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近年来知网上公开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及相关数据为依据，以知网上高被引率的社会治理文章为主要观察对象，综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进路与全貌趋势。从社会治理为何、社会治理何为、社会治理研究的社会背景、社会治理研究的具体议题以及近年社会治理研究的特点来描摹社会治理研究的全貌，以期从上述剖面为切入点把握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研究走向与发展趋势。同时，根据知网数据描摹出的研究画像，建议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在关注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着重构建中层理论分析模型、关注社会实践中发展与秩序的互动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社会治理;宏大叙事;社会转型
作者：梁利华 中央民族大学
社会治理是当前我国治国理政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经济体制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社会总体实现了有序运转和安稳和谐，这使得对我国社会治理进行总结与反思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国家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与探索，与之呼应，理论界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治理挑战和破局思路也进行着总结与研判。据知网数据显示，新时代以来社会治理研究的数量不断增长，热点此起彼伏，关注点日益增加，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研究日益增加。
一、社会治理何为？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是社会治理最早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此后，社会治理作为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内容被列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层面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新要求[2]。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社会治理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远景目标，并提出了“构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新目标[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为新时代“治理为了谁、靠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等根本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4]。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研究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2012-2021年，在中国知网可找到50,068条以社会治理为关键词的结果，其中学术期刊论文33,238篇。
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的内涵与外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甚至研究背景与研究范式、伸展路径并不十分清晰。《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关于“治理”的解释是：①统治；管理；②处理；整修。这契合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回到治理刚开始出现的情境中，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治理是先被党和政府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和手段提上政治议程——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们党与政府如何去管理社会、如何去维持秩序与发展的平衡、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而去采用“治理”这个概念——正如冯仕政所总结的，“中央文件在最开始提到‘社会治理’时，总是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联袂出现”[5]。党的十九大后，“社会治理上升为纲领性、总体性概念”，这种变化实际并未脱离“治理”词面上的含义，仍然意指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管理与建设社会，只是更为强调多主体的参与、共同分享的治理效能等。
目前，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已经跨过对政策的解读和重要性、必要性的论证，而进入到话语的建构，比如理论渊源梳理与治理路径探究、基层治理的实证研究等。但其中出现了关注点及着力点分布极不均衡，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不清晰，缺乏“高屋建瓴、足以纲举目张”统摄性理论的现象。这种状况反映在研究主题上尤为明显：在研究热潮中，对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现有研究通常以下面两种方式来消解这个难题：一是罗列社会治理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如基层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社会纠纷的预防与解决、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等等；二是勾画社会治理的愿景，如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等等[5]。可以说，研究对象的不明晰与具有统摄性、一般性理论研究的缺乏互为表里。但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尝试经由不同的路径去触及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
多数研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构建从对“治理”二字的解读与辨析着手，通过思考其理论与现实背景，回溯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历程与经典论述来定义与构建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质。如李培林、李友梅等人通过分析我国社会生活中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总结认为“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6]。在转型社会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秩序之所以形成的机制与规则。冯仕政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核心内容与中心任务的总结则另辟蹊径，与一般将阐述的重心放在“治理”上不一样，冯仕政尝试在解析“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揭示社会治理的总体逻辑[7]。这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研究经由对“社会”的重新发现与反思和社会学的经典议题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社会团结”何以可能相联结。
综上，社会治理理论建构的尝试虽然基于以上两条不同的进路，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是围绕发展与秩序在定义研究议题，都离不开发展命题、转型命题、秩序命题等关键词。也就是说，在多年的探索与碰撞中，学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社会治理的研究核心议题可以概括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期间的发展与秩序问题，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列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事实上，社会学学科本身诞生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它关注的就是这些社会剧烈转型变革时期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与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如何治理、发展与秩序的问题如何解决也是社会学研究的原命题。社会治理具有了社会学研究“元命题”的意涵。“元命题”形象生动地描摹了中国现有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探讨，它们都是关注宏大叙事命题的，它始终关注的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以及社会有序运行与安稳和谐。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转型发展经验催生出了一系列理论分析范式，如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理性化与现代化理论、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等，这是基于整个社会对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剧烈变革时期的宏大理解与思考。社会学伴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必然会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成果。
二、为何社会治理？
为何社会治理研究如此的热门？为何社会治理研究能够作为一个窗口窥探当前社会学研究的动态与趋势？为何社会治理之上聚焦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政策制定者如此之多的目光？有关社会治理研究的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代表整个社会学研究的研究内容？一言以蔽之，为何社会治理？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一是社会学历来就有“经世济民”的初心；二是剧烈转型的时代呼唤理论诞生；三是实际的社会治理实践需要具体理论的指导。
首先，对社会治理的关注与重视是与社会学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相关。社会学自诞生之初，便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格”和“实用性格”,通过“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8]， 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展开理论与实践研究。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目标是什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发展与秩序的平衡。因此，社会学必须凝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社会治理就是社会学研究的元问题。社会治理套嵌在现代化与发展转型的大议题中。
其次，我们是在何种形势与背景之下谈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何以如此被凸显？为何会关注宏大命题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的细节？这与社会治理研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从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这在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实践中取得的发展成就，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与提升；在我国现代化征程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时候，需要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以指导下一步的发展；与此相呼应，这些宝贵的社会治理经验也是创新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经验基础，我们需要对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梳理。
最后，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发展时期，“剧烈变迁的时代，是迅猛转型的发展时期，是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时期，这会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苦恼而困惑，需要研究者在理论层面给出答案”[9]。剧烈变迁的时代会向生活于其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关于发展与秩序的平衡问题，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历史反复不断地证明，每当时代剧烈变迁时，社会治理的需求就开始凸显：眼下我国已经由原先的高增长进入稳增长时期；经济增速的下降、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外形势的风险与考验使得风险社会“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迅速扩散性”等特点日益凸显。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向研究者提问，把握实践提出的问题并作出准确理解从而进行有说服力的深入解答。通过回顾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可知，理论产生都是呼应社会生活实际的。不论是马克思对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阶级冲突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是涂尔干在面对社会失序、难以整合的困难提出重建社会团结的方案，都是西方理论学界面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结来应对社会变迁给生活世界带来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进行社会治理层面的理论总结以更好地指导社会治理实践，中国社会治理研究需要在理论总结上有所建树。
三、社会治理的议题与热点
如前所述，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处理发展与秩序的平衡问题。具体而言，转型社会发展中的秩序与活力提出了哪些问题？可细分为哪些研究议题？根据选定的中国知网有效文献459篇，导出Refworks格式文件并用Citespace6.1.R2 进行可视化分析，设置“Time Slicing”为2012～2021，“Years Per Slice”为1，以 Keyword作为节点，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下：
根据图1和表1 可知，在2012～2021年间，关于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分别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国家治理、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法治、治理、协同治理和合作治理。在关键词共现图的基础上，我们又作了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来分析十年间的研究类别，具体见图2。
根据图2可知，2012-2021年核心期刊发表的重要学术文章陆续出现的相关关键词除了“社会治理”之外，还形成了“社区治理”“乡村振兴”“国家治理”“德治”“数据共享”等聚类。图2则表明了围绕各个聚类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以及知识节点的共现关系。根据图2可以大致看出，聚类#0“社会治理”是一个经典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治理模式；聚类#2“乡村振兴”受到广泛关注，这既是因为乡村振兴的引导也是因为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资源的关注；聚类#6“国家治理”，与党建引领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聚类#3“多元主体”，大多讨论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共同体的建设问题；聚类#9“社会工作”，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力量与方式。新时代以来，有关社会治理的具体议题愈发丰富与多元。
除了数据图谱所展示的丰富多元以外，从社会学研究专业刊物的专题排布也能发现社会治理研究的热度与关注点。以《社会》《社会学研究》为例，近两年关于社会治理的专题研究屡见不鲜，占到了全部专题研究的19%还要多。《社会》在这两年陆续推出了“国家治理：合作、产业与技术”“国家治理的古今之变”“条块关系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研究”等专题研究，从技术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多角度对当前社会治理进行思考并提供对策。《社会学研究》陆续推出了“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地方治理与政府行为研究”“国家治理研究”“治理与秩序”等专题研究，基于医药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研究视角对社会治理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在分支学科繁多、研究主题庞杂的今天，19%的数据表明社会治理是社会学领域当仁不让的关注重点和热点。
与此同时，一大批社会科学学者从自身学科角度、研究范式甚至原有的研究主题出发来进行各种具体而微的社会治理研究，以此不断触及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如洪大用认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流动性，同时尤其关注环境治理；贺雪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于具体村庄的乡村振兴建设；周晓虹等以“网络、社会变迁与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研究”系列专题来表达数字化时代技术治理手段对中国人的心态变化的影响，并以此为立足点来探讨社会秩序的生成与维持[2]。
总之，社会治理关注当下发展与秩序的相关问题：眼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发展？怎么发展？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秩序？什么秩序？我们是在何种语境与现实境况下谈论此话题的？社会治理的议题具体是什么？社会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应对？治理的资源和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理论社会学的研究内容都可以被囊括在社会治理领域内，因为社会治理的研究内容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囊括。如对现代性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研究，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关注，对社会关系以及“人情”“面子”等的深入挖掘。这种特点使得社会治理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同时游走在“宏大叙事”与“细枝末节”中，似乎凡是涉及到当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囊括进“社会治理”的大袋子里。
四、社会治理的特点与走向
综观近十年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其内容主要分两大类，要么注重在宏大叙事背景之下探讨社会治理的基石性问题或者统摄性理论，要么基于实证材料，探讨各种具体而微的、交叉纷繁的治理领域或者治理事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因为当下社会治理研究领域开展宏大命题研究与统摄性理论构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得关于宏大理论的需要格外的紧迫和必要，同时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要求建立宏大的理论解释框架。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学者也有这样的“学术自觉”。我国的学者们也希望在话语体系、研究范式上进行中国特色的构建。换言之，国内学界尚未构建起一套真正反映、概括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充斥于研究著述中的仍然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概念、范畴、模式、评价标准等——它们本是西方基于自己工业化、社会化的社会巨变所进行的学术表达和总结，现在直接拿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发展实践，则不可避免会有不适用、解释不了的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研究指明了方向。立足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从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角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对于展现中国自信、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同时，对社会治理“元概念”的反思，其实也可以回到经典社会学的议题上去。比如在古典社会学中，涂尔干面对“社会何以成为社会？如何整合？”进行的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理论思考，这也正如冯仕政在探讨当下社会治理时关于“社会团结”的思考：“只有抓住社会性与公共性、连结与团结的张力这个关键，才能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
二是因为当下社会治理实践中细枝末节、方方面面都需要进行研究与思考。首先呼应了社会治理主题的需要：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本身不仅涉及到农村而且涉及到城市，不仅涉及到基层同时包括顶层设计的考量，不仅关涉治理主体同时涉及治理效能、治理结构等。其次社会治理本身是一个系统结构，包括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过程的描摹与规范，治理效能的检验与提升等等。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明确指出，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11]，所以，当下会有一些关于企业、大型公司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再比如，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执政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实施治理国家的活动；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本身就包括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
更突出的一点是，在当下科技日新月异、移动化互联网社交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对人的异化与被“遮蔽”的反思，使得关于细节与过程的深描、关于人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相互背离的情况引起了更多重视。
总而言之，现有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游走在宏大叙事与细枝末节之间，缺乏具有解释力与深度的中层研究理论。默顿基于对宏大理论的不满，提出重视对经验研究进行指导的中层理论，他认为中层理论应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当然，中层理论也涉及到抽象概括，但是这些抽象是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的，是结合在允许进行经验检验的命题之中的。正如李友梅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可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还很薄弱，原创性的理论供给缺乏系统性，且在较大程度上呈现碎片化特征。”[6]
五、社会治理研究的展望
当下，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实现我国新发展格局之间，基于上述的数据描摹与思考，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可以着力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层社会既是个人的生活世界来源，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社会剧烈转型发展期间，问题与矛盾在基层凸显，同时解决问题与新发展的办法和动力也在基层社会涌现。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回应的是中央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国家与社会、共同体与个人的连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12]，这为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大，地理人文情况多元复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格外凸显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我国第 7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市县一级生活的人民群众合计 5.95669459亿 人，占全国人口的 42.2%。这意味着我国 42.2%的人民群众所生活的世界、面对的规范来自于市县一级，当地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预期和对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的观感。直接将眼光聚焦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将有利于盘活我国多元的社会治理资源，总结提炼更多社会治理智慧。社会治理的重心在于基层，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深入探索，有利于构建基础牢靠、支撑力强的全国治理体系，而且这种探索对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与战略性的重要作用。
二是构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的研究范式，把对宏大叙事的关怀、经典概念、方法与议题与对现实的关照以及具体的经验研究相联系。正如“如果没有以极其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韦伯所谓的理论贡献无疑就是空中楼阁”——对宏大议题的关注如果不能与中国现实中正发生着的治理实践相结合，那所有的社会治理研究也会显得空空无内容。在讨论中国社会治理、中国文化资源时，如果只限于用大而抽象的词汇进行概括，而不是着眼于具体实在的内容展开讨论，就把很多基本的问题掩盖了，这种讨论就变成了文献解释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学界应带着学术关怀进行有质感、有问题意识的具体研究，但又能有一定的抽象和普遍理论意义上的思考和提炼。
三是在社会治理研究中着重关注处理好秩序和发展的关系，即关注那些在法治的框架内形成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形态，关注那些有活力的生产生活中的秩序资源。那里也许才是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能迸发活力与生机的地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知识越来越专、越分越细，似乎不分工就不专，不专就不能成为学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那一块都是真的，但是却再也看不到整个大象。作为发展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社会学研究更是高度细化并多处交叉：各个分支学科，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等壁垒分明，但通过抓住“社会治理”这个关键词，我们能够用一条线将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串在一起并拥有学术研究所要求具有的一个综合性研究视野。社会学研究硕果累累，分支学科众多，笔者的观察结论可能是浅显的，观察所掌握的数据和材料也是不全面的，在此仅作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省略。本文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