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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建立到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除去两次哈尔滨市委分成东西两区外，共有24人出任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主要领导，分别是陈为人、吴丽实、高洪光（后脱党）、胡步三、杜继增、谓（代号）、杨伟坚（后免职）、李纪常（后开除党籍）、任国桢、张洛书、孟坚、唐宏经、陈德森、武胡景、杨靖宇、杨一辰、魏拯民、陈印章、夏尚志、陈文林、张敬文、张瑞麟、胡铁桥、钟子云。任职时，他们中最小的24岁，最大的34岁，平均年龄27岁。任职时间最长的张瑞麟,接近4年，但有三年多与上级党组织失联，靠单打独斗开展工作;任职时间最短的杜继增、谓（代号）、张洛书、陈德森仅有一两个月。吴丽实、任国祯、孟坚、唐宏经、陈印章连任或者两任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领导，高洪光、张敬文、孟坚在任期被捕，张敬文在任期内牺牲在哈尔滨。吴丽实、任国桢、杨靖宇、魏拯民在离开哈尔滨后牺牲，陈为人后到上海党中央负责文库工作病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守初心，不辱使命，把壮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事业，可歌可泣，气壮山河，他们的生命在奋斗中得到了升华，他们顽强斗争的故事给后人以力量和鼓舞。
(第一、二部分见上期）
三、意志在困苦中锤炼
巴尔扎克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列夫·托尔斯泰说：“当困难来访时，有些人跟着一飞冲天，也有些人因之倒地不起。”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国统区、在日伪占领地区工作的共产党人时刻面临的不仅仅是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而且经常被各种生活的困苦煎熬着。他们的活动经费有限，为了节省一些经费，在寒冷的冬天舍不得多生一把火，实在没办法还要到同志家吃一口、住一夜。新来的同志如果接头不顺利，只能等在接头地点，手里的钱花光了都不能去打短工，不仅饿得头晕眼花，还担惊受怕。在得不到上级经费时，有身份、有工作的共产党员还要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交给组织作经费。但是，无论多么艰难，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从未因苦难而倒地不起。
1923年9月，陈为人、李震瀛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虽有电台的帮助，但由于人员少和资金不足，办社也是相当艰难，从一封书信内容可见一斑。1923年11月下旬，李震瀛护送黄镜一行至满洲里，帮助他们过境赴苏后，在满洲里写信给邓中夏、刘仁静，汇报在哈尔滨工作和生活情况。信中说：“此间各情况颇顺适，惟‘人’、‘钱’缺乏耳。”他们“每日工作至少有十五小时以上”，都没有固定收入，还要“担六口的供给”（指报社人员），所以困苦的速度，有进无已”。而“闲暇之时，又无它项以助余兴，精神、物质、工作均调济不周，故身体已微弱，不大如以前好了。”有一次，陈为人、李震瀛、韩迭声三人，光忙着翻译电讯稿竟忘记吃午饭，到了晚上，三人凑了三个铜板，买了三片面包充饥。有时铜板没了，硬着头皮到朋友家里混点饭吃。夏天还好过点，到了冬季，日子更难熬了，两人奔波于冰天雪地，每天徒步二三十里。薄薄寒衣难以挡风，肚子里空空难挺身，又冷又饿，令人难忍。
1923年底，陈为人、李震瀛因有“宣传赤化”之嫌被迫离开哈尔滨，此时哈尔滨的党团组织在敌人的高压下处于涣散状态。1925年吴丽实来到哈尔滨，为了能够深入到中东铁路工人中开展活动，他以做小工（临时工）的身份来到中东铁路哈尔滨机务段。这个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和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过的白面书生，手指尖细、身体文弱，虽然干搬、扛、抬的体力活很吃力，但他完全放下身段，不怕脏、不怕累，主动与工人交朋友，由最初被工人认为的“门子货”最后被工人认可。日子一长，工人们觉得他有文化、有智慧，对工人不隔心，反倒愿意和他接近了。这些工人因为和苏俄工人一起干活渴望学习俄语，吴丽实办起了工人夜校，不仅教俄语，还借机介绍苏俄国内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192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胡步三到东北工作。临行时，党中央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到哈尔滨找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实。胡步三出来得比较急，没有思想准备，穿着单薄的衣衫就上路了。因为找得不顺利，见到吴丽实时又过了很多天，哈尔滨已经非常冷了，手里的经费也花得所剩无几，无力购置棉衣。吴丽实见到他，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棉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吴丽实告诉他，这件棉大衣是过去在哈工作过的陈为人同志留下的，许多同志都穿过它，为新来同志解决燃眉之急。一件棉大衣三任市委书记穿过，可见当时的困难程度。直到胡步三经人介绍，被吉林省立第六中学聘为数学教员，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购置了过冬衣服和用品，才把大衣交给组织。
杨靖宇在哈尔滨工作时，没有公开职业，在生活上只靠组织每月发给的九块哈大洋维持。他生活很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有时因工作太忙，每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他经常穿一件又旧又破的灰布大褂，脚上穿的鞋子也是破旧不堪。他的住处经常变换，有时在同志家住几日，有时同别人合租一间房子，冬天屋子再冷也舍不得多烧火。一个月九块钱生活费，在别人那里只能花上多半月，而杨靖宇却有节余。虽然如此，他总是很愉快，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曾对同志说：“在白区工作，生活是很艰苦的，斗争总是残酷的，但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什么艰难困苦都压不垮我们。”1933年5月，杨靖宇从磐石来哈尔滨参加省委扩大会议，6月要返回南满游击队时，天已经热了。因住在姜椿芳家，他就托姜的母亲把身上的一件灰大褂和一床布褥子拿到当铺当了，当来的钱作为路费。杨靖宇说：“等我下次来哈尔滨再赎回来穿用”。当时，杨靖宇已经是中共满洲省委执委并被指定为省委驻南满代表，但生活依然是拮据甚至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姜母等了一年，在当期的最后几天赎回了杨靖宇的衣服，她不知道杨靖宇已经牺牲了。解放后，她把杨靖宇的衣服送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杨靖宇
资料来源：档案图片
相对于困苦的生活来说，没有比与党失去联系更让人苦闷的。1937年5月5日，在海伦的夏尚志发现党组织被破坏，回到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但已无法找到省委领导。因为4月15日，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和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人叛变，使哈尔滨特委、哈东特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海伦县委、抚顺特支、柳河、磐石县及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均遭到了彻底破坏，发生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四一五”事件。从此，夏尚志与党失去了联系，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七年艰难之旅。他在哈尔滨与北平、哈尔滨与家乡大赉县之间多次往返无果，又去齐齐哈尔应聘到中苏边境的西额旗任教师，等待时机越境。但这里管制得非常严，根本没有机会。1943年8月返回哈尔滨时，遭到逮捕，1944年初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才被释放。1945年光复后终于在沈阳找到党组织，恢复了党籍。
夏尚志
资料来源：档案图片
1937年“四一五”事件使哈尔滨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仅有市委书记张瑞麟虎口脱险，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时，哈尔滨黑云压城，伪警察及特务更加疯狂，随便盯梢，抓人、杀人，晚上查户口、查店簿比以前更频繁。张瑞麟白天无法活动，夜间无处藏身，处境十分危险。“四一五”事件的当天晚上，张瑞麟躲到交通员常佐臣家。从哈尔滨到双城县，从双城县返回哈尔滨再到四方台，在这里被敌人跟踪后溜了出来。他晓行夜宿，走了五天，再次返回哈尔滨，五天中忍饥挨饿，身上仅有的3元钱，轻易不敢动，以防备更大的困难，吃饭主要靠讨饭，改名住在道外大水晶街一家简易客栈里。此时，失去活动经费，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住店下铺一夜8分钱，上铺五六分钱，有时也十天八天交不上。出去卖小工能挣点钱，但怕被敌人发现，正经工作都没法干、没法找。到五六月连棉衣还脱不下来，只好把棉衣里边的棉花掏出来顶单衣穿。8月敌人的搜捕告一段落，才找到勤杂工工作，每月8元钱工资，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尽管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回顾几年来抗日斗争的场面，他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找党！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边找党，一边独立开展党的工作，1938年5月在三棵树铁路工厂发展4名党员，并组建了支部。1939年2月在道外荣记铁工厂组建了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40年离哈到三肇地区寻找抗联游击队，期间被迫潜伏在一支叫“庄稼人”的土匪队伍中，在找到抗联游击队后成功策反“庄稼人”。
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任何困苦情况下都不会迷失方向，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能让他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而摇摆不定的人终究会离开党的队伍。1927年高洪光被捕脱党。1928年4月工人出身的李纪常任市委书记，后因贪图享乐参与土匪抢掠、任意挥霍党费和济难费，致使党组织债台高筑被开除党籍。
张瑞麟
资料来源：档案图片
四、初心在炼狱中弥坚
提到“监狱”一词，我眼前浮现的是赵一曼英勇不屈的样子和法西斯惨无人道的刑具。日本侵略者在北满建立了很多监狱，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监狱只能囚禁共产党员的肉身，却无法禁锢他们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更不能改变他们的初心。虽深陷囹圄，但在敌人面前，他们气壮山河，百折不挠。来哈尔滨开辟工作的市委主要领导，大都有被捕的经历，少的1次，多的3次以上。
1928年，陈为人、吴丽实在奉天（今沈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7个月后被营救出狱。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吴丽实第二次被捕。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1931年壮烈牺牲。1931年春陈为人在上海再次被捕，年底被营救出狱。两次入狱使其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肺病加重，于1937年病逝，时年38岁。1928年，杜继增在大连被捕。1935年出狱，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1929年，孟坚和刘少奇去奉天的一个纱厂开展工作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1930年，中共北满特委扩大会议在孟坚家召开，被敌人发现，因为会议是在他家开的，还搜出放文件的箱子，孟坚第二次被捕。审讯时敌人用上大挂、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电刑等酷刑折磨他，企图从他的嘴里得到党的机密，但孟坚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9年1月，山东党团组织遭到破坏，任省委秘书的杨一辰第一次被捕，三个月后越狱成功来到东北。1930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林仲丹到抚顺检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省委组织部长兼奉天市委书记的杨一辰一同被捕，这也是杨一辰第二次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严厉的酷刑，他的左臂和右手均被吊挂致残，致使手不能端碗，衣服都要靠难友们帮穿。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敌人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一年徒刑。
1933年，中共奉天特委第二次遭到严重破坏，杨一辰第三次被捕。为了让省委、特委、中央交通站和各地党组织的同志尽快知道自己被捕的消息，以便提高警惕，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他同意敌人带他去抓人。敌人把杨一辰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挂斗里，当车来到奉天大西门里东北新浴池附近时，身材高大的杨一辰突然站起来，用戴手铐的双拳猛然向押送他的警察头上击去，将开车人撩在车把上，车子停了，他趁机大声疾呼：“我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杨一辰，被日本人逮捕了！”这时，警察把他强行撩在车斗里，但他挣脱敌人，大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回去后，敌人采取轮番轰炸的办法，上大挂、压杠子、灌凉水……他被折磨得遍体麟伤，死去活来，但仍守口如瓶，不吐半个字。为了不使组织遭受损失，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暗中把一根筷子插入耳中，然后猛力向墙上撞去，力图刺穿脑部致死。因筷子折断，只是导致耳部受伤未能如愿。他的英雄行为，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同情。他们偷偷地告诉他“你的事，登了《盛京时报》，还登了照片。”听到这个消息，他如释重负，党组织和同志们总算能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了。1933年8月，杨一辰被伪满奉天高等法院判处12年徒刑。10月22日，奉天《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首魁——大胆的杨一辰》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满洲国方面所逮捕的党特委书记杨一辰(刘孟平)，是当地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他说，如果出卖党的内容，就会使党遭到根本的破坏，过去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因此，为了主义就是被判死刑也心甘情愿。他对于机要事项守口如瓶，实在是胆大包天”。在敌伪档案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1935年冬以后，日本宪兵队为了“追查余党”，又把他从监狱里提到宪兵队进行轮番审讯，搞疲劳战术，一连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但他担心敌人使用药物或催眠及疲劳战术之类的办法，使他意志丧失，精神失去控制。为此，在被押回劳作的工厂时他把一瓶镪水倒在了自己的脸上，致使脸部和眼睛受了严重的灼伤。他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就是想烧坏自己的眼睛，使敌人无法对证、认人、抓人。1940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为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发布所谓“大赦令”，加上党组织积极营救，杨一辰得以假释出狱。
杨一辰
资料来源：档案图片
1929年8月抚顺党组织被破坏，担任抚顺特支书记的杨靖宇被捕。1931年春刑满释放，省委派他到哈尔滨工作，尚未成行再次被捕入狱，遭受了酷刑，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两次入狱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在后来长时间的北方严寒天气下进行抗日斗争时备受折磨。1940年2月，杨靖宇用枯草、树皮和棉絮充饥，只身与敌人周旋五昼夜后壮烈牺牲。
1933年奉天党组织遭到破坏，张洛书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关押五年，受尽酷刑，毫不屈服，被判处10年徒刑，1944年释放。1936年由于叛徒出卖，张敬文被捕，在酷刑下宁死不屈，4个月后被杀害在哈尔滨圈河，是任期内被捕牺牲的第一位市委书记。1943年，夏尚志在多年寻找党组织未果后回到哈尔滨遭到逮捕，宪兵给他压杠子、上电刑、灌凉水，多次昏迷又醒来，他机智应对，不留丝毫破绽，一年后被释放。这些被捕的党的领导干部，在狱中英勇不屈，信仰坚定，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反而信仰更加坚定，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出狱后一如既往继续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先辈、先烈们在哈尔滨这块土地上面对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宁愿肝脑涂地，也不负初心使命，演绎出无数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令后辈动容。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是希望他们前仆后继、无所畏惧、舍身取义、坚韧不拔、坚守初心的精神，继续教育鼓舞后人，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作者：李春华，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
编 辑：张 萍
审 核：高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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