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作家·骏马前夜】北幽幺(侗族):我和我的侗族文学

文摘   2024-11-15 16:16   广西  

1
我出生的地方没有文学。那是一个上千年的古老侗寨,坐落在深山里。小时候,每当天气晴朗,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约上小伙伴,呼呼啦啦地往最高的山岭爬去,像一群抢夺食物的小野猪。站在山顶上眺望,往北望见湖南的山山水水,往西望见贵州的连绵地界,而东南方向则是广西的天地。虽然视线里所呈现的是不同省份的地域,但是无论哪个,全是连绵起伏、层层叠叠、望不到头的山峦。而且所有山峦上都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杉木,看起来像肃穆的士兵,整整齐齐地站立在那里。诚然也有许多自然生长的灌木丛,我更喜它们野蛮生长,透着不管不顾的脾性,一副“欠揍”的模样。
或许,我和伙伴们受到它们的影响,散漫而反叛,时常在村庄里搞些小破坏,惹恼那些老实巴交的村里人。村里人越恼怒,我们就越开心,还躲在半山坡上,偷偷观看村里人气急败坏的样子,却又抓不住我们。最后寨老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我们叫到鼓楼里,说:“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要变成野蛮人了,你们都想成为野蛮人吗?那是要被赶出村庄的。”我们就瑟瑟发抖,话也不敢说。事实上那是装出来的,因为那些话正中我们下怀,如同山坡上那些拿它们没办法的灌木丛一样。
寨老自然看透我们的心思,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再对我们说教,而是讲起关于村庄的故事。我们当即被拿捏住了,故事对我们的吸引力,远胜于学做灌木丛的诱惑。那时我们的村庄还没有电,也不通公路,我们也就很少走出山外,连小镇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村里最新鲜的事,是小镇上来的电影队扛着笨重的放映机来到村里放映电影。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从未遇见的故事,事后还时常聚在一起讨论电影。我们都想成为大刀王五,也都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不喜欢的是那些欺压百姓的地方恶霸。我们发现电影里的人死了,又在另一部电影里生龙活虎地活着,不由为此感到迷惑和争议不休,最后形成共识,肯定是电影搞错了,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复活呢?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无不让我们着迷。可惜看电影的机会太少了,只有村里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或者村里有人触犯族规,才会被村里人罚去放映电影,既给触犯族规的人以惩罚,也给村里人以警示。我们渴望看电影,便期盼有人触犯族规。有一回,我在楼下祈祷有人纵火,让村里人再次看到电影。父亲正好走进来,他二话不说就把我拉到神坛前,狠揍一顿后还让我捧着阴香下跪。村庄是用杉木建成的,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极为不耐火,时常有村庄因失火而毁于一旦,因此纵火是族人不可原谅的事。
现在,寨老自愿给我们讲故事,我们也就乖巧起来,每当夜幕降临,村里的老人们吃过晚饭就聚集到鼓楼里歇息。鼓楼中央是一个火塘,燃烧着从山里扛回来的木桩,火塘旁摆放着几条长条凳,老人们就围坐在那里闲聊,吧嗒吧嗒的抽烟声,混在木柴燃烧的声响中,慢慢悠悠地飘到村巷里。我们这群小孩就顺着那些声响钻到鼓楼里,老人们看到我们就会心地笑一笑,他们知道我们来干什么。于是,寨老猛吸几口烟,并用烟斗敲了敲鞋底,干咳几声清清嗓子,就讲起了侗族的古老传说和英雄史诗。我们依偎在老人们的身旁,瞪大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在那些故事里,有英勇的侗族将士,他们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浴血奋战;有美丽的侗族姑娘,她们用智慧和勇气,化解一个又一个难题;还有那些神秘的巫师和萨满,他们掌握着与自然沟通的力量,让人心生敬畏。
有几个故事令我至今难忘。
寨老讲,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吴都能的侗族人,在修宅基地时挖得一把“利王铁”,他发现这是一件宝物后,就把它打成一把大刀,召集众人去与仗势霸占当地百姓田土的老财主斗争,拿回了各寨被霸占的田土。但老财主不死心,时不时纠集收买人来攻打吴都能。不久,吴都能因病不幸逝世。吴都能的女儿萨岁,为继承父亲遗志,又拿起这把宝刀,率领大家继续与作恶多端的财主相斗,终于斗赢了财主,保住了田土。之后不久,这把宝刀被人偷偷地调换,当财主再度纠集人来攻打时,这把刀却没有神威了。他们经过三天三夜拼斗,由于寡不敌众而失败,萨岁也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萨岁死后,侗家人对她非常崇敬,为了世代永远地纪念她,就把她的英灵接回侗寨来,每个村寨都垒坛,作为祭奠萨岁的英灵场所,进行祭祀,并编了“嘎萨岁”即《祭萨之歌》进行传唱。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至二月的这段时间,寨老都会领着全体男女老少,鸣锣吹笙前去“萨坛”进行“祭萨”、敬供。
寨老讲,在乾隆至嘉庆年间,榕江有个后生,勤劳朴实、英俊潇洒,他跟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在行歌坐夜中互相爱慕,私订终身。那时侗家人有“姑表婚”习俗,即舅家儿子娶姑妈家女儿为媳。姑娘的母亲就逼姑娘嫁给表哥,后生的父亲也逼他娶自家表妹,于是他俩双双跳出“姑表婚”,翻山越岭私奔到百里外的从江贯洞。贯洞财主银宜见姑娘花容月貌,遂起歹意,为了霸占姑娘为妾,先以金钱引诱,姑娘誓死不从,最后财主与款首相勾结,杀害了后生。姑娘知道事情原委后并未屈服,在采蕨小姑娘的帮助下,找得后生的尸骨。她满腔悲愤,到鼓楼里击鼓,向村里人说,谁帮她葬了后生就以身相许。财主从众人中冲出来答应了此事。于是,到了半夜,姑娘背着尸骨,财主跟着她来到山上。财主刚挖了半身高的坑,正当他气喘吁吁时,姑娘拿起锄头敲他脑袋,当即为丈夫报了仇,尔后趁着夜色背着丈夫的尸骨离开此地。后生叫珠郎,姑娘叫娘美,至今在榕江古榕树下一直立有他们的雕塑。
寨老讲,在湘、黔、桂交界的三省坡上,有两座坟茔,一座是孤坟,一座是假坟。20世纪30年代,村寨里后生吴宏庙因偷盗被送到鼓楼里接受公开处罚,寨老和乡亲们讨论后认为:吴宏庙知情达理,属初犯,应该从宽处理,最后决定罚款四十两银子。并有人愿意出钱为其赎罪。然而,吴宏庙不满意这种处罚,说他犯了祖宗规约,愿以死赎罪,并要求在死之前为大家弹唱一首告别歌。族人再三劝告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满足他的要求。族人们在鼓楼里含泪聆听这位年轻歌手的最后歌唱:
……树根断了树木难生长/人心坏了再也难找医治的良药/如今我是断根的树木坏心的人/我偷了乡亲的货物违背了祖宗的规约/我是老鼠就该受到竹夹石板来压/我是老虎就该受到猎枪来打利刀来割……
唱完《告别歌》,根据侗款的规约,即由吴宏庙的血缘亲属将其带到山上执行处罚。年轻歌手死了,他的坟茔和临死前所唱的歌谣留了下来。
另一座是假坟。这座坟里原本埋着杨信浓,他因多次偷盗被族人按当地款规款约从重处罚。他跪倒在亲人面前苦苦哀求,表示今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了。亲人们见他可怜,又真诚悔过,决定给他留下一条生路。他们让他立即逃往他乡,永远不许回来,然后又在山上建起了一座假坟,以便掩人耳目。杨信浓逃到数百里外的异乡生活并入赘成家,直到几十年后,新中国成立了,他才敢返回家乡。那时他已白发苍苍,村寨里已没几人认识他,也没人再追究他的过错。
2
我生长的地方无处不是文学。随着年龄增长,我和小伙伴们离开了村庄,到小镇上和城里念书,终于看到了电影里的各种生活场景,也渐渐地对世界有了新的认知。当我从城里学成归来,回到侗族地区的村寨里教书,却又渐渐地有了另一种发现,即从书本上形成的对于村庄的理解和想象,与现实侗族村寨的生活相去甚远。而当我翻阅侗族先辈们所写下的诸多书籍,也没能读到内心所期望的作品,不由对那些书写侗族的书籍甚至侗族文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也因为如此,我心里积攒着越来越多的话语,却又不知该如何叙说。后来一位退休的编辑老师说,无处可说时可以选择写在纸上,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于是,我开始在漫长的冬夜里摊开稿纸,将心底的话不管不顾地倾泻到纸面上。当我把这些文字投出去,却始终没有被任何刊物相中,甚至连退稿信都没收到。我才意识到这种毫无章法的书写,实在还不能与作品画上等号。我不由得陷入沉思,到底怎么样书写,才能抵达遥远之境呢?我想到了侗族前辈们的书写,于是一头钻进侗族书籍里寻找答案与路径。结果是失望而归,绝大多数侗族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在任何刊物上发表。因为侗族作家的作品没能给予我所需要的经验与帮助,我也因此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侗族文学。
我开始研究汉语思维表达,借鉴汉语作品的经验与教训,尝试推进自己的创作。我渐渐地摸索出符合自己的叙述方式,即坚持一个简单原则,把故事讲透彻即可,那么所要表达的以及那些难以言说的,都会或明或暗地隐没在里头。我渐渐地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当在拿起笔之前,先要找到写作的动机——感动自己的矛盾与冲突,进而用小说的方式来解决。于是那种由里而外的矛盾与冲突,变成了故事往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我也通过小说找到了世界的秘密渡口,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却始终看不到解决那些矛盾与冲突的完美方案。我想,在没法解决的矛盾与冲突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小说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土壤。我所写下的诸多故事里,也写到侗族村寨,耸立在村寨中央的鼓楼,静卧在河流之上的风雨桥,以及发生在故乡里的种种事件,村寨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勤劳善良、热情好客,也充满悲欢离合。这样的书写,终于被文学刊物留用,在收到录用通知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快要跳起来。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过来,写作无外乎心境与表达。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走文学创作道路的决心。
那当我回过头去看所写下的小说,不禁发现所写下的小说,其背景多为湘、黔、桂的交界区域。我也不禁发现,在这些小说里,虽然曾试图进行地理上的描写,但更想从情怀的层面,以及从伦理和道德的层面,关注侗族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我喜欢把小说里的矛盾与冲突,搁置在一个沿袭着传统文化重负的乡村里展开,继而叙述那些再熟悉不过的人和故事。我继而发现这些人和事,多数与侗族乡村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便写的是城里发生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物精神依然来自乡村,或者间接地与侗族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因此,我所写下的作品,在传统与现代、山里与山外、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等元素间碰撞与交融,呈现出侗族乡村在历史转型进程中的文学图景‌。我也越来越发现,我的叙事具有很强的反叛性,不仅揭示了人的意识领域的荒诞经验,还通过建构与解构事件,展示人类生存现实的荒诞性‌,如同小时候看待山野里的那些灌木丛。而我的小说主题更是离不开侗族乡村在时代进程中的变迁、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生命的自我救赎等。
我忽然明白过来,曾经刻意回避的侗族式书写,试图不让自己的叙述因此而陷入泥潭的努力,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成立。我所写下的所有作品,无不透着侗族的精神与记忆。我所追求的叙述方式,确实有别于前辈们,却殊途同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连忙重拾丢下的侗族作品,终于听到了也听懂了前辈们的人生感悟。
我在袁仁琮老师的作品里感受到悠远与厚重,无论他的《破荒》,还是他的《王明阳》,无不以笔为犁,开垦侗族这块荒原之地。我在邓敏文老师的作品里读到了真诚,譬如他与吴浩老师合著的《没有国王的王国》之类的作品,无不以扎实的田间调查为基础,理清了散乱在山水间的侗族人的精神谱系。从《河畔老屋》到《解梦花》再到《青山谣》,我在潘年英老师的作品里读到了尖锐与深刻。他像个看透世间俗事的僧人,盘腿坐在榕树下,不急不躁地讲述过往,在轻描淡写间解构了侗族人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完成了重建,继而触摸到这块土地上的神灵。在更年轻一代的侗族写作者身上,我清晰无比地洞悉到他们内心的自我批判和反思。这群年轻人拥有深厚的知识储备与强大的创作野心,足以面对这块被遗落千年的神秘疆土。
于是,我带着懊悔重新回到侗族乡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路上,与在地里干活的老人们攀谈,聆听他们不曾说起的往事,感受他们无人问津的情感。我跟村庄里的年轻人抽烟、喝酒,感应他们在这个喧嚣时代下的脉搏。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侗族文学于我,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灵魂归宿。它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也让我更加热爱这片土地。每当我翻开那些前辈们留下的泛黄的书籍,或者听到那些悠扬的侗族歌谣,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和温暖。那是来自心底的呼唤,是侗族文学给予我的无尽力量。
我回想起童年听过的故事,尤其是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的故事,无论是族人们对萨岁的敬仰与崇拜,还是对珠郎与娘美的同情与热爱,抑或对三省坡上那两座真假坟墓的反思,都已然化成水滋养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既有“花间相见惊相问”的善良秉性,又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悲歌。我还特意来到三省坡上寻找那两座坟墓,它们隐在杂草丛中,坟头上杂草丛生,不仔细查看实难发现。或许,这两座坟墓会更加长久地埋在族人的心间。我也终于明白,故乡的那些花草树木,那些古朴建筑,那些消失了又出现的老鹰,以及在鼓楼里讲过的故事,那些以琵琶为伴奏的侗歌,还有老妇人眼中与生俱来的那份良善,是都市里所没有的,那种柔软与和谐,不正是我在作品里想企及之境吗?原来我曾轻视的故乡到处是文学啊!
在一个雨夜里,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从窗外飘到我的床前,各自拉过一条板凳坐着。他们脸上挂着慈悲,也挂着期待,默不作声地盯着我,似乎不忍心惊扰我的梦。我努力睁开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心里空着急。他们见状便说:“不要急,好好睡,你醒来把我们想说而没说的话写下来吧。”他们说完便化成一缕缕青烟飘出窗外,再无踪影。我猛然惊醒,呆坐在床沿上,久久回不过神来,他们的话我至今记着。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梦并不存在,那只是我的臆想罢了。但是,即便这个梦并不存在,我依然愿意相信它,因为故乡于我而言意义非凡。我在乡村小路上,看到了一个个形象鲜明的人,他们摇摇晃晃地走进我的小说。在我还没找到让他们走出小说的路之前,就让他们活在虚构世界里。我想,当这种虚构足够强大时,那么心目中的那部属于故乡的作品就会降临于世。
(北幽幺,侗族,作品散见《花城》《山花》《芙蓉》等刊物,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出版10部作品集)

《广西民族报》2024年11月15日第十三版

来源:广西民族报
作者:北幽幺(侗族)
责编:张新怡
审核:李道芝
复审:黄浩云
监制:韦秀观

广西民族报
《广西民族报》是全国唯一的兼用汉文、壮文出版的报纸,1957年创刊,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广西故事,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营造良好氛围。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