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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被评为研究员，199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也是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首次有代表（而且是两名代表，另一位为所长喻权域）进入这个委员会。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新闻与传播所的是副院长刘吉，所以我们被编入他分管的哲学片（五个片，每个片20人出头）两年，评职称的会议主持人自然是刘吉；后来编入社会学片，这个片的主持人是副院长汝信。参加社科院里的评职称，我感觉最大的好处是开阔眼界，能够了解相关学科最新的发展和看到一些代表作。
其中一些故事，值得说说。
滕守尧（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时已是国内著名的西方美学专家，1993年他和我一起参评研究员没有评上。他从副高到正高五年间，共发表了290万字的成果（含译著），质量也颇高。他败在提交的代表作上。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获得了全国图书大奖，尽管这不是他的强项，他还是将这本书作为代表作提交评委会。会上的几位哲学专家一眼看出了书中的几处学术硬伤，结果他因此没有评上正高。图书大奖是群众性的，不是专业性质的，滕误解了代表作的标准。1994年我成为评委，他提交的代表作改为他专长的西方美学研究的代表作，他本人就是国内这方面的权威，结果全票通过。
另一位当时全国有名的作家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提交的是已经作为书出版的关于尼采哲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比较薄，抢眼的是他提交的几本厚厚的哲学思想随笔，不是系统论著。我和其他几位委员就这样的随笔能否算专著提出疑问，相关的委员做了解释。喻权域则对尼采研究本身提出质疑，认为他研究尼采没有以批判作为基调。投票结果，周少了两三票，但还是通过了。我投的是赞同票。到了社会学片参会，我见识了一位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气的社会学家S，因为他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他非常自信地抱着两尺高的400万字的一堆成果来到会场，重点讲述自己获得了多少社会好评，某领导称赞过他。但是如此多的成果中，却没有一篇可以作为代表作的学术论文，结果没有通过（我也投了反对票）。第二年仍然是这些东西。这次他说自己得了白血病，出于同情和其他因素的考虑，通过给他一个不在编研究员的名位。2010年，S以“著名社会学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的身份谢世。我参评了李银河的研究员职称。她的几本代表作中，有一本是研究同性恋的，好像上面有过不许发表同性恋文章的通知，因而我们的所长发言批判同性恋。但这是学术研究，他等同于宣传了，会上没有人附和。李银河通过了，但因此少了一票。还有一位年轻人参评研究员，他的一本普及性质的书在社会上有些名气，但这本书不是系统学术论著，而是一些有思想的小文章的结集，结果没通过。。第二年评委会讨论过这个事情，不认可他的批评。我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后来他调到人民大学，再后来调到北大。现在他也算是名人了，估计在学术研究越发规范的环境中，他对自己当年那本书的学术分量，会有自知之明。那时一个“片”的评委22-23人，每年各研究所送来参评正高的约20人，名额是等额，每年都有一二位参评者被否定。评委们虽然可以各自维护本单位的人选，但其他多数人却可以静心以学术标准来衡量申报人送来的代表作。由于评委会人数相对多，每个单位的一二位维护本单位人选的评委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小，如果多数人认为某人的水平不行，就可能被否定。那时也没有核心期刊、国家课题之说，只看代表作，评审标准比较单一，反而公正。看来，在利益相关的评委参与的条件下，等额+相对多的评委+只看代表作，基本能够保障评审的公正。现在各科研和教学单位评职称，差额+相对少的评委+核心期刊与国家课题等外在条件，评的结果反而难以保障公正。因为每个单位的评委的首要任务是拼死维护自己的人选，不然回去无法交代，所以学术很难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一个“片”的评委只有11-12人，每个人投票的比重过大，加之代表作以外被追求的不一定能表明水平的标准（核心期刊、是否拿到某个行政级别的课题等），谁还能专心以学术作为唯一的标准？本文为陈力丹教授经历的一些评职称感受，特此分享。
2024年接近尾声，中州期刊联盟根据2024年论文发表大环境，为今年全年总结了10个关键词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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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非升即走”（up-or-out）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深刻影响着青年学者的职业发展路径，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这一制度原本旨在通过竞争机制激励学者追求卓越，确保高校教师队伍的活力与质量，但在实践中，其带来的压力与挑战也日益凸显。
“非升即走”通常意味着，在特定的聘期内，青年教师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任务，以争取获得长期职位或晋升的机会。这一模式下，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尤其是能否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成为了评价学者能否“留任”或“晋升”的关键指标。2024年，随着学术竞争的加剧和期刊发表难度的提升，这一现象显得尤为突出。
在此背景下，青年学者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他们不仅需要快速积累学术成果，还需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教学与科研的平衡点，同时还要应对日益严格的评价体系。不少学者反映，“非升即走”的紧迫感让他们不得不缩短研究周期，甚至有时需要牺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追求短期内的论文发表数量。
此外，“非升即走”制度也引发了关于学术诚信、学术环境健康以及人才流动等方面的讨论。如何在保持学术竞争活力的同时，确保学者的心理健康、学术研究的长期价值以及学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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