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张国焘已经几大代表之一，而且因“南陈北李”没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张国焘成了会议主持人，而毛泽东非常普通的成员。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也算是书香门第，也因此有着丰厚的田租收入，给张国焘以优裕的生活和读书的机会。
在中学里，张国焘与多数同学一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他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大为动心，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
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这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
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
而张国焘对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泽东便辞去北大的工作，离开北京，回湖南家乡去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
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
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
而毛泽东却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
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
一直到召开遵义会议后，才重新领导红军。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
而张国焘询问了陈昌浩遵义会议相关决议，得知博古已经没有实权，同样，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而真正掌握中央红军领导权力的是毛泽东，也产生了异样的想法。
因为张国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
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包括毛泽东。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明里暗里都在摸中央的底细。
在参加完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来后与陈昌浩交谈的一切内容，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故意曲解遵义会议：
无论如何都是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从而证明自己的领导的是正确的，人员比中央红军多出几倍。
这是陈昌浩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内容。
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
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来只是在内心萌动的想法，此时就可以开始实施了，如仅仅能过这一次博弈来看，张国焘取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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