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您分享
《台声》杂志2022年第16期作品
《死亡作为陈映真的思想武器》（节选）
作者：马岱涵
朗读文段
当我初次进入陈映真的小说世界，抛却一切背景地阅读着——他所塑造的角色死亡带给我深深震颤。“为何他们一定要死”这样的困惑让我试图找寻这其中的逻辑。历史的境况及陈映真的写作背景在我眼前展开，这些角色的死灭不再是来自作者的一道敕令，而是一纸诉状。由是，过往的震颤不再停留于抽象的觉知，而变为亟待挖掘的具象的对象——死亡作为反身的思想武器。假如人们体认在陈映真书写的土地之上折返往复的是殖民主义的烙印，省籍分断矛盾的呈现，覆盖在白色恐怖之下涌动的赤色理想，以及资本主义冲击下精神涣散的困扰，那么，在这之上扫荡，击碎纷争、立场，凌驾、夷平、碾压一切的那股力量是死亡。死亡是结束，也是开始，人开始发问，何以至此 ；人开始觉知，为何人如此混沌麻木 ；人开始反省，时代结构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什么。
在陈映真笔下，死亡化身为双刃剑似的思想武器，一面刺向外在世界，一面刺向作者的内心世界，它刺入了时代历史结构的肌理，刺向了读者，也剖开了作者自身。在文字的刀光剑影的映射下，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成了一道接一道逼视读者的目光，也成了反躬自省的对镜自视，人无法躲藏，唯有直视，才能够在这碰撞遭遇之中完成对自身的诘问与超克。
死亡在1960年的陈映真笔下流转着，从《我的弟弟康雄》到《乡村的教师》，再到《死者》以及《祖父与伞》。与其说这是角色的生灭，不如说死亡是主角本身。各式各异的死亡里，知识、理想、情感、执念与死亡撞击之后纷纷走向堙灭。
当陈映真于1960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他所书写的是生命经历的变形与个人内心情思的幽微波动。所以，他笔下的自戕是一种必然。因为他在笃定与游移中前行着，忧郁地与自我对话，并将这对话诉诸纸笔，以小市镇知识分子的敏感去捕捉时代幽微的波动。
到了1964年，陈映真在《将军族》中死亡的书写又有微妙的转折。死亡是携伴超脱，它并非绝望的黄昏，而是希望的黎明。如果以这样的视角看待《将军族》里的“小瘦丫头”和“三角脸”，他们的久别重逢即是了却心头遗憾，在颠沛流离的异乡人的生活里，终于寻获曾互为慰藉的光亮。重逢之后，他们的携手自尽是一种意义完成的了断——与往昔种种作别，于悲壮而嘹亮的哀乐死去。
在这里，陈映真似乎已经从原来的惨绿暗淡的小城镇知识分子式的自我困苦之中走出，走入更广阔的人世之中，看见于苦厄之中挣扎的众生，以及坐落寄生于众生之上的种种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席卷两地的资本和发展将更多的人们抛入市场，抛入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此时陈映真通过《山路》言明政治犯及其家属在社会之上的遭遇，阐述了与他个人困惑相关的时代精神困境，承接了两代人之间无言的沟壑，从而使得理想的星星之火得以汇聚。
《山路》中蔡千惠的死亡成了大道多歧路的谕示，成了理想者的殉道，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祈愿。
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将死亡作为思想武器时，其不仅仅是绝望个人的超克，不仅仅是反身的刀刃，剖开自己，以此去审视这活着的意义本身，从而存留抽象的希望，更是以死亡联结确证了彼此。个人不再以封闭的状态销蚀自身，而通往了时代、历史，与更多的人们产生联结。
当理想的实现不仅仅是个人的希冀，而是代代相传的承继时，我们回到陈映真的小说世界，寻得死亡这件思想武器。如果死亡成为未来日程之中不可抹煞的事项，成为人起舞的镣铐，所有的结构、体制以及宏大叙事都无法凿碎动摇这无法抵挡的终结时，所谓真实的美好永远短暂，遑论虚幻的不真实，永恒的是亘古不变的死亡。意识到这一点，便是为活着祛魅，在冥想之中否定着以线性永恒面孔出现的凡此种种。一切坚固的东西在现代世界前进的巨大动力下烟消云散，但人类生灭的巨大的问号却仍横亘在时代前进的道路上。而当人们以死亡作为联结点去体悟陈映真的思想时，人不再因深处当下的时代情境而无法觉察其枯索鄙秽之处，反而因这面对死亡的姿态殊异而觉察到自身所无法企及之处，由此直视死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不忘却在山路上曾经行走过的人们，才能担起理想，在惨淡和渺茫的希望之中负重前行。
新媒体主播 | 李思凡
海报/编辑：赛风
校对：木子、玉麒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