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天气热得叫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通过收音机声音低杂的广播，传入被日本帝国殖民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民的耳中。“台湾要复归祖国的消息一传到之后，全省人民狂欢沸腾”，“一般民众，张灯奏乐，燃爆挂旗，张贴标语，欢声若雷，抑郁五十年之积愤，有如山洪暴发，发泄无遗，每逢典礼送迎，其场面之热烈伟大，前所未见”。“尤其是学生，更兴奋得无法形容。”九月三日，黄埔二期出身的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将军（台北芦洲人）特派副总队长张克敏，携带“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搭坐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抵台。第二天，张克敏将这面象征收复台湾的旗帜，在当今的台北宾馆，冉冉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于是在中国的领土台湾飞扬飘荡。张克敏，又名张士德，据说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民组合中坚分子，因为日警通缉而逃亡大陆，入黄埔四期，参加抗战。他以国民党上校军官的身份回台，筹划成立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入团。十月二日，《台湾新报》全版介绍了成立不久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格及主要任务，并鼓励台湾青年加入这个“引导中国往正确方向前进的民间政治团体”。在光复的欢喜气氛中，台湾学生也开始从事各种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活动，从而觉得有统一学生运动的必要，于是由台北的学生组织发起，经过几次的学生干部会议之后，于九月三十日早上九点，在台北市台湾第一剧场召开学生大会，正式成立战后台湾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组织——台湾学生联盟。军委会中美合作所闽南区指挥部上校参谋黄昭明、张士德“大佐”、林茂生、陈逸松及谢娥等社会知名人士莅会致词，学生代表简宽德报告了学生联盟创设的目的和经过。当天下午，举行了市内大游行。![]()
台湾受降典礼之后，参加庆祝台湾光复游行的学生队伍
台湾学生联盟集合了全岛中等学校以上的男女学生，各校原来的学生组织也改为该联盟的支部。他们的民族意识强烈，“渴望着祖国的文化，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要起来排除日本法西斯思想，研究祖国的学术文化，尤其是三民主义的精神”；他们“自动起来提高自身对祖国的认识”，积极主办以“脱离日治、迎接祖国”为主题的宣传、演讲及教育等活动。![]()
10 月 26 日，庆祝台湾光复大游行中的女学生队伍
《台湾新报》指出：“台湾学生联盟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紧密联系，发扬民族精神，建设乡土文化，实践国父遗教，作民众先锋，展开有力的学生运动。它的行动纲领包括：（一）训练自治精神：辅导国军进驻台湾、协助维持本岛治安、宣扬三民主义；（二）发扬中华文化：普及国语运动、建设三民主义之新台湾、推进新生活运动、促进中日合作。”从十月五日前进指挥所的接收官员抵台，经十月十日台湾民众第一次庆祝国庆，到十月廿四日陈仪莅台，十月廿五日陈仪行政长官主持的日军受降典礼；台湾学生联盟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也与其他人民团体一般，抱着“欢天喜地”的心情热烈迎接、庆祝。![]()
然而，随着陈仪接收政权在政治、经济、财政、社会等方面的种种恶政，使得光复的“蜜月期”提早结束，台湾人民解放的狂喜也迅速转化成不满和怨愤，乃至幻灭了。洪瑶楹：我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时值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尝尽被外国入侵者统治的滋味。一九四五年五月，正在台中一中读书的我，因下中国象棋，被日本老师痛打，受到“训诫”处分。六月，又因没有给日本警察敬礼，被连打带踢捆绑拘留。此类对台湾人的歧视屡见不鲜，使我深深感受到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屈辱。“我是中国人”的强烈民族感刻印在了心中，从此便盼望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张克辉：一九四五年春天，为应付盟军登陆作战，我们彰化商校三年级以上学生被日本军部征召入营，编为台湾一三八七0部队的一个中队。八月十五日中午，见习军官把我们集中起来，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因声音嘶哑，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只听到《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等单词。看来日本投降了。当晚我们都很兴奋，讨厌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人群在夜间活动，在呐喊。不少家庭焚香祭拜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台湾光复了！此后几天，台湾各地游行庆祝，歌仔戏、布袋戏、龙灯舞狮全部出动。锣鼓动地，爆竹喧天。到处张灯结彩，街上扎起牌楼。![]()
桃园中坜“欢迎国民政府事宜筹备处”开给捐款人刘清琳的募捐收据
林东海：当时，我在台中第一中学读书，看到市民自动捐款搭彩楼，牌楼上用特大号字书写“还我河山”几个大字。为了迎接祖国军队和接收人员，台中市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赶做国旗，家家户户争先恐后悬挂国旗。洪敏麟：我是南投草屯人，升上州立台中一中三年级时，我们被征召当“学徒兵”。日本投降之后，学校改制，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学生就被编进高中二年级。当时，台湾人都沉醉在回归祖国的兴奋当中。虽然我们只是学生，可我们认定祖国一定比日本较优秀，因此也对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陈炳基：一九四四年四月，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之后，因为尚未成年而判“起诉犹疑”，关了两个多月就出来了。在狱中，我不但认识了同时入狱的郭琇琮、李苍降等人，还通过他们认识了一九三七年台北二中反日事件的学长林水旺等人。日本败战后，我们这些坐过日本牢而先出狱的台北青年很自然就聚在一起了。我们到台北二中惩罚那些平时歧视、虐待台湾学生的日本老师，并在二中门口召开学生大会，要这些日本老师面对国旗，向台湾学生道歉。柯旗化：高雄中学大约从九月中旬开始上课，除了极少数日本老师留用外，从校长到各科老师都换成台湾人……校内的气氛发生变化。不只台籍老师，连日籍老师也开始讲究民主作风，尊重学生的人格。每天早晨到学校时向奉安殿行礼的规定已取消，听到“天皇陛下”也不必立正了。言论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我们初次尝到没有拘束的自由生活，觉得很幸福。陈炳基：我们计划搞一个学生联盟，每天在往双莲座路口的蓬莱妇产科前举行演讲会，就“脱离日治、迎接祖国”的主题，向一般青年学生及市民演讲。当时，郭琇琮等人还没有出狱，所以主要由林水旺和我两人主持。林雪娇：我是郭琇琮的遗孀。当时，张士德听说郭琇琮对台湾知识青年有很大的号召力，于是亲自到台北监狱的牢房里，把郭琇琮接出来，极力拉拢他参加三青团。郭琇琮在坐牢之前就已经与协志会的核心分子一起研读过三民主义，并且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曾经问他：那时，时局这么坏，你怎么会信三民主义呢？他回答我说：我很赞成三民主义的两种主张，第一是联合弱小民族抵抗强权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我们台湾人就是没有民族主义的观念……，第二是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像我家这么大、这么有钱，就应该要节制一点。虽然我爸爸每到七月普度就会散财给整条街乞讨的穷人，可我认为，这样的救济只是部分救济；只有把整个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改造，大家才都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郭琇琮对实际的政治权力并没有什么野心，因此就以学业未完而婉拒了张士德要他加入三青团的邀请。陈炳基：台湾光复后，全省各地一片祖国热，大大小小都认真学习国语和三民主义。但是，对于大陆的国共斗争，或者是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不清楚。因此，许多青年都误认三青团是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青年组织而加入了。通过谢娥的介绍，我和唐志堂、李苍降及刘英昌也都加入了三青团台北分团的筹备工作。筹委会的主任是名律师陈逸松。组织部长是旧台共林日高，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他参加三青团的旧台共还有潘钦信、萧来福及王万德（在新竹）等人。谢娥则负责主持妇女股。当时，我因为年纪轻，所以并没有到三青团参与实际的工作，虽然这样，我还是常到三青团找李苍降、唐志堂、刘英昌他们。在三青团走动的那段日子里，我所接触到的那些抗日的老台共们，无形之中给了我不同于一般政客的身教。后来，我又在书摊上买到了一些用日语写的、关于台共在日据时代的斗争史。这样，对于这些人及其信仰与斗争，我自然有了起而效尤的想望了。张克辉：十月初，台湾学生联盟在台北市成立的消息传到彰化后，彰化的青年师范学校、工业学校、中学、女中、家政女学校和我校等六校代表经协商成立了台湾彰化学生联盟。学生联盟是松散的组织，各校只管自己，谁也管不了谁，只是举办大型活动时，大家集中研究措施，并分头去办。当时，彰商学生分为市内生与市外生，因为市外生参加活动有许多不方便，所以除参加大型活动外，学生联盟的日常事务由市内生分担。彰化学生联盟主要举办了如下几件事，即举行庆祝光复演讲会、欢迎“国军”、组织大游行、兴办救济流落军伕义演晚会、成立棒球队。曾重郎：当时，我是新竹中学四年级（日本制中学的毕业班）的学生，被选为新竹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不久，台湾学生联盟新竹支部成立，我又被新竹中学、新竹师范、新竹商校、新竹农校、新竹高等女学校（即以后的女中）、新竹家政女学校（以后改名新竹市立中学）等校的代表推为台湾学生联盟新竹支部总负责人，出席过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的台湾学生联盟代表大会，并代表新竹支部发了言。邓凯雄：我是台南市人。一九四四年入学台湾总督府立台南高等工业学校，二年级时学校改名台湾总督府立台南工业专门学校，光复后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立台南工业专科学校。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据称此日为世界学生纪念日，台南市中等以上学校（包括男女）就组织台南市学生联盟，来庆祝台湾的光复。台南市学生联盟的成立大会在西门町的延平戏院（旧名宫古座）举行。这次成立大会的典礼秩序及会场布置，完全依照中国式国民仪礼之样式来实施，可说是台南市有史以来头一次举办的模范仪礼。会中，政府接收主任委员韩联和也来参加致贺辞。我们为了庆祝联盟的成立也举办盛大的游艺会，各学校都派有男女代表，演出歌唱或游艺节目。其中由台南一中王育德老师自编、自导、自演之话剧《新生之朝》是轰动全市、演出最成功的节目，广受台南市各界的好评。这时候，台南市的学生团结一致，意志高旺，对回归祖国抱有绝大无比的希望和憧憬。潘渊静：我在就读台北高等学校时参加了士林协志会，也因此认识了郭琇琮。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为了战后台湾的建设，我从台大医学院转到工学院土木系。这段时期，士林协志会的活动也达到空前的高潮。我们借用士林信用合作社礼堂办了一个国语学习班，一面学国语，一面研读三民主义，努力了解祖国大陆的情况；同时也在士林慈诚宫庙口，通过郭琇琮的教唱，学会了第一首中国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以及“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苍树：我是郭琇琮帝大医学部的同学。这段期间，郭琇琮还应在台湾广播电台主持音乐放送节目的吕泉生之请，每天从士林走到新公园的电台，教唱国歌。吕泉生：光复初期，台湾民众热烈要求我在电台教唱国歌。我于是去找当时正在三青团的陈逸松。我记得，当时吕赫若与张冬芳也在场。我把民众的反应告诉陈逸松，并问他有没有歌谱？他就拿了一本赵元任编的中学音乐课本，打开第一页给我看说，这就是。我看到上头写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就怀疑地说，这是党歌嘛！他笑笑说，大家都唱这条……我只好接受。但是，我接着又提出一个难题；我说，那些歌词，我虽然会看，却不会念，要怎么教？这时，吕赫若就说，士林有个叫郭琇琮的青年，正在教国语……我于是就去请郭琇琮到电台，教唱国歌。曾重郎：我们积极举办国语讲习班和祖国历史展览，唤起同学的民族自豪感。后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厅委派广东省籍的辛志平先生来担任新竹中学校长，他来到新竹中学后，不仅对校内教育很认真，连对学生联盟的演讲会也积极参加。林东海：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受日本统治者的强迫奴化教育，好多人只会讲日语，不会讲普通话。我和同学们都感到不会中文是耻辱，大家希望祖国亲人来到台湾时，有共通的语言，全校的师生投入学习中文的热潮。洪敏麟：我们想说，既然我们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认真学国语。除了学习国语，我们也很认真地学唱一些抗战歌曲。我们学唱的第一首中文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谁也不知道它后来竟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我记得，台湾一光复，各学校就开始教唱那首歌；后来，只要有什么节庆游行的时候，我们学生就唱那首歌。张克辉：依山建在云雀岗上的彰商虽没有锣鼓和鞭炮声，却掀起一股学国语（普通话）的热潮。我也买了一本自学国语小册子，在云雀欢鸣的山坡上高声朗读：“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谢谢，我很好”；“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是的，我也是中国人”……一天下午，我放学路过孔子庙，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歌声，歌声那么激昂，令人奋发。我循声进庙，在大成殿西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群中学生在学唱。教唱的是一位大学生C君，他告诉我们，这首歌就是响彻唐山、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一女生S君在弹着风琴伴奏。那一天，我和那群中学生都很兴奋，放开喉咙，高声地唱，民族的自豪和骄傲，在胸中激荡，热血沸腾，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卫国疆场。尽管我们当时不会汉语发音，歌词还用罗马字拼音，校园里却人人都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句，很快打动了曾经失去祖国的台湾青年的心。特别是那雄壮的旋律，唤起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豪情。虽然头次学唱祖国之歌，但歌声却那么激昂。同学们热血沸腾，对前途充满信心，法西斯的暴政再也吓不倒我们了，我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昂首阔步。王振华：我是台南北门蚵寮人，日本投降之前，考上成功大学之前身台南工业专门学校，读的是应用化学科。民国三十五年改名为台南省立工学院，应用化学科也改为应用化学系。我的北京话，是在市内关帝庙学的，那时有位李国泽先生，光复后自大陆回来，会说北京话，他开班教我们，那时我们是为了要回归祖国，而高兴地学北京话。十月五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领第一批文武人员自陪都出发，当天便安然到达这别离祖国怀抱五十年来的台湾首府——台北，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使他本人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愉快……”七日，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本人奉命前来台湾，成立前进指挥所，以备忘录递“台湾总督”，所负主要任务是注意日方实施情形，调查一般状况，并准备接收工作，以待国军及行政长官陈仪将前来履新……本人还要奉告各位同胞，我们的军队就是久经战事而又征调频繁的忠勇将士，不久就要开到台湾了，这些部队都是辗转奋战经过数千里而来的，外表上虽不免感到辛苦，但精神上却异常健旺，他们来到之后，本人相信必能做到军民合作，融洽无间的地步，并且一俟军队开到，我们的行政长官陈仪上将也将随时莅临，与各位相见，届时一切政务以及接收事宜，便可全面展开。”十月十日，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召集岛内各界士绅，在台北公会堂举行隆重的庆祝国庆典礼。当天，《台湾新报》发表题为《台湾省首度庆祝国庆献词》社论强调：“这一天就是我们祖国同胞，从荆棘中由血汗挣得出来的最光荣的头一次国庆节，也就是我们台胞脱离了地狱般的苦海，而归宗到我祖国怀抱里，最令人感奋，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头一次国庆节，台胞的感激、兴奋与狂欢，实非区区的笔墨所能表现的。”苏友鹏：我是台南善化人。一九四三年三月，南二中毕业，考取位于芝山岩的台北帝大预科理科医组；因为在士林街上租房子住，认识了何斌、郭琇琮等协志会的朋友们。十月十日，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国庆。郭琇琮与士林协志会的成员们，又将士林一带的学生与社会人士集合起来，公开庆祝。那时候，台湾虽然光复了，但日军还足以控制整个台湾。尽管如此，由于这是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来，台湾同胞第一次能够公开庆祝国庆，大家都很兴奋。在会场上，郭琇琮以一口流利标准的北京话，带领全体与会者唱国歌和国旗歌，恭读国父遗嘱，最后，再高唱《国父纪念歌》与《义勇军进行曲》。黄称奇：回到医专，校园荒草丛生……很多行政上的问题，都由杜聪明教授来处理……杜教授主张，同学要赶快学习北京话及台湾话，因此也请一位林老师来教汉文，据说是杜教授的汉文老师……这些时候，晚上常有学生联盟的召集……常常都是晚上集合，地点多半在静修高女或旁边的蓬莱产妇科医院。很多场合都是医专三年级的周连彬前辈主持。与会的学生都是台北市内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像这样戴着方帽的学生（指大学生）只有几个而已……女学生的态度都很积极，她们比男生更踊跃发言，举止也都比男生更活泼。会中有练习“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时间，国歌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是义勇军进行曲就很难。大家用日本假名（日本的注音符号）注音……还是以一副很认真的脸孔来练习。大家赶着十月十日的双十节，因为要游行而加紧练习……因此大家走出静修的大礼堂，在电灯照明之下，在校庭走圈圈，一边唱一边走，虽然唱得走调，但是大家还是一本正经地走圈圈呢。街上每天都有弄狮阵，他们不是等不及双十节，大半都是冲着日本人来的。他们主要是向日本警察示威……十月十日的双十节，街头处处有牌楼，是台湾式的……虽然游行的队伍乱七八糟，象是乌合之众，有狮阵、有龙阵，我们唱的也相当离谱，可是大家都很卖力的在演唱。苏友鹏：十月十七日，台湾民众期待了五十年的祖国，终于以国军第七十军及部分长官公署官员为代表，分乘四十余艘美军舰艇，抵达基隆。台湾学生联盟也与其他人民团体一般，抱着欢天喜地的心情，大力动员各校学生，前往基隆码头、台北火车站前或各个交通要道，大声唱着刚刚学会不久的《欢迎歌》，热烈迎接。一个个挑着锅子、食器，背着雨伞、被褥的国军，秩序凌乱地从夹道欢迎的民众前面走过。目睹眼前这种景象的民众因为期待的落差而感到失望了。这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立刻替祖国来的军队辩解，说经过了八年的辛苦抗战，祖国当然是穷困的；也因此，祖国的军队才会这样啊！张克辉：十月中旬的一天，一度平静的彰化火车站又热闹起来了。站内及广场上挤满了人群，许久不见的舞龙、舞狮也出现了。人们喜气洋洋地等待着祖国部队的到来 。我和同学们挤在欢迎的队伍中，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火车进站了，“祖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都使劲地伸着头，争睹国军的形象。我用力挤出人群，看到了几个校级军官、提皮包的副官以及勤务兵，一行人趾高气扬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同排在队伍前面的社会名流握手。接着，进入了广场前的一家头等旅馆。几天后，传来了消息，有大批国军进城。市民们兴高采烈地打扫街道，修整坑坑洼洼的地方。学校也组织同学欢迎，我们都兴奋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国军经过的主要街道两侧，都站满了民众团体和学校的欢迎队伍。我们早早就来到了指定地点，等候了许久，不见国军的影子，但大家都没有怨言，耐心地等着。突然，前面传来锣鼓声，人们不约而同地喊起来：“欢迎国军。”国军过来了，我也惊呆了。这哪像正规的军队，仿佛是游击队。但心中马上有一种声音告诉我：就是这样看似虚弱的军队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于是敬仰和骄傲之情又充盈了我的心房。然而，没有几天，我们就发现下榻在头等旅馆的那些军官们经常挽着他们的接收夫人，在火车站广场上散步，国军们乘车不买票，买东西不给钱，也渐渐多了。更令人不满的是那些接收大员仗势欺人、中饱私囊的劣行。火车站里的那几个接收大员，不懂业务，整天东游西逛，工资却比台湾职工高出许多。国军的形象变坏了，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后来就公开骂娘了。翁肇祺：当时我就读于台南市长荣中学，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台南市车站，迎接“国军”和接收大员。我的家乡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家家户户祭祖贴门联，许多商店实行大减价，招待接收大员和外省籍同胞。王振华：我们到台南火车站去迎接陈仪带来的军队，军队中的士兵有的打赤脚，有的穿草鞋，绑腿松垮垮，以扁担挑竹篮，内有锅碗瓢盆等吃饭用具，也有脸盆，看到这种军容，有人说中国兵怎么会如此呢！但很少人笑他们，我们都非常感动而流泪，说这样的军队居然还能打赢日本，真是了不起，当时我们真的如此想。邓凯雄：因我被选为台南市学生联盟的会长，我时常联络各校学生，派员到火车站去欢迎国军的进城。若干尚未被遣回的日本籍学生也自动来参加我们欢迎的行列。但是我们一看军队服装不整，官兵背雨伞、穿草鞋、以扁担挑大铁锅后，就心衰落胆。我们欢喜的心情变成落寞悲哀，更自觉得寒心自虐的可笑。黄称奇：十月二十四日，陈仪来了。我这一天没有到松山机场去……据说那些跟着陈仪一起来的国军，穿得脏乱不堪，这还不打紧，说是有些兔唇，甚至驼背、残障的都有。这个晚上在学生联盟会上，那些教过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干部解释说：“这队“国军”才是救国的英雄，以这种不像样的装备，古董般的武器，连那些残障都为国家挺身而出，这才是我们的模范啊！这才是祖国伟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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