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共同富裕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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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后者以缩小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为目标。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实意义，就需要重新审视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揭示西方福利国家在提供高福利服务的同时所隐藏的多重弊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优势，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对福利国家的实质性超越。

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末，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以突出国家的社会职能为特征，以提倡保障公民的收入、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水准为目标的制度模式，福利国家制度几经调整与变革日益固化与定型，因而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各执一端。福利国家曾在战后时期因其“作为社会矛盾的政治解决方式”而受到广泛赞誉，但随着以往被人称羡的希腊、意大利等福利国家近年来在国家主权、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甚至产生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它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毫无疑问，当前的福利国家及其模式已然不是用来创建和谐生活的最佳社会样板，其本身已经成为被“怀疑的目标、批判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核心”。换句话说，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机制自身在当前已经出现了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需要注意的是，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制度设计，通过对失业人员的援助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分化，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产业后备军问题，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无政府状态和境况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也就是说，福利国家是作为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的缓和“机制”而出现的，而且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正是福利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这样，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维护和促进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产生产业后备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无政府状态作了深刻揭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比例会发生变化：可变组成部分会越来越低。而社会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决定着对劳动的需求，它逐渐降低，就意味着对工人人数的需求降低。由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必然会有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出现。显然，“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样一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可能“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而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同时，“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支产业后备军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成为问题，最终将发展到需要救济才能过活的地步。而福利国家则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较好地服务和援助了这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弥补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维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由此看来，“福利国家体制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积累”。马克思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政府性，这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之间存在矛盾，而福利国家则通过较强的国家干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矛盾。从这个层面来看，福利国家确实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必须看到，福利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但其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这导致其无法调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无法解决富裕的资本阶层与穷苦的劳动大众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等，作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这一科学论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影响资本主义积累。正是为了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便出现了，诚如有论者所言，“福利国家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努力缓和社会矛盾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福利国家似乎有效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资本主义积累，如为工人提供了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使工人对市场的依赖有所减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而，福利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所实现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一直存在，便有可能“癌变”，让福利国家覆灭。可以说，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注定了它永远不可能真正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当工人阶级越来越意识到福利国家为他们所提供的社会福利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他们，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积累，那么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彻底爆发，福利国家也将难以为继。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工人哪怕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拥有的私人财产多一些，这“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所以，福利国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为工人所提供的相关社会福利，只不过说明了“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由于福利国家仍然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这就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真正为工人阶级代言，因此它为工人阶级提供的种种福利只是其维持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如此，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缓和作用只能是暂时的、不彻底的；福利国家将与资本主义一样，会随着阶级对立的日益尖锐而走向消亡。

第三，必须清楚的是，福利国家所谓的高福利政策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现如今，资本主义的福利已经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工具，它不仅作为一种“隐形霸权”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行为，而且使公众在意识层面自觉认同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这一点在福利国家大选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选的候选人为了拉拢选票、获得公民的支持，不惜提出各种维持和强化福利的承诺。也就是说，福利国家的候选人为成功获得执政地位，有目的地对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承诺，从而刺激了公民社会福利要求和需要的增长。正如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所言，“福利国家基本上是且仍将会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目的不是为他们生产更大的福利，而是把他们当作政治选民来操纵”。这样，执政者要获得选民的支持和拥护，就需要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然而，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执政者在福利方面的竞相抬价会不断提高民众的胃口，并导致“在许诺与结果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鸿沟，从而引起选民的失望情绪”。这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限且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由于其逐利的性质，必然会流向那些因劳动力成本低、销售商品更为便利、土地租金更低而更有利于资本自我增殖的国家，这就导致福利国家国内的资本大量流出，从而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进而影响财政收入。这样一来，福利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限且易受影响，而福利国家公民的社会福利需求和要求又不断增长，从而势必造成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局面。麦克·坦纳（Michael Tanner）在《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一文中就指出，“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无力延续的事实已经无从争议”。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福利国家便不得不对其社会福利进行缩水，甚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扭转局面。但如此一来，已经习惯了高福利待遇的福利国家公民无法接受这种降低社会福利的改革，就会反对执政者。因此，福利国家虽然是一种统治工具，但却由于执政者为了成功竞选而对公民作出超过自身能力的社会福利承诺，出现了诸如因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对资本和劳动力影响而不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公民的需求日益扩大而执政者难以满足等问题，这导致福利国家无法摆脱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与公民需求的不断增长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合法性危机。

由此可见，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旨在为公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和福利，这种社会福利无论覆盖的是特定人群还是全体公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福利国家的这一效应及其机制就是人们俗称的“滴漏效应”。“滴漏效应”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通常用于描述一种关于经济政策的特定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通过促进高收入群体或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积累，最终会带动整体经济增长，并且富人的财富会“滴漏”到社会的其他阶层，从而惠及所有人。“滴漏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利益均沾论”，它也指政府财政津贴通过大企业或社会机构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惠及弱势群体。然而，这一理论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该理论在实际中往往导致财富的集中而非“滴漏”状的扩散，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获得多大利益，受益有限。相反，这一政策反而可能会加大贫富分化，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此，在看到福利政策所具有的“滴漏效应”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实际运作中的相反效果。究其本质，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密切关联。由于福利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其福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就必然导致其所谓的福利假象不仅不能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而且会在其实行统治的过程中因财政危机陷入哈贝马斯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与福利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制造的高福利假象不同，建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由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而且要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相比，福利国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与危机管理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政策表现出虚假性与“过渡性”特点；（2）打着“从摇篮到坟墓”与“高福利”旗号的福利国家容易落入养懒汉的陷阱；（3）福利国家不仅忽视了部分大众的物质需要与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在资本逐利的过程中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一，福利国家虽积极采取各种福利措施来保障公民的收入、住房、教育等权利，但其“福利”具有虚假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就资本主义的财富增长而言，资本主义在通过以暴力、侵略、扩张为特征的原始积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野蛮的一面，福利国家可被视作其掩盖丑陋形象的工具。通过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文明的“神圣”形象。因此，资本主义的福利具有虚假性的特征，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采取了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更为隐蔽的方式。当代左翼理论家奈格里、哈特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转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型剥削形式，认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更为隐匿的剥削，并将其称为真空地带的剥削。在他们看来，“新的劳动力居无定所，然而，这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处所。就在这无边无垠的真空地带中，他们从事生产、忍受剥削。帝国就是世界生产的真空地带，劳动在帝国中忍受剥削”。在此意义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从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角度对福利国家作出了类似批判。他认为，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掩盖了国家对民众的压迫，福利国家在利用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维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一书中，他指出：“每一项经济措施都有政治内容——不仅在它有助于资本积累和剥削意义上说，而且在它必须适应霸权部分的政治战略意义上说。”也就是说，福利国家在福利政策方面所发挥的经济职能背后隐藏着政治意识形态用意，其本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旨在强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就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而言，福利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产物，往往与社会危机紧密联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当危机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福利来拉拢人心，向公众作出各种福利承诺，然而，危机一旦得到缓和，资本家又将福利视作商品化与资本积累的障碍。这是因为福利国家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尽可能地商品化，进而维持商品交换关系；但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必然带来去商品化效应，从而破坏商品化，影响商品交换关系，这样福利国家就陷入了越发展越摧毁自身存在基础的矛盾境地。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论述，资本主义积累除了“原始积累”这一阶段外，只能通过剥削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也就是依靠以雇佣劳动形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进行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由此可见，资本增殖的关键就在于吮吸活劳动。而资本要进行这种吮吸活劳动的过程，就必须依赖于两种商品：一是劳动力商品，二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资本家要进行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前提是他能够在市场上用他的货币买到劳动力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只有当资本家买到上述两种商品，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才“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是社会商品化有较大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要有较大程度发展，以便资本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这种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倘若商品化因各种因素而受到影响，那么相应的资本主义积累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福利国家的产生虽与马克思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其福利措施受制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不可能以民众的长远整体利益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从而否定了民众个人层面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甚至导致不劳而获，落入养懒汉的陷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措施，与现代福利国家的相关政策措施具有相似性，如“征收高额累进税”“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在现代福利国家中都能看到。尤其是累进税制，有论者对此指出：“累进税制是社会服务的普遍体系的支柱之一，是现代福利国家的象征。”不仅如此，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包括“征收高额累进税”等十条措施指向了混合经济，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土地、交通运输等实行国有化，而工业、商业、各种类型的小交易则不用国有化，这样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体系，而这一经济体系被视为“工人阶级和改良的、生产性的、部分的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一联盟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有研究者甚至认为，“马克思应该被看成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创始人”。然而，福利国家模式在推行累进税制等收入再分配措施的同时，也面临着转嫁负担的问题。这种转嫁可表现为对大资产者提供相对宽松的税收环境，而将更多的纳税责任转移到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身上。其结果是劳动者群体被牢牢地锁定在社会底层，持续面临资本的控制与支配。因此，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设想，即国家调节模式应以所有制变革为前提。西方福利国家将马克思提出的具体措施直接且不加区分地普遍应用，使人们落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陷阱，并形成大量的福利依赖群体，进而削弱了国家的生产力和民众的创新活力。

福利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追求也是冲突的。众所周知，古典自由主义始终强调个人自由及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它“赋予了自由（freedom）或自由（liberty）至上的重要性”；强调有限政府，因为它认为“国家是个人及其自由的主要威胁”，为了保护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完全的或者较高程度的市场经济既有助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又有助于其他人的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有论者指出，正是古典自由主义“解放了商业贸易、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大众生活水平最惊人的提高”。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力量，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福利国家也被视为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力量之一，因为福利国家将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无限地”扩大了。有研究者甚至指出：“所有福利国家都从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原则开始，它们故意引起公民的依赖，以此创建针对公民的各种政治控制体系”。还有论者总结了这样一种批判福利国家的观点，即把“发达的福利国家比作一个新的利维坦——一位任意地命令公民的专横君主，他严格限制公民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决定的追求，所谓的生活保障也只不过更多地培养了某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哈贝马斯也指出，福利国家形式的大众民主制度蕴含着公民对“对家长主义地提供的权利的消极满足的福柯式的常态化”，“这种提供照顾、分配生活机会的福利国家，通过有关劳动、安全、健康、住宅、最低收入、教育、闲暇和自然生活基础的法律，确保每一个人都具有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的物质条件。但它显然也造成了这样的危险：通过提供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影响个人自主性”。由此可见，福利国家模式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自由联合劳动，因而也就不可能确立个人的真正主体地位，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本质上保持一致，也不可能激发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易导致懒汉思维。

第三，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服务看似覆盖范围甚广，但对妇女的家庭照顾责任缺少关注，也没有真正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因其遵循资本逻辑而在环境治理方面导致生态破坏和生态危机，从而使其成为一种非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贫困女性在福利国家中处于两难境地：回归家庭则意味着享受不到国家与政府的福利项目，但走出家庭则不仅要面对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和性别歧视，还要面对获得政府工作福利项目所要求的各种繁琐的带有歧视性的规范与条件审查。更进一步来说，即使相关福利政策改善了妇女的贫困状况，但其中蕴含的是女性的过度兼职与不平等家务劳动。正如研究福利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尽管瑞典的社会政策在大多数关于贫困的跨国研究中被公认为在实际上消除妇女贫困方面具备有效性，但仅关注贫困的分析可能会忽略其他重要问题，例如女性高度集中于兼职（尽管报酬丰厚）工作，以及她们在家务和照顾儿童、老人方面继续承担不成比例的责任”。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角度看，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更多地集中于物质层面，试图用物质生活的需要代替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全部需要，即使有少部分的教育、假期福利，也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服务的。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就指出，福利国家的本质就在于“教育工人/生产者成为工人/消费者”。也就是说，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实际上是为了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通过将工人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来持续不断地推动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因此，这种片面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并不能满足人的全面需求，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范围广泛、主题丰富、包括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的原因。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看，福利国家的福利措施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具有追逐利润本性的经济发展导致其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并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福利国家生态危机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与经济理性。正如高兹所指出的，“从我不再为自己的消费而为市场生产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是为了市场交换，人们不再奉行“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的生产理念，而是转向“越多越好”（The More the Better）。由于非理性的经济增长机制必然会要求大量地开发与掠夺自然，因此必然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旦这种破坏达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福利国家就将难以为继。因此，福利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不能与生态保护的目标相冲突，生态文明与生态财富也是福利建设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形成于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之下的福利国家，虽然试图通过全面的物质保障与福利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现象、缓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危机，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上仍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服务，因此其福利仅仅是一种表象，具有欺骗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同时，这种表象又让公民陷入了不劳而食的妄想之中，极易带来养懒汉的后果；最终福利国家的发展由于在女性、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短板，加重了性别歧视，降低了思想文化境界，破坏了生态环境。总而言之，福利国家并不能带给人民真正的“福利”，从共同富裕的视角下可以看出其存在多重弊端，是无法延续的国家发展模式。

就现代化治理和国家建设方面而言，中国与西方尽管在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在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对人民安居乐业的憧憬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上，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依然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但不同于福利国家存在种种矛盾与弊端，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摸爬滚打、艰苦奋斗所制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其内在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新、最重要的发展模式，其本质并不是像福利国家那样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作为维护资本主义“完美”与“文明”面貌的手段，而是扎实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从而很好地克服了西方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优势，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谋求任何私利，在发展成果共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均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而非致力于维护个别群体的利益，从而保证了福利的平等性、全面性和长远性。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发展模式。当代中国从落后挨打、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重新站起来，再从落后、贫穷一步步富起来，这已经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初心不变，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辉成就。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充分稳定的社会保障，积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社会财富，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美好的幸福生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同富裕与福利国家的福利之间存在本质差别。西方福利国家所谓的高工资、高福利背后蕴藏的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残酷剥削，这一剥削形式虽不集中于体力劳动，其特征不再赤裸地表现为体力疲劳、肌肉损伤，但以一种打破时空界限的方式消耗着劳动者在信息、情感、交流、知识等方面的脑力劳动。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所坚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从中获得的不是被剥削的、非等价的交换，而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第二，从制度模式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都得到充分发挥，它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支撑和保证。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以下内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其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之下的共同发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它不仅确保了社会财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占有，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与西方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所有制关系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机制。按劳分配为主体，一方面体现了“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公平分配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体现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一面，同时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劳动的热情。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意味着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了社会的再分配，它不仅有助于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还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一环，它一方面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干预作用。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不同于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是在这一制度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保持了长期稳定。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力作用，完善分配制度，注重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合，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具体来说，其一，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作出的坚定承诺，它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深受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其立党初心。所以，带着实现更实质的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就开始摸索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形式，最终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之相反，福利国家由于其依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美化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理论。为了淡化阶级矛盾，福利国家采取的是高工资、高消费的手段，但高工资的背后是不合理的劳动强度以及高税收，高消费的背后是无止境的消费信贷，这种试图通过改善工人的劳动时间、方式、条件，创造消费、消遣和娱乐的假象，只能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一种缓和剂，并不能真正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二，共同富裕实现了社会福利的形式、内容与源泉的有机统一。人民不仅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发展的参与者、共享者和推动者，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劳动、共同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的是发展依靠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手段与工具，而是目的本身，由此克服了以利润至上、生产至上、效率至上为核心的资本逻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金钱关系，而是克服了异化，致力于实现人的个性、创造性、能动性以及自由全面发展。与之相反，由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强调市场和资本逻辑的作用，更加注重资本的积累扩张，因此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在这一模式下，人民更多地被视作生产要素，而不是发展的主体，甚至会陷入一种被动的、缺乏积极性的“懒汉”状态。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优势，而克服了福利国家存在的多重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就是一个超越西方现代化、破解西方福利陷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

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来看，福利国家之所以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发达福利国家通过国家层面的管理，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等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惠及福利国家所有人，从而吸引了非福利国家人民欣羡不已的目光。二是福利国家的理想目标，一方面是要克服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完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另一方面是要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紧张关系，这样，福利国家就代表了一种现代国家和平、稳定、快速发展的新的希望。三是在世界各国为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而头疼的时候，福利国家通过累进税制进行资源再分配，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问题。这样，它看似为推进实质性平等、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四是在苏联解体后，在西方人对社会主义有较深成见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显得无能为力的情境下，福利国家模式似乎是一个令不少人都能接受的不错选择。

然而，西方福利国家由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所谓的高福利是为了建立更为隐蔽的、更加广泛的新型统治形式，进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其所执行的福利措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伪善的福利，不仅不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自然环境，无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超越西方福利国家体制模式的内在优势之处。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国要吸收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谨防落入西方福利国家养懒汉的陷阱，正确处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与生态财富的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全体人民团结奋斗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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