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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历史上虽然没有志书或成型的志稿流传下来，但从笔者所见到的原始资料看，1917年与1929年滨江县（哈尔滨）曾有过设置专门机构，广泛征集资料的修志活动。
哈尔滨第一次修志活动始于1917年9月，现存有《滨江县编纂县志事务所章程》、滨江县知事兼滨江县志事务所总裁张曾矩给滨江道尹李鸿谟的有关修志事务的呈报公文、滨江县劝学所所长兼滨江县志事务所副总裁刁荫棠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征集入志资料的公文等资料原件。滨江县开始修志是由当时任滨江县知事的张曾矩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张曾矩，字南钧，1915年起署理滨江县知事。在任期间，对滨江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呈滨江道尹李鸿谟的公文中，张曾矩陈述了所以编纂滨江县志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吉林省长十八号训令指令“各县速派人员修辑县志”，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有义务完成省长的指令；一方面因为“滨江为中东要埠，三省通衢，设治有年，志乘尚缺。名物典章，向乏珍藏之本；山川疆域，绝无记载之书。近则轮铁交通，华洋杂处，人情风土，随世运以转移；金石图书，亦古今之殊异，自应广事搜罗，速行编辑，庶得考证文献，昭示将来”。正是因为认识到哈尔滨的重要战略地位与经济地位，以及地方文献的重要性，因而张曾矩不但在修志的机构、经费等方面予以保证，还自兼编纂县志事务所总裁。编纂县志事务所附设于滨江县劝学所内，劝学所所长刁荫棠字子明，吉林人，兼编纂县志事务所副总裁，主持修志具体事宜。
1917年10月15日，滨江县编纂县志事务所开局，发布了《滨江县编纂县志事务所章程》。《章程》罗列规定了编纂县志的征集内容为风土、沿革、疆域、地势、气候、交通、商埠、乡区、职官、政纲、人物、官绩、物产、实业、教育、古迹、章程等。《章程》还规定编纂县志事务所内设编辑主任、编辑、调查员、名誉调查员、绘图员、书记等职位，并规定了以上人员的各自职责。关于编纂县志事务所所需经费“由县公署拨给之”。对于县志的完成时限《章程》也作了大致的规定。
1917年滨江县修志工作启动后，其进展并非像预期的那样顺利。资料的征集工作，特别是政治门类的资料征集工作难度似乎更大一些，在所规定的志书成书“六个月为竣期”即将到期的时候，应征集的资料尚未查齐，更不必说志稿的编纂了。为此，滨江县志事务所副总裁刁荫棠专门致函吉林铁路交涉总局，并在公函中附需该单位填写的“概况表”，请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照项目迅予填列，并祈函送敝所，以便照登”。1917年末政局动荡，中东铁路处于混乱时期，最终吉林铁路交涉总局似乎也没能提供县志事务所要求提供的资料。后张曾矩任滨江开埠局局长，负责开发太平桥地区，再后其又卸任滨江县知事之职，都是影响修志进度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修志之事启动之初，组织领导者与修志事务具体主持人由于缺乏修志经验，有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他们把整个修志过程规定为6个月，这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对于这一期限，制定者并没有任何把握，因而给自己留下了退路“编纂县志以六个月为竣期，届期不果，总裁酌量展长之”。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展长”竟展长到了无限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滨江县第一次修志活动最终不了了之。当时征集到的各种资料及编纂稿件也散落佚失，“流水落花无问处”了。
斗转星移，岁月荏苒，转瞬已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沉寂已久的滨江县修志之事再次被地方政府重视起来，开局运作。1929年5月，李科元（字会一）署任滨江县知事。同年秋，滨江县政府发布第十一号委任令，刁荫棠任滨江县志局局长。刁荫棠自1906年滨江厅设立劝学所，长期任劝学所总董（后改称所长）。任职期间，在筹措办学经费、推广宣传新学、改革私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业绩卓著，曾被选入县参议院任职。1929年10月1日．刁荫棠到滨江县县志局任职。刁荫棠是一位很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文化官员。1917年滨江县修志未果，作为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者，关乎千秋文化大业的编纂地方志工作半途而废，其痛惜之情、懊悔之心是可想而知的。至1929年时，刁荫棠已经是位风烛暮年的老人了。他在致各单位的征稿启事中说：“荫棠于役是邦垂三十年，本埠省垣，疲于奔命。兹幸得赋遂初，高馆孤檠，聚书深读，不再与地方事。”当地方当政者决定再度启动停止已十余年的《滨江县志》编纂工作，并邀其出任县志局局长主持修志工作时，他又放却清闲的生活，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此项艰难的任务：“猥蒙县长委以筹编之责权，长局务，桑梓义务，未敢过辞。”再一次接受主持编纂《滨江县志》的时候，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编纂县志的意义与难度。“哈埠居南北满之中枢，中外杂居，交涉事棘，记载一或不慎，即不免贻人口实。况县区特区，管辖不同，原放划拨，版图亦异。加以交通实业，麻乱丝棼，团体机关，星罗棋布。欲一一悉其沿革，考厥源流，及所以废兴分合之故，断非一二人之智力仓猝所可蒇事。”当年编纂滨江县志之事未成，除了政局的原因之外，资料征集面过于狭窄，征集方式比较单一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再次修志，使他认识到广开资料来源渠道的必要性。他殷切地呼吁：“仰赖本埠文武长官、贤士大夫、以及邦人诸友、寓贤名流相与探讨轶闻，搜罗故事，集群策群力，以共成此邦之信献。”他诚恳地希望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有对于后附各目一切沿革，或目所未及，别抱眼光，发抒伟议者，或长篇阔论，或片羽吉光，一经采录，即认为本志名誉采访之一。其各界服务人员，簿书鞅掌，心力交瘁，诚恐无暇及此，倘能为我将伯，每日牺牲片刻精神，即足以匡予不逮，或详或略，均极欢迎”。诚恳与企盼，情见乎词。正是由于刁荫棠的不懈努力，使东省铁路督办公署详细撰写并提供了东省铁路督办公署的“沿革”“组织”“职权”“经费”及在任督办莫德惠的履历。
1929年滨江县的修志规模与进展情况较1917年有较大的改观，但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终仍没有编纂成《滨江县志》。因手头缺乏有关资料，不敢妄加臆断，但推测可能是日本侵略者入侵，哈尔滨沦陷，政局动荡，使志书的编纂无法进行。《滨江县志》最终没有修成，千辛万苦收集的绝大多数资料也大都“灰飞烟灭”了，所幸的是由刁荫棠当时主持制订的近似志书篇目的收集资料的“采访目”保留了下来，使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刁荫棠编纂《滨江县志》的总体设计思想，以及编纂中的《滨江县志》拟收录的内容。《滨江县志》“采访目”共分32类，按事分门，门下设分目若干，内容如下：
这一近似志书篇目的收集资料的采访目，门类齐全，排列有致，从中可以窥见《滨江县志》编纂工作主持人刁荫棠的修志思想与志书篇目的鉴裁设计水平。采访目分类较细，类下又含小类，基本反映了当时哈尔滨的特点。可以想见，如果按此采访目所规定资料收集齐全后编纂成志书，那将是哈尔滨早期历史丰富翔实的最佳载体。然而，刁荫棠的两度苦心都同样付诸流水，壮志未酬而逝，惜哉！
资料来源：《黑龙江史志》2001年第4期
编 辑：张 萍
审 核：高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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