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发展与制度外化
学术
2024-10-31 11:29
北京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途作出了系统部署，必将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包括对外工作的改革起到巨大的动员、推动和保障作用。深入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采取系统、联系、辩证的观点；对党和国家在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要充分把握它的进程特点，了解它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在联系。一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外延。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不仅指导国家总体外交，而且指导党的对外工作，除日常外交工作之外，还涉及中央与地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家安全等领域。《决定》中的不少内容涉及对外援助、民间外交、人文交流、海外利益保障等，都不同程度地践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外交为民”的思想，其有关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都会对外事工作机制完善提出直接或间接的要求，都需要遵循和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理念、新原则。当然，涉外工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也都会在适当的条件下以适当的方式，上升为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智慧结晶，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扩大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概念外延。二是要准确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当前实践运用的特点。将理念或概念进一步制度化，将倡议进一步项目化、平台化，以及将外交倡议嵌入国内国际事务中，是当前习近平外交思想实践运用的三个显著特点。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从《决定》的若干相关制度变革设计来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上述实践运用特点。就第一个特点而言，《决定》提出“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充分体现了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制度化的特点。就第二个特点而言，《决定》在阐述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时，提出了“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在论述完善国家安全机制时，提出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诸如此类的微观机制或平台化建设，都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运用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强可操作性的重要工作创新。就第三个特点而言，《决定》在不少领域制度改革和实践创新的智慧中都闪烁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光芒。比如，《决定》提出要“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运用，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民间外交、地方外交、文化外交等理念的实践运用。《决定》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外工作或涉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观点和部署，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要义。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而给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新时代和平主义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决定》再次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第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它主要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不断赋予其现实化、领域化、体系化和学理化等内涵。《决定》重申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它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三大倡议等重要理念和判断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2023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关于人类发展进步重要方向的判断。二十届三中全会则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认识，纳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理性认识，承续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要义的丰富发展。第三，着眼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决定》突出了一个重要理念，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是当代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理性选择。对于当前我们究竟进入一个什么时代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表述将战略机遇、风险挑战与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揭示了当今时代的内涵特征。对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态度主要是“参与”还是“引领”的问题，《决定》指出“要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显然强调了引领全球治理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主动性，这为扩大制度型开放等一系列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第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定》强调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就突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对于营造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良好外部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原则，为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国际合作与国际斗争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维护本国和平发展的关系，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习近平外交思想实践运用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将科学的思想理念方法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规范，更为直接有针对性地指导具体对外工作，这其实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制度外化的必然要求。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表述来看，目前对外工作制度化主要有三个重点路径。首先，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种改革当然也包括外交外事领域的机制改革。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各国外交和世界秩序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对于外交和国际秩序产生新的期待，要适应这些挑战与期待，必须进一步破除观念束缚和制度壁垒。具体到外交外事领域，首要的是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主要是指在保有现存外交领导体制和各部门分工合作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发挥中央外办等协调机构的重要作用，以法治化、专业化、协同化的思维提高外事工作质量、提升外事审批效率、简化外事工作流程，探索更加灵活便民的出国交流合作机制。其次，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它的机制化绩效直接影响着习近平外交思想制度外化的水平。从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表述来看，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国际合作机制，主要合作方式是以我为主的多边合作，重点是搭建多领域合作的平台和项目。《决定》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具体的项目部署，包括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并将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作为机制建设的主要方向。可以预见，下一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将是中国对外工作机制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创新的交叉创新点，属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制度开放。最后，推进涉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涉外工作、对外工作、外交工作等都是大外事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立足本部门、本区域、本领域、本行业，开展各式各样的对外交往活动。当前，推进涉外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要以系统观念理解涉外工作的改革开放。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是探索涉外工作机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在当前条件下，涉外工作机制建设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关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做到遵守国内法规与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动态平衡，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国内外规则、标准的相融相通；着力加强本部门工作与外事工作交叉机制建设的组织协调，实现对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将改革试点作为涉外工作机制创新的突破点，推动有关工作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是加强重点涉外工作的机制建设。根据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当前的重点涉外工作机制建设，主要是与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相关的涉外工作机制改革，主要分布在科技合作、金融合作、贸易合作、涉外法治、涉外国家安全等领域。（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