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至22日，COP 29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环球同此凉热”在过去的30年间已经成为东西半球、南北两边无可回避的痛苦共识与现实责任。环境与气候议题的身影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审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现代中心主义规范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尺度。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我们栖居的家园——行星地球之时，时间的标尺被缩短为最近的30年，半个世纪，或者至多触及被我们称为现代世界的起点的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之际的18世纪末抑或地理大发现为世界地图勾勒轮廓的16世纪。在这个时间尺度之内，行星地球经历了最迅速的人为变化，在肆意榨取自然财富的过程中，创造了今日的“美丽新世界”。这是一个生产过剩、价格低廉、文化多元的丰裕世界，也是一个土地退化、资源短缺、物种灭绝的匮乏世界。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我们为这个世界撰写了无数文字，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往往围绕两个主题：人类世界的进步与自然世界的衰败。两种叙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在21世纪诞生的热词——人新世（亦译人类世，Anthropocene），其核心在于：人类已经成为改变地球的决定性力量，并且为地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该词的创始人，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看来，之所以以人类命名一个地质意义上的纪元，将之纳入地球纪年的谱系当中，接续甚或取代“全新世”，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制造的碳排放量已对地球气候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篇发表在《全球变化通讯》上的小小宣言出人意料地在全球知识界引发震荡，率先被波及的却并非克鲁岑与其合作者所期待的国际地质圈/生物圈研究计划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迫切寻找新的解释框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这个新词的引入为人文社科学者带来金手指，成为他们破译现代世界密码的神器。很快，该词也吸引了对气候变化深怀忧虑的各界人士，进而汇集忧心忡忡的环保主义者，以人新世之名归拢种种现代环境问题。
在2009年，由各领域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甚至包括历史学家组成人新世工作小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开始在全球寻找人新世开始的金钉子。不同于该词创始人最初设定的工业革命，AWG经过近15年的工作，认定1952年为人新世开始之年，加拿大克劳福德湖（Crawford Lake）在该年夏季与秋季的沉积物层为其标志。正是在这一年的11月1日，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之中的埃内韦塔克环礁（Enewetak Atoll）中引爆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其名为“常青藤麦克”（Ivy Mike）——反讽的是，一种致力于毁灭生命的武器拥有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名字。克劳福德湖底的泥浆记录了那年秋季之后，钚同位素的明显上升。
↗ 1952年美国引爆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常青藤麦克”。
当然，确认一个新的地质时代需要的证据远不止于某种化学同位素的飙升，甚至也不仅在于克鲁岑最初所关注的全球变暖。在AWG向认定地质纪年的权威机构——国际地层委员会第四纪地层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他们言明其证据来自对地球状态的整体考察，包含岩石地层（lithostratigraphic）证据、化学地层(chemostratigraphic)证据、气候与海平面证据，以及生物地层（biostratigraphic）证据，指出人类已在每一个层面留下了自身的印记，参与、改变，甚至主宰了地球的演化。而年代的设定，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被称作“大加速”的新时代，人口、经济、生产、消费、污染、资源消耗、土壤腐蚀、物种消失、气候变化等所有指标全面飙升，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的持久性、灾难性变化。
AWG不是第一个警示这一变化的团体，克鲁岑及其合作者也不是。至晚在19世纪类似的声音便已出现，虽然彼时的报警中混杂着一种对人类进步与增长的审慎乐观。在整个20世纪，各种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的忧虑层层叠叠，特别是在所谓的“大加速”时代中，伴随增长与破坏的加速，对人类威胁地球的批判也在不断跃进，到上世纪70年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1972年，联合国在斯特哥尔摩召开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冷峻认识中，真正打破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边界，将人类福祉、国际合作与地球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在那次会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派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将世界其他地方对环境问题的忧思带回中国。时隔20年，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同时，将气候问题鲜明地放在各国首脑的谈判桌上，令“环球同此凉热”不再只是豪情四射的诗意表达，而成为东西半球、南北两边无可回避的痛苦共识与现实责任。在此后当代人更加熟悉的30年间，从街头巷尾的杂谈到全国报纸的头条，从环保组织的抗议到政府决策的争论，从科学技术的革新到人文著述的批判，环境与气候议题的身影无处不在，“人新世”一词的出现与大热恰逢其时。
↗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首次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会上提出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分歧，至今仍存在。摄影 Yutaka Nagata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为人新世一词的诞生与演化找到一个清晰的链条，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普遍进步的同时加剧了地球环境的破坏，新的科学研究则带来对地球退化的深刻认知，促生了社会与政府当中有识之士的担忧与质疑，进而出现了对人类对待地球的义务与权利的新反思。但是，对人新世迷思的形成的解释并不能停留于一条线性的链条之上，而需要将之放入一个更宽广的地球与人类社会演化的界面当中。无疑，人类加诸地球的种种负面的客观影响是迫使人们进行反省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在物理变化生成的驱动力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微妙也更为矛盾的主观意识在人新世的热浪中翻涌，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一种夹杂着自信与懊恼的复杂认知。
究其根本，“人新世”是一种现代中心主义思维的产物。当它以一个物种的名称为地球纪元命名，并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的开端定于1952年时，在严肃地警告与批判人类的盲目、自大、贪婪之外，它同样意味着对现代世界人类能力的充分肯定，相信人类业已对地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未来甚至可以左右地球的走向。换言之，地球之安危系于人类之手，我们一念之间可以决定地球及其上其他生命之生死存亡。大历史的创始人，讲述人类新起源故事的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惯用的一个比喻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如此观念。他讲道，时不时地，他会为一个噩梦所侵扰，在此梦中，地球是一座巨型的宇宙飞船，而人类则是掌控飞船的宇航员，船长与他的助手们眼见这座船在偏离轨道，即将撞毁，却习焉不察、听之任之。因此，“人新世”如同飞船仪器上报警的信号，惊醒了浑噩度日的船长一众，令他们开始努力将飞船带入正轨。
果然如此吗？人类真的已然具有如此能力，真的可以在地球上翻江倒海，搅动风云，而全不受其他非文化所创造的力量的干预或阻挠？或者真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 Harari）所言，智人已经从一群担惊受怕、笨拙脆弱的千人小队变成布满行星的超级物种，变成“整个地球的主人”，只需“再跨一步就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虽然在这部历数人类成神的简史当中，如同人新世的倡导者那般，赫拉利对“神”的“不负责任、贪得无厌”充满讥讽与批判，但是，他也同样坚信人类确实已变成他们曾经膜拜信奉的神祇，法力无边，决判生死。
但是，地球并非一座由无数个零件拼装的飞船，不是一座任由我们操动的机器，而是一个有着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悠长历史、复杂构成，有着我们已知与未知，或者永远无法知晓的无数生命的机体，一个与其他星球，乃至整个宇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行星。或许，所谓“神祇”与“船长”，所谓人类所创造的地质新纪元，不过是现代世界人类社会狂飙突进下扬起沙尘幻化的假象。
克里斯蒂安与赫拉利虽然都是在“大历史”的尺度中撰写人类的历程，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们对现代人类史的考察中，仅仅是在比较现代“成神”的智人与曾经尚在敬神的智人之间的力量强弱，而缺乏真正意义的纵横双向考察，以反思人类在现代世界中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同既往非文化所创造的行星巨变相比究竟如何，如26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如6600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地球，如大冰期巨大冰盖碾压地球。即使在所谓人类“成神”的今日，一场暴雪可以令芝加哥机场停摆，一次地震、飓风、海啸可以令钢筋水泥铸就的摩登城市化为乌有，一个微不可见的纳米级病毒可以令整个人类文明寂静三载。虽然我们的力量足以让亚马逊雨林成为全世界的养牛场，虽然我们的合成物侵入大气的肌理、地球的岩石、生物的机体当中，虽然我们的繁衍扩张令数以千计的物种生命走向终结，虽然我们发明的原子弹已经可以荡平地球表面，包括我们自身，并留下持久的印记；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拥有的不过是彻底杀死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眷恋、爱慕的自然之美的能力，而地球仍然能在我们为自身带来的浩劫后重生，诞育新的生命，重返蓬勃生机。
人新世工作小组向第四纪地层分委会所提交的命名一个新地质纪元的议案在2024年被否决。诚如人新世的支持者所言，这并不重要，人新世一词仍将为各色人等所使用、争论。联合国在2022年重返斯特哥尔摩，在半个世纪之后召开了又一届环境大会，为了地球的健康，为了全体的繁荣。各类形形色色的官方、学界、民间的峰会、争论与抗议仍将继续，关爱地球至少在主流意识中，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这些无疑都是好的、健康的努力。正如同《沙乡年鉴》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提议的人新世开端（1948年）之际所言：“由一个物种来对另一个物种表示哀悼，这终究还是一件新鲜事…… 鸽子是不会来追悼我们的。因此，我们超越野兽的客观证据正在于这一点，而不是在杜邦先生的尼龙，也不在万尼瓦尔·布什先生的炸弹上。”归根结底，这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救赎，而非地球的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