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山东郯城，妇人王氏决定逃离丈夫，与情人私奔。
最终，在一个飘雪纷纷的夜晚，她的尸身被发现横卧在雪地里，仿若新生——严寒让她的面颊仍保有鲜活的血色。
大雪飘落在这个贫困多灾的县城，责备束手围观的社会，惩罚王氏丈夫的暴行，也降落到了今天。
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历史学家还沉溺于关注帝王将相、政权更迭的时候，史景迁偶然读到了大清《刑案汇览》，被其中记录的一宗山东郯城王氏私奔后被丈夫杀害的命案所吸引，加上县志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1978年，他写下《王氏之死》，在全球历史学界激起了热烈而久远的回响。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县志史料与《聊斋志异》的超现实拼贴，这些在当时都前所未闻。
如今，我们身处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洪流中，为什么要关心一个走投无路的女性，为什么要关注四百年前小县城子民触目惊心的日常生活？
或许，我们都曾是王氏临死前虚幻梦境中的一员，这些声音构成了悲悯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还在时时回响。
01
被遗忘的郯城
在死亡和屠杀的夹缝间暂时偷生
在讲述那场雪夜里发生的命案之前，我们要先走进这个在死亡绝境中挣扎的边缘县城：山东郯城。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大事件中，郯城这片土地似乎不值一提。
1670年，黄六鸿担任郯城的知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毫无头绪的历史难题：在连番的战乱、灾害与贫穷的蹂躏下，当时的百姓早已了无生气，“多怀空洞无望之感”。
蝗虫成灾，多到可以扑灭炉火；遍地饥荒，食人之事频繁发生；土匪横行，猖狂地吞噬无辜的生命……麻木地活着，或轻易地死去，对于郯城百姓而言，生，是漫长无尽的黑暗苦难。
悬梁自缢，无日不闻。刎颈投河，间时而有。
灾难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如果真能互相搀扶共渡难关，或许日子也没那么难熬。然而，自私冷漠的士绅、仗势欺人的豪强、层层盘剥的官吏，这些人让郯城底层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面对盗匪侵袭，社长、哨长们将本应守护的村社弃于身后，涌入城中寻求自保：
在如此短促而猛烈的突袭中，穷人屠掠穷人，士绅阶层则能躲在郯城城墙之后避难。
地主村霸强占农民土地，行凶灭门而逍遥法外。农民缴税被胥吏层层盘剥，种种欺诈，“乡人望城市如地狱，见差胥如狞鬼”。
这是一片被遗弃的土地。
人们忍受苦难，缴纳税赋，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唯有在死亡和屠杀的夹缝间暂时偷生。
02
活在县志里的女性
是冤鬼路，也是生死场
灾年面前，女性更难自保。她们是贫穷时的物资，也是饥荒时的口粮。无处可逃的厄运，撕咬着她们单薄的身体。
那些活在《郯城县志》和《大清律例》中的“模范女性”，好似回荡在灾年中的一声声凄厉怪叫，恐怖荒唐。当时社会不仅宣扬男尊女卑，甚至还鼓励寡妇必要时应以死明志。
在《郯城县志》中，丈夫因谋杀罪入狱，妻子高氏以自尽表示忠贞；未婚夫在婚礼前去世，少女刘氏断发毁容，不再婚嫁，终身吃素，侍奉公婆……这些仅有姓氏的女性，被舆论的浪潮淹没了。
县志赞美逼迫而亡的女性，法律也从未想过保护她们。
到了《大清律例》中，女性的处境也并不好过。没有子嗣的寡妇，财产会被族中旁支子嗣继承；而有子嗣的寡妇也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夫家亲族为了侵吞财产，会千方百计谋害幼子。
寡妇彭氏就是如此。亡夫的三个堂兄弟百般刁难她，牵走她的牛，勒索银两，甚至擅自闯入家中，企图逼迫孤儿寡母离开。
在这些计策全都失败后，为了霸占家产，三人谋划残忍杀害了彭氏年幼的儿子，尽管凶手被判处了绞刑。但另一位策划者早已带着彭氏的牛与钱逃出郯城，不知所踪。
失去儿子的寡妇彭氏，不仅无法讨回自己的财产，还要被迫抚养夫家的直系血亲，眼看别人继承自己的家产。
这些被记载的女性的惨烈远不止于此：无子嗣的安氏在丈夫去世后投火、自缢，谢氏和田氏在清兵临城时悬梁自缢，何氏被清兵截获挟女投井……
她们是三从四德规训下的冤魂，也是贞烈牌坊上陈旧的血迹。困在县志里的模范女性，一无所得，甚至失去了生命。
被树碑立传的模范女性如此，那么因私奔被视为越轨典型的王氏呢？
与丈夫、公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王氏，新婚不到一年，就与情人私奔，试图逃离这个家。
她为什么会逃离家门？
因为爱情？因为贫穷？因为痛苦？
这个缠过足的小脚女人，在逃出家门的那一刻，她在想什么？
……
逃离，现在看来或许是勇敢的，但在当时，却是不幸的。被情人抛弃，无处可去的王氏，最终被丈夫谋杀。
但因为他杀的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妻子，又是家中独苗，知县出于对男方家族香火延续的考虑，最后选择从轻发落。
短短十几页的王氏命案，有太多无法言说。天灾人祸、道德枷锁滚成的雪球，从无数生命上碾压而过，那些没讲完的话，该从哪里说——
史景迁以《聊斋志异》拼凑出的王氏死前的梦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
03
亦真亦幻的《聊斋志异》
在志怪与幻梦中寻求解脱
在史景迁之前，没有人想到《聊斋志异》也可以成为史料来源。
蒲松龄当时就在山东写作，在命案发生前甚至到过郯城，他笔下如梦似幻的志怪故事，正是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现实。
在这个有精怪有法术，有仇必报，有爱有恨的世界里，就像在当时的郯城之外构建了一个平行宇宙：
现实世界中匪患横行，官府出于恐惧，默许强盗的暴行，甚至致使“强盗”成为了其他罪犯争相抢夺的“免罪金牌”。而在平行宇宙里，就连狐仙被捉住，情急之下都想假装自己是“强盗”来逃脱制裁。
现实世界中百姓饥寒贫困，流离失所，即便积攒下一点财富，也难逃被歹徒或官吏明夺暗抢的命运。而在平行宇宙中，奇女子小二却可以法术捍卫自己的人生：施巧计让绿林大盗奉送银钱；用法术将歹人击退；剪纸鹞鹰吓退蝗虫；依靠生意头脑，她不仅自身衣食无忧，灾年还可赈济流民。
现实中的郯城百姓沉默麻木，慌张地活着，但在虚构的幻境中，他们对不公的世道勇敢反抗，对命运的伤害予以回击。
现实中无法抵达的，梦境中会实现。
底层民众对世道不公的愤怒反抗和对未来的微小希望，女性的无解困境和试图逃离的隐秘渴望，都在幻境中成真。
在蒲松龄构造的幻象和史景迁诗一样的语言中，王氏终于真正地逃离：
冬湖的绿水之上，莲花盛开，清香随风飘往她的方向。有人欲摘取莲花，但舟至之时，花已随波漂离。她见冬日的山上百花齐放，室内光亮耀眼，白石小径通向门外，红色花瓣飘落于白石之上，一枝花伸入窗内。
她穿着芳香的花盆鞋，踏着晨露，快步离开，鞋袜被露水沁湿了，闪闪发亮。
《王氏之死》面世距今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人文关怀依然超前于这个时代。史景迁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让王氏和这个边缘县城普通百姓的命运进入了全球读者的视野。
正是从史景迁开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转向那些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被遗忘的个体：被忽视的升斗小民，默默逝去的底层女性，或者受尽剥削的弱势群体。一种全新的历史写作视角为边缘人群及其日常生活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罗新、王笛、马伯庸等人的写作都深受《王氏之死》的影响，就连摇滚歌手伍佰都表示是史景迁的忠实粉丝，浪漫迷幻的作品常能给歌曲创作带来灵感。
费正清曾评价史景迁：“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难以超越的经典终于再版，《王氏之死》迎来简体中文二十周年纪念版，精心打磨的译文，精准还原“诗人史家”史景迁行云流水般的梦幻笔触，新增郯城地图和原始史料，再现史景迁灵感之源。
王氏或许是一个绚丽的、短暂的、悄无声息的梦，但历史留下的细微声音，将在那稍纵即逝的幻梦中，一直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