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可能是世界上对外来民族最友好的民族了，只要你不是来搞事的，都会得到热情款待，正所谓：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二战争时期，中国人自己也正在遭受了战争的祸害，但依然对前来避难的犹太人伸出援助之手。
1937年后，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恶化，涌入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世界各国对犹太难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严格，而上海却因战乱出现的特殊情况而“洞开大门”。
“二战”期间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与当时担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的义举是分不开的。
当时，这位总领事向处于绝境的奥地利犹太人伸出救援之手，以签发赴上海签证的方式救援了大批奥地利犹太难民，使他们逃出当时纳粹掀起的排犹狂浪而获得重生。
1939年2月17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中国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接纳更多无处安身的欧洲犹太难民。
外敌虎视眈眈，内政形势严峻，但在人道主义面前，中华民族还是以宽广的胸襟接纳另一个流离的民族，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犹太人经过近两千年的漂泊，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园表示热烈的祝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随后，双方开始讨论建交事宜。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在全球越演越烈，在美国的压力下，以方停止了会谈，使中以两国失去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良机。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趋于缓和，中以双方再次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触。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而以色列与英法一起于1956年发动了入侵埃及的战争，致使中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政策，中以建交谈判再度中断。此后，中以关系进入长达20多年的“冻结”时期。
1976年中国结束“文革”，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中以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感到惊奇。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人，他们纷纷携带子女返回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寻根”，进行访问、经商和投资。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订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访问上海，代表以色列人民向上海在“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提供避难地表达了谢意。
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参观上海的犹太会堂，他在留言簿上写道：
“我们知道许多被迫害者在上海找到了避难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今天，我们在此向那些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们表达感激与敬意。”
那些陆续离开中国的犹太人流向世界各地，在新的定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虽然在职业、性格和兴趣爱好上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感情联系，形成一种化解不开的“中国情结”，他们中的不少人常自称为“中国犹太人”。
这些“中国犹太人”的第一代人活着的大多数已经超过80岁，他们在中国度过了艰难的青少年时代，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充满苦难的年代里，中国人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和温暖以及友情。
他们的第二代大多数已经60多岁，都是在中国出生，并且在中国度过了童年时代，他们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感情。
他们的第三代年龄都在40岁以上，基本上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这些年曾经随长辈去中国“寻根”，都因为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在中国的经历而感到自豪，他们都称自己为“中国犹太人”的后代
这些“中国犹太人”对中国始终一往情深，将中国视为故乡，将自己生活过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称为“故乡城”。为了不忘记在中国度过的艰难岁月，他们建立了许多联谊组织，经常举行各种活动，长期保持联系，还出版了各种刊物。
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许多人能够说中国话，甚至能够说上海、哈尔滨、天津的方言，有的人还起了中国名字。他们至今仍深爱中国文化，喜欢中国的饭菜，爱听中国的京剧，有的还会打太极拳。前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
“哈尔滨一直紧贴着我的心，我的祖父母永远留在中国，我的父母的心总是向着中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日访问中国。”
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组织的“黄包车联谊会”，近年组织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自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随着两国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一批批“中国犹太人”来中国寻根访问，从而掀起中国和犹太民族又一个友好交往的辉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