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北方谈话”

（一）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邓小平还尖锐地批判了思想僵化，大声疾呼要开动脑筋，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头脑僵化，不要当懒汉。他发出号召：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二）关于怎么样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的汇报后明确指出：“怎么样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又进一步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四）关于体制、机制。邓小平对旧的体制、机制提出深刻的批评。他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他还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提出既要发挥中央、地方的积极性，也要扩大基层企业的自主权。

（五）关于结束揭批查运动。针对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进行了近两年、取得了相当大成就的基本事实，邓小平提出要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实现工作重心转移。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永远搞下去，基本问题解决就叫彻底解决，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六）关于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在分配中严重存在平均主义，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致使劳动效率低下。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分配政策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要把按劳分配原则落到实处，就要实行奖励制度。对管理好的企业，对国家贡献大的个人应给予奖励，以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邓小平“北方谈话”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非常之广，以上列举的，只是几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谈话还涉及了领导班子调整、转变作风、实行民主、学习西方、改进企业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企业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实行新的产业政策、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等等，涉及了社会生活和生产问题的方方面面。

（一）深刻揭示社会矛盾，言人所不敢言。邓小平“北方谈话”大胆地触及别人不敢触及的问题。例如，在谈到大寨经验时他说：并不是大寨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正确，有些也过分。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它评功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体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他在讲话中充满了“敢”字当头的精神。他说，有些事情，过去不敢搞，现在可以搞，要“敢”字当头，敢于闯；对于落后的东西，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来一个革命，革命要有一批闯将。他的许多讲话一语惊天，使人们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

（二）大力宣传西方优长之处，为己所用。有人认为，邓小平1978年10月以后的几次出访特别是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是他打开眼界，下决心学习西方的重要转折点。实际上，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邓小平视察东北时，就发表了许多学习西方的重要观点。

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在科技教育、管理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已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若不面对现实，虚心学习，四个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在东北，以及沿途在唐山和天津，他逢会必讲西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长处，不遗余力地号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验，希望广大地方干部打破孤陋寡闻、闭目塞听的状态，树立起学习西方，赶超先进的自觉性。这种态度对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认识现状的深刻性和改变现状的急切性。邓小平在东北谈话中，对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在本溪停留期间，他听取了本钢经验的介绍后说：“不要自满，现在要比国外水平。”辽宁省委第二书记任仲夷说：“本溪搞得还是不错的。”邓小平答道：“在国内你们不错，与国外发达国家比，你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应当去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从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邓小平那急切、焦灼的心态。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谈问题多，谈成绩少；谈教训多，谈经验少。知不足而后勇，承认落后，才能赶超先进。74岁的老人，以超前的思想、犀利的锋芒、尖锐的措辞，激励地方干部振作精神，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水平。

邓小平“北方谈话”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战前动员。在1978年的中国，理论上的坚冰被思想先驱者们打破之后，邓小平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所谓的思想发动，如果用邓小平当时的话说，就是“到处点火”，新时期关于真理标准乃至拨乱反正的燎原之火也的确是从这里越燃越旺的。邓小平东北谈话之前，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从理论工作者到各级党政负责人，谁也无法回避这一严肃的政治课题。但是在地方，在基层，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思想还是相对封闭的，眼界还是相对狭隘的，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变迁还是不甚敏感的，有些干部还在观望风向。因此，如何把思想解放的精神宣传到基层，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邓小平到东北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放火烧荒”，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浩大声势。在他亲自布置下，沈阳部队随即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中共辽宁省委也立即在各地市领导班子中掀起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高潮。其他各省、区、市也闻风而动，纷纷投入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洪流中去。邓小平还在回京的路上，广东省就提出思想要解放、解放、再解放，加快前进步伐。邓小平到京的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省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加快速度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支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已有21个省级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表明了立场。由此可见，邓小平这次在东北所作的宣传鼓动，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北方谈话”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发展乃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型，后者是前者的生长和放大。在历史转折的前夜，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的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办法，经过充实、发展和概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重温邓小平“北方谈话”，对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章原载于《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黑龙江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有调整。作者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