛是烟尘滚滚的铁骑雄兵，嗒嗒的铁蹄一阵阵地从我心上踏过，剜心的疼痛逼得我紧紧捂住了脸。我顾不上穿鞋袜，拎着鞋光着脚，顾不得路上的沙砾尖石，疯了一般往家跑。晚上，下班回来的母亲在灯下为我包扎伤口。她咸涩的泪水滴在我的伤口上，针刺似的痛。“父母没本事保护你们，你们谁也指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你们从此不能和人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人家跑一步，你要跑十步，跑一百步。这也说不定是上天的恩典，让你们更努力，让你们更出色。天道酬勤，长志气吧，孩子。让人家看看，右派的儿女也是人，而且不比任何人差。”母亲的话，字字珠玑，镶嵌在我心上。我和弟弟妹妹们，虽然只是孩子，却已经懂得什么是受羞辱的疼痛，也就更懂得了尊严的可贵，我们必须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做一个能抬起头走路的人。等到弟妹上小学时，母亲坚持跑了几个小学了解情况，终于找到一家小学，离我家稍远，但那里很少有建筑设计院的子弟。母亲把弟弟妹妹都送进了这所小学，她说：“你们虽然每天多跑一些路，但那里没有人知道爸爸是右派，你们的日子就会比姐姐好过点。妈妈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受那种欺负。”母亲势单力孤，无力回天，但她尽其所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女们的自尊心。我转入“藤牌营小学”不久，一天被选去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选拔考试。考试结束后，合唱团的指挥李名方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拿出我填写的报名表格问：“这是你填的吗？”“你知道什么叫政治面目吗？”他用手指着“政治面目”那一栏问我。我的喉咙又被要冲出胸膛的心堵住了。就像每一次唱《社会主义好》中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时，我就不由自主低下头，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有如芒刺扎在背上。那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总让我喉咙里堵得透不过气，“我已经写上了，我爸爸是右派。”我轻声嗫嚅着。李名方老师的笑容至今历历在目，那笑容中有一种难言的悲悯与无奈，“你父亲一定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共产党员，对不对？”“那你就写群众吧。”他又递给我一张表格，“告诉你，小朋友，右派不是政治面目。重新填一张吧。”就这样，我走进了复兴门外那座与婚礼蛋糕同样颜色的广播大厦，开始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种有别于寻常孩子的生活。这是一群在歌声中生活的孩子，我们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排练厅、录音棚或舞台上度过。对音乐的共同向往，把这群来自不同学校、有着艺术气质的孩子们紧紧连在一起。可能是指挥李名方的音乐家天赋，使他对政治没有强烈的功利之心。不管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还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李名方的指挥棒下，总是奔流飞扬着另一种让我们飞向蓝天白云，奔向高山大海的旋律。俄国杜纳耶夫斯基的《飞翔吧，和平鸽》，舒曼的无伴奏合唱《梦幻曲》，俄罗斯民歌《哎，红莓花儿哟》，还有《太阳落山了》，《湄南河》……但这也致使李名方在1959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发配到广东番禺的中学做音乐教师。数十年的坎坷磨难，使他成为著名少年儿童歌曲的作曲家。在中央台的那些年，我经常担任演出时的报幕员。一次，我把演出时要穿的衬衣裙子带回家，想把已经发皱的演出服熨一熨。“你就穿这裙子报幕吗？中央台也太不讲究了。”母亲边熨裙子边说，“不是礼拜六汇报演出吗？还有三天呢，妈妈给你赶一套新衣服出来。”“报幕当然和大家不一样啦，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爸爸当个右派，孩子就吓成瘟鸡了，这还了得！”“不，这样影响不好，人家会说我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小小年纪，活得比大人还累。”母亲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样好了。这套裙子和衬衫熨好了你带着，妈妈为你做一套更好的，你拿去请老师挑选。如果老师说你必须穿他们发的衣服，那就听老师的，好不好？”一连三个晚上，母亲下班后，刚吃过晚饭就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新衣。我只知道祖母会做衣服，但祖母偶尔来北京小住。母亲会织毛线，织得花样翻新。“在沐恩堂学的，我们有家政课。做饭菜，做衣服，烤糕饼，织毛线，布置家居，样样都要学的。我最喜欢上家政课，学得好来兮。”母亲边说，边把衣服在我身上比划。衣料是母亲从箱底翻拣出来的。外婆只生了母亲和大姨妈两个女儿，为了有子嗣继香火，外公一连娶了两房妾，不仅没得儿子，连一个女儿也没生下。母亲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陪嫁的大樟木箱就十六个，里面被褥卧具、衣裳衣料，一应俱全。年年岁岁孩子们添新衣，几乎不用出去买，母亲翻箱倒柜找几件旗袍、几块衣料，裁裁剪剪就有了。新衣服果然在第三天完工了。一条黑色的派力司百褶裙，一件黑底金色祥云花纹的中式锦缎紧身小短袄，胸前有三对金色缎子的葫芦形盘扣。一双黑色长统袜是母亲没穿过的，从后脚跟到袜筒的背后，有一条长筋似的缝线纹路。“配上这条红领巾，一身素色就有了鲜活灵动之气。”母亲把一条熨好的少先队红绸领巾递到我手里。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我几乎不认识镜中的自己。我紧紧抱住母亲，想说谢谢，竟张不开口。轻轻一声谢，哪抵得母亲爱心的万分之一。母亲摸着我的脸说：“好好背你的报幕词，妈妈在台下为你鼓掌。”我穿着新衣出现在办公室时，少儿部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好。还要我代表他们向母亲致谢，“感谢她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父亲每月从砂岭回家休假一次，那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定量，连蔬菜都难买到。但只要父亲回家，母亲总会想尽办法让餐桌变得很丰盛。她从农贸市场买回兔肉、田鸡，从西单“鸿宾楼”买回鸭油和鸭架，从西单菜市场附近一家叫“公义号”的店铺买到内蒙运来的“酥油”……于是，父亲回家时，餐桌上就有了困难时期难得一见的丰盛。父亲曾对母亲说，在砂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在最困难的三年里，餐桌上的每一杯一盏，都来之不易。我因为住校，对家中经济状况知之甚少，还是妹妹悄悄告诉我，她跟母亲去过东单一家委托行，母亲卖掉了一枚自己最喜欢的戒指。我记得那是母亲常戴的一枚产自意大利的玫瑰花形钻戒。一朵用十八K金铸成的玫瑰，花蕊是粒一克拉的钻石，重叠的花瓣上，镶嵌着一粒粒细钻，像是一颗颗在阳光下闪烁的露珠。它是母亲陪嫁的首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它换回了两千三百元。父亲休假回家时，坐在丰盛的餐桌旁，开心地说：“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妈妈无银无米皆成炊呀！”八岁的妹妹毕竟还是孩子，脱口道：“这些好吃的，都是妈妈的钻戒换来的！”母亲轻轻捏了妹妹一下，可说出去的话已经覆水难收。父亲怔住了，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又慢慢地放下了。“快吃吧，趁热。”母亲站起来，笑容满面地为父亲和我们搛菜，“小囡晓得啥！一只蹩脚翡翠戒，不值铜钿的。钻石、宝石，全不过是石头罢了。饥荒日子，黄金万两不抵馒头一筐。一家人平安健康，比车载船撑的钻石翡翠贵重。再讲了，工厂里人家满手油泥，你手上钻戒发光，人家眼乌珠就把你脊背戳透了，啥人那么十三点呀！”妹妹睁大眼睛看看母亲，又看看我，刚要张嘴，母亲已经把半只卤蛋夹到她碗里，“小瘪三，闲话多来兮！闭上嘴巴吃鸡蛋吧。”那顿饭虽然丰盛，父亲却再也打不起精神，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很多年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欠你妈妈太多，来世都还不尽的。”市面上出现了五元一斤的“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四十多年前，对于每月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的升斗小民，这是天价。犹如今天收入三千元的家庭，用三百元去买一斤桃酥或鸡蛋糕。母亲自己在工厂食堂只吃几分钱一份的熬萝卜、炖白菜，却毫不犹豫地在西单商场排上个把小时的长队，因为中国的商店里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任何糖果和糕点了。为了两斤糕点，母亲要早出晚归地在工厂操劳一个多星期，因为那是她工薪的四分之一，而孩子和丈夫是她生命的全部。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学校住宿时，母亲每月给我十五元生活费。学校每月的膳食费只有六元钱，我把五元退给母亲说：“只要十块就够了。爸爸一回家，你就要去买那么多吃的东西，开销太大了。”母亲把钱按在我手心里，“你别为家操心。家里照六个人算，每人平均生活费应该是三十块，你其实只拿了一半。”我家应该是七个人，母亲却说按六个人算，缘由一言难尽。1957年“反右派”时，大哥陈衍庆是清华建筑系二年级学生。1955年，十七岁的大哥陈衍庆以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建筑系。开学体检时，发现肺部有阴影，按规定退学，连学籍都不能保留。大哥心有不甘，在家边养病边复习，第二年仍去报考清华建筑系，结果又考上了。连续两年高分中榜，这在清华历史上也并不多见，一时在建筑系传为佳话，称之为建筑界的“将门虎子”。而1957年的急风暴雨中，“将门虎子”瞬间变身为“右派”子弟。1957年，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对“陈华右派联盟”的批判之后，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梁先生对父亲说：“刚才大会宣布衍庆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声明，我是大力支持的。衍庆才十九岁，至少还要在清华学习四年，非如此，他何以在建筑系立足？希望你理解孩子，他的压力不比你小。”大哥衍庆是我家儿女中的君子。为人诚信重诺，从不信口妄言，永远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无论时尚如何变迁，他固守古老纯朴的做人原则，即使在他人眼里可能太古板，但也古板得可敬可叹。一句“划清界限”，不过四个字。但对大哥衍庆来说，那是背负十字架在荆棘丛中穿行的四年。放在另一个十九岁少年身上，“划清界限”也许只是大小会上的一句表态，会后和背后该怎样还怎样。言行不一是常态，言行一致才是非常态。而大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十九岁的年轻人，哪里懂什么叫政治？那一代人理解的“划清界限”，首先必须和家庭划清“经济界限”。从此，大哥不再回家，也不再用家里一文钱。母亲为之肝肠寸断，“衍庆在清华怎么活啊！划清界限说说就罢了，怎么就非要一言九鼎？连人家做官的讲话也是在哪儿说完，在哪儿放下，衍庆就这么死心眼儿！不要家里钱，他连饭费也没有啊！”不久，我们几次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整版多的大型报道《周总理访问清华园》，《金日成访问清华园》，署名都是《新清华报》记者陈衍庆。再后来，我们陆续在许多报纸上看到大哥署名的文章，还有的是散文、小说等等。母亲读着大哥的文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孩子，想不到还这么会写文章，这么有文采！”母亲笑着夸奖儿子，“可是，靠这么点稿费养得活自己吗？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身体吃得消吗？”说着说着，母亲眼里又泪光闪烁。暑假里，大哥回家了。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还是他上初中时买的。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后臀上打了一大块补丁。哥瘦了很多，但眼睛黑亮亮的。我和弟弟妹妹扑上去，又惊又喜地拽着大哥的臂膀，连蹦带跳地簇拥着大哥走进家门。手足之情，血浓于水，见到久别的大哥，心中的悲喜交集都被泪光模糊了。“怎么穿这样破的裤子？”母亲上下打量着儿子，“记得给你带了新裤子去学校的呀。”一番盘问才知道，学生们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宿舍五楼顶的平台上。大哥去收衣服时，发现自己的新裤子不见了。“一定谁把我的裤子收错了。”他这样想，也并没有介意。过不久，他又去平台晾衣服，认出了自己丢失的那条新裤子，因为裤袋里有母亲为他缝的一个红线五角星。“我在裤袋里放了一张字条，说这条裤子是我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收错了裤子，希望你把它送到我宿舍。然后就写了我的宿舍号和我的名字。”“书呆子！怎么不快点把裤子拿回去嘛？”母亲急了，“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吗？”哥慢慢地说：“如果他是弄错了，说不定他裤子也被别人收错了，我把裤子拿走，他没穿的怎么办？如果他故意偷的，就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也给他留一份自尊心。”“没有。”大哥摇摇头，“没再看见我丢的裤子晾出来。也许，他只有一两条裤子，可我现在一共有三条，够穿了。”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哥说得自然而平常，没有埋怨，没有委屈，连一点愤恨都没有。但我忘不了自己受到的震撼，父母或亲人的言行，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去想事情，可以这样替损害自己的人着想，这样去宽容他人的过失。母亲站起来拍拍哥哥的肩说：“吃亏是福，头顶三尺有神明。”吃过午饭，哥说要回清华。母亲急了，“放暑假在家住一晚有什么不行？”“我来接弟弟妹妹去清华住几天，他们也放假了。我都联系好了，弟弟跟我住，妹妹住汪国喻叔叔家。”哥说，“我真的想家，想你们。”我们也想大哥。每当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唯独缺了大哥，心中总一揪一揪地痛。但我们知道大哥不能回家。他是共青团员，他如果不和父亲划清界限，他在清华的日子就太难过了，我们都知道哥的难处。汪国喻和赵为钊夫妇曾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的邻居,我们看着汪家的三个女儿出生，又伴着她们一同长大。赵为钊阿姨成为“右派”后，一家人搬去了清华园。在清华住的短短几天里，汪国喻一家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物质供应那样困难的岁月里，他们倾其所有地款待一个“右派”邻居的女儿，仿佛我是来自远方的贵客。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一个经历了世态炎凉的十几岁孩子留下了抹不去的温馨记忆。那些善良的人，纯净的情感，伴随着我历尽沧海桑田的人生。临行前，母亲把一些钱塞在哥哥手里，“拿着，儿子。这样妈心里好受些，你过得苦，妈妈心里会好过吗？”哥把钱推了回去，“不行，妈。我不能要，我说过的话，不能不做到。”“我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哥和母亲像在拉一把大锯，“我能吃饱穿暖，放心吧，妈妈。”“靠稿费，有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怎么过呀！”母亲的声音又哽咽了，“既然不在乎别人，还怕什么？”哥低下头，慢慢说：“我在乎自己。说一套做一套，我会看不起自己，那比被别人看不起还可怕。”大学六年，后四年大哥完全是靠手里的一支笔养活自己，没拿过家里一文钱。我想象不出那四年的日子有多艰苦，若说是贫病交加也不过分。那是他为真诚付出的代价。读大学五年级时，哥患了肺病。一定是营养不良，加上体力透支，哥病倒了。大哥是《新清华报》的出色记者，清华学生会把他送进香山附近的“亚非学生疗养院”休养，约半年之后才恢复健康。陈友芬是父亲“都委会”的同事项彬南的妻子，也是我家西单横二条那个大院的邻居。他们夫妇的三间坐南朝北的房子与陈干“大舅”对门。那时我喜欢在吃过晚餐后，悄悄溜到前院儿，不知深浅地去敲项叔叔的门，一句“项叔叔，陈阿姨好！”便宾至如归似的坐在人家的椅子上，瞪大眼睛一言不发地听起了项彬南叔叔和妻子二人的钢琴和小提琴合奏。新婚的项家夫妇对我这个不请自到的小客人，总是笑着说“欢迎欢迎”，然后便又双双旁若无人地神游在他们的音乐天地里。项叔叔拉得一手好琴，如痴如醉时，双目微阖，鬈曲的黑发猛地向后甩去，然后耸起左肩，臂上高高擎起的提琴霎时成了一支冲向蓝天的号角，仿佛把项叔叔胸中奔涌的激情都化作了风中舒卷曼舞的云朵。项叔叔的妻子陈友芬是中学的数学教师，我一直都无法把她美丽的歌声和琴声与数学连在一起，总以为和歌声一样美丽的陈友芬阿姨应该生活在舞台上。渐渐地，我知道了他们合奏的曲子叫贝多芬的《月光》，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陈阿姨喜欢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重返苏莲托》、《桑塔·露西娅》……那歌声琴声有时仿佛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漩涡，把我吸了进去，我情不自禁地起身向前倾去，好像自己乘上了那天籁的翅膀。在我们的大院里，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夫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人际纠纷都与他们扯不上干系，以致我到现在也搞不清项彬南从什么学校毕业，他在“都委会”究竟做什么工作？似乎他们那个坐落在大榆树下的房子里，永远只回荡着歌声和琴声，无论是下班后的夜晚，还是礼拜天的假日。1959年，四合院拆了。大院中的人家，大多迁入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家也搬进了宿舍的一排平房里。1960年，中国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肉菜严格定量供应，家家户户浮肿最严重的就是主妇，因为无私的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从自己有限的份额中省出一些给丈夫或孩子享用。那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接到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在只有一百多户的宿舍大院里，各家孩子考上哪所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正在砂岭劳动改造，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上班，孩子们中午带着自己的饭票，各自在食堂吃饭。排队买饭时，我一眼认出站在自己前面的是陈友芬阿姨，便慌忙本能地垂下了头。自从搬到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一是宿舍院子大，住户多。二是父亲当了“右派”，我一夜间就长大了，再也不会自作主张地去敲谁家的门。我学会了低下头，垂着眼皮，无声地走路。起初曾经礼貌地和一位四合院里的熟人打招呼，不料人家白你一眼别转了头，就像掷来一块石头，忽地戳进了年幼的心里，痛得一下子迸出了泪水；可如果见了熟人不打招呼，人家一定说你少教，不懂礼貌。于是，十来岁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只看着脚尖疾步快走。陈阿姨稍一侧身就看见了我，“是你呀，贝蒂！好久不见了。”她背转身，上下打量着我，满脸是笑地说，“阿姨要恭喜你呢，考上师大女附中了？那要双百分哪，太不容易了！”密匝匝几大排的买饭队伍里，她的声音仍像我儿时听到的歌声那么明亮，也如窗外温暖和煦的阳光，洒了我一身。眼前的陈阿姨变了很多。几年里家中有了三个儿女，不知还有没有弹琴唱歌的雅兴？可能因为陈阿姨瘦了很多，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显得更大了。那天的午餐的菜牌上有一份最奢侈的“扬州狮子头”，两毛五分。我早就学会了节俭，通常只买三至五分一份的拌茄子、炒土豆丝。连最小的弟弟宪庆和妹妹弥尔，都懂得了家中的变故。一次从幼儿园回家时，每人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温热的小包子，满心欢喜地递给母亲。那是饥荒年月，四岁和六岁的弟弟妹妹从自己幼儿园的晚饭中省下来的。轮到我买饭时，陈阿姨从窗口把一份米饭和一份“扬州狮子头”递到我手里，“这是阿姨替你买的，祝贺你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不不！”我慌乱地推托着，瞥见她自己要带回家的小钢精锅里，米饭上扣着一份黏稠的小白菜熬粉丝。“阿姨要犒劳犒劳你。”她端着刚买的饭菜，边说边往大门走，“别忘了，阿姨是当老师的，看见好学生，比自己吃什么好东西都高兴！”她健步如飞地消失在食堂大门口，临出门时又回过身，微笑着向我招招手。对于食堂里一些用异样目光打量我们的人，她似乎全然不知。我眼前又出现了她当年在钢琴前边弹边唱的样子，只是那样子竟在温热的泪光中一点点地模糊起来。项彬南夫妇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里和我家接触最少的一家人，但半个世纪前两角五分一份的“扬州狮子头”让我记了一辈子。陈友芬阿姨在食堂大门口向我微笑招手的一瞬间，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定格在我人生的记忆里。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父亲在砂岭劳动，母亲每天下班回家，一边督促弟妹的功课，一边不停地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母亲极爱整洁，多年来一直保持每周一换床单枕套、每月一拆洗被子、沙发套和窗帘的习惯。那时连洗衣机为何物都不知道，所有卧具、衣服都要母亲的双手去洗涤；而且，被单枕套洗净后一定要上浆、熨烫，这些习惯让母亲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只有这样活着才是她自己，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她常说，衣服破旧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整洁。尤其是白色的内衣内裤和白袜子，就是旧得像纸一样薄，也必须雪白清亮，这简直成了她检验我们姐妹是不是好女孩儿的标志。我在女附中住宿，每周回家，上床前准要查看我的内衣内裤是不是洗得洁白无瑕，有一点颜色发暗，母亲就要开始她的家训，大意无非是女孩子不能懒惰，懒惰的女人将来肯定不是好女人等等。努力保持内衣洁白，成了我一辈子的强迫行为。就是在有洗衣机的时代，我也一定把白色的衣物加漂白剂另外洗涤，否则就好像做错了什么而心中不安。我家刚搬入设计院宿舍的第一个冬天，我还在“藤牌营小学”读书。那个冬天真冷，星期六下了整整一天大雪。在录音棚唱了一下午之后，我迎着裹了雪花的寒风，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走进东三排的院门，隔着结满冰凌花的玻璃窗，一眼望见家里的灯火，顿时满心漾起融融的暖流。我从小最怕在夜晚时离家，周日返校宁可太阳没下山时走，一旦家里的灯亮了，回眸望一眼窗口就会泪如泉涌。我最盼望远远看见灯火回家的时刻，那是人生幸福的一种，幸福有时就这样简单。忽然，隐隐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谁也没有介意，任何脚步都和我家没有关系，有谁会在风雪之夜来我家呢？门外台阶上响起跺脚的声音，接着有人敲门上的玻璃窗。我要跑过去开门，母亲一把将我拖住，“先别开，我来！”“谁呀？”母亲走到门前，小心地询问着。隔着厚厚的冰凌花，看不出门外的人脸。“我，朱若华，贺其治。”门外响起一个轻柔的女人声音。母亲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提高声音问了一遍，“谁？！”“真的？”母亲几乎是惊叫着，猛地拉开门，满头满肩雪花的贺其治、朱若华夫妇站在门口。“真的是你们！”惊喜交集的母亲把朱若华拉进门，还没来得及扫去满身的雪花，朱若华已经与母亲相拥而泣。贺其治伯伯摘下围巾帽子，脱下大衣，母亲这才想起还没招呼客人坐下。充作客厅的房间只有十几平米，多了两个客人，屋子里马上显得局促起来。朱若华头巾上的雪融化了，脸上流淌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雪水，“我们打电话去设计院，可他们说查理去昌平砂岭劳动了。问你们在哪儿，他们才告诉了这个地址。”朱阿姨指着纸条上的地址对母亲说：“到了这里，我们问陈占祥家怎么走，居然没一个人敢告诉我！”贺伯伯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着镜片上的水汽说：“我向一个年轻人问路，他也想躲开。我一把抓住他说，不用怕，我是共产党员，你带我去他家，绝不会连累你！他这才把我带到你家院门外，指指大门就慌慌忙忙走了。好像查理家是老虎洞，简直莫名其妙。”母亲忙不迭地往炉膛里添煤，烧水冲茶，“你们看，家里没什么可招待客人的。还剩下一点祁门红茶，可既没有牛奶，也没有白糖，只能将就了。”妹妹一转眼跑进了卧室，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手心里托着两粒柠檬水果糖举到母亲眼前，“这是幼儿园发的，我一直留着呢。放进茶里，是不是可以做柠檬红茶了？”母亲刚要接过糖，却被朱阿姨拦住了，她把妹妹拉进怀里，“乖孩子，大人哪能从你口里抢糖吃！”说着，她拉开自己的手提袋，从里面把一样样东西拿出来，“这是一斤黄豆，我们外交学会发的。这是一听炼乳和一小盒袋装红茶，是外交部的同事出国带回来的。查理一出事，我们就知道坏了，他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自己的事。我们是多年的莫逆之交，比谁都了解他。在英国，多少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做了自己还不知道。查理是一心爱中国、为中国的学者，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我们永远是他的朋友。”母亲放下手中的茶杯，掩面而泣。贺伯伯啜了一口茶，对母亲说：“我们和查理在英国是最好的朋友，今后也是。我们不会做墙头草，更不会指鹿为马。我们现在帮不了他，但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的家人。”说着，他从自己的小本子上扯下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电话，交给母亲说：“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有什么难处，就打电话给我们。”朱阿姨把妹妹搂在怀里，摸着她的头说：“我们只有两个儿子，都参军了。小弥尔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吧，好不好？”妹妹抬起头，看着母亲，母亲拭去泪水说：“弥尔，叫干爸干妈呀！”妹妹低下头，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却忽然一头扑进朱阿姨怀里啜泣起来。想不到，连六岁多的妹妹也凭孩子的直觉感受得到情重千钧催人泪。就在父亲远赴砂岭劳改的风雪之夜，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朱若华和丈夫贺其治，跨进了“右派分子”的家门。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知道，那需要怎样的勇气！从那天晚上，妹妹弥尔成了贺其治夫妇的干女儿。后来，我们都跟着弥尔叫起了“干爸”和“干妈”。贺其治先生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空间法专家，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历任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执行董事。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先后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硕士、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贺其治先生精通国际法，开中国空间法学科之先河，他的《外层空间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空间法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空间法的理论与实践，多次应邀担任关于国际法、空间法、军备控制等国际研讨会的主席或主讲人，在全球国际法、空间法领域享有崇高声誉。“干妈”朱若华出身于四川名门望族，20世纪30年代作为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新女性，冲破重重阻力赴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回国，投身四川成都地区的抗日救国洪流。“七七事变”后，成都妇女成立“成都妇女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妇抗会”），留日归来的朱若华成为“妇抗会”骨干，并加入中共地下党，与时任南方局妇女工作负责人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密切的工作联系。她利用自己家庭的特殊关系，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筹募到大量资金。为了送一些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离开四川去解放区，她甚至一次次地从自家父母手里拿钱，她和她的家庭为抗战胜利倾其所有。到英国后，邓发是与她直接单线联络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解放时，贺其治夫妇风尘万里返回祖国，想不到朱若华在英国期间的组织关系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邓发同志的遇难而无法被证明，党龄只能从解放时算起。我不知这种委屈加之于他人身上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朱若华只置之一笑说：“我们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加入共产党，从没想过日后要凭党龄伸手讨些什么；若是图利，我们为党捐献的财物自家几代人用之不竭。党龄从哪年算无所谓！”巾帼豪气不让须眉。贺其治先生曾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外交系，抗战期间，他在四川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考试中名列榜首，被派往英国任原国民政府驻利物浦副领事。朱若华作为夫人随行，在国民党的驻英领馆中为中共地下党工作。为更广泛地结交英国知识界友人，把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消息传达给全世界，争取更多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日，他们相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利物浦大学攻读学位，也因此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但父亲从不知他们中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此以后，每隔几周，我们就会收到干妈寄来的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要我带妹妹去她家过周日；每次都详细约好时间，她和干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等我们，然后牵起我们的手，一起散步穿过公园。只消走出公园后门向左转，几分钟便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办公地点，而职工宿舍就在办公大院后面的一排排平房里。干爸干妈家里也有很多书，跟父亲一样，他们的书也大多是英文书，我一本也看不懂，只有几套很眼熟的书，我认出是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狄更斯、萧伯纳和哈代的作品。“小家伙不简单哪。”干妈夸奖我说，“爸爸教你学过英文吗？怎么认得出这么多英文书？”“不认得。”我不好意思地实话实说，“爸爸告诉过我这些书的书名和作家，它们跟我家的书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认出来了。如果是我家没有的，我就不认得了。”干妈哈哈大笑说：“上了中学一定要学英文，你爸的英文那么好，你们不跟他学太可惜了。”“你们爸爸的英文可不是一般的好。他不像很多中国学生，到了外面就闭门苦读，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不大有兴趣。查理完全融入了英国的主流社会，精通英国的历史文化，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干爸指着书橱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说，“我跟你爸爸的交往就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我也是个莎士比亚迷，我们在一次学校的派对上谈起《罗密欧与朱丽叶》，说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相似的故事。昭明太子萧统和卖茶女慧娘的殉情，造就了多少红豆相思的神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传奇。我们越说越投缘，从莎士比亚谈到萧伯纳，从詹姆斯·希尔顿说到乔伊斯……你爸爸能成段背诵莎士比亚、本琼生或萧伯纳剧本中的台词，这连英国学生也自叹弗如。”我们从干爸那里听到过一个关于他们和父亲探讨如何运用一个英文单词的小故事。父亲过世后，我从干爸纪念父亲的文章中重温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利物浦所属的克劳斯贝（Crosby）城区联合国协会为庆祝该会的成立，邀请朱若华去做主旨讲演，题目由我和她共同商定，名为《坚持联合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原则——从国际联盟失败所吸取的教训》。我们本来准备在文中仿照一句英国成语：‘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将其改为‘国联失败了，国联万岁！（the League is dead,Long live the League!）来形容国际联盟的作用。占祥看了讲演稿后，建议将这句放在最后，改为‘国际联盟结束了，联合国万岁！（the League isdead,Long live the United Nations!）作为结束语。我们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好，于是若华在讲演中，用了这句话结束，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有意思的是，后来英国的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作为国联的负责人，把国际联盟的档案和其他财产移交给联合国负责人时，在祝辞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坐在干爸干妈那间简朴整洁的房子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父亲的那么多往事。尤其是二战期间父亲在英国的传奇经历，通过他们栩栩如生的讲述，让我这个“右派”的女儿，形象地认识了在我出生之前的真实的父亲。在那个被扭曲的疯狂年代，有多少儿女揭发父母，手足亲人骨肉相残。我们能在狰狞岁月中坚守对父亲的信任，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那是我们心中绵延万里的信念的长城。贺其治、朱若华夫妇在英国生活多年，有很深的中、西文化根基，他们对父亲的坚信不疑，对我们一家的不弃不离，都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中的美德和人格，并不是任何一个饱学之士都能做得到的。在那样的年代，告诉我们完全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万一孩子说漏了嘴，他们会承担怎样的风险！多少人对我们避之不及，而他们每隔几周就把我们邀去他家，为我们讲述往事，讲述莎士比亚、《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狄更斯的《双城记》、萧伯纳的《卖花女》，带我们去看电影《第十二夜》、《雾都孤儿》，苏联冰上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临行时，把新买的灯芯绒外衣穿在妹妹身上，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供给糕点塞进我们手里。每次，干爸干妈都会把我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直到看着我们上车。许多年之后，他们立在风雨中或蓝天下向我们挥手告别时的画面，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亲爱的干爸干妈，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们是久旱中的甘霖，是烈日下的浓荫，你们用自己的良知和大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间最可宝贵、最可珍惜的无价之宝。干爸干妈几年前相继逝世，他们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撒进奔流于巴蜀大地的嘉陵江——那条养育过他们的母亲河。如果有一天飞向天堂，即使关山迢迢、天河浩荡，我也会奔向你们身边大声说：我永远爱你们，亲爱的干爸干妈！1937年，母亲刚嫁入陈家不久，日军重炮轰击闸北，震惊全国的上海“8·13沪淞大血战”爆发。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发表抗战讲演，并率87、88、36师和两个重炮团向上海飞驰挺进。8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总反攻，封锁长江中下游。张治中将军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坚守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的国军八百壮士与日军血战数日，可谓气壮山河！同年11月11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宣布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陪都。为了报复他们受到的顽强抵抗，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父亲家位于虹口的房子在炮火中化为废墟。数十口之家于战火中逃往租界避难，又辗转到南京路国际饭店背后的黄河路，买下一栋石库门房子暂且栖身。陈家从此江河日下，风光不再。新婚的父母曾与无数上海市民一同去闸北慰问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专做食品业的外祖父，把运送食品的专用汽车开进闸北，将面包、西点送到十九路军阵地。父亲情绪激昂，对祖父说，他不去留学了，国难当头，好男儿当奔赴疆场，马革裹尸还，他的雷士德的同学很多都投笔从戎了。1936年，伦敦大学在上海第一次举行入学考试（Matriculation），父亲是雷士德工学院预科第一个考取伦敦大学的学生。“8·13”时，雷士德位于虹口战场，被迫停办，学生由校方安排到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暂读。二十一岁的父亲热血沸腾，恨不能插翅飞赴疆场。祖父和当时还住祖父家的劳姓风水先生对父亲进行了轮番游说。据父亲说，风水先生劝他的话很有意思，“东洋人想灭中国？照照镜子，他们有那个命相吗？上天真要成就他们的霸业，能把他们逼到那个水囚的弹丸之地吗？小东洋张狂，是死前的回光返照。他们最好不止打中国一家，最好打遍世界犯众怒，他们就赤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子丢人。打得越疯，死得越快，用不到几年，东洋人肯定滚出中国。那辰光，中国经历了战乱，有多少新房子要建设？就等你们这些学到本事的年轻人猛虎上山，蛟龙入海，火凤凰要从你们手里飞起来！这比你去军队当一个小兵的贡献大多啦！啥人都可以去当兵，能当建筑师的人才有几个？全上海有几人考上伦敦大学啦？”风水师说完，祖父又继续劝说。父亲最终被说服了，踏上了负笈远行的求学之路。临行前，陈家的风水师劳先生还郑重神秘地对他说：“你这一生，交游四海，声名远播，但两袖清风，名利不得双收。你真不如太太有财运啊！”年轻气盛的父亲将此话当耳旁风，母亲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劳先生对祖父祖母也讲过此话，当年一手成全长子婚事的祖母埋怨说：“什么财运呀！她一进门，陈家险些灭门，虹口的房也烧了，家也败了，没死人就算是万幸。丧门星噢。”祖父批评祖母说：“照你讲的，爱仁本事也太大了，莫非东洋人打中国也是她招来的?那太阳也要落进陈家井里去了！”搬弄是非的女佣把这话传给了母亲，母亲和祖母之间暗暗结下了芥蒂。虽然从不曾爆发，但我们从小能感觉到母亲对祖母礼貌周全的冷漠。父亲于1938年8月乘船离开上海。山河破碎，家道中落，双亲年迈，幼子待哺。虽然祖父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留学的费用，但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此时此刻去国离家，总怀着深深的愧疚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支撑那一代人生命的信念，他渴望用自己年轻的肩膀，为国为家担负起一份男儿的责任。父亲抵达英国后，刚开学不久，就受到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考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民间团体邀请，去为他们做关于“中国抗战”的讲演。这是父亲第一次用英文对英国听众做正式讲演，心中非常紧张。干爸向我回忆说：“你父亲认为，他必须出色完成这次讲演，这是他唯一能为自己祖国做的事了。恰巧一个中国同学告诉了他刚听到的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1938年9月18日，为了纪念‘9·18东北被日本侵占七周年这一国耻日，广州居民高举火把拥向街头，举行十多万人的盛大游行。日军轰炸机不时在广州天空盘旋，炸弹随时都可能在游行队伍中爆炸。但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大幅标语，不是要求国民政府的空军保卫广州，而是请求空军要誓死保卫中国的临时首府武汉。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高擎火炬的女性，她就是‘保卫中国同盟的领袖宋庆龄。手无寸铁的民众，浩浩荡荡、视死如归地走在一位柔弱美丽女性的身后。天空是飞驰而过的日军轰炸机，人群与死亡近在咫尺，但他们震地撼天地发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怒吼，这正是处于生死边缘的中华民族精神写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干爸说，当年父亲向他讲起这些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曙光在即，他言及此事仍是热泪盈眶。他曾向英国听众描述，自己怎样亲眼看着哺育和庇护自己成长的家园，在侵略者的炮火中成为废墟。一家人怎样痛失故居、颠沛流离，鸽群飞翔的天空下从此哀鸿遍野，菩提树下无和平。父亲一位同学的堂弟，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山血海中逃到上海，他的父亲躲在磨房里，亲眼看着妻子被日军轮奸，忍不住痛哭失声，被赶过来的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还把死者的胃肠挂在了树枝上。侵略本身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强盗行径，因此侵略者的行为，必然就是最野蛮最无耻的禽兽行为。那是对人类最起码道德准则的践踏和蹂躏，姑息纵容这种行为，文明将沉沦毁灭，人类将坠入最黑暗的炼狱。同西方相比，中国国衰祚微。西方国家能出动上千架战机，数百艘军舰，数十条航空母舰与希特勒对峙，中国没有。财力匮乏，民生凋敝，但并不妨碍灵魂的自由与高贵。在上海“8·13”浴血杀敌的八百壮士，是“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中国人自尊不屈的象征。“我要告诉英国朋友们，”父亲在多次讲演中强调，“中、英虽然相距遥远，但在世界反西斯的战壕里，我们和你们唇亡齿寒。为了安抚远东的日本，英国在1940年7月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援助的主要通道中断了！这是愚蠢短视的绥靖政策。以为中国是个遥远的邻居，邻家失火烧不到自己头上。错了！正如罗斯福总统说的，邻家失火时，你不舍得把橡皮水龙借给邻居，最后一定是在大火中与邻居同归于尽。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生命，用誓死不做奴隶的意志，筑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肉长城，这长城捍卫的不仅仅是中国，我们在远东为全世界牵制了法西斯联盟的力量。一旦中国亡，地大物博的疆土会成为日本人的兵工厂、弹药库；那时候，远东的日本就是魔鬼同盟中狰狞凶悍的虎豹豺狼，整个西方的灭顶之灾指日可待。所以，我恳求每一个英国人都来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帮助我们的抗日战争，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干爸说：“查理的讲演充满激情，受到英国听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利物浦的民众团体都向他发出邀请，譬如‘圆桌会（Round Table），扶轮社(RotaryClub)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 CripsAid to China Fund)等等。”在英国，每个人都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是人权的一部分，这是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因此，英国大学都设有专门机构（University ExtramuralBoardForWorkers Education），为工人和社会其他人士进行业余的大学免费教育，这也是他们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计划之一。该机构的教师由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组成。但中国留学生查理·陈的名字竟破例地出现在该机构的名单里。各民间团体亦可在这份名单里挑选他们中意的人去讲演或授课。在以后的四年里，查理·陈是教师团里接受邀请最多的一位，最多时达每周三次。父亲的同学中有几位是英共党员，他们送给他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s Over China），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本书使父亲第一次知道在祖国的黄河之滨——延安的宝塔山下，聚集着一群优秀的炎黄子孙；抗日疆场上，驰骋着一支背负起民族希望的军队。他们的蓬勃朝气，他们的不屈不挠，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都让他振奋不已。从此，他的讲演又增添了新内容，那就是埃德加·斯诺笔下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斗争。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向西方介绍红色苏区的西方记者，多年来蒋家王朝对“共匪”的妖魔化，使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而斯诺深入中国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将领、红军领袖的窗口。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说：“《红星照耀中国》是经典性报告文学的样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父亲被这些闪耀理想主义光芒的故事激动着，他用自己娴熟优雅的英语，把这些故事告诉每一位英国听众。他自己，也深深憧憬着西北高原上那片被红星照耀下的土地。这与后来他在1945年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上的表现一脉相承。在将近六年的二战生涯中，父亲为英国听众讲演了五百多场，他的名字在英国很多家庭都熟悉。妹妹弥尔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她的丈夫周一民成为英国杰出的电脑专家而得到全家入籍英国的机会。他们的女儿周泉在英国读小学时，同班一位同学的祖父祖母得知她是当年那个查理·陈的外孙女，要她向外祖父问好，因为他们曾是查理·陈的忠实听众。他们告诉周泉：“你的祖父跟我们一同渡过最艰难的岁月，他带给我们来自遥远土地的尊严和勇气，为自由舍生忘死的中国人民，永远受到我们的尊重。”干爸贺其治说：“你父亲所做的五百多场讲演，在英国公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部分听众是英国民间的援华基金会成员，这也正是党要求若华在海外做的工作。查理不知道、也没有接受过中共地下党的任务，但他完成得比谁都出色。他是凭一颗赤子之心去做这一切的，连英国人都公认他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想想吧，他不是职业演说家，他要读书、要写论文，还要参加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六年五百多场讲演，丝毫没影响他的论文登上英国《建筑评论》杂志，没影响他成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才情，更要有怎样的人格魅力。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选举一位中国人当他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这在英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中访问英国时，查理·陈作为在二战中有杰出贡献的中国人，受到罗斯福夫人的单独接见。你家里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是查利和埃诺莉·罗斯福的合影，我们都见到过。美、英、苏和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和贡献，历史自有公论。不能因为一句‘帝国主义反动派而一笔抹煞，我们是伴着这段历史艰难前行的人，历史不是任人随手搓捏的软面团。”“跟孩子讲这些做什么？”干妈打断干爸的话，非常严肃郑重地对我们说：“干妈干爸跟你们讲这些话，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事情真相，知道你们父亲是什么人。可是千万记住，这些事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够了，千万不要去对外人表白或解释。”“别问为什么，你们长大后会慢慢明白的。”干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像一把铁锁，把这些话死死地锁进我和妹妹心里，“你们如果出去乱讲，会给全家，也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记住了吗？”我禁不住心里发抖，“以后别人再骂我爸爸怎么办？”我无助而惊恐地望着干妈。“闭上嘴，咬牙听着。把所有的话吞下去，把眼泪咽下去。不要去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让它们成为你们的动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感激这一段屈辱坎坷的生活经历。”干妈说得平平静静，然而字字句句如惊雷滚过我心田。回到家里，我和妹妹向母亲要父亲和罗斯福夫人的合影，我们对这位总统夫人又好奇，又有些害怕，好像我家藏了什么地主的“变天账”。“有啥好看的？”母亲边翻皮箱边说，“看过了出去瞎三话四，要闯大祸的！”“知道，干妈千叮万嘱过的。”我急不可待地去翻皮箱，“打死也不说，像刘胡兰一样。”母亲戳戳我的额头说，“最会头脑发热的就是你，跟你爸一式一样！”照片中的罗斯福夫人比父亲还高一些，母亲说她有一米八的身高。她和父亲好像在说什么很愉快的事，两人都笑得大张着嘴。她穿一件很平常的黑色衣服，因为是半身照，照片又有一本书那么大，眉眼照得很清楚：高颧骨、大鼻子，笑的时候牙床暴了出来，牙齿们都要争先恐后地逃出口腔似的。总之，这位总统夫人一点也不好看，让我和妹妹大失所望。我们以为总统夫人一定都貌似天仙。这位叫埃诺莉·罗斯福的总统夫人是美国总统希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她天资颖慧，敏锐犀利，远见卓识，博闻强记；可丈夫还是在外面有了女人，是他的女秘书，美丽又小鸟依人。俗话说，女人“以貌事君者短，以才事君者长”，其实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卓文君才貌双全，司马相如还不是照样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男女之情是人类生活中永无谜底的千古之谜。不过，面对丈夫罗斯福的不忠，埃诺莉容忍了二十九年，最后成为罗斯福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忠实搭档，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堪与丈夫比肩，对罗斯福在事业上的辅佐功不可没，在世界各国都享有崇高威望。一大箱照片，是父母前半生经历的记录。“文革”的抄家狂飙掀起之前，母亲将它们付之一炬。一只只黑蝴蝶在凄艳的火光中飞舞，又慢慢落入一只烧黑的大铝盆。父母婚礼上的合影，母亲怀抱婴儿时初为人母的喜悦，利物浦大学足球场上父亲射门时的英姿，父母和梁思成夫妇在颐和园长廊中的谈笑风生；无论是满庭芳菲的春日，还是风雪如晦的严冬……嶙峋斑斓的往昔岁月，一瞬间化为灰烬杳无踪迹。2006年1月23日，中国海员纪念碑在利物浦港码头落成。纪念碑上镌刻的碑文如下：献给那些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们！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被迫要求离开的人们！他们不得不离去，在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丈夫下落的妻子们，还有那些再也见不到父亲的孩子们。我们记住曾发生过的这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这是一段让人心潮激荡的历史，充满屈辱与不公，父亲和那些曾在利物浦经历二战岁月的中国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父亲甚至是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物浦作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成为大西洋西方战略的总部。庞大的战时船队犹如人体的动脉，向英国和其他盟国输送着战时的军备及民用物资，是二战中抗击法西斯战争的生命线。双方深知这条海上航线是战争胜负的命脉，德军派出大量潜艇、鱼雷艇拦截或袭击船队。尽管有英国舰队护航，被击沉击伤的运输船还是不计其数，大批海员葬身大西洋，运输船队海员奇缺。负责战时运输任务的英国太古海运公司、亚细亚海运公司等不得不到中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招募海员。于是，利物浦成了数万名中国海员的聚集地。在利物浦码头，每天有数百名来自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的中国海员等待上船或下船，在利物浦的贫民窟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则游荡着下船后无所事事、醉生梦死的中国海员。他们把在海上出生入死赚来的一点卖命钱，全挥霍在赌博、嫖妓或酗酒上，并不时打群架滋事。中国海员几乎成为英国人心目中声名狼藉的过街老鼠。一天，父亲和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同窗Teh一同路经壁铁街，正碰上两拨中国海员打过群架散去，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广东籍海员用袖口抹着脸上的血污，向地上啐着痰，口中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脏话。街上走过的路人无不侧目而视。从齿缝里喷出来的鄙夷，从蓝色棕色眸子中射出来的歧视，让两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年轻人怒火冲顶，热血汹涌。忍无可忍的Teh伸出手臂，指着一个路人的背影刚要张口还击，被父亲按下了。他拽着Teh走向怒气未消的广东海员。两个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和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国海员，在远离故乡的壁铁街路边已被炮弹炸得坑洼不平、豁齿缺牙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促膝长谈。没有过漂流异邦的经历，很难体会那种他乡遇同胞的亲情。“若是在中国，我在上海，他在马来，你们在广东，我们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相识。”父亲说，“可在离家万里迢迢的利物浦，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天天听，他们在船上就这么骂我们，耳朵要生茧咯。”“啥了不起！我笑着用广东话回骂他‘丢累老猫黑呀，他听不懂，还傻笑，以为我赞他哩！”一阵粗犷的哄笑声响起。刚才还骂骂咧咧的海员们，此时怒气早已抛诸九霄云外。那一次，父亲和Teh跟他们聊了很久，知道了许多海员的生活状况。英国海运公司在中国招聘海员时，写明这些海员享受参战国战时服役人员待遇。但上了船之后，一切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中国海员承担，大部分海员在闷热的底舱为锅炉加煤烧火，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工资却只有英籍或其他白人海员的三分之一，并经常受到任意的斥骂侮辱。一些英国海员与利物浦港口的酒吧、妓院、赌场勾结，引诱中国海员去酗酒嫖赌，挥霍尽自己的血汗钱，而个别英籍海员趁机从那里赚回扣，中饱私囊。“辱骂和歧视中国海员是违法的。你们的工资少于同工种的白人，也是违法的，可以起诉他们。”父亲说。“恰恰相反！”Teh巴掌一挥，“你们是在海上为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的服役人员，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应该砸他们的饭碗！”“下次去你们那儿，仔细看看你们的合同。”父亲说，“不过，我弄不懂，你们明明知道人家在设圈套，要掏光你们口袋里的钱，为什么还往圈套里钻呢？”海员们面面相觑，半晌才说：“我们不这样又做什么呢？今天登船，就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死莫若歹活着，混一天是一天吧。反正人家也不把我们当人待。”“自己先把自己当人待，别人才能把你当人待。”父亲说，“不管大家在中国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只要一踏出国门，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上就写着‘中国人三个字。‘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何况我们同是炎黄后人。黄河长江、珠江闽江，那里的母亲河养育过我们，我们的血脉来自那里的山川大地，我们同祖同宗，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中国因我们蒙羞。”父亲即席对海员们发表演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勇敢、刻苦坚韧、自尊而不骄狂、善良而不懦弱、宽容而不纵容、谦和而不卑怯、百折不挠而不冥顽偏执……美德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文明，一种高贵，一种最强大无形的力量。拥有这种美德的民族，就有令世界尊重的魅力。中国海员受到白人的歧视欺辱，那是歧视者的文明水平有限，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自省，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中国海员们的境遇和现状，让父亲和Teh彻夜难眠。二战中，牺牲在这条航线上的中国海员数十万计；这些平凡的海员，他们本该是二战中不平凡的英雄，可他们仿佛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的牺牲犹如风吹掉了一片树叶，不仅无人关注、无人记得，还饱受鄙夷。“在异国他乡，每个中国人都代表中国。我们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父亲和Teh商量好，到壁铁街一带的中国海员中去，了解第一手的情况。他们多次在海员聚居的壁铁街走访，知道的情况越多，心里就越不安，越觉得帮助海员同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带着这些了解到的资料和海员们与船东的合同，父亲与Teh找到了“英国太古海运公司”和“英国亚细亚海运公司”，同时还找到了英国战时海运部等机构。父亲和Teh分工合作，Teh负责与海员方面的联络，父亲代表海员与英方洽谈。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中，父亲要求英方重视中国海员权益，关注中国海员福利，必须与白人同工同酬，再三强调，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功臣。凭借他流利的英语、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及电台著名讲演人的身份，英方在谈判中一直对他彬彬有礼，不敢怠慢；但他们始终觉得，父亲与海员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疑团。他是海员的亲属吗？不然，是海员雇不起律师，聘他做廉价的代言人？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海员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他凭什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为他们争取权益？“你的雇主们很有眼力，你虽然没有律师执照，但比律师还称职敬业。”下午茶时，一位叫斯蒂夫的英国人对父亲说。“对不起，斯蒂夫先生。”父亲说，“我没有雇主，海员们从来没有雇佣过我。”“怎么讲？难道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斯蒂夫不以为然地耸耸双肩。“我跟中国海员从来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说实话，连车钱都是从我自己裤袋里掏出来的。”“真的？”斯蒂夫的眼镜几乎从鼻梁上跌下来，“那你是为什么？”“只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父亲回答得很淡然，但斯蒂夫却呆立在那里。忽然，他放下茶杯，紧紧拥抱了父亲。围过来的人们得知父亲与海员只是偶然相识的路人时，这些公司和机构的高管们纷纷过来与父亲握手，后来竟陆续成了父亲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方答应父亲代表海员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委托父亲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旨在提高中国海员的文化素质。父亲对他们说：“中国海员是贵公司麾下的员工，也是战时的服役人员，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是法律给予的权利，也是公司的义务，结果是公司与员工双方受益的事。”1942年，中国海员俱乐部成立，由海员在自己的成员中公推俱乐部经理，父亲被选任俱乐部秘书长，负责与英方接洽各项事宜，并负责组织各项文娱体育活动。父亲和Teh及海员们一起商议如何开展海员俱乐部的工作，加入俱乐部的海员要遵守会员守则。希望海员们摒弃酗酒、赌博、嫖妓的恶习，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人。俱乐部办起了海员学校，父亲与Teh亲自担任海员学校的教师，每周利用课余时间为海员上英文课、文化课。并发动了利物浦大学的中国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为海员上课。不是讲什么数理化，而是举办各种讲座，譬如简单的中国历史、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东、西方礼仪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启蒙式的——不可随地吐痰和丢弃垃圾，在任何场合不要高声喧哗或高声交谈，事事要妇女儿童优先，什么是男士待人接物的绅士作风……父亲和中国留学生为海员们组织电影晚会、舞会、足球赛、音乐会、旅游等等。每次音乐会之前，先让海员们“做功课”，向他们介绍音乐家的情况，作品的创作背景，每个乐章的内容等。有一次，英国船队遭袭击沉没，一位中国海员侥幸死里逃生，他划着一条救生艇在大西洋漂流了几十天。海上白天阳光暴晒，夜间寒风砭骨。没有食物，他用救生艇上的一点罐头肉做鱼饵，钓鱼生食充饥。有了鱼，他又以鱼内脏为鱼饵，钓更多的鱼。有时钓上来的鱼很多，他就用海水将鱼剖开洗净，利用海上的烈日将鱼制成鱼干，储备在救生艇里，以备不时之需。没有淡水，他把救生艇中两只大马口铁空罐头置于船上。一只盛上海水，上面盖一块马口铁片，白天太阳暴晒时，铁片上的冷凝水就是淡水，他把这宝贵的淡水收集在另一只罐头盒里，于是得到了维持生命的水分。所幸的是几十天里他没有遇到海上风暴，最后，他被一艘货船发现解救上来。他被送回英国时，中国海员求生的智慧，在灾难中表现的顽强意志，成为英国民众和大、小媒体的热门话题。他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英王乔治六世亲自为他颁发了乔治十字勋章。“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表现了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在与大自然和生存极限的抗争中，中国海员同样永不放弃、永不言败，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是生命尊严的象征。这种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父亲对壁铁街的中国海员们说，“让我们从此告别酗酒、嫖妓和赌博，我们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磊磊落落地做人，就能让我们中国在世界面前挺直脊梁！”为了庆祝中国海员的胜利凯旋，中国海员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音乐晚会。“要邀请世界顶级音乐家参加我们的晚会，要让英国人、利物浦人都知道，中国海员不再是昔日的街头混混。”父亲曾这样向贺其治夫妇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接着，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他把目光指向了当时正在英国访问演出的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干爸贺其治告诉我们，父亲与梅纽因曾在导师贺尔福的沙龙里有一面之交。利物浦交响乐团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Sargent）是导师沙龙中的常客，跟父亲很熟，而沙詹特爵士是梅纽因的好朋友。梅纽因跟父亲同龄，生于1916年。这位父母系俄国移民、生于纽约的犹太血统音乐神童，七岁时即以小提琴独奏者身份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乐坛为之一亮。1929年，纽约慈善家亨利·戈德曼在卡内基音乐厅聆听了十三岁的梅纽因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为音乐神童的才华倾倒，以天文数字买下了一把“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送给他。同年，在德国柏林与柏林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中，他担纲独奏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激动地上台拥抱了少年梅纽因——“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爱因斯坦对梅纽因的盛赞，在音乐界成为不胫而走的经典评论。当卡拉扬由于抵御不住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金色桂冠而加入纳粹时，梅纽因却昂起高傲的头颅对纳粹说“不”！他迎着希特勒的炮火，带着心爱的“斯特拉迪瓦利”，走向了各国抗击纳粹的战壕，为前沿阵地上的反法西斯战士们做巡回演出。经过一番周折，父亲见到了梅纽因。他向梅纽因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中国海员的生命奇迹，讲述了在大西洋上中国海员的赴汤蹈火，讲述了他和中国留学生怎样邂逅打群架的海员，之后建立了中国海员俱乐部，也讲了中国人民在抗日前线的浴血奋战，自己在英国所做的数百场讲演。听到这里，梅纽因拍拍父亲的肩头，郑重地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是一个阵地上的兄弟。我一定去为中国海员们演出，我答应了！”“是我应该谢谢他们，他们是随时准备为保卫人类自由献身的英雄。”梅纽因对父亲摆摆手说。得知梅纽因要为中国的海员俱乐部演出，“太古”和“亚细亚”海运公司惊讶不已，他们做梦都无法把自己眼中粗俗少教的中国海员与音乐大师梅纽因联系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海员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说赴音乐会需正式着装，海员们纷纷为自己买了黑色的礼服、领结，新衬衫、新皮鞋。父亲说：“穿普通西装就好了，不用那么破费的。”海员们说：“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比过节都喜庆。梅纽因是什么人？能把他请来，给我们海员长脸哪！有人叫我们‘中国猪猡、‘中国贱货，可人家大音乐家瞧得起我们，我们要给中国人增光！”父亲告诉他们，梅纽因说这场演出是为中国海员义演，分文不取。海员们更加群情激昂。他们决定，那就一定要以中国海员的名义，请梅纽因吃一顿饭，而且是中餐。父亲有些为难，英国战时供应困难，样样食物定量配给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一位在船上做大厨的海员建议，从中国海员的肉食定量中节省一点带下船，还有几个海员去阿尔伯特港口钓鱼，试试运气。音乐会之前，父亲向梅纽因要来了曲目单，他记得有萨拉萨蒂的《马拉加舞曲》，《哈巴涅拉舞曲》，《安达卢西亚浪漫曲》；还有巴契尼的《小精灵舞曲》，克莱勒的《狩猎》，《维也纳随想曲》，“中国花鼓”等等。他担心海员们听不懂，事先去借来了唱片，一边放唱片一边给海员们讲解，还请他们谈论自己对乐曲的感受。“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多学就会懂得，而且会喜欢的。”父亲后来对好朋友贺其治说，“我从来没指望听一次梅纽因就能提高海员的文化素质，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积累过程；但这次音乐会让海员们知道，他们是受到尊重的，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就懂得珍惜自己的自尊。没有什么比丧失自尊更可悲的了。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一点地唤醒被伤害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那天晚上，参加音乐会的海员全都礼服笔挺地入场。那些曾在壁铁街头叫骂斗殴，在炼狱般的货船底舱挥汗如雨、疲惫邋遢的中国海员，突然穿着礼服温文尔雅地走过壁铁街时，凝重的神情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壁铁街的居民们为之震惊，他们像看游行队伍似的在街边驻足观看，交头接耳。海员们兴奋地对父亲说：“别担心，我们决不会打瞌睡。即便听不懂音乐，光凭有资格来听梅纽因演奏，我们也会高兴得睡不着觉！”那天的演出不仅让海员们终身难忘，梅纽因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中国海员有很好的素质，他们始终目光炯炯，对演奏充满兴致，这对演奏者是最高奖赏。对于音乐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如释重负。他对贺其治说：“我最担心有人对音乐不感兴趣，在演奏时，如果席间鼾声如雷，那就给中国人丢尽脸了。谢天谢地，海员们真的很争气，表现一流！”那天的晚餐是在演出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货轮上的中国大厨使出浑身解数，摆出了一桌战时“盛宴”，其中有一道菜是葱姜爆炒鱿鱼卷。那是几名去海港垂钓的海员们的战利品。他们几乎在港口垂钓了一整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却钓到了满满一大提桶墨斗鱼。英国人从不吃墨斗鱼，所以港口中的墨斗鱼格外多，个个硕大无比。大厨把这道菜做得宛如艺术品，刀工精细的鱿鱼卷像一只只洁白的玉棒槌，葱段姜丝黄绿相间地掩映在薄薄透明的芡汁中。父亲告诉梅纽因这道菜的来历时，梅纽因大为感动，起立为中国海员敬酒。梅纽因说：“我平生第一次吃鱿鱼卷，中国人太有智慧了。这是西方人从不问津的海产，中国人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它变成世界上这么好吃的美味佳肴，就像一首充满灵感和创意的乐曲、精妙绝伦。”梅纽因真诚感激海员们对他的盛情，更感激他们在大西洋上为二战出生入死，盛赞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中国英雄。在座的海员们泪如雨下，有的甚至哽咽难言。他们在这条生死线上风风雨雨多少年，有谁这么称呼过他们！有谁把这些在大船底舱里一锨一铲向熊熊炉膛中添煤的中国苦力当人看！他们能不珍惜这迟到的、来之不易的尊重吗？！父亲对梅纽因说：“清朝的李鸿章在美国一家餐馆请外国人吃饭，席前对客人说菜做得不好，请各位包涵。餐馆老板大怒，引起一场风波。我今天要说，我们的食材有限，但菜做得很好，请客人随意鉴赏。”不料梅纽因却说：“中国海员的盛情，比美酒佳肴更难忘。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上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我们今天能在此时此地见到这样一场筵席，已经是腹目双收了。”“你读过《道德经》？”父亲简直不相信一个生于纽约的小提琴家会对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引经据典。梅纽因站起身，拿起他的“斯特拉迪瓦利”，打开琴盒，取出一本已经读旧了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已经陪伴了我多年。自从1788年一位天主教教士把它带入欧洲，西方人都认为老子和希腊的柏拉图一样，是世界哲学思想的源头。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腹”之所需有限，“目”之所欲无限，故圣人饮食之道，“为腹不为目”。父亲接口道，所以，中国魏晋时代的玄学奠基人王弼说：“为腹，以物养己。为目，以物役己。”陶渊明说，不可“以心为形役”，王弼说不应“以物役己”，这种注重精神与灵魂自由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乐章中的绚丽华彩。梅纽因闻此言大喜，认为是遇到了知音，跟父亲大谈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父亲告诉贺其治说，他的国学功底不深，但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恰巧在攻读《论语》、《道德经》等一些国学经典著作。这下正好撞在了枪口上，好歹还能仓促应付一阵，若谈得再深一些，就该“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了。梅纽因大谈《道德经》，让父亲深受刺激。作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祖宗的了解还不如西方人，那就跟海员们在壁铁街打群架一样丢人。父亲对贺其治说，后来在剑桥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古今图书集成》时，梅纽因的身影常在眼前浮现，催他奋发图强。干爸贺其治在音乐戏剧方面亦有很高修养，也是梅纽因的崇拜者。20世纪80年代，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个关于梅纽因的令人动容的故事。1952年，梅纽因在日本演出。有人告诉他，在听众中有一个酷爱音乐的擦皮鞋少年。为了听梅纽因的演奏，他千方百计凑足了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演出结束后，热情的观众们拥向前来，钻戒闪光的纤手上捧着一束束鲜花，晚礼服的领结上衬着一张张笑脸。可梅纽因脚步匆匆，急切地径直向后面的低档席位走去。他找到了那位惊喜而又惶惑的擦皮鞋少年，亲切地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孩子？”“我什么也不要。”一无所有的少年仰起头向他笑着，双眸如富士山顶的天空一样清澈，“我只喜欢你的琴声。”梅纽因热泪纵横，他握住那个清贫孩子的手，将一把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三十年后，梅纽因再度赴日本演出。他又找到了当年的那位擦鞋少年，热爱音乐的少年已经是贫民救济院的一名中年职员，与三十年前相同的是，他仍然清贫。但他告诉梅纽因，尽管家徒四壁，他仍觉得自己很富足，因为这把琴给了他人间的无价情谊，读懂了梅纽因关于音乐的定义：“艺术是文明的最高体现，而音乐是二者的升华。”三十年前，梅纽因谢幕之后，穿过衣香鬓影向他走来，把自己心爱的提琴给了一个擦鞋少年，他会用一生去珍惜一个大艺术家对音乐定义的真诚诠释。他说，因为他清贫，很多人一次次地以高价收购那把琴，他都拒绝了。“我的生命将与琴同在。”他如三十年前一样回答梅纽因：“我什么也不要，我只喜欢你的琴声。”梅纽因默默接过三十年送给他的那把琴，为他拉了一支当年音乐会上演奏过的曲子。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在二战中，梅纽因为前线的反法西斯战士共演奏过五百多场，父亲说：“我也在英国做过五百多场演说，这是一种巧合，也是我和梅纽因之间数面之交的缘分吧。”海员俱乐部使中国海员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逐渐改变了中国海员在利物浦人心中的形象。一些中国海员在与船东的合同到期之后，因家乡被日寇侵占而无家可归，他们只得在英国定居下来，有部分海员和当地英国姑娘结婚生子。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英国政府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两天之内，突然秘密遣返了两千多名中国海员回国。那时父亲已离开利物浦，在伦敦读博士，对此事一无所知。此事真相2002年公诸天下时，父亲已长眠于九泉了。二百多个中英合璧的家庭祸从天降。那些嫁给中国丈夫的英国妻子们，还有他们的儿女，曾相濡以沫地在战争岁月中携手前行。但突然，她们的丈夫，她们儿女的父亲，在一瞬间就集体消失了。有的消失在去巷口小店买一包胡椒粉的路上。有的下了船，刚放下提箱，出门去附近理发店剪一剪头发。还有的去蛋糕店，满心欢喜地为过生日的小女儿取定好的蛋糕。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整整两千多名中国海员，战争结束时被一脚踢出英国。这一切，英国百姓和他们的英国妻子浑然不知。总之，那些说出门一会儿就回来的中国丈夫们都再也没有回家，并且从此音讯杳杳。他们的英国妻儿们先是焦虑地等待，相互询问打探着消息，到处发布寻人告示；继而怀疑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可以回家了，就抛弃了共同患难的英国家人，中国人难道如此薄情寡义吗？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有些妻子改嫁了，当年幼小的孩子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中国父亲的儿女。有些妻子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死了。她们在心中怀着对往昔恩爱的眷恋，也怀着对薄情丈夫不辞而别的怨恨。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才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大白于天下。这些海员亲人在利物浦成立寻亲组织“浦之龙”，寻找失散半个多世纪的骨肉亲人，也为父辈的悲惨遭遇讨个公道。直到2006年，中国海员纪念碑终于在利物浦码头落成。从被英国政府无理遣返，到利物浦港口竖起中国海员纪念碑，整整走过了五十七年的漫漫长路。我们深深知道，这座碑今天之所以能屹立在利物浦，是因为中国海员身后，有一座如珠穆朗玛一样雄伟的大山在庇护着他们——强大的祖国，是中华儿女世代的期盼。与中国海员朝夕相处的日子，让父亲渴望为利物浦的中国同胞们做更多一些事情。“当时我国海员日常活动中心是在原利物浦华侨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这一地段被认为是市内的一个贫民窟。1943—1944年，在我结束五年建筑专业学习后，就读城市设计专业（Civic Design）硕士研究生。我决定改造这一地区为中国城，以纪念我国牺牲的海员并为以后的华侨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当时尚无旅游事业，但战后旅游的发展已为人们所认识。如果中国城规划能实现，无疑将为我国侨胞带来就业机会。因此，决定以利物浦中国城的设计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1944年夏，我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美国合众社立即发出通讯，消息传播全世界。后来英国《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1944年7月）。利物浦一家地产商还准备为中国城投资，条件是与中国政府合资。但当时中国驻英使馆表示政府无力承担。如果成功，这将是第一座有计划的中国城。”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时，那天上午我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演讲开始后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我的讲话被特大新闻打断，我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来到格罗凡纳广场上，加入欢庆的人群，一同庆祝胜利。”这是父亲自传中的一段话。从1939年9月1日，德寇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5月3日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卷入世界大战的有六十一国，二十亿人口，参战军队达一亿一千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但任何时候，人性的光辉都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星辰。1945年11月10日，战争废墟上的硝烟尘埃尚未落定，“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中、苏、美、英、法等六十四国的青年代表，将在伦敦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大会旨在号召全世界青年以自由、民主、团结的精神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号召全世界青年为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而努力。为强调这是一次全世界青年大团结的会议，大会筹委会要求中国派国统区与解放区两地的青年代表共同赴会。由于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经费紧缺，指示国民政府驻英使馆从本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选送代表出席大会。干爸贺其治在回忆父亲的文章《深切怀念老友陈占祥》的文章中说：“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陈尧圣就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征求我的意见，我极力推荐陈占祥为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还推荐了利物浦大学的袁随善、成芸犀（女），剑桥大学的罗孝燮等人为代表。”听说中国代表团中有来自解放区的青年，父亲和这些留学生们兴奋而激动。英国的旅馆不供应可饮用的开水，可大多数中国人有喝热茶的习惯，父亲特地带来了自己的电热水壶，罗孝燮送来了自己珍藏的“西湖龙井”，都放进了解放区代表的房间。战争期间，邮路中断，来自中国的龙井茶，和金子一样珍贵。也正是这次大会，罗孝燮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罗孝燮在剑桥学文学，妻子是英国人。学文学的中国人在英国谋生，其间的艰辛坎坷不言而喻。后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中餐馆，凭着他剑桥文学博士的文化底蕴，这家餐馆成为伦敦最有特色、最昂贵的中餐馆。英国王室的皇亲国戚，社会名流都是这家餐馆的座上客。妹妹一家去伦敦旅游时，罗孝燮把他们请到自己的餐馆当上宾款待。妹妹弥尔说：“那时我们刚到英国，如果自费去吃中餐，无论如何也不敢进那种天价餐馆。”更有意思的是，大哥衍庆结婚，新娘唐立苏成了我们的嫂嫂。很多年后，偶尔谈起，才知道父亲的好朋友罗孝燮竟是嫂嫂的表舅。而她的亲舅舅，原香港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陈鸿，刚抵伦敦留学时，还曾借过父亲的房间小住。罗孝燮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探亲访友，特意拜会嫂嫂的另一位堂舅，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荪。陈岱荪先生曾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家的常客，父亲在清华梁家下午茶的客厅里与之相谈甚欢。亲舅、堂舅、表舅，三位舅舅都是父亲的故交。恰同学少年时，游学海外，怎样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外甥女唐立苏，将来成为陈占祥的长媳，这实在是奇妙的缘分，天下真小啊！解放区代表终于来了，他们是陈家康和刘宁一。陈家康当时正随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之后又参加伦敦的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生存空间，希望通过一切外交场合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因此，由留英学生组成的国统区代表们，明显感觉到刘宁一、陈家康二人的警觉与戒备。但很快这种戒备就打消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政治斗争意识的年轻留学生。他们对解放区代表发出由衷的欢迎和崇敬。差不多能背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父亲，更是像孩子似的跟在他们身后，问东问西，问短问长。他在英国的五百多场讲演中，无数次地描述过那一片神奇的土地，面前的他们就是驰骋抗日疆场的英雄。随着大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和陈家康、刘宁一的友情也日益加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场面。大会将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及常设机构，准备从各国代表中产生执行委员会的常委，只分给中国代表团一个名额。其他国家常委人选通过得很顺利，轮到中国代表团时，会场上忽然一片骚动。不知为什么，各国的青年代表们为了中国代表的人选吵得不可开交。许多代表提名查理·陈，还有一些代表提名陈家康。双方摆开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陈明缘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甚至上台抢起了话筒。而国、共双方的青年代表反而坐在席上，风雨不动安如山。父亲坐不住了，他快步冲上讲台，夺过话筒。台上台下蓦地安静了，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会场上已经响起查理·陈激昂的英文演说：“很遗憾，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吵来吵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了今天的胜利，整整在血火中煎熬了八年。南京城下有几十万死不瞑目的冤魂，多少母亲听到长子阵亡的噩耗，又把最小的儿子送上了战场。多少妻子再也没有见到奔赴前线的丈夫，又有多少孩子永远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中国人血流成河，才托起了今天的太阳。我们这些幸存者能在这里庆祝反法西战争的胜利，该怀着怎样的感恩之情！可我们在做什么？为了一个区区的什么常委，争得烽烟滚滚。面对长眠于九泉的英灵，我们不抱愧吗？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凭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我们自己还没争呢，你们乱吵什么？我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为抗战付出的英勇牺牲，我愿意把唯一的名额让给陈家康，我宣布放弃！”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走下台时，很多代表拥抱了他。他觉得自己为中国青年挣足了面子，心中激情澎湃。他对好朋友贺其治说：“谁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谁说中国人只会窝里斗？我就不信。我就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血脉相连，义重如山，情深似海！”第二天是世界青联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完告别酒会，会议就结束了，父亲马上就要回到阿伯科隆贝的身边，开始战后南部三个城市的规划工作。回到旅馆，父亲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钻进干爽洁净的被窝，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和轻松。半夜，父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两个没有表情的中国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架到了门外，“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人声音很低，却是不容置辩地强硬。“什么不穿都无所谓。”他们仍是没有表情地瞟了他一眼。电梯缓缓升上去，两个人把父亲带进一间客房，端坐在沙发上的人叫康泽，不动声色地请父亲坐下。“年轻人，你今天下午的表现，真是很精彩。如果不是重任在身，连我也该为你喝彩。”康泽说。“你放弃的时候，请示过吗？又得到过批准吗？”康泽问。“请示？”父亲愈发不懂了，“被选举的是我，我有权利放弃或者不放弃。没有请示的前提，也就谈不上得到什么批准吧？”“是谁派你参加这次大会的？总不会是共产党吧？”康泽用手点着他的鼻子问。“我没那份荣幸，很遗憾。”父亲扬起眉毛，“对不起，我不习惯别人和我谈话时，使用肢体语言。”康泽向前探了探身体，凑近父亲，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知道吗？你今天下午的表演，就像一个头脑发昏的足球前锋，起脚迅猛，准确无误，只是，你把球射进了自家的球门！”“自家球门？那对方是谁？难道我们在同解放区代表打对抗赛吗？”父亲有些激动了，“八年抗战还没打够？中国人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你太一厢情愿了，毛头娃娃！你以为那些上台为你拉票和为他们拉票的人都是白上去的？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们也是下了大本钱的！我们做了多少套应急方案，可就偏偏没想到你会蹿出来，临门一脚，迅雷不及掩耳呀！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你替他们干得漂漂亮亮。我们国军将士抗战八年，张治中、赵登禹、张灵甫、佟麟阁……哪个不是顶天立地的抗日硬汉？血战台儿庄、闸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哪一战不打得气壮山河，义薄云天！难道我们就不该坐这把交椅？我们坐得理直气壮。可你呢？看了一本斯诺的什么书，就信以为真，太幼稚了！那种美国记者，为了出名，为了标新立异，为了赚钱，耸人听闻，把文学当新闻，也只有你们这种洋面包吃多了的孩子才会相信。”康泽说得不温不火。父亲的情绪也平静了一些，“既然大家都是抗日的，就是手足兄弟，一个青年联合会的虚职，有什么值得抢？只要是中国人当了，就够了嘛。”“小兄弟，你说这话叫得便宜卖乖。”康泽的脸色沉了下来，“战争刚结束，家里那边已经暗波汹涌。我们的经费多吃紧，之所以派留学生参加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省下银子用在刀刃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梦也想不到叫你一拍脑袋送了礼，你这个礼送得连个人情都没有！你让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回南京嘛？”“你让我怎么办？事已至此，覆水难收。我只能说很抱歉。”父亲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把你的位置要回来。”“死了也许可能做到。”康泽动了动嘴角，掠过一丝冷冷的笑意，“那就是共产党为了抢权而一手制造的血案喽。头条新闻啊！”父亲忽然全身发冷。他从不曾染指政治，也不觉得自己的五百多场讲演，与海员的友情中有什么政治。他的目标很单一，只是在国难当头时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别的他都不知道。现在，他一脚滑进了肮脏的泥沼，想把腿抽出来，已经是力不能及了。“听天由命吧，康泽先生。我只是一介书生，在你们的政治游戏中，蝼蚁草芥而已。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位置讨回来，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做这种出尔反尔的下作事，会丢尽中国人的脸，下半辈子臭名昭彰，生不如死。”父亲站起来，转身走向门口，“不必说再见了吧？我也许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康泽大笑着站起来，“不必如此悲壮。我观察好几天了，你给大会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也许恰恰是你的长处。戏还没演完，我们还有耐心看下去。祝你好运，年轻人！”第二天的闭幕酒会开始了。那是一个大型派对，青年代表们手执酒杯，谈笑风生，相互留言、合影、记通讯地址。一向乐观幽默的父亲眼圈发黑、面色青灰、神思恍惚，与昨天判若两人。大会主席团主席是苏联人，没有记错的话，他应是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该人的姓名职务无法核实）。他非常赞赏父亲昨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但富有政治经验的米哈伊洛夫似乎预感事情不会如此圆满。看到郁郁寡欢的父亲木然站在一旁，他端着酒杯走到父亲身边问道：“你有心事吗，查理·陈？”“不，你的气色很差。昨天你刚一走下台，我就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你和有些人不同。你用另一双眼睛看世界，所以，你应该很快活，因为很多东西你永远想不到，也就看不到。”他歪着头，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比划着，“就像一只刚刚出壳的小雏鸭子。”父亲苦笑道：“长出另一双眼睛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交学费，可能很昂贵。”米哈伊洛夫把父亲拉到一边，关切地问：“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也许我能帮助你。”“这是我早就猜到的。”米哈伊洛夫说，“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去找他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向父亲挥挥手，身影迅速消失在人群中。米哈伊洛夫没有马上回到父亲身边。但是不一会儿，他出现在酒会大厅正中间，“朋友们，请静一静，静一静！”他拍着手，声音洪亮得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我们要对昨天的大会选举做一点补充说明。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共两方的青年都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伟大贡献，为了彰显大会和平团结的宗旨，我们决定给中国青年代表团两个名额，特增补国统区青年代表查理·陈为世界青联执行主席团副主席。”酒会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还有许多国家代表用勺子、叉子敲起了玻璃酒杯，声浪如海潮向父亲涌来，代表们纷纷走到父亲身边，向他敬酒祝贺。豪爽而善解人意的米哈伊洛夫回到父亲身边，久久地拥抱了他，贴在他耳边说：“祝你好运，查理！好人一生平安。”“是我有幸遇到好人。中国人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父亲热泪盈眶。一切恍如梦中，即使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结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早有安排。父亲完全不懂也不愿参与政治，政治偏偏如影相随，像沾在毛衣上的灰尘，掸也掸不掉。我从心底感激这位我永远无法向他道谢的、至今真名实姓尚不确认的俄国人。感激他对世间的美好善良存一份人性的关照与呵护。假如他有权力却心如木石，他可以对政治上不谙世事的查理·陈不闻不问，漠然置之。那样，一切又都会与今天不同。为了避祸，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国，或成为一场政治阴谋的刀下鬼。那样就没有这个家，也没有了我们兄弟姐妹，更没有什么《梁陈方案》。领导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命运。陈家康当上了世界青联执委常委，陈占祥做了执委副主席，双双功德圆满，皆大欢喜。1957年，据说专案组为此专程去战犯监狱向康泽外调父亲在世界青年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调查他怎样为国民党下山摘桃、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康泽居然对父亲的人品和才华大加赞赏，而对父亲成为“右派”丝毫不觉得奇怪：“陈占祥这样的人，即使到了台湾也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那一套他照样吃不消。”康泽如是说。这是后来有人传给父亲的。未完待续……
本文选摘自《多少往事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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