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作家·骏马前夜】李富庭（瑶族）：远古的呼唤与回响——瑶族文学的广西叙述

文摘 2024-11-01 11:49 广西

瑶族是一支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等南方省份。所谓“南岭无山不有瑶”，瑶族人民依山而居、据山而作、靠山而食，尽管历史上长期处于迁徙、游耕状态，但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瑶族文化，孕育了瑰丽神奇的瑶族文学。

广西是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省区，约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60%，主要聚居于金秀、都安、巴马、大化、富川、恭城6个瑶族自治县，其余分散在凌云、田林、南丹、全州、恭城等县份。在八桂大地这片沃土上，瑶族文学经历了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从传统到现代、从自我观照到书写时代的转变，瑶族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真诚的文字抒写着瑶山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

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

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一部分，瑶族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的演进线路基本是一致的。按照学界的划分，瑶族文学经历了远古文学（隋唐以前）、古代文学（唐至鸦片战争）、近代文学（鸦片战争至五四以前）、现代文学（五四以后至今）四个时期。在瑶族文学史上，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文学形态。远古时期主要是神话、传说、古歌，代表作品有《密洛陀》《伏羲兄妹》《盘瓠神话》《盘古造天地》等；古代文学时期主要是信歌、民族历史歌、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等，其中《盘王歌》是集大成者，主要反映瑶民对万物起源的认识、歌颂古代名人巧匠、记述劳动生产等；近代文学时期反映瑶民斗争的故事比较多，同时“苦歌”大量出现，而且在传统的迁徙信歌、查亲信歌基础上形成了更丰富的爱情信歌；直到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学时期，特别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形成了作家文学。

《密洛陀》

20世纪50、60年代，广西涌现出了以蓝怀昌、莫义明、蓝汉东、鲍夫、李肇隆、唐克雪等为代表的瑶族作家，他们扎根大地，书写瑶山地区的新发展、瑶族人民生活的新变化。广西瑶族的作家文学萌芽来自诗歌领域，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指出：“20世纪60年代，瑶族诗歌创作首先破土而出。李肇隆的短诗《喜到瑶家》《瑶寨新画》，鲍夫的短诗《五月的田野》《水的歌》，辛古的《天安门有多宽》，莫义明的短诗《剪禾把》……”这些作品开启了瑶族文学的春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瑶族现当代文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蓝汉东的《卖猪广告》、莫义明的《八角姻缘》、蓝怀昌的《钓蜂人》等短篇小说相继问世，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力。1987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这是我国瑶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时期，红日、光盘、盘妙彬等“60后”作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逐渐走向广西乃至全国文坛。

《瑶族通史》

新世纪以前，瑶族作家有6部（篇）作品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中广西瑶族作家就占了5部（篇），分别是：莫义明的短诗《剪禾把》、短篇小说《八角姻缘》，唐克雪的中篇小说《冷太阳》，唐玉文的诗集《误过花期》，蓝怀昌的散文集《珍藏的符号》。由此可见，广西的瑶族文学创作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

2012年，中国作协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涵盖了壮、满、回、苗、维吾尔、蒙古、藏、瑶等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共计推出55卷作品集。瑶族卷收录了自1976年至2013年期间瑶族作家创作的65件作品，其中广西作家占了很大一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阶段广西的长篇小说创作成绩十分亮眼，瑶族卷所附的长篇小说存目，6部作品均来自广西，分别是蓝怀昌的《波努河》《魂断孤岛》《一个死者的婚礼》，红日的《述职报告》，光盘的《王痞子的愿望》，班源泽的《市长秘书马苦龙》。

虽然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即从第八届至第十一届的骏马奖评选中，广西瑶族作家均与骏马奖无缘，但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诗人盘妙彬2004年受邀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届“青春诗会”。这一时期，广西瑶族作家创作队伍更加坚实，以纪尘、瑶鹰、班源泽、冯昱、梁安早、盘春华、林虹、寒云、罗伟才、盘晓昱、罗晓玲等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在文坛活跃起来。

2020年，瑶族文学长篇小说结出了硕果，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作家红日凭借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收获第十二届骏马奖，这是继壮族作家陆地长篇小说《瀑布》、蒙飞长篇小说《节日》获得骏马奖后，广西作家第三次收获骏马奖“长篇小说奖”，其分量不可谓不重。2024年，作家光盘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获第十三届骏马奖“长篇小说奖”，成为历史上第四位获得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广西作家。红日、光盘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的重大收获，体现了瑶族文学的整体进步，也标志着广西瑶族文学从“高原”迈向了“高峰”。

《烟雨漫漓江》

从传统到现代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国家，乡村地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超过90%，当我们谈论“故乡”时指向的大都是“乡村”，“乡村”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故乡”。每个人的故乡主要包括某个地方或空间，以及其中生成的“地方性知识”——涵盖了传统民俗、历史文化、生产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瑶族人民深爱着家乡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风物人情自然成为了瑶族作家书写的对象。

金秀是广西最早种植八角的地区之一，八角不仅是有名的调味香料，而且其果实、种子、叶子均可蒸馏提取出茴香油，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和工业价值。莫义明作为金秀人，对八角这种作物再熟悉不过了。在他的代表作《八角姻缘》中，苦寒山寨的“穷队长”陶扶强登门向拉咖寨生产队长金福廷求取八角栽培技术，但因二人早年间有矛盾，金福廷拒绝提供技术信息。为了发展苦寒山寨的经济，陶扶强派青年亚培去拉珈寨与金福廷的独女金花接触，趁机“偷学”八角栽培技术。亚培通过重重考验，收获了金花的爱情，也获得了金福廷的认可。在众人的帮助下，丧偶多年的金福廷与苦寒山寨的果英也走到了一起。两个村寨联姻，不仅让八角树成为了“姻缘树”，也成为了“发财树”，苦寒山寨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1985年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莫义明的小说集《八角姻缘》，集子中收录的《香草妹》《瑶山通》《瑶山一枝花》《寨规》等13篇小说均为书写瑶人瑶事的作品，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八角姻缘》

如果说莫义明的《八角姻缘》系列作品是一头扎进乡土里的写作，那蓝怀昌的《波努河》则是试图在瑶寨与城市间搭起一座“桥”。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进程中，必然隐含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议题。改革开放后，波努人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从神秘而蛮荒的古老山寨，走进繁华且复杂的现代社会，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故事。《波努河》创造性地将瑶族创世神话与现代叙事融为一体，引用了大量瑶族古歌，展现人物心理斗争之时常常将神话故事与现实事件勾连在一起，现实与神话相映成辉，写实与抒情共铸一炉，充满民族韵味。波努人居住在大山深处，瑶寨常年大雾弥漫，他们一方面继承祖先的原始思维，依照布努瑶创世神岜桑弥洛特（即密洛陀）规定的传统礼俗规则行事，如女子“不落夫家”的习俗——女子成亲后并不立即入住夫家，而是返回娘家居住，直到怀孕或生完孩子后才回到夫家住。另一方面波努人也在与其他族群接触的过程中，开始接受现代文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画眉头”陆斌，他拒绝家里早婚的安排，独自进城学习美术，还自学现代法律知识。波努姑娘玉梅和玉竹也怀揣着“进城”的梦想，跟随海外归来的波努赤子郑万明到了流江市，进入华夏开发公司。玉梅跟着郑万明学习企业管理，促成瑶寨旅游开发、谋划创办刺梨酒厂，甚至到更远的城市深圳进修，面对车水马龙的城市，她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纪飞到了又是另外一个世纪”。波努寨缓慢闲适的生活节奏，与倡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节奏形成巨大反差，让小说充满了叙事张力。

《波努河》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伴随着“阵痛”。冯昱、罗晓玲、林虹等作家的作品里，城乡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仍处于一种难以调和的状态，纪尘、盘妙彬、罗伟才等作家则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着时代的变迁。冯昱的作品充满着野气、灵气、巫气，还有十分浓厚的魔幻色彩，树木、野草、火苗皆有生命，并且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他的中篇小说集《火又笑了》收录的多篇作品，以孩童视角来观照世界，集中展现女性的苦难生活，她们因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进城谋生后常常遭人欺骗，或沦为妓女，或染上疾病，最后都没有逃离死亡的命运，令人唏嘘。罗晓玲关注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母语的逐渐丢失，瑶族服饰从节日盛装沦为羞于示人的“土衣服”，“古老的传说与先进的文明/是对峙，还是诠释”（《瑶族博物馆》），这是她的疑问，也是这个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林虹深切感受到，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我不是这颗钉子就是另一颗钉子/钉子的命运就是钉子本身”（《钉子》），她总是试图转动钉子的方向，让它“向着天空和大地”。纪尘则选择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行旅写作的方式描绘远方的生活，脚步遍及亚非欧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了散文集《乔丽盼行疆记》《遇见——世间那些陌往人》，极大丰富了瑶族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罗伟才的杂文集《并非一个人的故事》以个人工作生活为线索，生动反映了瑶山地区教育事业的新变化新发展。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盘妙彬显得比较悠然自在，他固守着自己的诗意王国，“陈旧国家的乡村火车站/安静且老，旧火车来，旧火车去/棉花正在开/几朵白云一天比一天遥远”（《天下安静，不管风吹雨打》），始终保持内心沉静，仿佛从不受外界干扰。

《火又笑了》

从民族书写到时代主题

作为一种“自我观察式”的写作，民族书写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选择的重要创作手段，注重描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展现本民族在社会变迁和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生的改变，并以此建构民族的自我形象和共同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作家的视野也得到了拓展，他们不再满足于对本民族的“单向叙事”，而是将文学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将自己摆到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倾听时代之足音、把握时代之脉搏，寻找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革命历史题材书写在中国文学园地里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瑶族作家创作的重要方向。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梁安早的儿童小说《红细伢》穿越历史的烟云，将目光投向红军长征发生在广西桂林的湘江战役。但这两部作品并没有选择正面描写这场战役，而是重点书写大战之后的故事。湘江战役太过惨烈悲壮，红军队伍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有不少战士失踪或失散。《失散》直接以“失散”命名小说，展现湘江战役后失散红军为寻找部队、躲避国民党军追捕，各自经历了不同命运的故事。作者让失散红军化身为故事叙述者，赋予他们无所不知的全能的视角，将叙述从单一的角度中解放出来，立体呈现了失散红军的命运遭际和精神世界。《红细伢》以儿童的视角，讲述湘江战役后三名深负重伤的红军小战士被当地村民救助。三名战士养好伤后，决定留在村庄生活。后来日军入侵村庄，他们再次拿起武器，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作战，红细伢、小蛮子和草雪三位少年，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成长起来，成为革命的新力量。此外，莫义明的长篇小说《追杀千里——大瑶山剿匪侧记》集中反映了广西大瑶山的两次大剿匪事件，军旅作家唐克雪的中篇小说《冷太阳》书写了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的故事，莫永忠的短篇小说《火种》讲述了瑶山地区的抗日往事。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近年来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面对山乡巨变和现代化浪潮，作家们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们摒弃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走进乡村内部挖掘真实可感的故事、寻找有血有肉的人物，推出了一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日主动请缨下乡担任扶贫干部，创作了讲述精准扶贫故事的《驻村笔记》。故事里，由志平、冰儿、国令、阿扬和阿才组成的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奉命进驻红山村，他们千方百计找资金、跑项目，推动建设铁索桥、修通村屯公路、改造乡村电网、改善饮水问题、发展致富产业等等，全景式呈现了轰轰烈烈的精准扶贫场面。朝夕相处中，“第七小分队”与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也圆满了完成了扶贫任务，但他们帮扶的农户却集体拒绝在脱贫摘帽“双认定”验收表格上签字。调查组介入调查后才得知真相，村民完全认可扶贫小队的工作成效，只是担心一旦签字，扶贫小队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舍不得让扶贫小队离开，并不是因为村民贪图政策福利，而是真正将他们视作一家人了。这“舍不得”的朴素乡村逻辑，是村民对扶贫小队辛劳奉献的最真诚的回应，他们不再是村庄的匆匆“过客”，而是成为了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亲人”。与红日作品不同的是，班源泽长篇小说《阳光起舞》《大山飞舞》里主人公则是以“回归者”形象出现的，书写了以阳光、陆龙飞等为代表的乡村青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后，又以大学生村官或乡镇干部的身份回来建设家乡、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为漓江边的小人物立传，讲述了他们为保护珍稀树种香楠树和漓江生态环境整村进行搬迁的故事。瑶鹰的短篇小说《瑶山花》《双福》等则着重塑造了敢作敢为、胆大心细的女扶贫干部形象。

《驻村笔记》

瑶族文学是了解瑶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珍贵组成部分，它以多元的创作实践，回应远古的呼唤，响应新时代的号召，以文学的样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记录八桂大地上的历史风云和山乡巨变，充分展示了瑶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彰显了瑶族文化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丰富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话语表达。

（作者系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来源：广西民族报

作者：李富庭（瑶族）

责编：张新怡

审核：李道芝

复审：黄浩云

监制：韦秀观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NDU1NTY1MA==&mid=2247527976&idx=1&sn=d282bcab8400ec30b750e621cdfe323e

广西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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