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中｜多元现代性问题及其解释学范式

现代性的多元化产生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是多元文化传统复兴意识兴起与实践的结果。它丰富了现代化的内容，更新了现代概念的形式，补充了已有现代性的缺陷。同时，对多元现代性的自觉与追求，也加速了当今多极世界的形成，催生了现代性各构成要素之间、不同现代性之间的价值矛盾与冲突。理解多元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与“多”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涉及“传统”与“现代”是否、能否以及怎么整合的问题，也关乎现代性中的“一体”与“多样”是否以及能否共存、互动的问题。现代性中的“一”与“多”并非仅仅是抽象的哲学语词，而是具体表现为不同“传统”之间、现代性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现代性内部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现代性不同实现方式之间的张力集聚与化解方式。无论是“一体”还是“多元”，21世纪的现代性所指向的都是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多元价值”是否内在趋于竞争，竞争的方式是否只能是零和博弈？我们有没有方法化解由“多样”所形成的张力从而实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同生、共存，并最终形成“一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问题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交流交往中，其实质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行动方式和生命方式的问题，是我们思考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时必须要回答的价值问题。

现代性是一个人人都需要面对的实践“难题”，不妥善解决我们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多元现代性”更是一个需要深思才能理解其多维含义的哲学“问题”，不认真辨析就无法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和内容。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各自都具有多重的维度、多层次的含义，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并且已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深入研究，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广博性的跨学科论域。

如果把现代性放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理解，我们需要恰当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及其各自的指向。有些学者常常把这两个术语等同起来，另一些学者则把它们混合起来使用。它们所指虽然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各自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化一般是指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而“现代性”更多的是指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核心价值，与现代人所秉持的观念、态度、认知、选择、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价值系统，现代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如果把现代性概念视为一个历史嬗变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增加了新的内涵。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通过汇集和消化各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科技革命、工业化、社会变迁中不断得到丰富与提升，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获得了不同以往的单一来源（“启蒙现代性”）的新价值，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现代性。

这一新现代性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元现代性的超越，因为它不再执着于一元和排他，而是以多种方式展现了多元与一体的对立与统一。“多元现代性”概念的出现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多元与现代性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通过碰撞、互通进而达到融合。但同时“多元现代性”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内含着多元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与“多”之间关系的诸多新问题。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从“一”到“多”、多元取代一元的变化？有没有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为什么要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多元走向一体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路径？如何理解一体内在地包含着多样，“多样性”也内在地孕育着“一体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多元现代性”作为新价值体系的实质、功能和指向。

把现代性中的“一”与“多”关系放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和不同的模式。比如，就具体的文明起源而言，人类主要文明体系各自有多样性的源头，可以说是表现为从“多”到“一”的复杂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多”在存在论上要先于“一”。但是，如果从文明的内涵来看，文明体系的演化则呈现为同一种文明形态演化为多种表达方式，并形成一体多样的文明展开方式，在价值论上“一”要高于“多”。多元现代性问题所包含的“一”与“多”关系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重的维度，也提出了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问题。

对于任何复杂系统的哲学探讨都需要预定解释的框架或视角，并常常以某种价值或价值体系为导向。“一神论”文化传统中所生发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往往会从绝对的“一”出发，最终要归结为“一”。“执一”的现代化进路虽然在过去几百年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但并非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唯一框架。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多种解释视角和价值导向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我们摆脱了绝对一元性思维的禁锢后，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代表着一个不同的进路和导向，可以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学方法论。这一哲学思想在过去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世界秩序并进而力图改变世界的价值依据和哲学原则，而今天则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资源，帮助我们来重新思考多元现代性所产生的“多”与“一”张力，寻找消减或化解张力的有效路径。

“和”思想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并最终成为儒家的“和”哲学。作为“天下之达道”的“和”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在消解多样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代现代化实践中，“和”而不是“同”依然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我们解决“多元现代性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案，为在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推动现代化、全球化指明一个可以论证的价值导向。作为“多元现代性”问题的解释学框架，“和”哲学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并且两者相互依托，缺一不可。首先，它承认万千世界具有内在的差异，不同文明形态具有对现代性的多样诉求，不同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可能并且可以呈现不同的路径，从而为“多元”在现代性中的存在创造出空间和可能。其次，它并非要止步于“不同”之间可以共存的状态，而是要在承认“差异”“不同”“多样”的前提下，通过“多”之间的互通、互鉴、互补来更深刻地理解“异同互动”“不同之同”“由异到同”，体会从各美其美的存在论事实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一体）的价值论境界的必要性、迫切性与必然性。

“多元现代性”在世界现代化实践中得以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一元现代性”的独断性已经失去其一统天下的地位，已经无法解释和解决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新境遇。因此，多元性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否定现代性，而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解决以不同方式表达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出的新理论，是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的革新或替代。

“多元现代性”是世界现代化实践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它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也离不开所谓保守主义对于复兴传统的推动，因为正是传统的复兴，才得以证成“多元”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才为“多”在现代性中的地位和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的立场不同，必然会影响人们对“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解。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但同时又不可能离开传统性而独立存在，因为没有“传统”就无所谓“现代”。但是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历史上却出现过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些理论又在很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人们对于现代化实现路径和现代性表现方式的态度。

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所涌现的强现代化理论（Hard Modernization Theory）认为，现代是对传统的反抗与否定，是一种断裂和革命，是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因此可以归类为典型的“一元现代性”。然而，这一理论在20世纪后期的现代化实践中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作为对其缺陷的修补，又涌现出“软性的”或“弱”现代化理论（Soft Modernization Theory），即承认现代性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性，传统有其内在的价值，现代只能从传统中生发出来，从传统到现代不是断裂而是连续，现代化的实现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

对现代性一元模式的修订离不开传统的复兴。近代几百年以来对于传统的敌视、忽视、藐视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到了扭转。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于1971年在西方思想界率先打响了传统的保卫战，并发表了《论传统》的长文，明确提出：“所有现存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脱过去的掌控。”现代性也不例外，只有从实质性传统的价值传承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理解。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在其名著《废墟中的过去：传统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明确提出，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里，传统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给予现代人安全感和归属感。由此而在东西方展开的传统复兴为西方现代性加入了新的元素，它不仅否定了简单的、线性的一元现代性，而且把现代性这一名词从单数变为了复数，为“多元现代性”出现并得到倡导提供了理论前提与思想准备。

要理解“多元现代性”在当代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理解“多元现代性”所内含的“多”与“一”之间的张力，我们必须摆脱旧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狭隘理解，分析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实践中所展现的不同模式，把多样的传统与一体的现代视为“和而不同”的有机体。我们必须反对把传统与现代割裂起来的两种极端观点，一是以现代来否定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以复兴传统为名对抗或排斥现代的极端保守主义。 “虚假的现代化”割裂传统与现实，而“真实的现代化”则需要以传统为基础；“一元现代化”必然会否定传统，而“多元现代化”则自然要与传统相辅相成。因为真正的现代化既有化解负面性传统阻力的强大动能，也有不断汲取优秀传统价值以丰富自己的迫切需要。以此而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内在地与中国当今的现代化相悖而行；相反，经过“返本开新”（或“创造性改造、创新性发展”）的优秀传统价值，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多元现代性的必要内容。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却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被后人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碑文意义重大，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多元现代性”也给予独到的启示。正是因为“一元现代性”不仅不能解释现代化的新发展，而且也不能推动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多元现代性”才应运而生。但是，仅仅理解现代性的多元化由来还是不够的，“多元现代性”的真正成立更需要各国人民在实践中积极和主动建构。

以“一元”的思维无法建构出“多元”的现代性，我们还必须转向以中国传统“和”哲学为代表的包容性思维。“和”与“同”的前后顺序不同，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也必然不同。“和”方法论揭示，从“和”出发，“同”与“不同”都会很自然的呈现，“矛盾”“差异”既可以理解，也可以包容和消解，差异中的共同性也会逐渐得以建立。然而，如果从“同”出发，强调“同”压倒一切，只允许一种路径、一种方式、一种声音，则“不和”必然产生，不仅无法凝聚社会共识，不能促进“现代的多元性”健康发展，仅有的共同性也会受到削弱，从属于差异与冲突。因此，“和”哲学包含着“因不同故而和”的价值导向，是一条有别于“执着于同而走向不和与冲突”的全新路径。

从儒家“和”哲学为代表的新建构原则来理解“多元现代性”，我们就必须正视“不同”的重要性，进而包容不同、尊重不同、化解不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同”，把“同”绝对化，其结果只能是产生更大的不和谐、不协调。从绝对主义立场来看现代性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诉诸暴力排斥异己，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否定自己，使所谓的“同”变成为抽象的“一”，而“多样之和”则成为虚假的装饰。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现代性”无法仅靠个人的修身来实现，更需要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积极参与，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基础上去建构“多样一体”的国际秩序。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儒家的“和”思想不仅提出内修的要求，而且具有外建的动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双重路径，“和”哲学及其倡导的尊重多样性存在、倡导多元一体的原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想资源，更是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促使“多元现代性”得以普遍实现的重要“公共价值产品”。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1条中认定：“对于人类而言，文化多样性就如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一样至关重要。”2005年所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更是确认“文化多样性为人类的基本特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要求各国“应该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由此可见，尊重文化多样性、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不仅反映出中国传统“和”哲学的内在诉求，而且顺应了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是促进“人类经济共同体”“人类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在国际社会解决现代多样性问题并真正实现多元现代性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