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地方层面的合作有很大潜力，中欧合作扛起气候大旗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文｜《财经》记者 韩舒淋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这个动荡的世界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其中就包括东西方珍贵的共识：气候议题。
在特朗普政府的上一届任期，美国联邦政府退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意义的《巴黎协定》。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又重回《巴黎协定》。如今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已经在竞选中明确表示，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美国“退群”，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将给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带来影响。
12月19日，拜登政府在距离离任还有一个月时，提交了美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提出到2035年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基础上减少61%至66%。但所有人都明白，特朗普大概率将抛弃拜登政府的这份政治遗产。
未来四年，中美的能源气候合作还能否持续，中欧能否共同扛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帜？近日，能源基金会总裁邹骥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
能源基金会是注册于美国加州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1999年进入中国，致力于中国可持续能源发展，工作内容多与两国的能源气候合作相关。邹骥对特朗普的当选并不非常悲观，他认为美国地方层面的努力叠加能源转型中的商业机会，不会让应对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发生逆转。
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邹骥认为，地方层面的合作需要加强落实，在投资、贸易、技术上都仍然有许多潜力。此外，中欧有机会在气候议题上形成新的联合领导力，尽管未来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但双方在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符合共同利益。
《财经》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在气候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引发许多担忧，这对全球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何影响？
邹骥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退群”毫无疑问是负面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失去了中美的联合领导力。
过去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的推进离不开中美的联合领导力，中美合作对全球气候行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美国若是再次“退群”，其2035年实现电力部门净零排放的目标，其国家自主贡献都会受影响。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削弱《通胀削减法案》（IRA）里清洁能源部分的实施，削弱气候问题的政治势头。
但是同时我又没有那么悲观。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还有新的驱动力，一个是地方层面（sub-national）的动力还在，比如加州这类重要的州，本身就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又是很多高新技术公司所在地，有州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政策和传统。
另外，在IRA和《两党基础设施法》实施的这几年，在刺激政策的驱动下，共和党执政的州也有很多清洁能源布局，很多州政府已经进行了投资，这些投资关联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很难倒退。
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企业也已经完成了大量投资，是要寻求回报的。这会推动相关绿色技术真金白银地往前走，这个产业革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
尽管美国的影响力很大，美国的退出对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也很大，但是毕竟还有中国、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美国退约，事实证明气候进程还在往前推进。
当然这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和上一次美国退约相比，如今地缘政治影响更加复杂，需要给予足够关注。
此外，中东国家过去在全球气候进程中相对保守，如今他们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迅速提高，这是过去没有的。
中国的驱动作用也至关重要。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产业革命惠及全球能源转型，并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保持了连续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路径的创新，未来潜力巨大。
《财经》 美国两党政府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进口都延续了关税政策，关于中美在地方层面的气候合作，过去也有一些协议，但似乎很难落到实处，地方合作究竟前景如何？如何落地？
邹骥 地方的合作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也确实需要落地，不仅仅停留在省州间的谅解备忘录。真正需要落地的，我认为是投资、贸易和技术的合作。
美国气候政策实施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加州，其目标是2045年要碳中和，现在加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了60%左右，其中有超过37%来自风电和太阳能。我与加州能源资源委员会（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主席交流，加州风光占比上升很快，但没有影响电网安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加强了储能的装机。加州累计部署了超过8GW（吉瓦）储能，超过全美储能容量的一半，而其中大部分储能产品来自中国。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合作。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支持电网调度。在风光占比越来越高之后，如何应对其挑战，加州的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市场机制值得借鉴。最近，能源基金会参与主办了中美绿色电力发展学术对话，在政策法规、管理机制、电力市场交易等方面保持学术界、专业界的交流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源基金会也在做一个投资促进平台，推动美国的新能源和气候相关技术企业来中国做交流，期待建立起沟通机制，促进双方在气候领域的投资。中美之间要做的是促进商业落地，促进就业和税收，如果大家都遵循市场规则，总会有落地的机会。
《财经》 中、美、欧三方在能源气候议题上的立场对全球进程影响重大，欧洲也开始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施加贸易壁垒。在美国可能“退群”的背景下，中欧之间在能源气候产业上的前景如何？
邹骥 中欧之间肯定是有得谈。10月底我们曾在欧洲组织双方企业代表交流，大家认为中国直接向欧洲出口低价产品很难持续。如果中国企业想在欧洲有进一步发展，可能需要用投资换贸易。另外，生产线也应该靠近市场。
我判断欧洲对中国的投资相对比较开放，中国企业有机会在当地建厂，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利益。只要遵循科学原理、市场逻辑、认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坚持这三点，大家就有共同语言。
从欧洲的实际利益来讲，他们需要降低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安全性，也需要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能源危机加速了欧洲的能源转型，此时中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光伏、电池、风机产品，符合欧洲利益。无论地缘冲突如何演变，欧洲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符合其根本利益。
政治层面上，的确面临一些现实阻力。欧洲议会和一些主要国家右翼势力崛起会是不利因素，但欧洲若不坚持多边主义，不扛住气候大旗，它就丧失了它的比较优势，有损其战略利益。并且欧洲的转型目标是通过立法来推进的，尽管行政当局的更替可能影响其积极性，但欧盟绿色新政的一系列法案应该会持续有效。此外，英国新政府上台后，在气候问题上也会更加积极。
反过来，中国也有机会加强与欧洲的合作，创造新的联合领导力，拯救、推动多边进程。虽然很不容易，但双方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在绿色低碳技术和贸易上创造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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