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更多“传播中国声音”的新时代外语人才

语言交流能力是外语人才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在新时代依然重要。首先，扎实的外语能力是对外交流的前提，但在部分高校中，很多外语类专业学生存在外语既不精通中文也不地道的现象，说的是中式英语、欧式中文。外语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学习者苦练外语，更要打好中文基础。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等合作网络，中国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加大。除英语外，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应更多地面向阿拉伯语、印度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语种，甚至掌握多语种。

创新能力是新时代对外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紧跟时代前沿的技术创新人才能够依据时势创造新思想，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以往，创新能力多为理工类人才所拥有，文科生因较少涉足理工领域，使其科学素养不足。新时代的外语人才迫切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创新的内涵并非只是发明创造，终身学习能力是创新的基石，不断学习新事物是创新的源泉。我国外语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强大基础外语能力、完善知识结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具备广阔国际视野、能洞察国际事务运作规律、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这一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系构建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要具备一致性、连续性和强制性，并受到顶层设计的刚性约束。在具体的外语教育实践中，应建立并运行如小班教学、灵活的招生制度和学分制度、跨学科制度、国际学生交流、创新奖励制度等规则体系，为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提供充足保障。同时，要让外语学科借助科技力量，如应用大数据、云计算、语料库等技术，为外语发展持续赋能。

批判性思维能有效甄别和筛选信息，是新时代外语人才的又一项必备能力。在《高等教育语言学习和职业化路径研究：面向21世纪的师生》一书中，日本创价大学Richmond Stroupe教授提出全球化、数字化和国际化活动的增加使学习者面临竞争加剧的环境。教育系统与教育工作者有义务确保学生在走出教室后能够达到预期的要求。因此，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相关语言技能，以及提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学生至关重要。

人文素养是外语人才的内涵底蕴，能避免一个人成为“空壳”。人文素养涵盖文化诸多方面，在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中，应聚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输出需要以大量输入为前提，“往外倒”要先“装得有”。作为中国人，要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诗歌、哲学、古典戏曲、经典名著等均可作为人文素养培养的建构内容。此外，对于新时代对外文化传播外语人才培养而言，政治敏锐性的培养也不容忽视。

如今，文化传播更多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如在中外商业交往中，外商在华工作期间往往能体验到中国特有的“关系”文化和“面子”文化。随着对外交流频次的逐渐增加，国际传播中非正式形式也增多了。鉴于此，在培养外语人才时，我们除了要系统教授其传播学理论知识，还须培养其人文素养，使之更好地以非正式形式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典籍的外译工作也要求外语人才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为了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我国应该加大“译出”方向的翻译活动力度，尤其是诸如《红楼梦》等中国经典文学著作的对外传播。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核心素养。有研究认为，外语人才的培养包含爱国情操、文化自信、国际视野、人文素养、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等方面，其中专门提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同类研究中颇为少见，更显弥足珍贵。国家意识是外语人才进行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的先决条件，应当坚守国家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并满足国家需求。

新时代外语人才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实现路径可以体现在课程设置、教学改革、实践能力培养上，本文将从这三方面探讨分析。

第一，优化课程设置。

一是增设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国际理解教育于194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如今推行国际理解教育已成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为提升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增设“国际理解”“国际关系”等课程。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在青少年心中筑牢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共同进步的思想根基，从而能更好地向全世界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方面实行了诸多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学生开展国际交流、学习他国语言和文化等，以增强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在多元、相互依赖、资源有限的世界中生存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这些国家还通过示范校选定、制定国家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活动等方式推广国际理解教育。

目前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各学科教学中，但高校尚未普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实际上，国际理解教育也是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目的地国文化与生活的有效方式。笔者认为，高校对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增设国际理解教育相关课程，还应将国际理解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渗透进各类课程中，以培养兼具世界胸怀、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操的新时代外语人才。

为此，应为高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提供如图所示的课程体系。其中，“现代国际关系”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各国间政治、历史、经济等方面相互交融的关系。“时事与政治”则是针对当下最新事件展开讨论。这能够让学生紧跟时代步伐，接触热点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等。该课程通常无需教科书，课堂形式以讨论课为主，课堂语言可以采用外语，以检验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该课程的开设可以防止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避免其变得孤陋寡闻、缺乏国际意识。同时，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现代社会，我们还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使其更加贴合时代特点和学生需求，让爱国情怀深深根植于每一名外语学生心中，成为他们今后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坚守的底线和原则。

二是开展“外语+行业”课程。“外语+行业”是未来外语人才培养的新方向，可衍生出“外语+金融”“外语+工程”“外语+法律”“外语+医学”等应用方向，其中“外语+法律”是最热门的一个模块。这与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关，国内学者对此颇为关注并开展了深入研究，法律英语证书（Legal English Certificate ，LEC）全国统一考试便是有力证明。此外，有国外学者认为，法律英语教学测试对于提升中国法治话语权、推动中国法治国际传播不可或缺。

“外语+行业”课程突出外语的工具性，即作为一种手段为“行业”服务。其以行业为体、外语为用。然而，目前该课程面临的难题在于，外语和行业同时兼备的情况较少见，不仅体现在师资方面，也反映在学生层面。高校中，语言和专业兼备的老师并不常见，若机械推行“外语+行业”课程，就会出现由具有外国语言文化背景的教师教授与专业结合的课程，但他们往往缺乏扎实的专业知识，老师不专，学生自然学得不精。反之，由专业教师教授外国语言知识也是如此。可行的解决方案有两个：其一，由两位老师共同教授，即一位负责语言的老师与一位专业基础强的老师互相学习、共同努力，从而培养出一代“外语+”人才；其二，引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特定行业人才，其既拥有外语背景也具备专业知识，能够胜任该课程教学。具体“行业”的设置可以参考地方需求或院校特色，如财经类院校可选择“外语+金融”方向，航空航天院校可设置“外语+航天”等，其目的在于发挥院校优势，走向国际化。有条件的综合类院校可以开设多种方向，并对外语专业学生与某行业专业学生同时开放，可采用学生结对或以小组为单位的方式，让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互补，均成为语言与专业皆精通的人才。

△图：高校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体系

第二，实施教育教学改革。

新时代外语人才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培养教育教学改革可以从提升师资力量、创新教材设计、调整教学方法三方面进行。

一是师资队伍建设。由于培养目标发生变化，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成为必然。有研究针对法律英语的建设，就师资队伍质量提升提出了建议，包括对原有教师进行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鼓励教师跨专业转型、聘请法务人员担任实务教师、引进海外法律人才及促使原有教师向司法机构提供服务等。其他行业英语的建设可借鉴这一方式，尽快打造能够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高质量师资队伍。

二是强化教材设计。为呼应上文提出的课程设置要求，教材设计也应动态调整。以法律英语为例，既然旨在培养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那么对国内、国外、国际法的精通是必不可少的。在教材中应更多介绍欧美等国的法律，可纵向设计如美国法律、英国法律、中国法律等教材，供不同方向的学生选修；也可横向设计如物权下各国法律的异同比较之类的教材，供不同司法领域的学生选修。其他行业英语课程的设计也可参照此种模式。

国际理解教育教材可选取不同跨文化交际主题，如“英美国家概况”“世界史”等，描述国际形势与状况的教材也可涵盖其中。

三是教学方法调整。在技术因素的影响下，尤其是媒体方式的快速更迭，应即刻更新陈旧的内容。《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一书对世界上典型国际传播案例进行分析，涵盖正面和反面教材，如霸权主义、冷战、路透社等，给出国际传播可行策略的建议。我国的对外传播也应重视外宣媒体的建设，如充分利用CGTN等官方媒体及第三方媒体的海外版平台，准确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教学方法应紧跟时代，及时将最新科学技术与课堂结合，提高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高等外语教育应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确保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标准和目标与需求紧密契合。新时代外语人才对外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实践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如上述提及的增设“国际关系”“国际理解”课程、以“外语+行业”充实丰富未来外语人才的内涵、借助技术发展等方法。

具体而言，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普及阶段，以读者为中心聚焦广度，用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尽可能广泛覆盖目标群体；第二是提质阶段，聚焦于传递的内容，推动中华文化中的“硬核”成果走向世界。

面对我国官方媒体传播受阻的情况，应探索多样化的方式实现对外传播。新时代的外语人才可以更多地运用媒体手段开展对外传播实践。首先，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各公众媒体平台创建自己的账号，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成立对外文化传播小组，广泛吸纳优秀的外语人才，策划并推出有关中华文化的专题内容，如向外国受众介绍中国传统习俗、美食、服饰、文学等具体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说教”和“强迫思维”，应采用贴近对象国语言与文化的表达方式，降低受众反感度，进而实现受众对中华文化从了解到由衷欣赏的目标。最后，依据受众评论和收藏数量等评估传播影响力，并将结果纳入学生学业的考核指标。

有学者从传播技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在文化研究视角下发现，我国主流媒体尚缺乏面向海外受众的传播策略。由此，各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区域国别研究所对接的国家和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让学生培养与区域国别研究协同发展，借助研究平台使学生增长实践能力。反之，通过学生的传播实践推进区域国别学的进步。依托学校的研究平台，外语学生针对如拉美、非洲等特定地区，在深入研究该地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大背景后，把握该地民众的兴趣与需要，实现“精准投放”。

综上所述，新时代外语人才对外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须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目标，在全世界范围逐步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此，从教材设计到人才培养都应遵循这一目标，充分体现外语发展服务国家需求的大局意识。

当前，我们正面临“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重任，这个担子自然落在新时代外语人才的肩上，也落在对其进行对外传播能力培养的过程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文化要注重多语译介与多元传播，培养“语言技能+创新能力+批判精神+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五位一体的新时代外语人才。同时，新时代外语人才对外文化传播能力培养要走向跨语种、跨专业、跨学科，持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培养学生学科交叉融合能力，构建“外语+”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新时代，外语人才肩负着新的更大的责任与使命，须持续创新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张贯之系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彭若兰系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杨渝南系西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2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C23BS008）

《神州学人》

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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