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高水平“引进来”现状与推进策略

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这对新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开展对外开放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各级各类教育都有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职责和使命，但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导致在开展对外开放工作时其表现形式和推进策略各有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分门别类地就特定层次和类型教育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做系统和深入的讨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包括“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维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新时期不仅要进一步强化“走出去”办学，更要进一步提高“引进来”的质量。浙江省地处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较高，近年来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卓有成效，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聚焦浙江省高等教育层次开展高水平“引进来”相关办学活动，主要从其现状、反映出的问题和推进策略三个方面展开。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形式多于机构形式。当前，我国以中外合作办学开展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机构的形式，另外一种是以合作项目的形式。两种类型在办学形式、办学内涵、治理模式等多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对浙江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浙高校共有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80个，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仅有18所。这反映了当前浙江在引进境外高等教育资源过程中，项目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远多于机构形式。

本科和硕士层次为主，博士层次较少。对浙江8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梳理后发现，有5个具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能力。他们分别是：温州医科大学与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合作举办的眼视光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温州医科大学与瑞典隆德大学合作举办的临床医学专业（转化医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温州医科大学与韩国全南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的药学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项目、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酒店及旅游管理博士学位教育项目、宁波大学与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合作举办的临床医学与生命科学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18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有4所具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能力。从浙江省情况看，以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引进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整体层次还不够高，仍以本科和硕士层次为主，博士层次较少。

高水平理工科比例较低，文科专业比例较高。通过对浙江省8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类别进行整体分析后发现，有35个项目属于理工科类别，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管理类占据了较大比例。在理工科中，以医学和计算机等热门专业为主，一些基础性学科较少。这体现了当前我国在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展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时，以热门人文社会科学等软学科为主，而高水平理工科引进较少。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引进来”存在一些一般性问题，仍须加强可持续性，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使之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

提升资源使用效益，加强办学成效的可持续性。项目形式和机构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内涵各异，实施路径和办学成效也不一样。具体来说，项目形式的合作办学具有建设周期短、办学成本低、内部治理体系较为简单、办学成效见效快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对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使用效益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深入度不够，合作办学成效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相较而言，机构形式的合作办学建设周期较长，投入成本较高，内部治理体系复杂，但办学成效可持续性长，其稳定性和持久性更具优势。总体来说，相对于项目形式，以机构形式开展的合作办学更能够提高境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效益，增强资源引进和利用的可持续性。

实践中，国内一些以机构形式开展的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相关办学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成效。如浙江大学分别与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建立联合学院，通过多年的办学实践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效。此外，西交利物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各级各类拔尖创新人才。

提高办学层次，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浙江省域范围内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位授予大多数是本科或硕士。这直观体现了当前我国引进的境外教育资源层次仍不高，难以有力支撑国家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此外，从仅有的几个博士项目看，也以应用性较强的医学为主，而基础理科和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应用性工科则相对较少。中外合作办学层次较低有其客观原因，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本科和硕士阶段相对投入较少，课程设置和师资生源也更能得到保障，而博士层次则对师资、生源和研究条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相对于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办学项目，博士层次的办学项目引进难度更大，引进成本和投入也更高。

健全学科类型，增强培养国家紧缺人才的能力。从合作办学学科类型上看，以热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为主，比如金融、工商管理、旅游管理等占据了较高比例，而理工科尤其是基础理科比例较低。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热门人文社会科学办学成本可控，在招生时较有优势；二是建设成本较低，不需要相配套的实验设备等投入；三是建设成效显现周期短，在较短时期内便能获得收益。这反映出当前我国相关办学主体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时仍持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办学观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当前，我们更需借助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一些国家急需的理工科，尤其是基础理科专业，一方面借此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此过程中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解决一些“卡脖子”问题。当然，从客观条件上看，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依然是理工科的发展高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要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高校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合作办学也存在一定难度。

全国教育大会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指明了方向，我国高等教育也要积极转变思路，提高战略格局和站位，通过积极引进境外优质的高水平理工科专业等教育资源，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活力。就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引进来”这项工作来说，当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需要政府和高校协同发力。具体来说，可以实施如下策略。

政府从宏观层面出台高校高水平“引进来”指导性意见和规划。基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国际环境，政府应及时研究出台高等教育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的指导性意见和规划。这些指导性意见和规划可以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目标，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根本目标。二是明确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的重点方向。需要从国家层面系统梳理当前我国急需的学科专业，并积极引导高校从这些方面着手开展引进办学活动。三是明确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的基本方法或路径，从政策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积极引导并提供有力支撑。四是明确高校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绩效评估办法，一方面积极引导，另一方面也加强监督管理。总之，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需要从政府宏观层面出台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的指导性意见和规划，切实将相关办学活动推到一个新高度。

高校基于办学需求和国家急需积极开展相关办学活动。各办学主体在新形势下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思考如何做好高水平“引进来”的各项办学活动。首先，要明确开展“引进来”办学活动的动因是什么，是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还是提升学校办学声誉，还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其次，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战略格局。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时期，高等教育办学活动要坚持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科教兴国战略。因此，也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审视开展“引进来”相关办学活动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战略方向。比如通过“引进来”办学活动积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引进来”办学活动为抓手为基础理论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作出贡献等。再次，要进一步创新新时期开展高水平“引进来”办学的方法论，如在合作形式、合作内容等方面都可以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