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精粹丨黄志军丨论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

在《大纲》中，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现代化问题，以及由此深入现代世界矛盾的方式，是摆在我们现代人面前无法绕过去的普遍性问题。放眼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其历史特殊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都带有各自的烙印。然而，既然都被视为现代化，那么就必然越不出它的一些基本规定。换句话说，如果不经历现代生活的矛盾，以及没有积累起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实践智慧，又怎么能够谈得上是现代“化”过呢？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世界的矛盾其实就是每个已经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所以，问题在于这个现代世界的矛盾是什么？或者说任何一个特定社会如果要现代化，那么到底它要历经怎样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在原则上做了阐释，而对于现代世界之矛盾的产生机制、运转方式和自我解决则是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才能进一步予以澄清。在1857—1858年的《大纲》中，马克思已然完全倾注于对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的理性把握，而不再诉诸于血脉贲张的道德控诉和伦理审判。当然，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伪善、虚幻的平等和自由等等，但是这种批判是完全建立在理性把握现代世界矛盾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研究《大纲》中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基本判断、对社会现代化基本规律的揭示，以及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摒除在理解马克思与现代化的关系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游离不定的观点，进而使我们更能理性地把握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的关系。

一、进步性与鄙俗性：马克思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

一般而言，现代是就前现代而言的一种现实状态。这种现实状态之所以真实的存在，不在于它就是那样如此这般的存在，而在于它是具有巨大历史感的一种存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前现代的审视和否定过程，也就没有现代的状态，进而也就没有从前现代“化”为现代的过程。在《大纲》中，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即它的进步性和鄙俗性做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

首先，现代社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相对家长制的、古代的、封建的状态而言的社会新状态，它是随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对于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否定。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而言，它具有现实的进步性。无论是就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还是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程度来说，现代社会是前现代社会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谓现代化，其根本要义就在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格以物的依赖为基础而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相比于人格依赖的社会阶段而言，它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在社会的第二大形态中，通过社会分工和等价交换，人格取得了相对独立性，而不再受血缘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取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和内容上的自由，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代社会虽然是一个进步社会，但是它相对于社会的第三个形态来说，依然是一种会进行自我否定的社会，因为它将为社会的第三个形态即实现自由个性阶段而创造条件。

其次，现代世界是一个鄙俗的世界。现代世界的鄙俗首先表现为它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即生产的目的和手段颠倒了，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生产的主体则仅仅表现为生产的手段。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的人关心的不是哪种所有制的生产效率更高，而是它对于如何造就更好的公民的意义。而现代世界的生产关心的是交换价值的实现，是财富的变现，而不是人自身的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世界是一个全面异化的世界，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往的世界，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

现代世界的鄙俗还表现为人的尊严的失落，或者说人的尊严的体现需要依赖于对物的占有。现代世界的自我满足方式，即以利己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原则，必然促使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进而采取诸多不良的竞争方式和手段如相互欺骗、尔虞我诈来达到目的。至此，人的体面、尊严和道德也往往服务于财富的实现。

马克思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即其进步性和鄙俗性的揭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做出的重要判断，是我们把握现代化时应予以重视的辩证立场。一方面，看到“现代”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阶段，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将“现代”神话了，也应看到其消极的、鄙俗的一度。

二、创造交换价值：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在《大纲》中揭示出来的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可以说，他对“现代”的两种基本定向也是建立在该核心要义基础上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被总结为市场化道路，像现代货币体系、信用体系和银行体系等金融体系都根源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实现。在《大纲》中，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种社会现代化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其一，劳动方式的现代化。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的条件下，所有劳动转变为以创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劳动，交换价值直接成为劳动的对象。要实现劳动方式的现代化，劳动的各个要素须实现商品化、货币化或资本化。一是劳动主体的现代化，即劳动力的商品化。二是劳动中介的现代化，即劳动工具的资本化。三是劳动结果的现代化，即劳动产品的货币化。

其二，交换方式的现代化。如果说劳动的现代化仅仅是创造交换价值的第一步，那么实现交换方式的现代化则是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步。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全部转变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换，由此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要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交换方式的现代化也造就了私人与社会、世界之间的悖论性关系。

其三，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这里的消费不仅仅是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还包括生产资料的消费。在《大纲》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就此指出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的区别，前者内涵双重的消费，即主体和客体的消费，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支出和消耗自身的能力，以及生产资料的消费本身；后者意指个人通过生活资料的消费生产自身的身体和发展自身的能力。

其四，人的能力体系的现代化。所谓人的能力体系的现代化，不是特指某方面的能力，而是指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是在历经普遍的异化过程中而逐渐得到发展的。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能力体系建设:一是以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劳动能力；二是发现和掌控经济规律的能力等；三是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过程，所形成的普遍的勤劳、严肃的劳作和科学的训练等个性和能力的发展。

在《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目的，为此他还区分了社会生产与共同生产概念，前者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生产，是以创造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而后者则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为前提，交换价值则失去了它的社会存在的根基，已然是被扬弃的历史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对于理解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是一把钥匙。

三、马克思基于自由个性的发展对社会现代化的反思

马克思通过考察现代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社会现代化的得失，这既包括事实层面的描述，当然也包括价值层面的审视。具体而言，事实层面的描述主要涉及马克思对现代生产体系与人的自由个性丧失来说的，即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现代生产和交换体系对个性的压制。价值层面的审视主要源于对现代个体价值的衡量尺度的反思，以及对现代个体扬弃为未来共同体成员的坚定信念。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是在“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一逻辑上展开的。

对于现代生产体系来说，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导致个体从属于存在他们自身之外的社会生产。这其实也是一个现代生产与个体存在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个体作为劳动者身处生产之中，将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付诸于商品之中，按常理说，个体是现代生产的主体，现代生产是个体的缔造物；然而，另一方面，个体作为劳动者却是外在于社会生产的，因为这种生产从根本上来说不属于个体。

对于现代交换体系来说，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在经济领域中不复存在，交换价值成为人与人交换的中介，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支配能力转化为物自身的能力。在现代交往体系中，货币、信用和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使得个体的社会交往更加自由，获得更大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体在交往中处于受迫状态，成为资本逐利的手段，比如个体对现代信贷体系的从属和依附。

对于整个现代社会来说，财富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一般尺度，这是由交换价值在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但是对于作为与资本相对立而言的工人来说，财富是一种现代神话，因为所有权同劳动的相分离，使得他们无法像资本家那样获得财富，即能够实现自身的增殖的货币，他们获得只是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于此，马克思将这种劳动指认为“作为绝对贫穷的劳动”。

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与自由个性的塑造和发挥之间的矛盾，并以自由个性的发展为根据来反思这种社会现代化的普遍病症和一般病理，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现代化的本质性透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不是僵化对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的，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也将朝着自由个性的发展之路前行。“沿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逻辑，马克思在揭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压制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将目光投向自由个性的历史空间”。

四、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在《大纲》中，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矛盾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马克思是在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而就可以否定他所揭示的这些现代矛盾的普遍性和当代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如今已占据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无论是哪种现代化，什么方式的现代化，其根本规定在于其生产是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并以此为原则来配置经济资源。所谓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正是要释放其创造交换价值的巨大潜力和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植根于中国大地，同时也是成长于现代世界之林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要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不能闭关自守，更不能固步自封，而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交换价值活动中的潜力和空间。同时以此为手段，实现国民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矫正创造交换价值或财富生产的手段与目的的颠倒方面是具有前瞻性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方面，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彻底分离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二者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以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混合所有等多种所有制方式结合起来的关系。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作为人民主体的一部分。在社会关系层面，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即物象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被“同一”成物象化，其社会主义伦理性和公益性对社会关系的塑造和制约也是重要的维度。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研究，把握到了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核心要义，也指出了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病理和反思尺度，对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和反思来说是一场可贵的思想实验。不仅如此，它对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对此更加抱有笃定而前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