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下半月，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国民党军做垂死的挣扎。这时，徐州附近国民党军已整补完毕，停止于柳河、商丘、徐州、海州、峰县、临城、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
此时的国民党军统帅机关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即束手无策。打乎？守乎？退乎？议论纷纷，毫无决策。
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国民党军对三野的攻击（如前说未实施）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又完全扑空。
十月三十日，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慌忙飞返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
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针我军为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共军攻势，达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二）任务及行动1.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2.各部队行动：
(1)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
(2)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
(3)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
(4)柳河、商丘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
(5)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三）指导要领
1.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2.如遇共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掩护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3.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
如我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订后，于十一月三日上午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
“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
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向许朗轩提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许也同意我的意见。
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军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
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罪名，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
预计在葫芦岛国民党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十一月三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是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方案。
据事后了解，南京政府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
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共军决战；
第二案，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共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共军。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
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
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顾祝同等军事首脑和萧毅肃、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除十一月三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向涡阳、蒙城集结，令第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置于陇海路沿线未动。
听说顾祝同曾于十一月四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到十一月六日，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
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
先令第一〇〇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
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之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
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不管什么原因，都说明这时解放军的声威已经吓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据说，黄百韬六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如何能够迅速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
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
同时，解放军于八日策动了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揳入徐州以东至碾庄圩间的曹八集附近，将第七和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
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
该兵团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
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
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
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
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
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国民党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从解放军方面来看，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
本文参考资料：
《解放战争》王树增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战场回忆录》，杜聿明之淮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