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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往事烟雨中》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愉庆。
上海解放前夜，父亲陈占祥面临生死抉择，天亮后给淋了一夜雨的战士端去一锅罗宋汤，从此留在红色中国。
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受过蒋介石的资助，被风水先生劝说去学规划，师从世界顶级大师，路见不平在英国帮助中国海员，请梅纽因给海员开音乐会，做过500多场抗战演讲，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为挚友。
本书再现了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梁陈方案”的来龙去脉。父辈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令人难忘，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令人叹息。
……续接前篇
父亲第一次与程应铨先生相识于清华新林院的梁家客厅。每到下午茶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梁先生把程应铨介绍给父亲时说：“这是我们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跟你同行，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程应铨。”父亲说，他左手端着茶杯，伸出右手去跟程先生握手。程应铨却放下茶杯，站起身，微躬下腰，用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久闻大名，陈先生。”他只比父亲小几岁，这样毕恭毕敬，让父亲很不好意思。“都是同辈，这样折煞我也！”父亲连忙放下茶杯，把左手也伸了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常听梁公说，你是中大的高材生。”程应铨说：“哪里，你是中大教授（指前南京中央大学），我不过毕业于中大建筑系而已。”他又指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等人说，“在座的都是我的先生，前辈。”父亲事后和梁先生说：“程应铨很谦和呀。”梁先生大笑说：“那是他很Gentleman(绅士)。应铨是很有个性的人，一身才气，也一身傲骨。他看得上的人，能肝胆相照。不入眼的，多一句话也不说。”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也是吴良镛教授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毕业时二战尚未结束，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便在缅甸当了盟军的英文翻译官。1948年，经沈从文先生向林徽因推荐，来清华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夫妇认为，规划专业虽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清华建筑系必须有兵精将勇的规划团队，才能适应未来中国的建设形势。梁思成亲自把系里的青年教师吴良镛送去美国的匡溪学院（Cran Brook）深造，师从芬兰籍的规划专家沙里宁，以期回国后能担起建筑系规划专业的重任。系里成立了规划教研组，程应铨是组长，率一批青年教师专攻城市规划。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梁先生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程应铨大多随行，这样也就和父亲接触得多了起来。程应铨只比父亲小几岁，父亲称他应铨，他却从来不对父亲直呼其名，永远恭恭敬敬地称呼“陈先生”，称母亲为嫂夫人。可能是和父亲谈得来，尤其是学术观点一拍即合，程应铨成了我们西单横二条家里很受父亲欢迎的客人。他一来，父亲的烟灰缸里准会堆满烟头，两人在烟雾中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但不知为什么，他都是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来西单横二条，妻子和儿女从不曾来过我家。他离开后，父亲还会余兴未尽地向母亲称赞程应铨的种种过人之处，“聪明人刻苦的不多，可应铨禀赋高卓又刻苦，人才难得。”父亲说，他在缅甸做过盟军的英文翻译，能翻译出《都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已属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学了俄语，一连翻译出《城市规划》上、下卷、《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献。人家到莫斯科访问，都急着去购物、逛街、参观名胜，他却拦住街头的俄国人、旅馆的服务员纠正自己的俄语发音。由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译笔娴雅流畅、灵动飞扬。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才情折服。有一位学生听他讲的规划课之后，意欲改弦更张学规划专业，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还有一位弟子，自以为英文底子不错，私下暗暗把《雅典宪章》翻译了一遍，欲与前辈一较高下。待把自己的译文与程应铨的一对照，自惭形秽得无地自容，从此对老师心悦诚服。翻译有时是一种再创作。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文笔之灵动传神、清朗俊逸，无人可望其项背。这与译者的文化、气质、功力息息相关。1956年，程应铨随梁思成、周荣鑫等出访东欧。归来后，他到西单横二条来看望父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刚刚理过发，吹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发蜡锃亮，母亲开玩笑说：“应铨老弟，今天怎么像个新郎官似的？”“刚在四联理了发。”他拍拍脑袋说，“才理过的头最生涩，看着是不是很刺眼？”母亲细细端详着他的头发说：“理得不错。只是，理个发跑这么多路，太冤枉了。清华没有理发店吗？”“哈，那儿的理发店水平很高，剪完头发，头顶像扣了只马桶盖。”他用手比划着，“反正我也要进城，顺便就去四联，一举两得。”他为我家带来了从东欧买回的小礼物。一条灰色亚麻的茶几台布，四周缀着红黑双色相间的十字绣花边。一支羊皮的书签，上面烙着精致凹凸的图案。那是一个右手高举宝剑，左手紧持盾牌的美人鱼。“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吗？”他向我狡黠地笑着追问。“因为安徒生的美人鱼不拿宝剑和盾牌，她只安安静静地坐在海边岩石上。”我很好奇，“这个美人鱼是哪儿来的？怎么像个将军的样子？”轮到我向程叔叔刨根问底了。于是，程应铨很耐心地为我和弟弟讲了成为华沙城城徽的美人鱼故事。我们从此很喜欢这位程叔叔，不仅因为他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还因为他带给我和弟弟一小罐巧克力豆。那其实称不上是罐子，说管子更确切些。如一枝自来水钢笔那样长短，顶多有一个乒乓球直径那么粗细，是很轻的金属压制成的，像父亲偶尔抽的哈瓦那雪茄。拧开盖子，里面是一枚枚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扣子”，它们让我和弟弟的眼睛都不够用了，那就是今天孩子们吃腻了的“M&M”巧克力豆。但半个世纪前，这一小管巧克力豆，使我一下就记住了父亲诸多朋友中的程应铨叔叔。我发现程叔叔很有趣。他和父亲永远都是谈规划、谈建筑、谈音乐美术或文学。从东欧归来，感触良多。大谈波兰规划思想大胆，有创意；还跟父亲说，他想马上自学波兰文，翻译一些波兰的城市规划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同行。但他同样会跟母亲谈得笑逐颜开，说些家长里短。有一次，他给我家带来一束粉、白两色的芍药花。母亲连连道谢，找出一只陶质花瓶准备插花，程叔叔就要了把剪子，一面帮母亲修剪花枝，一面告诉母亲说：“这花很便宜，这么一大束才四毛钱。可是卖花的老太太告诉我，如果你每星期订一束花，售价就只有三毛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这家店在哪儿？”母亲接过程叔叔修剪好的花，边插花边问道。“离你家不远，就在西单菜市场附近。不是花店，只是个不大的花摊，听说很多人家都向她家订花的。”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实在，很家常。不像你的有些朋友，从一进门就城市规划，到告辞之前还是城市规划，不食人间烟火一样。”母亲真的找到了那个小花摊。从此每个周末，一位眼睛里漾着盈盈笑意的姑娘就会挎着只藤篮出现在我家台阶上，风雨无阻地送来各种时令鲜花。有时是月季，有时是西番莲，有时是雏菊或菖兰。我喜欢那个和鲜花一样美丽清纯的女孩儿，她是老太太的女儿。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会忙不迭地跑出去接过她手里的鲜花，“大姐姐好”、“谢谢你”地没完没了。还拿出一个“玻璃丝”编成小鹿形状的胸针送给她。第二个星期来送花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一枚小小的果实塞到我手里，它像一只小小的芒果，色泽金黄闪亮，但上面长了许多如苦瓜似的凸凹不平的颗粒。母亲用刀切开，里面有艳红鲜亮的瓤和籽。我问卖花姑娘：“它叫什么名字？可以吃吗？”不料女孩儿脸红了，慌乱地说：“还不知道呢，别人刚送了我两个。”言罢羞赧地跳下台阶跑远了。1957年，父亲成为“右派”，程应铨也成了难兄难弟。程应铨是因支持《梁陈方案》，为此抱打不平而成为“右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说他在课堂上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理论，即伦敦哈罗新城的“邻里单位”观念。父亲说：“1929年，美国建筑师帕里（A·Perry）率先提出了这一创意，美国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邻里单位的居民居住区，按照人口的多寡，规划出公共绿地，小型服务机构、商业设施、学校、幼儿园……居住于同一地区的邻里们足不出居住区，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大家在同一地区生活，邻居们相互稔熟，可以彼此守望照应，建立起一种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不必为购物和接送子女上、下学而耗费时间及能源。”苏联人对这一理论大加讨伐，批判者扬言此系阶级调和论。人群以阶级划分，焉可因合居同一地域而共生和谐？一棒将“邻里单位”打入冷宫。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邻里单位”理论的大批判一风吹，建设住宅时完全按照“邻里单位”依葫芦画瓢，只不过把“邻里单位”改了个名字叫“小区”。美国遍地林立的“邻里单位”则被译为“社区”（Community）。紧跟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建筑界，连忙做出反响，为“邻里单位”罪名平反，程应铨也出席了清华建筑系为该理论昭雪的学术讨论会。记得好像是1963年，我家已经搬进了复兴门外的宿舍大院。父亲刚刚摘了“右派”帽子，从砂岭绿化基地调回了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我周末从女附中回家，全家人正摆上餐桌准备进晚餐。听到敲门声，父亲起身去开门，看到门前那铁塔似的男人，我们都从餐桌旁站了起来，“久违了，程叔叔。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到你了！”父亲和程应铨什么也没说，只是猛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两个饱经风雨的男人却已是无语凝噎泪满襟。父亲把他按在餐桌边，母亲忙去添碗加筷。从那天起，程叔叔仿佛成了我家的另一个成员，若有几个周末不见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会问：“程叔叔哪儿去了？”自从成为“右派分子”后，父亲几乎息交绝游，跟任何人都鲜少往来，怕的是给亲朋们添麻烦。虽不再与程应铨联络，但父亲总对他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应铨是为我和梁先生陪绑的，很多话他本可以不说。多少人不说，或违心地说，就躲过去了，要么爬上去了。他是宁折不弯的人，结果妻离子散。”我常听父亲在家里为程先生叹惋感慨。程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那时程先生正值盛年，身高一米八，威猛健硕，因长年骑车，皮肤被阳光染成古铜色。额前几道皱纹，更增添了男子汉的沧桑与刚毅。虽妻子已携一双儿女弃他而去，但丝毫看不出他的沮丧与哀戚。特别是此前不久，他的前妻与梁思成先生喜结连理。二战结束，程应铨从缅甸回来时，曾去昆明探望兄长程应缪。程家早年是江西的官宦人家，先人还曾有一位负责颐和园的监造，程应铨也许正是继承了先祖这方面的基因，对建筑和规划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兄长程应缪先生毕业于燕京历史系，解放后为上海华师大历史系教授，与沈从文先生都是相识相知的故交。程应铨的嫂嫂，亦是作家巴金妻子萧珊的同窗好友。而沈从文又与林徽因相互激赏，林徽因亲切地称沈从文为“二哥”。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时代，程应缪前往昆明，在昆明“天祥中学”执教。程应铨的前妻林洙在“天祥中学”读书，是程应缪的学生。抗战胜利后，林洙一家返回上海，程应缪嘱当时也要返沪的程应铨关照林洙一家。林洙父亲对一表人才、天资出众的程应铨赞赏有加，竭力促成女儿与程应铨的婚事。沈从文举荐程应铨去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夫妇也为建筑系多了一位青年才俊而欢欣鼓舞。当年，是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梁先生的这桩黄昏恋，在建筑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梁先生的多年好友张奚若闻讯后警告说，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林婚后，程应缪的妻弟、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画的一幅林徽因画像从梁家客厅“下堂”，梁先生的女儿搧了继母一巴掌，扬长而去。母亲劝程叔叔说：“红尘万丈，人海茫茫。夫妻相聚是缘，离散就是缘尽了。缘未尽，拆也拆不散；缘尽了，留也留不住。想开点，随遇而安吧。”程叔叔说：“他们结婚时，系里征求过我的意见，问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两个字：没有。”程叔叔淡淡地说：“我又不是武瞾的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程应铨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但因为他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所以一直还在系里授业解惑，不曾被剥夺授课权利，工资也维持原样。可能是为了排解孤寂，独身一人的程应铨迷上了摄影。凭他的智商，想做什么就能把什么做到最好。那几年，他的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摄影上。我们也成了他的摄影模特儿。我一生中几张拍得最好的照片，都出自程叔叔之手。他每周六晚上独自在宿舍的“暗房”里洗照片，周日一早便骑车进城，买各种相纸、胶卷、冲印药粉；然后去各家各户送他洗出的杰作。总是最后来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程叔叔向我们展示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不相识的人，他对着照片给我们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清华水利系著名的教授黄万里，看到过他孤身为中国水利事业坚韧跋涉、饱受磨难的沧桑面影。黄万里教授传记《长河孤旅》所用的照片，正是程叔叔拍摄的。沈从文先生和侄女的合影最精彩。沈先生弟弟那来自湘西凤凰的女儿，一副出水芙蓉、冷花淡蕊的清雅，让我过目不忘。程叔叔说：“她没读过多少书，但音乐、绘画、舞蹈、女红均无师自通，联想沈先生的外甥画家黄永玉，真觉得凤凰是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多少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据说，《沈从文全集》中的照片，也出自程应铨之手。而《城记》，《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书中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照片，亦是程叔叔的作品。在程叔叔自己保留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大哥衍庆清华建筑系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暑假里大哥接我和弟弟去清华小住时，见过这个窈窕婀娜、笑容若桃花映水的上海姑娘。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姑娘，看了程叔叔一眼，笑道：“进展顺利吗？”程叔叔丝毫不否认，大大方方地说：“我们常约会。照照相、逛逛街、吃吃饭，也很亲密。至于结果如何，像你说的，随缘吧。”母亲说：“怪不得衣冠楚楚，老像要去赴酒席，原来情网缠着呢。喏，让我来指教指教你。”母亲指着他笔挺的华达呢中山装说，“是自己熨的吧？”“是呀，嫂夫人有何见教？”程叔叔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问。程叔叔笑道：“苦命王老五，衣皱无人熨，裤破无人补。”母亲用小锅热了一点白醋，用湿毛巾沾了些醋在中山装发亮的地方擦拭着，一边擦一边说：“以后要熨衣服就带过来，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放，我顺手就帮你熨了。知道吗？熨这种毛料衣服，熨斗下面一定要垫一块湿的白毛巾，这样熨出来的衣服不会发亮，而白毛巾不会褪色污染衣服。”程叔叔走后，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可能是想赌一口气，非要找一个年轻漂亮、比前妻强的女人。但我看，这个姑娘不像是能伴他共患难的人。”父亲皱皱眉说：“尊重隐私就是尊重朋友。这种个人的事情，最好少问少谈。梁先生和林洙的事，我一直讳莫如深，从不在应铨面前提起，也闭口不谈他的婚姻。那是人家的伤口，万万碰不得的。再说，林洙离婚了，梁先生鳏居多年，人家两情相悦，不管是非曲直，别人都没有资格说短道长。”据说，程先生和那女孩子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最后还是一拍两散，无疾而终。1963年，我从女附中毕业进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这是邓小平、林枫、浦安修等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教改试点单位。为检验教学成果，上级决定我们全班在高中二年级时跳级参加高考。我幸运地考入北大中文系。得知这个消息，程应铨叔叔像自己的女儿考进大学一样高兴。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把一个纸盒子放到餐桌上（那个年代的礼物从没有精美的包装），“小妹，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件什么礼物！”我怔住了，他从来和父亲一样叫我贝蒂，今天怎么改口为小妹了？“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啦，程叔叔？”我刚要伸手拿桌上的盒子，忽然被烫着似的缩回了手。因为我看到程叔叔异样的目光，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蓦然疾驰过翻滚的云影。他神情萧瑟，木然无语。“哦……”他恍若刚刚走出梦境，“对不起，口误，我叫错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女儿叫小妹。”顿了顿，又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缓缓地说，“儿子……叫小老虎。”母亲连忙端来一杯热茶，又递过一条刚拧干的白毛巾，“骑了一路车，擦擦汗，喝口茶歇歇。”为了祝贺我考上北大，程叔叔送我一只德国蔡斯公司出品的袖珍望远镜。望远镜很小，比四根手指宽不了多少，但做工极精致，金属边与镜筒那些天衣无缝的镶嵌，让人联想到日尔曼民族一丝不苟的性格。“陈先生说你最喜欢看戏剧，有了这个，坐在最后一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右派的女儿能进北大中文系，我这个右派叔叔脸上都有光彩呢。平时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天道酬勤。”程叔叔说。我告诉程叔叔，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付出太多，耍小聪明，运气好而已。“谦虚是美德。汗水积少成多，就浇灌了运气。”程叔叔说。作文高考前一天，我在梦里写了一夜《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自己都被自己的信感动了。第二天一早起床，我把梦中作文的题目说给同宿舍的女生们听，女生们抚掌大笑说：“哪来这么邪门的作文题！”走进考场，卷子发下来时，看到试卷顶上那个《给越南人民一封信》的作文题，我傻在那里，以为自己仍在做梦。几个同宿舍的女生忽然一起回头对我笑，我更懵了，甚至真的掐了掐自己的手，想知道这是梦还是真的？那篇作文，写得鬼使神差、游龙走凤，不到四十五分钟就一气呵成。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天助神佑，而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去北大报到那天，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特地跑来报到处，非要看看谁是陈愉庆。看见我是个女孩儿，表情像是看见了外星人，“怎么会是女生呢？已经把你分配在男生宿舍了，连学号都是跟男生排在一起的。名字像男的，毕业照也像男孩儿。我还说呢，这小男孩眉眼挺清秀的。唉，你头发干吗剪那么短？”那老师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仿佛仍不相信我是女孩儿。“装男生呗！”我笑得很开心，“花木兰要不是女扮男装，还从不得军呢！”程叔叔半信半疑，久久没有讲话，最后终于很认真地说：“你的脑电波一定比较特殊，能接受高考出题人脑电波发出的信息。其他时候也如此吗？”我说：“反正，不管考什么，我猜的考题都八九不离十。包括那年高考的历史题，政治题，我猜中了百分之七八十。所以，我复习的时候重点很明确，从来不做无用功。”“原来是个小女巫嘛！”他戳戳我的鼻子说，“不过，这样学法，基本功可能不很扎实噢。”“没错儿。”我立即表示赞同，“老师要我们实验班的学生背诵《古文观止》，学一篇背一篇，我往往不到十分钟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要不了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那说明你的理解记忆很强，机械记忆较差。但你们这个年纪，扎扎实实的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它让你一辈子受益无穷。”程叔叔摸摸我的头，“天才加勤奋等于成功，祝你好运。”但我自知既非天才也不勤奋，考上北大全靠“仙人托梦”和善于猜题。距我高考四十年后，高中班主任梁梅芳老师到美国探亲，来我家做客，我才知道自己考入北京大学的全过程。梁老师说：“你的作文，当时是北京市高考的最高分，作为范文发给阅卷教师，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你的平均分远远高出北大的分数线，可招生办公室在看了你的档案后，一直犹豫不决。收一个“摘帽右派”的女儿，有违阶级路线；不收又于心不忍。北大招生办特地派来一位老师，详细调查你的情况。我们介绍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可人家问，那怎么不是团员？记得吗？那个暑假，团支部突击讨论你入团？”望着已是两鬓染霜的梁老师，我惊诧得说不出话。谁能想到，居然在近四十年之后，我和中学班主任坐在与北京隔着太平洋的客厅里，聆听着关于四十年前高考的秘密。“可是，“文革”中，这也成了校党总支书记姜培良的罪证之一，让摘帽右派的女儿入团，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梁老师说。我早就知道这位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干部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却不知我走进北大，也为他的脊梁上添了一道鞭痕。我一生前行的道路上，得到过多少善良人的佑助啊！我活着，不能不尽力做一个好人，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为我付出过大爱的人们。从父亲摘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父亲的工资比戴帽时增加了一倍，母亲不必再典当她的首饰补贴家用。大哥毕业了，分配在建工部工作，终于可以回家了。大浪淘沙，身边往来的都是劫后余生、相知相惜的亲朋。我们和干爸干妈家如亲人般走动，程叔叔也是家中的常客。假日里我们一家和他一起去中山公园赏花、看金鱼、到“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到北海“仿膳”吃肉末烧饼、栗子面小窝头和豌豆黄。夏天，程叔叔和父亲带我们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我第一次知道他和父亲游得那么好，两人从十七孔桥附近游到佛香阁，往返几个来回，有时躺在水面上仰泳，边游边聊，还不时仰天大笑。每当眼前浮现此情此景，我就常想，假如程叔叔还活着，他一定可以跟长大了的“小老虎”和“小妹”一起，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他亦年近花甲，凭他的才干，可以叱咤风云，大展其才。但那样一个鲜活强健的生命，转瞬就消逝了。“文革”中，我从外地大串连回来。窝在清华足不出户的程应铨来到我家，对我一路串连的经历充满关切。我告诉他，在串连的列车上，带联动袖标的红卫兵把一个个非红五类出身的串连学生拖出来，用带着铜环的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差一点。”我告诉他，“我们北大的同学不至于像中学生那么无知，带我串连的北大几位同学是部队的高干子弟，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才死里逃生。”我对程叔叔说：“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联动的家伙把我拖出去毒打，那我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宁可葬身火车轮下，也决不当众受羞辱。”“头脚倒立的时代。”程叔叔自言自语，“永远闭上眼，才能逃开疯狂。”运动越来越离谱，大串连发展到山头林立，打派仗、武斗……但程应铨倒更加逍遥自由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右派，是只小小的“死老虎”、“万马战犹酣”的清华两派谁也没精神顾上他这个“摘帽右派”。他有更多的机会进城，不时到我家来，和我交换北大清华“文革”的一些消息，还会给我弄来一些当时热门的书籍，如《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等等。可我对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更喜欢读文学名著。武斗中，女生无用武之地，便回家读书，能弄到的书就不分昼夜地看，看得天昏地暗。程叔叔给我带来一本《贝姨》，一本《高老头》，“可以读读巴尔扎克。”他说。“他笔下的那些人，一个比一个坏，坏得让人直想吐，黑得让人眼都睁不开。我喜欢雨果。狄更斯也比巴尔扎克强。”我说。“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正说明他了不起。把丑恶和黑暗描写的那么入骨，五脏六腑都解剖得透彻，让人战栗，这本身也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对美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在程叔叔成为“逍遥派”的日子里，我对他看得更近切了。他对音乐绘画、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知。他说，我喜欢和你爸聊天，他那些年翻译的资料都是国外最前卫的建筑思想，身在书桌前，纵横天下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所见者远。”他的工作位置，就是“所见者远”。“我们教书的，就怕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唉，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什么时候才可能重新开课？遥遥无期啊！一代人断了线，几代人都接不上，这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他摇摇头，神色凄惶。1968年，工宣队进驻高校，武斗终于结束了，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教师们教授们被轮流找去接受工宣队的训话。一些教师纷纷被当做“黑手”、“黑爪牙”揪出来，一些学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出来示众，校园中大小批斗会此起彼伏，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上海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北大的傅鹰自杀了，翦伯赞夫妇也双双命赴黄泉。父亲再一次被抓进“牛棚”隔离审查。很久不见程应铨的身影，一家人都很惦念。那时普通人家没有私家电话，相互联络全凭书信或见面。母亲说：“应铨一定也凶多吉少，怕是被隔离审查了。”想不到母亲话音刚落，程应铨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里。他灰头土脸，神色不安，就像身后随时会出现捕快似的。程应铨是怎样落魄也不显出一丝狼狈的人，从来衣冠整洁，潇洒淡定。右冠当头，举手投足中总是掩不住内里的轩敞不羁、傲骨铮铮。这也是父亲最欣赏他之处。母亲拿出一条干毛巾，帮他拍打着浑身的灰尘，又倒了盆热水说：“刚从堑壕里爬出来似的，还不快洗洗。这么多天没见你，还以为你也进去了呢。”他苦笑着说：“快了。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根本就没回家。”他往脸上涂着肥皂，揉搓着，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是没敢回家，他们随时会来把我抓走。”“抓走？你怎么知道？不就当过右派，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工宣队找我谈过话了，说我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让他们说去。这年头，往人堆里抽一鞭子打倒一片，保证十有八九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我说。母亲朝我挥挥手，“别打岔，说正经的。那你睡在哪里？清华同事家？”母亲问。“外面？火车站还是汽车站？寒冬腊月的，不要命了！”母亲惊呼。“没有。我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已经好几天了。”他轻声说，“我知道抓进去是什么下场，可我也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逃不掉的。”他已经擦干了脸，衣服也显得比刚才干净了许多。但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我知道程叔叔是个自尊心多强的人，我正视他的脸，就等于正视他的伤口。我转过身背对着他，却忍不住用手抹了抹眼睛。“要不，来我家避几天吧？”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这儿离清华远，他们想不到我们这儿的。”“对对。”我和妹妹异口同声，“就在我家挤挤，也比在干河沟里强。”“谢谢，谢谢这么多年你们一家对我的情义。”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口袋，“礼遇之恩，来世还报吧。”“呸呸，乌鸦嘴。”母亲把一盆脏水端出去，“我今年整五十了，还没说过这种丧气话，你才四十几岁，以后日子长着呢。”程应铨叔叔把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说：“这里面都是你们的照片，万一抄家，顺藤摸瓜找上来，会给你们惹麻烦。所以，我把手边的照片给朋友们送去。嫂嫂，小妹，你们多多保重，陈先生在里面，别忘了去看看，送些烟进去，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他一直称父亲陈先生，称母亲“嫂夫人”，还是第一次改口叫“大哥”和“嫂嫂”，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母亲哽咽了，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小妹”。也许，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妹，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在1968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谁想得到，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从那以后，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从清华一位大哥同学的口中，得知程应铨于1968年12月13日，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的噩耗。一个水性那么好的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临死前，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崭新西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也让自己衣冠整洁，保留一份最后的自尊。李正冠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这个与父亲命运息息相关的名字多少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像熟悉自己家人那样熟悉他，却一次也不曾见到过他。听父亲说，和多少热血男儿一样，李正冠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冲出书斋，投入抗日洪流，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干部。在建筑设计院担任党委书记的李正冠，儒雅斯文，一身书卷气，这使他成为建筑设计院许多知识分子的朋友。父亲从沙岭劳改回家后，不知设计院会如何安排他今后的工作，内心不免忐忑。若继续做建筑设计，那会遇到很多麻烦。“右派”虽然摘帽，也永远低人一等。而建筑设计又极富个性和创意，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劳动。“在夹缝中求生存，整天夹着尾巴搞设计，等于穿着小鞋走山路，还不如在大山里种树。”父亲对尚不可知的未来岁月，很是心灰意懒。当时我正在女附中读初三，面临升高中的考试。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北京师大二附中正在办一个文科实验班，要从师大的三所附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入。经挑选合格的学生，可以免试保送入学。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是否要进二附中读书。“这种事，父母的意见仅供参考，因为在这条路上走的是你自己，谁也取代不了。”父亲说，“不过，你学文科，我这个爸爸会带给你很多麻烦，爸爸要事先告诉你。我欠孩子们的债，举一生之力也偿不清。但我感激你们，你们让我骄傲。”我还是决定上二附中。父亲嘱咐我说：“全班同学都要参加升高中的统考，人家在考场上拼得汗流浃背，你一身轻松，袖手旁观，就不够厚道了。为大家做点事吧？”母亲给了我三块钱，“不是连考两天吗？每天在教室门口放一大脸盆洗干净的西红柿，给同学们解解暑。”我觉得母亲真聪明。父亲又叮咛说：“把东西放下就走，千万别吵得唯恐天下不知，那还不如不做。”我照父母说的去做了。两天考试完毕之后，连我住校使用了三年的脸盆也没敢拿回来。四十多年后，女附中的同学们聚会，还提起考试时教室门口的西红柿，不知是谁放的。我仍什么也没说，却想起了已双双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母。周六晚上，父亲下班时，望着刚刚摆好的餐桌问母亲：“还有酒吗？”“只有半瓶金奖白兰地。”母亲连忙找出酒瓶和杯子，“什么事值得喝酒？”“算是好事啊。”父亲边斟酒边说，“今天，李正冠找我谈话了。”“又直呼人家名字。”母亲把一双筷子递到他手里，埋怨道，“人家是设计院和规划院两院的书记，谁都李书记长李书记短的，哪有人像你这样？哪个当官的听你这么叫他会心里舒服！”“口口声声把人家官衔挂在嘴上，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父亲啜了一口酒，笑道，“等于一张口脸上就写着：我是马屁精。”“好好，快说李书记跟你谈什么了？”母亲忙着为大家布菜，父亲第一，孩子们其次，母亲自己永远是最后。原来，李正冠为了发挥陈占祥和华揽洪的一技之长，专门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室”，让两位“摘帽右派”做建筑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翻译工作。华揽洪法文胜于中文，陈占祥英文长于中文。经历了砂岭几年的劳改生活，对于父亲来说，这已是很理想的归宿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国门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提起西方世界和港台，总是一副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于水火的悲天悯人情怀。我在学校表演过一个配乐朗诵，描述一个名叫杰克的十一岁美国黑人孩子，为挣钱养家，背着牙膏广告牌子在大街上游走，受尽欺凌的悲惨故事。还有一首诗叫《爸爸要出卖眼睛》，讲的是西班牙一位父亲，因为养不起四个儿女，决定出卖眼睛。朗读这些诗歌时，我和台下的同学们都泪流不止。我们心中的世界，中国是中心，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受着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眼中的外部世界。由于父亲是英国皇家建筑规划学会会员，终身享受英国《建筑评论》杂志的免费赠阅。父亲觉得奇怪极了，无论我们搬到哪里，这份杂志永远准确无误地送到我家。这本比十六开本还大，像一厚本书似的杂志，刊登着英国和世界建筑界、规划界最新的建筑技术、建筑理论方面的信息和文章。他成了父亲遥看另一个星空的“天文望远镜”。李正冠对父亲说：“中国人手里很难找到第二本这种杂志，你能不能把它每期关于技术和理论方面的文章，都翻译成中文，成为我们北京建筑设计院资料室的库存资料？”父亲喜出望外，说：“我能不能把杂志都运到资料室来？我家的杂志堆成山了，没地方放，我担心老婆哪天当废纸卖了。”李正冠连连摆手说：“卖不得卖不得。你以后把每期杂志都拿到办公室来吧，将每期内容的精华，都翻译成中文，这就是你的工作。不过，这些文章译好了要存档，不可以随便让人看的，不然麻烦大了。”几天后，设计院来了一辆平板三轮，一捆一捆的英文《建筑评论》杂志，摞得像小山一样高，全都运走了。就这样，有着皇家规划学会会员头衔的父亲，成了建筑设计院一名英文翻译。“跟在蛟河县城煤铺里的顾宪成比，你应该是万幸了。”母亲常这样安慰父亲。父亲就摇头叹息道：“宪成一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李正冠隔三差五来看父亲和华揽洪翻译的文章。有些弄不懂的地方，还要求父亲详细讲解。天长日久，他对这些杂志上的文章越来越有兴趣了，每周都要到父亲的办公室来几次。一次，他对父亲说：“我有一个计划，想向你和华揽洪学英文和法文，每周英文、法文各一节，如何？”父亲很高兴地回答：“当然好。领导如果都肯学习，是苍生之福啊！”李正冠说：“万事万物要有参照和比较，不然就坐井观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知彼，怎能知己？连自己站在哪条起跑线上都搞不清楚，还能不盲目吗？”父亲说：“那你就一定能学好。学习是为了更接近客观真理。不尊重科学，一切想当然，最后受惩罚的是自己。”每周各一节英文、法文课，成了李正冠雷打不动的日程，北京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成了中国建筑界两大“右派分子”的学生。父亲说，每到上课时，父亲走进李正冠的办公室，他总是站起来，笑说：“欢迎陈先生光临。”下课时永远会把父亲送到门口，像小学生一样说：“谢谢先生，再见。”但平时在设计院的员工面前，他只称父亲为“老陈”。父亲说：“在右派根本不被当人待的年代，李正冠能做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了。”每周的英语课之后，他也会和父亲谈许多其他的话题。他曾告诉父亲，自己在“七七事变”后离开就读的河北师范，与不愿在敌占区做亡国奴的学生们一路徒步南下。那时，他结识了一大批北京师范大学的流亡学生，共同向尚未被占领的山东境内进发。在那些学生中，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自己也从此走向了革命。但他一生心系校园，心系读书岁月。李正冠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对学习的认真刻苦，父亲每每提起都会说：“如果党的干部都有如此强烈的向学之志、求知之心，中国就大有希望了。”李正冠也问及父亲被专案组追查到天涯海角的“历史问题”，如“海员俱乐部”、“罗斯福夫人接见”、“世界青联大会副主席”等等，父亲一一告之。李正冠听得极其认真，还不时提出许多询问，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很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聆听，不置一词，不加一句评论。只是当父亲讲到他为素不相识的中国海员权益而奔走呼吁时，李正冠的眼睛湿润了，父亲忙低下头。李正冠急急背过脸，站起身，踱步面向窗口。伫立良久，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回到桌边，仍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解释，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他什么也没听到过。父亲说，他每次给李正冠留的作业，他都完成得非常认真。父亲有时要求他翻译一篇建筑方面的短文，英译中往往很顺畅，中译英则会出现很多“中国式”的英文。“这需要语言环境。”父亲安慰他说，“你没在那样的语言环境下生活过，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该用哪个词。”父亲想了想说：“多读原文版的小说，多看原文版的电影。很多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即使在国内英语很流利，但到了外面还是发傻。这就好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发音，和普通北京市民的说话发音差别很大。最好一遍一遍地读书，反复地看片子。写文章的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学语言也一样，读书破万卷，出口能成章。”那个年代，电视机没有普及，更没有什么录像机，反复看原版电影是不可能的。多读英文原版书不成问题，父亲的书架上就有很多。后来，父亲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家里拿一本英文书借给李正冠，李正冠就真如蚂蚁啃骨头一样把这些书读了下来。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真该向李正冠学习，他学习知识的狠劲儿，简直就像在枪林弹雨里冲锋的敢死队，“尤其是你们俩。”父亲指指我和妹妹说，“你们要是肯下李正冠那样的苦工夫，肯定如虎添翼呀！”我摆着手大笑说：“那可不行。我们要是成了老虎，兔子们可怎么活呀！”随着李正冠英文水平的提高，他与父亲之间更加相互了解亦日甚。每次上完课，他们会在一起聊聊天，偶尔步行去不远处一家“礼士路餐厅”吃饭。父亲说，他每次都走在李正冠身后，和他保持五六米的距离。虽然他们从没为此约定过什么，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李正冠对建筑理论问题表现出很强烈的关注。他认为，要提高中国建筑界的总体水平，必须先从理论研究下手。为此，要求父亲收集并翻译当时颇具影响的世界四位建筑大师的理论与建筑实例。他们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 Wright），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瓦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和密斯·温特罗（Mies Vandelu）。父亲得令后神采奕奕，像渴望驰骋的骏马奔向了天高地阔的草原，如涸辙之鲋返回了浪涛滚滚的江河，他的欢悦难以言喻，这是他的强项。这些大师的名字，在梁先生家的沙龙，在西单横二条的客厅，连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虽不知甚解，却也闻知美国的赖特与法国的柯布西耶之间水火不容。梁先生对父亲说，他20世纪40年代去美国设计联合国大厦时，曾与赖特交谈，赖特见到梁先生大谈“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并说你们中国数千年前的老子的一句话，就把建筑中最本质的矛盾讲清楚了，即空间是建筑中最主要的问题。赖特来自美国中部的大草原，祖先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他崇尚土地原野、山川河流、森林和大自然，崇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提倡“有机建筑”，即今天我们说的绿色建筑。他所设计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实质是对城市的否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没有城市的城市。认为大城市压根儿就该让其自行消亡。赖特受到美国和世界许多建筑师的追捧，成为国际建筑界耀眼的新星。我到美国时，堪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家的住宅据称是赖特建筑思想的产物。整栋建筑像只巨大的玻璃盒子，客厅里栽着茶花树和翠竹，潺潺流水从生满青苔的假山上流淌到山脚下的鱼池，又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小溪在竹丛边蜿蜒。仰靠在沙发上，透过玻璃棚顶看到白云在蓝天中悠闲徜徉，夜晚可以听到满天星斗的窃窃私语。卧室的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如若不拉窗帘，完全感觉是睡在花丛里，窗外的绿树鲜花仿佛触手可及。在赖特的眼中，人们的住宅是大自然环境的延伸，住宅应保持人与自然的最亲密接触，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与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一脉相承。我对建筑理论没有研究，更不敢以自己的无知而妄加评论。但我听到过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美国教授抱怨说，由于温室效应，夏天这玻璃盒子是个大烤箱，空调机要无休止地转动才能使人在里面安生，惊人的能源消费，让房主人无法心安理得。冬季也是同一道理。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若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这就让人心生疑窦了。但我不知这是否冤枉了赖特，这样的建筑是不是真是赖特的初衷？还是开发商对赖特的庸俗化理解？勒·柯布西耶是著名的《雅典宪章》倡导人之一，也是法国现代派的建筑大师。他最早的建筑思想体现在马赛“太阳城”的设计中。1951年，他成为印度昌迪加尔市的总体规划师。1956年，他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南美高原上建设了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被许多建筑师讥讽为“人性尺度失调和失控”的城市，一个完全不顾及国情和城市建设规律的城市。他在前苏联莫斯科设计的轻工业部大楼，被苏联人讥笑为“莫斯科的一个疮疤”。但在法国，他拥有众多的“粉丝”，为了回敬各国建筑同行对法国建筑大师的不敬，法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不断地给他颁发各种奖章和荣誉证书。而勒·柯布西耶本人，却对他人的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对赖特挑衅性的出言不逊，表现出绅士的礼貌与静默。父亲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搞“四清”、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李正冠却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建筑界建筑理论的进展，渴望了解世界建筑流派的交锋，对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充满忧患意识。这既让父亲惊喜，也不免担忧；李正冠这样共产党干部中的异数，一定时时都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被匍匐在暗处的豺狗咬住，非死即伤。为此，一向不存防人之心的父亲也格外小心翼翼了，他守口如瓶，从不和他人谈李正冠要他翻译的文章内容，更不与任何人讨论建筑理论问题。父亲说：“我反正已经是死老虎，假如因为我的高谈阔论，给李正冠抹黑，罪莫大焉。这样一个干部，实属罕见，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大幸。”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马国馨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我们见到陈先生时那些急风暴雨的批判早已过去多年。‘文革时他五十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改造，也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谨慎小心，香烟抽得非常凶，帽子压得低低的，常穿的风衣还要把领子竖起来，紧紧裹在身上，一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样子。当然，我们对他也存着一些‘戒心。但在翻译组，却发挥他的语言优势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筑是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陈衍庆、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戒心”两个轻轻带过的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中酸楚。可以想见父亲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之中工作，对一个“摘帽右派”，周遭的人们仍时时存着“戒心”——无非是一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是一个时代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而在那样的环境中，李正冠给予父亲那样的信任和尊重，怎能不是重如泰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样做，但还是有这样做的人。这需要特殊的人格和禀赋，他要听从良知的呼唤，珍惜人性的光辉，摒弃私人的利害，才能穿越世俗的偏见和戒心，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1966年5月25日，“文化大革命”如晴天霹雳在燕园上空炸响时，我不满十九岁，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哲学系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人民日报》登出后，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井冈山”。校园中突然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来北大参观的人流，高音喇叭几乎二十四小时地广播着各地支持北大革命派聂元梓的消息，高分贝的噪音震耳欲聋。同学之间说话，如果不大声叫喊，几乎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女厕所的污纸篓霎时间成了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的高帽子。我侧身站在女生宿舍二楼的窗口，看见昨天还笑容可掬的程贤策书记，此时正躬着腰从楼下走过，头上顶着纸篓，右手握着根脏扫把，哐哐地向左手拎着的破脸盆上敲着。忽然，一桶糨糊哗地从他头上泼下，“打倒黑帮分子程贤策”口号声，顿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天而起。宛如躲避飞驰的箭矢，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就像小时候看《白毛女》，一到黄世仁老娘用长针刺喜儿时，就连忙捂住脸。我不懂政治，根本弄不清这世界在一夜之间为什么翻了个儿？高音喇叭的鼓噪声，人群喧嚣的声浪，一刻不停地锤打着耳鼓，也撞击着心弦，一种无可逃遁的焦躁让我像一只困在笼中的走兽，恨不得能生出翅膀，呼地冲上九霄，飞向遥远深邃的苍穹，逃进蓝天深处白云的臂弯里，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闭一会儿眼睛。我讨厌那无休无止、让人发疯的嘶吼嚎叫。我奔下楼，推出自己的自行车，箭似的冲出北大校门。一路上不管不顾，疯了一样往家跑。那一桶泼在程贤策头顶的糨糊，把我的心浇成一只被捅碎的马蜂窝。我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是不是也像程贤策一样，正在被人游街、戴高帽……1957年！让父亲受尽屈辱的1957年刚刚过去八年多，父亲和全家人创口还没有痊愈，就又要活生生地再撕扯开吗？我们一家从没损人利己，更没伤天害理，我们从没什么奢求，只盼望全家人团团圆圆，有一份温饱平凡的日子，难道这也过分吗？我不知自己是怎样把车骑回了家，砰地撞开家门，一下愣住了——一家人正围坐在桌边，晚餐还没开始。父亲坐在椅子上，仰着脸，母亲半躬着腰，用一条热毛巾正在为父亲擦着脸上的污迹。父亲的左半边脸肿了，左眼眯成了一条缝。身上的白色短袖衬衫被剪成了一张破鱼网。我刚叫出一声“爸爸——”，就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几天来的迷惘焦躁、惊惶恐惧如决口的江河狂肆奔泻。在亲人面前，在自己家里，我终于可以哭泣、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是谁干的？！爸这些年多说过一句话吗？爸招谁惹谁了？就是一只猫、一条狗，也不能这么欺负吧！爸多大岁数了，下这么重的手？他自己就没有父母？就不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我边说边哭，边哭边喊，“谁打的？我找他去！大不了一条命。活得不如猪狗，还不如死！”“你闹够了没有？”母亲静静地说。我抬起眼，分明看到她眼角的泪痕还没有拭净，“白念北大了，什么时候学会撒泼了？衍庆不在家，你就是大姐，就这样给弟弟妹妹做榜样？真是你爸的好女儿，什么时候都意气用事，又哭又叫能解决问题吗？”父亲居然捂着脸，扑哧一声笑了，指着母亲说：“你看你看，怎么说着说着一拐弯儿，就把枪口瞄准我了？在砂岭听到过一句话，王八吃烧饼，转着圈儿地咬。”“还笑呢。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能笑！”说完，母亲也笑了，“去几年砂岭，就学来这么一句，还送给自己老婆！”父亲指指我说：“快坐下吃饭吧。又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有时间回家了？”“现在谁知道什么星期六、星期九？北大人多得翻天了，像国民党扒了花园口，简直满校园发大水呢。老师、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都游街了，学生也没人管了，谁也顾不上谁。我惦记家，就跑回来看看。”“设计院一帮工人起来造反，把技术干部、右派、历史反革命都揪出来了，我是个死老虎，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打几巴掌，壮壮声势而已。不过他们倒还没造党委的反。”父亲说，“依我看，党委的好景也不长，我担心李正冠。这次运动来势比1957年还要凶猛，不知道上面究竟要想干什么？”我在家住了一晚，又回到了学校。后来再回家时，家已被附近44中的中学造反派来抄过两遍。母亲说：“名曰‘破四旧，其实就像解放前的土匪打劫。闯进一帮号称44中的‘革命小将，进门就翻箱倒柜，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母亲的首饰盒被他们连盒一起抱走。走时连个收条都没有。幸亏还有几件首饰被母亲放在一件冬季大衣的口袋里，母亲担心家中万一被盗，觉得“不要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这几件首饰才逃过一劫。此后不久，李正冠匆匆找到父亲，非常简单地对他说：“设计院分到了几套房子，在建国门外的东光路。可能远了点，但我觉得你住得离设计院远一些更好。来得及就快搬吧，越快越好，夜长梦多，尽量别声张。这也许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了。”我们在“红八月”的革命风暴中，搬进了建国门外英国大使馆（当年叫英国代办处）旁边的一片新宿舍楼里。那是一片五层楼的宿舍区，除三间面积不算小的住房外，还有带煤气灶的厨房和一个可装淋浴的卫生间。阳台底下是“英国代办处”的院墙，站在我家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穿着泳衣泳裤，端着玻璃酒杯，在泳池边休憩聊天。虽然比不上西单横二条的房子，可比建筑设计院的宿舍大院好多了。更主要的是，在这片几十栋建筑的楼群里，住户来自各个不同单位，互不相熟，不再会有人踢开门就进去打家劫舍。44中的中学生能准确无误地瞄准我家，一定是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中有眼线。在红海洋遍地横流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居然搬进了新居，就像世界被洪水吞没的那一刻，我们一家跳上了“诺亚方舟”。一向谨慎的李正冠，做如此决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父亲说：“我此生此世即使不能还报他的情义，儿女们也要记住李正冠的名字，记住共产党里有这样一个人。”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想到了彭真，想到了彭真与梁思成的情义。人性应是党性的基石，身上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有骨有血、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否则，一切都是扯淡。父亲的二进牛棚，是为了李正冠。用母亲的话说，“你爸是飞蛾扑火，一辈子改不了意气用事的毛病。”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组织，北京建筑设计院也不例外。各派群众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把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抢到手，用来表示自己是批斗“走资派”的革命急先锋。李正冠被一群“造反派”押进牛棚之后，传出他们几天不给李正冠进食的消息。父亲闻讯怒不可遏。独自上街买了一只“义利”乳白面包，自己动手用煎蛋火腿做了两份三明治，在一只军用水壶里装了满满一壶牛奶红茶，便雄赳赳地要上班去。“你这是做什么？”母亲拦住他，“今天怎么想起带饭了？带这么多，吃得下吗？”“给李正冠带的。他们抓了人，不给饭吃，起码的人道都不讲。”父亲愤愤然，“简直是法西斯！”母亲一把拖住他，“既然是法西斯，你跟法西斯讲什么人道？鸡蛋碰石头！”母亲夺过她的水壶，“这是白白送死。羊入虎口，有去无回的！”“就算他们手上有刀，刀架在脖子上也该大声吼一吼，告诉天下人，杀人要偿命的！”“简直不可理喻！”母亲火了，“你这么做有用吗？能改变什么？”“人人都这么想，所以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可不这么做，我愧对人家的恩德，也愧对自己的良心。就算饭送不到李正冠手里，也要让全设计院的人知道，他们这么做，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没人性的家伙只能叫走兽！”父亲大声对母亲说。母亲没有拗过父亲。他终于背着水壶，拿着三明治走了，又一次去做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母亲说得一点不错。父亲当晚没能回家，也没给李正冠送成饭，却把自己送进了牛棚。这一次，时间很长，直到1969年冬天，才重新回到家。但不时会允许他放风回家看看，因为看守们也腻味了。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正冠刚刚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就想把父亲调去北师大做英文教授。他自己领教了父亲的英文造诣，也希望更多的人受益。父亲婉言谢绝了李正冠的聘请，理由是他的宁波官话学生无法听懂，另外他不想离开自己的老本行。他希望有朝一日重操旧业，再展宏图。在东光路23号楼的一个崭新的单元宿舍里，我们一家开始了流星般转瞬即逝的安定日子。大哥和他的女朋友紫玉正在热恋。“文化大革命”前夕，紫玉的姐姐蓝玉是大哥在建工部工作的同事，她相中了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陈衍庆，把自己毕业于大连医学院的妹妹介绍给了衍庆。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位美丽善良的紫玉姐姐。记得大哥和紫玉背着冰鞋，双双从什刹海溜冰归来，大哥一边摘下紫玉肩头的冰鞋，一边帮她脱下外套。笑容若朝霞般灿烂的紫玉姐姐冻得满脸通红，把举在手里的冰糖葫芦分给我和弟弟妹妹。我上去捧着她的脸焐着，大叫：“怎么像冻柿子似的！”紫玉姐姐的笑声如水晶风铃般荡漾开来。屋里的暖气热乎乎的，母亲在厨房里张罗饭菜，兴致勃勃的大哥说他也要亲自掌勺亮一手。“你就把泡在盆里的猪肚做了吧。”母亲指指厨房的白陶水槽，“可一定得洗干净，那是高压锅。清炖、红烧随你便。”一家人围坐在桌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笑着。父亲确实是建筑设计院的“死老虎”，没人提没人理，难得在家躲清静。大哥的清炖猪肚端上来了。我们争着去尝大哥的“绝技”，每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这只猪，一定是爱国卫生模范，连肚子里都是香皂味儿。”父亲用筷子点着清炖猪肚大笑。大哥一脸的无辜，“白猫洗碗精呀，我里里外外洗了好多遍！”“怪不得！”父亲大笑，我们大家也都笑得前仰后合。点点滴滴的琐碎往事，编织着每一个家庭的梦境。多少梦，都在惊雷动地的时代巨轮下碾为齑粉。伴随着梦同归于尽的，还有曾经善良美好的心魂。我们的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亲友们的北京接待站。上海二叔家的二婶和孩子们来串连了，广州美术学院教油画的小姑姑一家来了。母亲上海“沐恩堂”同学的儿子来了，上海二叔家邻居们的孩子也来了……我家多少年都没那么热闹过。母亲毫无怨言，反而显得很开心，终日送往迎来，好像这说明人家看得起自己。家里的厨房成了大食堂，做不完的饭菜，洗不尽的被单枕套。想不到，和我家隔着一座楼的21号楼里，住着当年陈干外甥女陈卞知的男朋友吴然一家。我和卞知是西单横二条大院里的“发小”。父亲1957年遭难时，卞知已经回到上海父母的身边。1962年，她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65年，我考进北大不久，即在校园中与她相遇。迎面走来时，那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让我眼前一亮，只觉得似曾相识，却不知在哪里见过。女大十八变，上小学时那个甩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儿、喜欢嘻嘻哈哈大声欢笑的小姑娘，模模糊糊地在我眼前旋转翻飞，终于越来越清晰地定格为眼前颀长端庄的西语系女大学生。我们像儿时那样高兴得跳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西单横二条，一起跳皮筋儿、跳房子，一起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下打枣儿，弯腰拾起一粒粒又脆又甜的大枣，塞进嘴里，又把花裙子在身前拽起来当布袋，把捡到的枣兜起来。母亲老远看见就皱起眉，“裙子撩那么高，像个小姑娘吗？还不快放下！”我慌忙松开拽着裙角的双手，“哗啦啦”，枣子滚落了一地。吃饭不许出声音，喝汤喝茶不许呼呼响。说话不许高声大气，不许打断他人讲话，要双眸凝望对方眼睛专注聆听，不可左顾右盼，心不在焉。要端庄大方，不许搔首弄姿……母亲的诸多规矩，足够出一本“家规大全”。它们让我从小受够了母亲的训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卞知的男朋友——她班上的同班同学、团支部书记吴然居然也成了“反动派爪牙”被拉出来批斗，还被送进一片被铁丝网围住的地里“劳动改造”。卞知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把一张小纸条转送给吴然？铁丝网里的西语系监管认识卞知，并不认识中文系的我，不会引起注意。“我让他放心，纸条里只有四个字：一如既往。”卞知对我说。我在铁丝网外面转悠，像中共地下党的女交通员那么兴奋。我把纸条揉成紧紧的一团，吴然走过时不失时机地扔了过去。吴然，你还记得自己接到卞知“一如既往”四个字时的心情吗？我是为她耸眉动容的。“上善若水”，洁净的女人如清澄的山泉，污浊的女人少于污浊的男人。我至今这么认为。吴然的父亲吴子牧，“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即将赴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母亲江枫是前北京市戏曲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父妻二人20世纪30年代均在法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子牧与江枫同时登上回国的轮船。一对热血青年在归国途中相恋，结为连理。夫妻一同立下共赴国难、收复河山之志，烽火硝烟中跃马扬鞭，转战南北。为了抗日，他们无暇生儿育女，却收养了烈士的遗孤吴然。在辽沈战役中，又收养了在山海关拾到的一个美丽女婴，取名珊珊。多年以后，珊珊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1968年，周总理决定将全国面临毕业分配的外语专业大学生储备起来。九月三日，小理（吴然小名）哥告诉我，他和卞知被分配到唐山某驻军农场，限定三天内集体报到。也就是说，在九月六日，即他二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必须启程。于是，他们在九月五日匆匆结婚。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吴子牧）被临时放出来一天。为了给新人祝福，他带着我到菜场亲自选料。当晚，全家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上了爸爸的家乡菜‘全家福。即便如次匆忙，哥哥嫂嫂仍没忘了在临行前把我这个十七岁的小妹妹托付给他们最信赖的人家照顾。于是，小理哥和卞知嫂一同带我来到蓓蓓（贝蒂的中文乳名）家认门。原来，我家与蓓蓓家离得很近，我家是东光路（现已改名为东大桥路）21楼，她家是23楼，仅一幢之隔。可在嫂子搭线前，却是彼此不相识。”吴然、卞知不久又匆匆赶回北京，因为吴子牧被确诊为肺癌，虽从牛棚中放出来，却又送进了离东光路不远的“肿瘤医院”。卞知夫妇的假期有限，叮咛我们关照躺在医院奄奄一息的父亲。吴然和珊珊的母亲江枫，生性自尊刚烈，在无数次的批斗大会之后，因她最心爱的学生上台信口雌黄，还当众打了她一个耳光以表述自己与前“黑帮校长”划清界限的决心。这个在抗日烽火中从欧洲赶回祖国、在枪林弹雨里赴汤蹈火不辞难的女战士，因不堪受辱而当晚于家中自尽。生命垂危的吴子牧伯伯，在我去医院看望他时，时断时续地向我讲起自己的桩桩往事。与其说是讲给我听，不如说是已经站在地狱之门前面的他，正怀着无限眷恋，回眸自己的斑斓人生。“在东北搞土改，江枫一次次举起枪，代表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向地主讨还血债，执行枪决。”吴伯伯向我喃喃地说，“我相信，很多地主恶霸是罪有应得。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经常夜不能寐，几十年前的土改场面一幕幕地近在眼前。我在想，我们当时枪毙的地主中，是不是也会有今天一样的冤案？我们的枪口下，是不是也有江枫一样死不瞑目的冤魂……”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睡去了。每当此时，我就担心他永远不会再醒来。护士一定错以为我是他的家人，悄悄对我说，“病人挺不了几天了，想吃什么，就给他弄点吧。”吴伯伯告诉我，很想吃沙锅炖鸡，炖时放一点香菇和火腿……父亲恰巧从牛棚回来，闻讯立刻和母亲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朝阳菜市场”，买了一只母鸡，还有火腿和香菇。父亲从不曾提卞知是陈干的外甥女，更不曾提过陈干对《梁陈方案》疾言厉色的批判。倒是有一次在家里，提到刘少奇正经受的种种奇耻大辱时，父亲说了一席话，让我难忘。“经过这么一场运动，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对自己历史上的行为做出反省。人只要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不难对历史做出公正的评价。个人犯错误，常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社会渊源。有几个人能跳出时代的局限？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依附于权力的。学而优则仕，做皮上之毛。”母亲不假思索接茬儿道：“不当皮上毛，就当右派。滋味可不一样。”砂锅端坐在蔚蓝的火苗上，一阵阵香气从厨房溢出来，直到满满的一锅清汤炖成了半锅浓浓的汤，母亲才熄了灶火，先在砂锅外包了几层报纸，又用一条大浴巾，从外面包得严严实实。“这样，汤一定不会凉了。”母亲把包好的砂锅左看右看，一遍遍地嘱咐我，“慢慢走，千万别摔了。”父亲说：“我是接受隔离审查的戴罪之身，不好去看他，免得节外生枝。他既是卞知的公公，就是和我们有缘。代我们向他问好，眼下，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我迎着寒风，在北京冬季灰蒙蒙的街道穿行。虽然医院离家不算太远，但抱着那只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砂锅，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小心翼翼。不久，吴子牧伯伯辞世了。吴然的生父生母战死疆场，死而无憾。养父养母一门忠烈，却含冤受辱，死难瞑目。吴子牧，一个为新中国诞生付出过一生的战士，他离开人世时的愿望，竟是普普通通的一碗热汤！就在父亲为李正冠送牢饭进牛棚没多久，紫玉姐姐跟大哥分手了。蓝玉把妹妹介绍给大哥时，父亲已经摘帽，工资基本恢复。大哥在建工部，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群众关系，都有口皆碑。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哥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有前途有潜力的年轻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父亲似乎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样子。同时，大哥的肺病复发了。此时，一位根红苗正的远洋轮二副走进了大姐蓝玉的视野。大姐与二副齐心协力，里应外合，终于令二副如愿以偿。长姊如母，从小由姐姐带大的紫玉，连念完大学都靠姐姐出资出力，对姐姐的话一向言听计从。虽是五里一徘徊，还是孔雀东南飞了。那年大哥正三十岁。大哥从此拒绝交女朋友，对热心人的牵线搭桥，一律婉言谢绝。“人的感情是能量守恒的，哪能像自来水龙头似的，说拧开就拧开，说关上就关上。”母亲只要一劝大哥去相亲，大哥就用这句话回敬母亲。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给大哥介绍一位姑娘，是个学美术的女孩儿，父母也都是画家。碍于朋友的面子，大哥答应在我家见一面，我看得出那也是为了应付母亲。母亲老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三十岁了，三十岁了！”那位学美术的姑娘来了。虽然相貌平平，倒也落落大方。我和弟妹一会儿进去送碟苹果，一会儿进去端盘点心，就是想多看几眼自己大胆上门来相亲的姑娘。走廊顶端的入户门响起叩门声，我连忙跑过去。那叩门声怯怯的、轻轻的，仿佛是一颗忐忑跳动的心。“谁呀？”我也不由得轻轻地问，轻轻地拉开门。一阵淡淡的茉莉花香扑面而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很久不见的紫玉姐姐！我眼前顷刻出现那一晚，面如桃花的她和大哥背着冰鞋，也出现在这扇门口。她的笑声，如芬芳的花朵，令家中满室馨香。才几天啊？只消踏出一步，人生的轨迹就从此改变。原本琴瑟相和的一对璧人，扑喇喇劳燕分飞。我拉她进门，在大门静静闭上的一瞬，她突然拥住我，泣不成声。“进屋吧。”母亲把我们从走廊拉进房间里，为紫玉冲了一杯绿茶。“我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看。”她不时转脸往走廊里瞥一眼，我知道她想问大哥在不在家？大哥就在隔壁，他对面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位姑娘。可我们都不愿让她知道这一切。虽然她已经有了远洋轮上的二副，我们还是不忍心让她知道大哥正在隔壁相亲，这种场景太摧肝裂胆。“伯母，这是两磅法国毛线，给妹妹织件毛衣吧。”她从手袋里掏出毛线时，泪水又如雨纷纷落下。她拭着泪水说：“我想你们，我喜欢这个家，可是，请你们原谅我……我跟衍庆今生有情无缘，等来世有缘再牵手吧！”她呜咽着，说不下去，站起身，猛地朝走廊跑去。我和妹妹抱起毛线追出去，大门已砰的一声摔上了。此时大哥正和那个女孩儿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热情而不失礼貌地与我们握手道别。母亲却再三挽留她，“再坐一会儿，多聊聊吧。要不，再吃点水果？”我知道，母亲是在拖延时间，他担心大哥此时下去，若走得快一些，会和紫玉姐姐撞上，那会是多么伤心尴尬的景象！把女孩儿送走后,母亲关切地问大哥：“谈得怎么样？”从那以后，大哥和紫玉天各一方，开始了自己的别样人生。那场席卷天地的风暴，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是这场大风暴制造者自己和家人的命运。1968年夏天，在北京女八中读初一的妹妹弥尔突然来到北大。“设计院造反派把家占了。”妹妹把我从女生宿舍叫出来，惊恐无助地对我说，“赶快回去看看吧，姐。”我一声不响地跟妹妹骑上车，径直奔向我们的“新家”，西直门内大街120号，一座临街的大院子。出门口就是十一路无轨电车站，向东走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新街口。跨进早已不成章法的院子，里面被各种违章建筑切割成“地道战”里迷魂阵般的巷道。在一条仅能通过两个人的窄长巷道边，我找到了未来的“家”。两间一样大小的东、西向房间，每间面积约十六平米。朝西的墙上，高处有两扇跷起脚都够不着的小窗，朝东的方向虽有门窗，却被前面人家房子的后墙挡得严严实实。这是两间几乎不见天日，连白天也得开灯的房间。家具，被褥，锅碗瓢盆……屋里完全没有插脚的地方。母亲说：“那么好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养老吧？在山脚下盖几间茅屋，养一群鸡鸭，种一片菜地。跟你一起去采榛子、采野百合，到小溪边洗衣服。”我连忙点头。心里想，等那时候，我们的小山村可能真的会像我说的那么好了。两张单人床上铺着浆洗熨烫得一尘不染的天蓝色床单。那还是刷完房子的第三天，北大要求每个学生都去献血。大家开开心心地去了，每人抽了二百毫升血，发了两个煮鸡蛋，一碗红糖水，最后还给了二十元钱。我瞒着母亲直奔新街口商场，一眼看中两条淡蓝色、四周有着两条深蓝色镶边的床单。床单的质地很厚实，颜色和淡蓝色的墙壁正好协调辉映。我和母亲一起把花朵硕大的野百合插进花瓶，屋里顿时像多了一双双美丽灵动的眼睛。“北京饭店也见不到这么好的花。”父亲高兴地称赞道。父亲告诉我，他已经被“解放”了，但李正冠还没有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由于派性作怪，对李正冠进入领导班子，有一派群众组织一直坚决反对。“因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了一些重大设计工程，他们需要我通过各国的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给院里的设计人员使用。”父亲回答说。那几年紫竹院旁的首都体育馆工程正在快马加鞭地赶进度。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包括冰面划线），甚至连打扫冰面的车子……一切先进技术资料，都是父亲从国外的专利报告中找到的。父亲第一次去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时，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中国建筑师中，第一个到这儿来查专利的人。”父亲告诉我，看到中国有收藏如此丰富的专利馆，他既吃惊又兴奋。当时，其他专业的人员也很少有人来这里查专利。因为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大。在浩瀚的资料库中，寻找专业对口的资料如大海捞针。这些带有法律特征的技术性文字，既要把技术措施交代清楚，又要在法律上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含糊。因此，它的文字句式都极其特殊，有时一句话长达数百字，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即使译成中文都颇费解。专利诉讼是以专利报告为依据的，这种专利方面的技术英语难度极大，所以鲜少有人问津。但父亲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找到了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有些文字在班上做不完，就带回家，在那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加班加点。我托起父亲的手，在灯下细细看着。父亲右手中指上有一粒扣子大小的硬茧，硬得如河滩地的石头，那是多年来每日不停挥笔疾书留下的纪念。父亲说，其实他很感激李正冠为他安排的这项工作。这些年，他潜心静坐在书桌前，每天与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建筑规划大师默默交谈，了解国际建筑界最新的思潮动向，了解大师们在新世界中的新发现、新思索，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苦闷，父亲时时感觉自己在他们身边，伴他们同行，他为此庆幸。父亲1979年调到国家建设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时，他整整在设计院技术情报室的书桌前译书十七年。十七年的学习苦读一点不枉费，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我考上北大那年，父亲对我说：“去清华看看梁伯伯吧，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小时候，梁伯伯没少为你操心。知道你考上北大，他一定会高兴的。”北大开学不久，在清华十二公寓的梁家客厅里，我见到了久别十多年的梁伯伯和林徽因的母亲林外婆，却没见到其他人。得知我已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梁伯伯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然后笑着说：“今天不会给我梳辫子了吧？”他指指自己的头说：“看看，梁伯伯现在不仅无发，而且无耻（齿）！”我当时转不过向，怎么说自己“无耻”？是不是我听错了？忽然想起“耻”与“齿”谐音，才忍不住大笑起来，进门时的拘谨与忐忑一扫而空，仿佛我从没有离开过梁伯伯，仿佛又回到了牵着父亲和梁伯伯的手，下午茶之后在清华园一同漫步的日子。梁伯伯取出一只饼干桶，又拿出一只小碟子，从铁桶里取出一块月饼，别转头问我说：“还只爱吃计司条吗？连你爸都能吃细八件，你怎么就不喜欢吃中式点心？改造得不好啊，小丫头！”“梁伯伯记性这么好！”我说，“别说中式点心，我现在连吃糠咽菜都不眨眼！”我的话好像突然点到了某个穴位上，梁伯伯手里切月饼的刀停住了。少顷，他把一块切成四瓣的月饼端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记得你叫‘小酱油精吧？你这小东西真奇怪，怎么从小爱吃咸的。我特地给你挑了块火腿月饼，不太甜，尝尝吧。”我和梁伯伯一起吃着月饼，聊着天。他问我班上有多少工农出身的同学？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占多少比例？我说自己是全年级唯一的“右派”子女时，他又沉默了。临走时，他千叮万嘱我要向工农同学学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可以有骄娇二气，“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运气，好好努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还有——”他拍着我的肩头说，“向爸爸问好，还有你的全家。”1971年年底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父亲来到北京医院。从十几年前“反右派”的批判大会至今，父亲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了。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文革后梁思成健康恶化，周总理指示送梁住北京医院治疗。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十四年啊！十四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父亲在他《忆梁思成教授》的文章里则说：“在以后‘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林洙先生为关照和爱护梁先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1971年末，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我想，父亲把梁先生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把无数句梁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是梁先生心中的一个结，系在他自己的心里，也系在他和朋友之间。就像中国写意画中的留白。1976年，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浩劫之后新时期的春天。这是比中国人经历的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十年。所不同的是，无数逝去的生命，并不是倒在异族侵略者的炮火枪口之下。李正冠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可能是开玩笑，他曾对父亲说：“你到北师大英语系来当教授吧？”1979年，父亲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授等职。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二十二年之后，父亲才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规划专业岗位。在建筑设计院情报室，面壁十七年；十七年磨一剑，该是扬眉剑出鞘的时候，可父亲已是六十三岁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父亲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马丘比丘宪章》，他是第一个把《马丘比丘宪章》翻译成中文的建筑师。就如他含冤九泉的挚友程应铨一样，程应铨也是把《雅典宪章》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位建筑师。署名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翻译的那篇《雅典宪章》，由于程应铨的“右派”帽子，他连署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是全世界从事建筑与规划事业人们的共同宗旨与纲领。父亲把这两篇译文同时发表在1980年第4期的《建筑师》杂志上，是父亲对程应铨的纪念，也是父亲与程应铨的缘分。为此，父亲亲自写下了《〈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评述》。对于全民在建筑规划学方面的盲目与无知，程应铨付出了身家性命，父亲付出了自己二十七年的“右派”生涯，占他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不该再有前仆后继的牺牲者了。对规划科学的重视和理解，也是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今天都说城市是一个地域的名片，这张名片的优劣，关乎该地区的生产、居住、科技、文化等综合素质的水平。李正冠多次与父亲讨论过建筑理论的研究与“扫盲”。“规划规划，空话空话。”“三年订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1960年,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2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改为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强调只搞研究工作。1964年，经委取消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并入规划局，编制由四百人压缩为一百人。1965年进一步压缩为三十人。并硬性规定，只限于搞规划研究，不领导规划业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规划完全被取缔。直至1973年9月，在合肥召开的部分省市座谈会上，讨论了《加强城市规划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的暂行规定》、《城市规划居住区域用地规划指示》三个议题之后，自1960年以来整整停滞了十三年的规划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可以十三年完全没有城市规划方面的领导机构，完全视规划为无物，岂能不让世界为之愕然！多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所谓规划就只是管规划的人，手里掌着批地皮的大印，譬如卖肉的手里抡着切肉的刀，根据关系亲疏远近、利益厚薄多寡，在肉案上看准部位下刀。这也使规划部门成为最有油水的肥缺。至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鲜少有人问津。我1974年底调离辽北的山村中学后，曾在大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数年，接触过不少市、地建委负责规划的大小领导。谈及规划，就是见缝插针批地皮、盖房子罢了。父亲认为，首先应该让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了解，规划是一种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规划在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中国作为世界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什么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要遵循的共同准则，每一个国家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担负起怎样的责任。1928年，“现代国际建筑会议”（Congre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Modern），简称“CIAM”，在瑞士正式成立。该组织成为国际建筑师中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组织。1933年，来自各国的CIAM成员，即建筑师、规划师、教授及著名艺术家、文学家们，在一条往返于巴黎与马赛的游轮上举行了会议。他们在帕提农神庙下一座大学里讨论了被命名为《雅典宪章》的著名纲领。这个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1977年12月，来自CIAM的世界各国建筑规划界精英们荟萃于秘鲁的利马（Lima），围绕《雅典宪章》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讨论，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新历史时期的《马丘比丘宪章》。12月12日，与会代表在秘鲁大学建筑规划系师生及其他见证人的陪同下，来到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表达了他们在今后的建筑与规划方面将要倡导并遵循的新理念，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与措施，推进并加速新理念的实施。《马丘比丘宪章》指出：“马丘比丘诗人帕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曾以他卓越的诗句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绘成‘最高大的熔炉，它长久地熔炼着我们的沉默。我们这些聚集一堂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肩负着冲破沉默的重任。本文件是我们共同心血的结晶……“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形势，要求对《雅典宪章》进行一次修订。我们的成果应当成为各学科之间进行国际交流的课题，希望一切国家的知识界、专业人员、研究院和大学都加入研讨……“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意义非比寻常。雅典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马丘比丘是世界另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是世界上启蒙主义思想及简单逻辑所不能囊括的一切。”《马丘比丘宪章》就城市增长、住房问题、交通运输、土地使用、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文物与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工业技术、设计与实施、城市与建筑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科学精辟的分析，也提出了各国政府、建筑师规划师应当共同遵守的规则。《马丘比丘宪章》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礼赞，由于它的恢宏，也由于它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它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丰碑。本宪章就是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虔敬谨慎地提出的。”《马丘比丘宪章》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的视野与襟怀，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关注该宪章对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等方面的呼吁。虽然这仅仅是起点，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起点。为了首先对领导干部进行城市规划方面的教育，父亲所在的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举办了全国市长学习班，旨在指导与推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父亲对此称赞不已。他多次说：“一座完美的城市就是一部壮丽恢宏的交响乐，而城市规划是乐队指挥和演奏者谱架上的总谱。没有它，指挥和乐队就会一团糟。无论是提琴手还是黑管或长笛的演奏者，你个人的技巧再高，你的演奏再美轮美奂，如果你不听指挥，不照总谱去演奏，你就破坏了整个乐队的完整，你就应该出局，因为你不配加入一个完美的交响曲。”搞城市建设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科学规划的城市，各建筑物割据一方，以标新立异、彰显自己为宗旨，全然不顾总体的和谐统一，完全不顾及他人，只能是恶形恶状的极端个人主义，野蛮而粗鄙。父亲称之为“不懂礼貌的建筑和不懂礼貌的建筑师”。刚到城规院不久，院里就派父亲与兰州市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任震英先生去上海、杭州、肇庆、桂林、昆明等地，对当地的规划工作进行调研和考察。父亲与任震英先生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为自己在晚年能结识任震英这样的知音而喜不自禁。任震英先生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他的表情好像永远只会笑，不知道什么是哭泣和忧愁，一副欢喜佛的模样。听父亲讲他的故事，我常觉得难以置信。他一生几乎都在风刀霜剑中穿行，他的机智敏捷，他的侠骨柔肠、刚毅顽强，都让我无法与他那笑眯眯的眼睛连在一起。“他的一生，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是人生难逢的高士奇才！”父亲用最富情感色彩的语言形容任震英先生。当我知道著名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主人公是以任震英夫妇为生活原型时，更增加了我对走入父亲晚年生活的这位长者的好奇与崇敬。任震英比父亲年长三岁，生于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1933年在大学加入共产党，和1935年入党的未婚妻侯竹友为抗日救亡出生入死。他们为哈东游击区秘密运送药品。他们出版地下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他不顾安危，去狱中探望战友、后被日寇杀害的烈士赵一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扮作富商贵妇，从火车站接回来哈尔滨治病的游击队员“小孟”同志，病愈后又帮他安全撤离。解放后他们与“小孟”重逢，才知他就是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的韩光同志。因任震英、侯竹友的名字已上了日寇的通缉令，他们奉组织命令离开哈尔滨，在北平“大洛春饭店”举行结婚典礼，并以基督教仪式为掩护，把婚礼变成东北中共地下党人的大聚会。为掩护遭日寇追捕的战友，任震英自己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不动声色地以基督徒身份为掩护，将《圣经》倒背如流，虽被汉奸监视亦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出狱后，奉中共地下党命令，夫妇二人离开北平，拟取道西安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命令任震英夫妇火速赴兰州互助巷2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伍修权及谢觉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任震英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的重要任务是与驻兰州的苏军代表处紧密配合，完成中苏两党间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合作。兰州解放前夕，黄河大铁桥被战火损毁，严重影响大军西进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将军忧心如焚，找到中共地下党员任震英。任震英带领二百多名工人及技术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在燃烧的铁桥上抢修了八天八夜，保证了大军顺利挺进青海西宁。兰州解放后，任震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工作。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放下枪戟就成了一名能在图纸上纵横捭阖的出色建筑师、规划师。他先后担任兰州建委秘书长、兰州建设局局长、兰州规划管理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解放后三年里，他领导了全市性的大地测绘以及有关兰州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的调查分析研究工作。同时，他开始编制兰州市1954—1974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份被国家批准实施的城市规划蓝图。这份蓝图在1958年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城市规划展评会”，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就在他随周荣鑫同志率领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载誉归来时，迎接他的竟是一顶将他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的“右派”帽子。“右冠”来自何方？任震英何罪之有？一律不明所以。1935年入党的妻子侯竹友义愤填膺，痛心疾首，要越级去上诉。任震英制止她说：“我们参加党时就跟党同心同德，出生入死都不叛党，和平年代怎么会反党呢！”他安慰妻子，“你要相信党，相信我本人。戴着帽子，就是我不翻案，将来会有人给我翻的。”新上任的兰州市党委书记王观潮找到他说：“希望你别倒下去，继续为党工作。”并指着白塔山问他，“如今这山头还是秃的，你能不能让白塔山变公园呢？”白塔山高一千七百米，荒山秃岭上只有一株树。山下的金城关曾是古要塞，丝绸之路穿行其间。“有山不长草，干山和尚头，夏天一场雨，黄水如野牛。”他集指挥、设计、放样、施工于一身，十三个月里与工人、技术人同甘共苦，将荒凉的白塔山建成了有三组建筑群构成的古典民族建筑园林，如今已成为著名的兰州白塔山旅游景观。父亲来到兰州，站在白塔山上极目远眺，对任震英说：“兰州是你的代表作，白塔山则是你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笔！”任震英有着和父亲相同的遭遇，但他经历的苦难，遭受的不公，要远远甚于父亲。且不说他不明不白地当了“右派”，在“文革”中双脚被插进酒糟车里游街，被反绑在大街的电线杆上示众。1966—1974年之间，整整七年零三个月，他被送进红古“五七干校”劳改，没有自由，不能回家。他受的奇耻大辱，令人悚然。他却在逆境中以诗言志：夜深常不寐，思路入迷津。身为牛棚客，永志马列人。冬云暂蔽日，长安梅又春。父亲和任震英先生于1979年一路南下，谈起对当地规划的意见，经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是任先生的意见尖锐中肯、鞭辟入里，但字字出自肺腑，事后又绝无呶呶哓哓的纠缠不休。父亲说，任震英的轩敞豁达，磊落光明，让他如沐春风。初夏时节，父亲和任震英一行到达杭州，参加杭州总体规划的讨论。杭州的老人们说，过去的西湖水可流入浣纱河，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柳垂金。可如今，这条河被填死，成了防空洞，又完全不起人防作用，成了蚊子孳生地。浓烟滚滚的水泥厂、炼油厂把大运河变成一条黑河臭河，河面的浮油足可点火。被单位、疗养院、工厂占用的西湖风景区形成“封建割据”局面，致使诸多景点无法对游客开放。任震英提出，被填死的河道应当恢复。“东方威尼斯”的河道水系本应是杭州一大特色，搞规划就是要搞有本地特色的东西。沿河道可建绿化带，水边公园。炼油厂、水泥厂等污染厂家务必迁出，以净化运河水质。西湖边拟建的十六层宾馆应当改为六层，风格要与西湖的建筑风格协调。“如果搞一堆洋式建筑，人家国外旅游者来这儿干什么？人家是要看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你们到美国纽约去旅游，不会是为了去那儿看紫禁城吧？”父亲为他擂鼓助威，壮风鼓浪。父亲也说：“各单位占用西湖风景区的‘封建割据时代应该结束了，还景于民，义不容辞。杭州不仅是杭州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她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杭州的规划不是要建杭州城里的风景区，而是要建风景区里的杭州城；应该有大格局，大眼界，应把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考虑。建议东起宁波，西至千岛湖，再到黄山脚下，沿着钱塘江、富春江开发旅游业，形成一个丰富多彩，风景如画的旅游系统。”在《梁陈方案》中，父亲与梁先生一再坚持要保留北京的特色和个性。几十年来父亲憋在心里的话，任震英不仅大声地说出来，还大张旗鼓地写出文章，做讲演，抨击城市建设中破坏生态、践踏历史文化的劣迹恶行，他说：“1967年到1972年间，桂林就有1935亩风景园林用地被38个单位占用，由于漓江水被污染，水上的鹭鸶也不知去向了。杭州西湖风景区被22个工厂、16个医院、休养院和3000多户市民占用，50多个风景区只能看到二十几个，著名的“柳浪闻莺”已变成“黄莺不知何处去，柳浪依旧笑春风”。苏州的大小园林庭院，建国初尚有188座，现在只剩下15座可以开放。昆明滇池是西南高原上一颗明珠，如今有1.1万亩水面被围湖造田，产量不高而且荒芜。很多风景区内盖起了工厂企业、庞大的宾馆等高层建筑，不仅破坏了风景，而且降低了它们的游览价值，致使城市特色被完全淹没，好端端的城市成了高楼大厦的堆积场。无数城市都是一条大马路，两旁两排列着车厢式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密不透风，千城一面，毫无个性，毫无特色。”“那种忽视、糟蹋、以至摒弃传统特色的蠢事不能再干了！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自然·建筑·城市的关系，使城市环境从局部到整体，从内容到形式达到有机的统一。济南大明湖郑板桥的一幅‘竹画上有十八个字的题词：‘一节一节一节，一叶一叶一叶，浑然一体玲珑。我们在市区和风景区内搞建设，就应当使‘一楼一堂一阁，一亭一台一榭，浑然一体玲珑。不要一提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高速干道、多层立交、多层地铁，以至地下城市、水下城市、海上城市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才是环境质量的最高层次，也是现代化城市的最高标志，不然就是地地道道的暴发户。”这些话出自一个老共产党员之口，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父亲为之激情澎湃，击掌叫绝。父亲说，“在民族危亡抗日战争年代，任震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抢修黄河大桥，任震英是大智大勇的英雄。解放初在贫瘠的不毛之地建起兰州新城，任震英是才情纵横的建筑规划大师。‘反右后在蒙受不白之冤中，无怨无悔地建成白塔山公园，任震英是忠肝义胆的赤子。能与这样的豪杰壮士为友为伍，是上苍之馈赠，人生之大幸。”1980年2月，以任震英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亚太地区的学术讨论会。这是父亲自1946年回国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一步迈得实在艰难。听说城规院决定让陈占祥出席国际会议，政审部门首先提出异议。虽然已对“右派”做了全国范围内的平反，但政审部门仍然认为父亲有海外关系，跟台湾蒋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予批准。在蒋瑞元（蒋介石）拟去日本留学时，家中经济状况已捉襟见肘。与蒋家同为奉化同乡的我家祖父与众乡亲共为蒋瑞元捐资以尽同乡之谊。蒋母王采玉临终给儿子蒋瑞元（蒋介石）留下遗言：“凡于患难中对蒋家尽绵薄之力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蒋公颇孝，谨守母亲王氏遗言不遗余力。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独子竺培风，与父亲系“发小”。父亲儿时每年暑期随我的祖母返奉化乡间省亲，祖母常与蒋公前妻毛福梅等一群“姐妹淘”去雪窦寺烧香礼佛，父亲则与竺培风漫山遍野地疯跑，满山的杨梅和奉化水蜜桃，一群孩子边采边吃，或跳上竹排在剡溪中戏水。后竺培风受训于英国皇家空军军校，亦在美国受过培训，成为蒋氏最亲近的晚辈，兼任蒋公私人座机的驾驶员。1947年，竺培风驾运输机空运军用物资飞往西北胡宗南部队，因飞机超载，在河南境内坠机殒命。竺培风生前得知父亲在英国留学消息后，告知舅舅蒋介石。为遵母命，报还当年对其有滴水之恩的奉化乡亲，蒋公特拨出一笔私款给国民政府驻英国使馆，请他们发给陈占祥每年365英镑“奖学金”。担心年轻人挥霍或“拉大旗作虎皮”，驻英使馆遵蒋介石之嘱，不对父亲讲明该款项来源，亦不一次性付讫，只是每月汇付。父亲于1946年回国在南京工作时，竺培风多次诚意相邀父亲去蒋氏侍从室工作，并告知舅舅蒋公助学之实情。父亲说：“我感谢你大舅助学之恩，但我是学规划的，去侍从室能做什么？跟我学的专业南辕北辙，岂不是扬短避长?我不懂政治，又无意于官场，侍从室与我无缘哪。”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因父亲时任世界青联副主席，屡次被邀赴会，并许诺给他三青团副主席的职务。父亲坚辞谢绝了，理由还是他对政治没兴趣，一心一意只想做规划。解放后，他老老实实、不差毫厘地将这一切向组织说明。从此，他的弥天大罪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组织部门一向视之为“特嫌”、“蒋家亲信”……这样的人一踏出国门，必定有去无回，因此坚决不予批准。在关键时刻，城市建设总局曹洪涛副局长挺身而出道：“我为陈占祥作保，他一定会回来的。”父亲闻此言，颇为感动，“我与曹洪涛先生萍水相逢，为此他竟挺身而出，一诺千金；我必披肝沥胆，不辱使命。”这其实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吧？虽然父亲的英文胜于中文，但他骨子里的中国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的。无论他主观意识何如，那不可抗拒的文化基因，来自于给了他黑眼睛黄皮肤的山河土地。所以父亲老是说：“你们总爱说，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那是不对的，祖国和政党不能同日而语。你能因为国民党腐败就背叛祖国吗？任何政党政府都和祖国无关，都改变不了我们和这片土地的骨肉之情。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血脉，都来自这方水土，犹如父母之于儿女。”在曹洪涛的力挺下，父亲得以飞赴马尼拉。会议主题是“人民城市——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与前景”。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与任震英合写的《规划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城市》的论文。在文章中，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建筑师任震英与兰州工匠一起背冰上山、解决山上无水、无法施工的困难。他发动群众建设自己的人民公园，当时踊跃报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工匠和群众就达五百多人。他和百姓一道，把城里拆毁的破旧寺庙和房屋的梁柱，窗框，各种“零部件”背上白塔山，重新排列组合，废物利用，仅以四十万元人民币，十三个月时间，建成占地6.6公顷的白塔山公园。并依照山势设计了三个台，形成三组建筑群，每组都有亭、台、楼、阁与回廊等景观。把仅有一棵树的白塔山，建成了兰州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马丘比丘宪章》上说：“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视野会更宽广，建筑师的创造才能也将更绚丽地绽放。建筑师一旦从学院派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民间建筑的精神财富将成为建筑师丰富想象力的源泉——所谓民间建筑，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做过大量研究。”中国建筑师代表的这篇论文，以生动的事实，为《马丘比丘宪章》做了诠释，受到大会的热烈好评。国际建协亚太地区的学术会议刚刚结束，父亲又和任震英等代表一同出席了在马尼拉“普拉扎大饭店”举行的另一个国际会议。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生活设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人民是自己理想的文化艺术创造者》的论文。父亲流畅标准的牛津英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惊奇，父亲利物浦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也是与会者，当时在香港拥有建筑事务所的英国建筑师白·如爵，拨开人群与父亲相认相拥，喜极而泣。早在去大会报到的第一天，在大饭店的门厅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联合会”秘书长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先生就站在那里迎候中国代表团。在与中国代表团握手问好后，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先生，大会决定，由你来做第一天会议的执行主席。”父亲愕然。他已不是1945年伦敦世界青联大会上那个毛头小伙子。任震英是团长，虽然英文不是他的强项，但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团员，也不宜越过团长去当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没等父亲回话，任震英却在一旁发话了：“陈总，快答应啊，还愣着干什么？”“什么你当我当，只要是咱中国人当就成！”任震英向父亲一挥手，对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高声说：“Its good idea.Thank you!”马歇尔高高兴兴地与任震英握手。指着父亲对他说：“我相信他能当好大会的执行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建协大会上，许多人都称赞他的英文漂亮，发言有创意又妙趣横生，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很强啊！”任震英显得比父亲还高兴，操着浓重的东北乡音对父亲说：“老弟，不是我批评你。关键时刻不是旁人有私心，是你自己有私心。这种时候，只能有一个心，那就是中国之心。咱们一切代表中国，一切为了中国，什么你当我当，只要给中国人争脸，咱就干，就上。别的都扯淡！”父亲说，他强忍着泪水，点着头，感受到了一颗宽广博大、剔透澄明的炙热之心。我想到了1945年的父亲，他奔上台去把唯一的世界青联大会执委会常委名额让给陈家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四十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和他心魂相通的知音任震英。他们都有一颗同样的中国心，这颗心让他们走遍天涯海角，都能心心相印、同舟共济。20世纪70年代末，我已经调到大连文联搞专业创作。我家也从西直门的大杂院搬进了甘家口建工部附近的宿舍楼里。一套三室加一套一室的两个单元连在一起，使我们有脱离苦海的知足与幸福。十年没有厨房和厕所，现在一下有了两个厨房和两个厕所。今天看来那不过是普通的单元房，但对于在西直门大杂院里蜗居了十年的父母来说，那已经是天堂了。由于是从事专业创作，我不必坐班，常有机会回北京出差办事，那一段在我们的新家里，见得最多的就是任伯伯，听得最多的就是父亲和他一起谈环保、谈资源的保护、谈中国该如何走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建筑师规划师所面临的责无旁贷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们还以高楼大厦为时尚、对水泥丛林充满向往时，这一对年过花甲的中国规划师，目光已经穿越国界，与全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忧患意识同步了。从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两方面评估，全球容纳存活人口的极限量是100亿人口，较佳生存环境应是50亿人口。但到20世纪末，预计人口总量将突破70至80亿。按照目前的开采技术与水准，煤的储藏量只够人类用200年，石油够用30—40年，天然气可用50—60年。常规能源在不久的将来即面临枯竭。目前沙漠化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16%，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连续20年的干旱，自20世纪以来，撒哈拉大沙漠扩大了70万平方公里，2.2万平方公里的江河湖泊已干涸枯竭，近5亿非洲居民的绝大多数处于饥饿和贫困。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11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照此下去，200年后地球上将不再有树木。地球没有了肺，丧失呼吸功能的地球还能活下去吗？海南岛和西双版纳是中国两片著名的热带雨林。海南岛的雨林覆盖面积已由解放初的1300万亩下降到1979年的369万亩，下降率为70%。西双版纳1960年雨林覆盖率为1290万亩，1980年只剩800万亩了，下降率为30%。罗布泊已经干涸，楼兰、交河早已成为历史遗址。黄河泥沙含量系世界之最，下游已经成为悬河。再不控制上游的水土流失，渤海湾有朝一日将被淤沙填平。全中国200大中小城市严重缺水，土地盐碱化日益加深。水资源缺乏引起战争或导致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灭亡的例子历史上数不胜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只有一个，她的资源有限，人类的欲望需求无限。建筑规划和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再不警醒，人类在地球上将无立锥之地，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危在旦夕的现实！听着他们的交谈，我真会忧心忡忡。甚至洗澡时一打上肥皂就赶紧关上水龙头，搓干净了才敢放水冲洗，不然就充满了罪恶感，好像世界末日的到来与我有关。他们所说的数据，还都是二十年前的，二十年后的数字，一定更触目惊心。1985年初夏，我回北京修改一部电视剧稿。大约是五六月份，在家里又见到了来北京参加“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会议”的任震英伯伯，据说当时他们还在北京接待“日本窑洞及生土建筑代表团”，美国建筑专家格兰尼教授一行也是来中国考察窑洞建筑的。我不禁奇怪起来，问父亲道：“窑洞关日本和美国什么事？现在建摩天楼还来不及呢，你们怎么摆弄起窑洞来了？”父亲正在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头也不抬地说：“欧洲北美正从摩天大楼往外大逃亡呢，第三世界国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为争世界第一摩天楼别苗头。这就是差距吧。”吃过晚饭，父亲跟我讲起关于窑洞及生土建筑的由来。“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而人口占世界的25%。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0.8亩，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掀起了建房高潮，仅1979年以来，新建房面积就超过了30年来农村建房面积的总和。大量耕地成为宅基地或被沙化，如果不再奋起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关系太大了。”父亲说，“仅黄土高原，就有大约四千万以上人口居住在窑洞里，全国居住于窑洞和生土建筑里的人口就更多了，将近两亿人。而全世界居住于生土建筑中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一定是第三世界吧？亚非拉，三分之二受苦人。”我笑道。父亲告诉我，早在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就在兰州召开了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会，成立了调研组，由任震英任组长，对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宁夏、内蒙、河南、黑龙江进行了窑洞方面的考察调研，认为这是中国人一项有特色、有创意的民居。它节约土地，保护自然生态。依山傍壑、山坡崖边，都可打洞建窑，不必占用耕地。它冬暖夏凉，严寒和酷暑季节，窑内外温差仅十度左右，大大节约了能源。它造价低，耗资仅为同面积普通民房的五分之一。它的弊病是阴暗潮湿，不通风。为了对传统窑洞进行改良，任震英身先士卒，对窑洞改革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兰州“白塔山庄”试验小区烧盐沟内的荒坡地带建起了一批适宜农村的革新窑居，还有一批掩体靠山爬坡的城市型窑居。他和革新者们在采光、通风、防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基本解决了阴暗潮湿不通风等问题，并使用了沼气和太阳能。样板房建成后，周围农户争相仿效，连日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朋友们亦纷纷前往参观，希望能建设窑洞式的宾馆，让他们也享受人与自然、与土地亲密接触的快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寒窑召唤春天》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父亲说：“今年（1985）11月，要在北京召开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会有近百位各国代表来参加大会。这样，我们的窑洞和生土建筑，不仅造福中国人，也是造福地球，造福人类呢。”父亲仍是头也不抬，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跳来跳去，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七十来件嫁衣裳呢！每件都要做到巧夺天工，要老外们看了五体投地！”细问才知道，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以及大会的《国际生土建筑学会论文集》的英文文本，都由父亲亲手修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城规院那么多翻译，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嘛？父亲说：“这次大会是我们中国人发起的，而且是任震英当大会主席，只能开好，不能开坏。保护环境，关怀人类家园，功德无量，义不容辞。”父亲说：“英译中，我不敢夸海口，因为我的中文不如英文。但中译英，我保证做到文采斐然，一定让世界给中国喝彩。不是每个会说中国话的人都能写好文章，每个说英文的人也不一定都有文采。我的英文文章，比很多一辈子以英文为母语的洋人都棒。”父亲得意起来口无遮拦、神采飞扬，像个孩子似的晃着身子，双手在打字机上如一对啄木鸟，不停地“哒哒哒”。父亲的这种作风，很像如今的“八〇后”。那时弥尔的女儿周泉刚三四岁，父亲工作累了，就放一段音乐，邀上小周泉，祖孙二人在客厅里跳起了“迪斯科”，一老一少，舞臀摇臂，又笑又跳，直跳得汗流浃背。然后洗把脸，又坐回到他的打字机前。为了这次会议，父亲把七十来篇论文一篇篇地修改，一篇篇地校译，有的几乎是重新写过，“我保证当好马前卒，为中国的大会护驾！”据说，那次会议开得很精彩，中国窑洞及生土建筑的调研和实践，受到世界的注目和好评，各国代表对大会给予极高的评价。一些国家对窑洞和生土的研究，由参加大会、来华考察发展到研究试验和运用阶段。“如日本的学者，直接到福建的龙岩、永定去考察生土建筑，并在日本进行了试点。在法国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他们研究并建造了太阳能土坯别墅，即生土建筑。用机械压制土坯和土墙，造价低廉。只新墨西哥一州就有四十余家生产土坯的厂家。法国研制出生土材料固化添加剂，在非洲、南美洲帮助当地居民修建冬暖夏凉、节约能源的土坯房，广受居民欢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这一环保建筑表现出越来越热烈的欢迎和关注。我国已有不少关于窑洞式的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在国际上获奖。每谈及此，父亲总是喜形于色。1981年，父亲写下了《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刊于《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实在用心良苦。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建筑师规划师都应当重新思索自己的地位与使命。这是一个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学民主空前普及的时代，没有哪个规划师仅凭专业知识就能独自决定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命运。居住在该地区该城市的居民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最有发言权，因此，人民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人民的城市要由人民建设，这是《马丘比丘宪章》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早就把“大众参与”理念引进了创作。艺术家把绘画、雕塑、诗歌、音乐、小说的解释权交给了他们的观众听众或读者，创作者留下大片空白由欣赏者共同来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对同一件艺术作品，一百位鉴赏者可以有一百种解释，表现出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建筑与规划更是如此。建设一座怎样的城市、怎样的社区，这是居住者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学习民主与法制的过程。通过建设宜居环境的论证，人们懂得了宜居的科学知识，学会了倾听不同的声音，也学会了在尊重他人的同时，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学习民主，就是学习做一个文明的公民。一座城市和生活于其间的公民，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共同成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市化即科学化，公民化，文明化。简而言之，每一个村庄都将成为一个美丽的社区，而且比繁华都市的社区更宁静，更环保。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连几户先富裕起来的农民集资与全村农民合建了著名的“避暑山庄”。山庄规模很大，不仅有高级的旅游客房，也有各项娱乐设施。这对于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地覆天翻的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避暑山庄”把村里大批年轻人送进大连的高级宾馆培训。几代吃大饼子蒸咸鱼的农民，走进大连宾馆的餐厅厨房学习烹饪，学习做适合各国旅游者口味的自助餐。从没听说过什么是咖啡和奶茶的乡村姑娘，正在宾馆的咖啡厅里学习怎样做经理或服务生。还有多少农民的儿女开始学习酒店管理知识，学习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生产。我去“避暑山庄”采访时，山庄的农民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成立自己的水果加工厂，把自己出产的苹果、黄水蜜桃加工成水果罐头，改变过去只提供原材料的生产格局。他们成立了渔业捕捞队，不仅为“避暑山庄”提供最新鲜的海产品，还准备进一步成立自己的海产品加工厂，争取利润最大化。我把自己采访中得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兴奋得双目炯炯：“这是一条充满创意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那些日子，父亲格外兴奋，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了许多。他谈到英国工业革命中农民付出的血腥代价，无数在工业革命中失去家园的英国农民，蝗虫般涌入大城市，在大机器生产的轰鸣声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曼彻斯特浓烟密布、污水横流，居住条件恶劣不堪，居住与生产胡乱安置在同一区域，城市无规划无秩序，犯罪率居高不下，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机器和矿山的奴隶，最小的童工只有四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九岁。“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过程，让农民付出惨重代价。中国农民决不能再重蹈这一覆辙。”父亲说，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对第三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充分利用无限广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让乡镇企业在商品经济自由竞争中遍地开花，这本身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大学校。为了生存，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也会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竞争之道，了解游戏规则，逐渐完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和平积累过程，他们不必都涌向大城市，他们在自己的乡镇企业中可以大展才华，在自己的村镇上建起崭新的农民新村——这就是未来新城镇的雏形。农民在建设自己新家园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公民。促进并参与这一伟大的社会转型，是每一个中国建筑师与规划师的使命。”父亲收集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这也成为后来他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时的重要内容。父亲还与任震英等城规院总工一起，参与了由当时城规院院长周干峙主持的深圳规划。周干峙先生是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科院及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生。我们搬进甘家口新宿舍时，周干峙先生住我家楼上。因父亲长他十多岁，20世纪50年代初又上过父亲的课，我们至今都称这位部长为“周叔叔”——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都觉得以职务称呼一个人，恰恰是对人家的不敬，好像把对方和自己都降到了“俗”的境地。父亲称呼当时尚任院长的周干峙“小周”，我们虽不主张口口声声称“院长”，但称“小周”也太不搭调了。母亲对父亲说：“人人都周院长长，周院长短的，就你小周小周的，我听了都别扭。”父亲眼睛一瞪，“那我怎么办？也叫周院长？我张不开口。”我说：“要不然就称‘干峙吧？总比称呼人家小周好。”“唉——”父亲叹一口气，“为个称呼都花这么多心思，中国要飞起来，翅膀能不沉重吗？”父亲究竟怎样称呼后来又被任命为建设部副部长的周干峙叔叔，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和周叔叔成了“忘年交”。这位从清华园走出来的副部长、两院院士，值得我们像称呼亲人一样称呼他“周叔叔”，否则，我们就会敬而远之地称呼他为“周部长”了。一年冬季，家里的暖气夜间忽然淌水，眼看水流遍地，儿女均不在身边，父亲母亲急得手足无措。母亲情急之下打电话给楼上的周干峙，已任命为副部长的周干峙穿着睡衣和儿子一起奔下楼，手持扳子、钳子整整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把漏水的暖气修好。他抹着满头大汗说：“想不到还真懵对了！其实我对此一窍不通。”“你们二老也太过分了，把人家部长当水暖工使唤！”我对此颇有微词。父亲说：“只顾得着急，我和周干峙都忘了部长这码事了！”父亲和周叔叔乘飞机出差，周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父亲，因为官员的乘机等级总是高于工程技术人员。两人推让再三，父亲不得不遵命。父亲赴美讲学时，大年初一周叔叔到我家，对兄弟姐妹们说：“去我家吧，给父母打电话拜个年！”那时节，家里虽安装了电话，却不可打国际长途。儿女们自己没想到的，周叔叔替我们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周干峙主持深圳规划。父亲作为深圳规划顾问，曾多次飞往这座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城市。当年的深圳，只有一条不到十分钟就可走到头的十字小街，全镇最高级的建筑是一栋五层高砖木小楼。周干峙带领他的专家团队开进深圳，首先为这座未来的新型城市做规划蓝图。父亲说，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他们遇到一批有着开拓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干部。他们与梁湘等特区干部的合作，彼此间充满信任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敬重，对正确意见的从善如流。”“深圳和50年代初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真的是振翅欲飞了。如果处处都能像深圳一样，下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父亲欣喜地感慨。据说，刚到深圳时，深圳曾将福田区一片三十多平方公里的中心区交给香港商人胡应湘先生开发。胡先生说，他请了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大师为福田做了规划，是世界规划和建筑的巅峰之作。周干峙和中国城规院的专家们看过该规划后，发现这位意大利专家竟要在这片三十平方公里的福田区安排一百万以上的居住人口，一片大厦座座高耸入云、气魄非凡，楼群的密集程度已远远超出纽约。甚至还有人提出铲平莲花山，增加可开发面积。在空间及土地的使用上可谓达到了开发商利润的最大化。周干峙和专家们立即否定了这个方案。福田的地理位置极好，背靠莲花山，面对大海，与香港新界只一水之隔，而且处于深圳特区带状组团结构的中心部位。登莲花山举目远眺，蓝天碧海，绿野丘陵尽收眼底。高尔夫球场绿茵如织，香蜜湖蓝宝石般熠熠生辉，红树林如火红的丝带，在浓荫覆盖的大地上蜿蜒飞舞。福田是一块风水宝地，必须依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来科学规划未来新城的面貌。不仅要使各建筑群之间的布局与山水风物相得益彰，还要考虑规划的节奏气韵，有张有弛，既有酣畅淋漓的华彩，又有舒缓轻柔的慢板。深圳是一张白纸，没有旧城市的种种负担，一切可以重新做起，怎么可以为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而把它变成一个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的堆积场！周叔叔对我说：“我和陈总、任总等人，在广州的中国大饭店和港方有过一场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但深圳的市长、领导人很明智。发现不妥，立即纠正。”梁湘等深圳领导认为城规院领导和专家们言之有理，宁可赔付一笔钱给港商，也绝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经过全盘的考量和论证，周干峙代表城规院提出了新的规划方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福田的中心广场。古今中外，城市中心广场的中心建筑永远是当地的衙门机构，权力在一切建筑中是“重中之重”。而城规院的这个规划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政府大楼迁出了市中心，中心广场成为真正的“市民中心”。市政府办公楼在市中心广场的一个边上，楼层也并不高。父亲在美国讲学时多次提到深圳的规划，称之为“开规划之先河”。周干峙叔叔作为一名部长级官员，敢于对延绵数千年的“官本位”挑战，把市“中心”让位于普通百姓，在规划上第一次体现出“民本位”的思想，这已经不仅仅是“创意”两个字所能概括的了。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第一次”，就像我们的共和国在汶川大地震中第一次为死难的百姓降半旗一样。这种“第一次”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我们为之潸然泪下！人民，百姓，终于成为大写的人，傲立于我们深圳南大门的中心广场，成为深圳人呈献给全世界最美丽的笑容。深圳规划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城市规划奖。后来又获得联合国宜居城市奖、国家园林城市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奖。最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总体规划获得国际建筑家学会“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阿伯科隆贝是父亲的导师，1946年告别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这位恩师。阿伯科隆贝曾对父亲说：“完成北平规划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父亲一别几十年无消息，他为《梁陈方案》这篇没有实现的“博士论文”几乎付出了一生。阿伯科隆贝去世后，国际建筑家学会设立“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来纪念这位泰斗。这是国际建筑界一个具有极高权威的奖项，深圳总体规划能获取这个奖项，是中国规划师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父亲虽然只是深圳规划的参与者之一，但他终于可以告慰导师阿伯科隆贝的在天之灵。他的规划生涯自阿伯科隆贝而始，又以晚年参与的深圳规划获阿伯科隆贝大奖而终。他的人生和他的规划生涯都充满不可预料的戏剧性，但可惜不是喜剧。1988年1月8号，我随父母飞抵美国旧金山。父亲受伯克莱大学校长埃拉·麦克黑曼(Ira Michael Heyman)之邀，担任该校建筑系“董事会教授”（RegentsProfessor）。据说，自伯克莱建校以来，享有此殊荣的教授一共只有十人左右，中国人占有两名。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是父亲陈占祥。《梁陈方案》在中国视如草芥，在国际建筑界却令众多同行扼腕长叹。他们为世界上这座著名古都的陨落痛惜，也为两位为捍卫学术真理而蒙受不公的中国学者不平。梁思成先生早逝了，陈占祥成了美国建筑师心中的中国英雄。父亲在美国受到的礼遇，令我们感到惊异。而父亲在伯克莱大学的开场白讲演，也颇令美国同行们吃惊。记得父亲在伯克莱的第一次讲演，伯克莱大学酝酿了很久。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前来听讲的学生、教授和各界人士。连一些新闻媒体也派来了记者。为了给父亲加油，我和母亲坐在最前面的第三排。回头望望座无虚席的大教室，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我使劲捏着母亲的手，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把内心的紧张不安释放传递出去。父亲微笑着走上台去，那样子像是去一个熟识的邻居家串门。他在麦克风前坐下，试了试台上的麦克，忽然，他顿住了：“哦，上帝！我忘了带讲稿。”不管我当时的英文怎样烂，还是听懂了这句话。我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头一下跌靠在椅背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在椅子里。母亲捏紧我的手说：“你爸还没怎么样呢，你倒先晕了？真没出息。”话是这么说，可我感到母亲的手已经湿了，惊吓涌出的汗水可不听舌头指挥。台下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时，我看到台上的父亲正和台下的听众们一齐大笑，“这也许是上帝的一个玩笑。你们有没有同感？讲稿其实是一个很讨厌的枷锁，能够摆脱镣铐跳舞，舞姿一定更自由、更精彩。”人们为期待的精彩鼓起掌来。父亲果然不负众望，他的没有讲稿的讲演一次次地引起台下的掌声和笑声。讲演结束时，教室外的大厅里举行了小小的酒会，人们把父亲围得水泄不通，我的心才算安安静静地回到了原位。周干峙叔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思维习惯和西方人近似，他在清华讲课时就不喜欢用讲稿，围绕一个中心议题侃大山，就像在沙龙里聊天。”父亲在复出后曾受聘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为那里的研究生上课。我看到那些研究生有时到家里来上课，跟父亲围坐在一起神聊神侃。“这有什么奇怪？贺尔福和阿伯科隆贝经常这么上课啊！”父亲说。父亲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锡拉丘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在堪萨斯大学担任“埃德加·斯诺教授”。父亲一口莎士比亚式的英文，令许多美国人倾倒，一位中文名叫“李梅玲”的美国女子曾对我说：“中国大陆能有人讲一口这样典雅的英文，而且，他对当今建筑界的思潮流派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这是怎么回事？（二十年前还没有今天的网络呢）还有，他的举止衣着，他的绅士气，完全不像从大陆来的，又不像香港台湾的。这本身就像谜一样令人好奇，这背后的经历一定更引人入胜吧？”她说：“你不是作家吗？把它写出来吧，我等着读这个故事。”父亲出国前几年，父亲堂姐的儿子——一位香港轮船保险公司的老板，虽然叫父亲“舅舅”，年龄却不比父亲小很多。在“澄衷中学”时代，甥舅二人同为学校足球队主力，几乎情同手足。父亲1957年成为“右派”后，这位住在香港的“同权表哥”肝肠寸断。困难时期，从香港寄来过港币、罐头、黄油。听说父亲要出国讲学，他亲自为父亲寄来了两双麂皮的“百丽”皮鞋、英国“宝勃林”牌的风衣、“雾伦敦”牌的麂皮夹克、澳大利亚驼山羊毛的毛衣……在电话中千叮万嘱说：“舅舅，一定别让外国人小看中国人。”父亲对我说：“同权一片好心，但光靠名牌可堵不住人家的嘴。现在多少文盲都用最贵的名牌呢！”父亲在美国的工资不低，加上外国访问学者不必上所得税，一向善于理财的母亲预计可以有一大笔积蓄。但结果令母亲大失所望。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度圣诞节。父亲当时被聘为密苏里大学埃德加·斯诺基金会的“埃德加·斯诺教授”。该基金会每年从中国邀请一名著名学者，作为该基金会的访问教授，父亲的前一任是在该校戏剧系任教的英若诚先生。感恩节晚上，密苏里大学校长请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最大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顶楼旋转餐厅就餐。校长先生告诉我们，感恩节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了圣诞“假日季节”。从感恩节晚上八点起，在旋转餐厅的顶楼可以看到全城的彩灯齐放异彩，从这时起，到元月一日，漫长的“假日季节”（Holiday Season）才算结束。为了能在这里一睹全城彩灯齐明的风采，很多家庭半年前就开始预订旋转餐厅的座位，而且价格不菲。在让我们自己点菜时，我瞄了一下价位，每人至少二三百美元左右。不一会儿，乐队开始演奏莫扎特和施特劳斯的曲子，侍者为每一位就餐的女士送上一枝新鲜的玫瑰花。身着银色长裙的少女在竖琴上拨响了琴弦，泉水流淌似的琴声犹如花瓣上一滴滴晶莹的露珠，心弦都会为之颤动。我记得自己点了一份烤鹿肉，母亲点了一份煎鳕鱼，父亲要了一只计司烤龙虾。我们正在举杯感谢主人的盛情时，夜空忽地一下亮了起来，“假日季节”的彩灯霎时间照得夜空一片通明，餐厅里响起欢呼声、欢快的乐曲声、叮咚的碰杯声。父亲站起身，举杯对校长说：“谢谢你和夫人的盛情，谢谢密苏里大学的美意。埃德加·斯诺是我生命中的红星，今天能成为埃德加·斯诺故乡的客人，能成为斯诺基金会的访问教授，是我一生的梦想，一生的荣幸。平安夜是美国人全家团聚的日子，我不能打扰你们。但平安夜的前一晚，我们全家也邀请你们全家到这里聚会，以表示我们对主人盛情的谢意！”校长夫妇大喜，继之又颇为惊愕，夫妇二人面面相觑，商议片刻说：“孩子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恐怕无法出席，只有我们两个可以来。”父亲立即招呼侍者，请他为平安夜前一天的聚会定位，“最好靠窗，那儿的景观比较漂亮。”父亲嘱咐侍者说。那一夜的晚餐，父亲和校长夫妇谈得格外尽兴。校长告诉父亲：“我们年年邀请中国教授在这里过感恩节，但你是第一个要回请我们的人。”父亲说，“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回请你们，一定会的。”回到家里，母亲对父亲晚上的决定很不以为然，“人家是用公款请客，你是自己掏腰包。一顿饭上千美金，合人民币是多少？打肿脸充胖子，何苦来！”“就是勒紧裤带，我也得请这顿客。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回请。中国是礼仪之邦哪，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省了钱，丢了自尊，不值。没有什么比这更值钱的。”父亲终于在旋转餐厅花了一大笔钱，回请了美国朋友。那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出席，礼数够不够不在人数。还有一次在哈佛讲演。校方问父亲：“讲演之后，你是否也要举办一个酒会？”在1988年初，这个“例外”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讲演和酒会都格外成功。约一千多美金的讲演报酬全都成了酒会的花销。那个年代，一顿酒会开销，顶父亲国内工作两年多的薪水。但父亲兴致勃勃，无怨无悔。1990年，父亲结束讲学时，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或成为永久居民的机会。父亲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1994年，我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对我说：“不到我这个年纪，体会不到这个年纪的紧迫感。我被耽误了二十多年，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只想趁自己身体还挺得住的时候，为国家多做些事情。”“这一生，你付出了这么多，可你得到了多少？你觉得值吗？”我问。父亲抬起头，两眼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这不像我女儿说的话。”父亲摇摇头，“人生不是交易，付出什么就要得到什么，那历史上多少长眠于九泉的人就永不瞑目了。如果真为了得到什么，1946年我可以留在英国。五十年前都留不住我，五十年后就更留不住我了。再说，人家曹洪涛在我第一次出国时就为我作保；去美国时，又有多少人以为我一定不会回来了。他们太小看人了！君子一诺重万钧，那是比性命都重的。我年近八旬，焉可作重利轻义之人？那岂不枉活一生。”2001年3月22日，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他不弃不离地追随了一生的这方热土，离开了始终不渝守护的古都。“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2008年10月29日二稿于美国加州Millbrae
本文选摘自《多少往事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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