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
熊华源 廖心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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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国际正义力量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而坚定地宣称：“我们不愿意搞原子弹，我们反对使用原子弹”，但是“要反对原子弹，必须掌握原子弹”。
1955年1月14日下午二时，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他们二人是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商谈发展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刘杰。
在互致问候、稍事寒暄后，周恩来便开门见山，转入谈话的正题。李四光、钱三强向他介绍了中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现状。
第二天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毛泽东面带笑容，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周恩来做出安排：“先请他们做一下现场演示，有点感性印象，再听情况汇报。”
李四光手上拿着一小块黄黑色的发出黯淡光泽的铀矿标本，介绍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随后，与会者一个一个传看铀矿标本。
钱三强将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放到桌子上，并熟练地通上电源，然后将铀矿石装进上衣口袋，慢慢接近计数器。顿时，计数器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这意味着计数器已经接收到铀矿石放射出的射线。钱三强离开后，响声戛然而止。
全场的人都为那神奇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接着，李四光、刘杰对中国的铀矿资源作了全面汇报。他们讲解了铀矿资源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介绍了1954年上半年中国铀矿资源第一次在广西发现的情况，还提出准备同苏联签订中苏合营在中国勘探放射性元素的议定书。
钱三强汇报了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中国科学界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他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地介绍道：“原子极为微小，肉眼看不见它。原子的直径只有1厘米的一亿分之一左右。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100亿倍，它就像一个直径1米的圆球。通常一个只有芝麻粒那么大的小东西，里面有10000亿亿个原子。”“后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它本身的构造还很复杂，像个小小的‘太阳系’，每个原子中间有个微小的‘太阳’，这就是原子核。原子核更是小得惊人。打个比方，假如把一个原子放大到怀仁堂那么大，那么其中的原子核就像一粒黄豆放在礼堂中央。”
钱三强讲到这里，悄然无声的书记处会议室爆发出阵阵笑声。
钱三强又挂出两张示意图，介绍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基本结构及其杀伤力等。
临末，毛泽东点燃一支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从此，历史将1955年1月15日记录为“中国正式下决心研制原子弹的开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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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周恩来提出应马上开展的工作。他特别强调：“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又是青联的副主席，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周培源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在浙江大学有个物理专家，叫胡济民，担任副教务长，调了好久调不来，这次要下命令调来，从行政部门把他们‘解放’出来。”“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4月，周恩来指派刘杰和钱三强、赵忠尧等组成代表团到莫斯科，就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进行谈判，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研究事业以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内容包括由苏联援建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反应堆和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
1956年下半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国十五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又把利用原子能列为第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科技发展的突出地位。同时，他领导筹建了具体负责实施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的领导机构——第三机械工业部（不久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相继建立了比较完整、相互衔接与配套的科学研究机构。
1957年9月，周恩来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以更高的规格，派遣负责实施中国科学远景规划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副总参谋长陈赓、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为副团长，组成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经过紧张谈判，于10月15日签订了中苏《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中苏关系虽好，但周恩来知道，在尽可能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绝不能单纯地依赖苏联和苏联专家，而要努力消化、吸收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力求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国防新技术协定》顺利执行一年多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6月，苏联走出了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合同的第一步——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又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所有协定和合同。7、8月间，苏联下令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位苏联专家，带走了重要图纸，中止了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这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也极为严峻。“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苏联制造的困难和国内严重的灾害交织在一起，的确成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有些讲话极具分量的外国人士断言：中国的核工业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有的甚至还说：“再过上两年，中国只能卖废铜烂铁了。”
疾风识劲草，岁寒知松柏。此时此刻，周恩来以沉着坚定的语气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苏联政府1959年6月撕毁合同，为了记住那个令人心寒的日子，激励全体科研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拼搏精神，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就定为“五九六”工程。
以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王承书、于敏、黄祖洽、陆祖荫、张沛霖、胡仁宇等为中坚力量的一大批搞理论物理、实验物理和高能物理以及理论化学的科技精英，汇集在一起，成为我国核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或各个领域的带头人，直接承担起各个重要环节上的攻坚任务，向原子能科学堡垒发起了可歌可泣的持久的猛烈攻击。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均取得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重大技术难关尚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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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子能工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1962年10月30日，罗瑞卿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从总的轮廓来看，如果各项工作都能按期完成，那么，实现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抓紧时机，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报告又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要作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援。”
报告强调：“这个建议，在10月19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
11月3日，最高决策人毛泽东在罗瑞卿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7日，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宣告成立。周恩来就任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帅——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主任。
中央专委会由国务院总理挂帅，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参加，其阵势之大，涉及面之广，能力之强，都是新中国历史空前未有的。由他们担纲，就可以不折不扣地遵照中央专委会的决定，去分头动员和领导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原子弹的研制攻关，有效地保证到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上任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排除重重困难，着手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协作体系，统一指挥调度共有20多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的研制原子弹的科技攻关工作。
从1962年11月7日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九次会议和若干次专委会小型会议，及时解决了建设、科研和生产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这期间，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进入突飞猛进时期。
转眼到了1963年春天。3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五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刘西尧对二机部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他对二机部全体职工处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条件下能取得很大的成绩，给予热情鼓励，指出《两年规划》的提出是了不起的成绩，是二机部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
根据《两年规划》所提出的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方法，周恩来用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环顾了出席会议的每一个成员后，大声告诫说：“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三高”要求。
进而，周恩来对这三条要求作了具体解释：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就是“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向雷锋同志学习”。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就是“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要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不能拖。有了问题，要下决心，赶快解决”。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党组要很好分工，严格督促检查，发现问题早作处理。有些问题发现了，要从组织纪律上解决”。“改得要快，要彻底。”
周恩来关于“三高”的要求，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遍了二机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的所有单位，迅速地得到贯彻执行，并成为中国国防尖端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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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恩来出色的协调指挥和中央专委会其他成员尽职尽责的工作，由于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协作，各项措施切合实际，上下内外形成合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原子弹研制的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要好。
1963年3月，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式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2月，在大西北大漠深处的试验基地进行1∶2的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获得成功。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攻克种种技术难关，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合格产品。
在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之时，4月11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1964年6月，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1∶1的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以上科学研究的进展清楚地表明：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整套技术，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不再神秘。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
9月21日，周恩来将罗瑞卿根据会议意见在9月20日写成的《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报送在外地的毛泽东审批。他在附信中说：“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当天，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3日上午，周恩来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厅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以及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对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是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四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同时，周恩来周密地部署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一）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二）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三）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四）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五）除他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六）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从10月11日开始，周恩来开始了极为紧张的工作。凌晨一时三十分，他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报告核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这一天，周恩来还召集总参谋部、二机部、外交部负责人杨成武、刘杰和乔冠华，磋商原子弹爆炸后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特地邀请在北京的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核物理学家乘专机飞往试验现场，直接观看原子弹的爆炸实况。
10月13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商讨和起草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共中央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10月14日上午九时十九分，第一颗原子弹被轻轻地吊上铁塔顶端，各项准备工作圆满结束，这样气象条件成为确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首要因素。这正是常人所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晚八时三十分，周恩来在得到试验现场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张爱萍、刘西尧关于气象情况分析的报告后，庄严地下达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即，他同中央专委会成员商定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为了使准备工作万无一失，10月15日，周恩来又打电话给留守北京、负责现场同中共中央联系的刘杰，严肃地问道：“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
“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刘杰回答。
顿时，周恩来心中有了几分喜悦，但他还是再三叮嘱道：“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同时告诉刘杰，党中央正式决定将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定在10月16日十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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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清晨，新疆罗布泊戈壁荒漠晴空万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责任感，使核试验基地笼罩在紧张、肃穆的气氛之中。102米高的铁塔在金色的阳光的伴随下傲然挺立。在它的顶端金属结构的小屋里，由几十万人的心血凝聚而成的第一个原子弹就静卧其间。
16日中午十二时，周恩来打电话给刘杰：“在十二时后，当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16日十五时以前的十秒钟，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总控制室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看着一排排彩色灯钮依次迅速闪烁着，发出庄严的充满历史感的声音。
一名年轻端庄的女军人明亮的眸子随着红灯移动，口齿清楚地读着人们非常熟悉的倒计时数字：十、九、八、七、六、五……当读到零时，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声令下：“起爆！”
顷刻间，辽阔的戈壁大沙漠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的闪光；随即，腾空而起出现一个翻滚着、膨胀着的火球，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飓风般的冲击波以万马奔腾、锐不可当之势，从爆炸中心向四周飞驰，巨大的火球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作团团烟云与焰火，剧烈地翻滚着，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徐徐升上高空，最后形成拔地而起的参天的蘑菇云。
戴着黑色保护镜、面对爆心的张爱萍兴奋不已地抓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说：“核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追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侧身询问身旁的王淦昌后，做出明确的回答：“肯定是核爆炸！”
周恩来又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这时，防化兵部队报来了由有线遥测站最早测得的地面放射性污染数据，确认原子弹爆炸成功。于是，张爱萍望了又望已经形成的壮观奇丽的蘑菇云，欣喜地报告：“总理，防化兵测得放射性污染数据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张爱萍将军（右一）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周恩来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毛主席现在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
之后，布置在爆炸中心周围的近100项效应工程和3000多台各种各类测试仪器，都充分反映出这的确是一次核爆炸，爆炸中心的核污染非常严重，常规炸药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和严重的核污染。这证明了王淦昌在原子弹爆炸后观察的完全正确。
随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700多名演职人员。周恩来满面春风，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给震塌了！”接着他提高嗓音宣布说，“今天北京时间十五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顷刻间，大会堂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庆贺胜利的呼喊声、笑声和掌声，经久不息……
周总理向《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和苏联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不得不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核工业的进一步创新，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的起点之高、速度之快和试验次数之少，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其技术水平超越了美国、苏联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下水。
这些重头的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夯实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撑起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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