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 2024 年的进度条，原来已经来到最后一天。我们在各类年终总结中学习如何告别这一年，也将开启新阶段前的最后时间留给自己，仔细感受并记录这一年最切身的体验。
在上周，我们向读者们发出了一条征集：2024 年，你过得还好吗？
收到的回答中，有些朋友忙于应付生活，有人觉得自己只是“活着”，有人一直在硬撑，有人“不知不觉累了一年”，来年也许会继续累着。
也有朋友发现放弃梦想与期望后，生活也没有太糟；有人决定新的一年不再退让，离开局限的环境以守住自己的空间。
我们也邀请了身边的作者朋友们分享他们眼中的 2024 是怎样的一年。以下是蒯乐昊、范雨素、柏琳、宋明蔚、黎幺、林戈声、姚璐及七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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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乐昊
作家，媒体人，著有《时间的仆人》《疼痛之子》《云冈：人和石窟的 1500 年》
几年前我突然开始写日记，说日记也不准确，其实就是流水账，手写，每天几行字，记记这一天都干了啥，没有心情文字，只有干巴巴的日常事项：买菜、做饭、访友、爬山……诸如此类。疫情之后，这个流水账每天都很相似，变得越来越短促，有时候精简为几个符号，年底把笔记本从头到尾哗啦啦翻一遍，流水帐果然如似水流年，又在身上淌一遍，倏忽便过去了。
与此相反的是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梦，越记越详细，梦里杂花生树，脑洞大开，有时候醒来要花整整一个上午才能记录完毕我到底梦到了些什么——最近这几天主要在梦高科技大逃亡。如果未来有人不经意间拿到这些资料，对比我每日的流水账和梦清单，他会很容易对我的生活状态乃至精神状态得出一个结论：此人所有感官都在她的梦里被激活，白天，对她来说不太真实也不太充分，如同一场迟钝而带有灰度的睡眠。
前几天去看了一场电影，《破·地狱》，经吴琦提醒，我有备而来，带足大包纸巾。白天的电影院没有人，掉眼泪不尴尬，可以全程畅哭。但我竟然也只是浅浅洒了一些眼泪便收住了。
2024 值得一哭的事不少。几天前收到画家朋友的请柬，印着他骑马的英姿，旁边写道：“为了告别的聚会。”尤其格外叮嘱“展期只有一天，别持鲜花来，带幅小画走”，心下便知不妙——朋友与病魔苦苦抗争有几年了，最后一次见他，是他住院间隙，已经瘦得像是随时都能飘起来飞走——这不是普通的展览，是他要策马归去，跟我们所有人告别了。
收到邀约的朋友之间互相凄惶地打听着，怎么办呢？去了肯定会哭吧？彼此这么说着，就已经忍不住哭了起来。但他最讨厌我们哭哭啼啼，他要的是欢天喜地的作别，体面且潇洒，如同古人一样，庄子鼓盆而歌，或者高渐离击缶送行。壮士此去山高路远，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们应该拔剑起舞，送他最后一程。
大家事先哭够了，为的是到了画展上当着他的面不要再哭鼻子，如果围对着他本人哀泣，那实在太扫兴也太残忍。结果去了一看，展览上人头攒动，主人公压根没来成，他突然在医院陷入昏迷了。展墙上是他的画作和他一生的照片，极为尽兴的一生，九十年代就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一副溥仪式的圆墨镜，遮住了他的小眯眯眼，遮不住他招牌般的谐谑笑容。他的太太，眼眶肿着，执行他事先的意愿，在展厅里领着众人又唱歌又跳舞又诗朗诵，像他喜欢的那样。南京画坛爱跳舞是出了名的，常常一言不合就载歌载舞，他们不是广场舞的一代，他们是伦巴恰恰霹雳舞的一代，我就见过另一位老画家因为突然冲上台尬舞而摔断了手，她那用来画精细工笔的金贵的手。这帮酷飒的人儿啊，根本不需要后代搞什么坟头蹦迪，他们自己就在自己的坟头亲自蹦起来了！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眼前这场景，荒诞地集哀伤与喜感于一身，有点不真实，也像在一个梦中。欢乐和悲伤彼此对冲，变得无喜无悲。我既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翩翩起舞，用夸张的声调，当众朗读我写给他的长信；又想趁此时无人，打车去医院偷偷探望病人最后一眼，不说话，只远远站着瞅一眼就好。那一刻我想到了《破·地狱》里的台词。眼前的展览和舞会，是渡化我们这些还苟活着的人，如果我去医院，是渡一渡那个即将离去的人。
2024 剩下没几天了，这几天我将在无穷无尽的宴饮中度过，我们喝酒吃饭，昨天刚刚热闹送别了一个朋友，今天又去欢庆一个朋友化疗成功，紧接着又欢庆另一个朋友光荣退休……你问我 2024 过得如何？这叫我可怎么说呢？在每个应该哭泣的时刻，我们竟然都笑起来了，并且互相拥抱，道一声天可怜见哎呀侥幸。
关于墓志铭，展墙上贴着最后的一些牛逼思路。
范雨素
2024 这一年，在须臾之间就消失了。这一年了，我做了些什么呢？
在北京这样有文化的城市，我如往常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一样，只感觉自己是一个为生存挣扎的马驹桥人。
我如往常一样，去听皮村文学小组的课，有时间就听，没时间就不去。
这一年印象最深的是，我认识的流动儿童，他长大了，上班了，在城里做了几年保安后，今年回到皮村做保安，上班时间是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每天晚上，我从公交站回出租屋的这段路程，我的眼睛都在寻找这个孩子，看到这个孩子，我才有一点儿心安。他不是我的孩子，他又是我的孩子。我曾为孩子写过一首诗。
有一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在身边巡逻，睡觉是心安的。有一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在凌晨，在午夜，在自己身边巡逻，也是难以入睡的。只因我是一个母亲。
这一年的 9 月 15 日，我们皮村文学小组举办成立十周年活动。来了很多朋友。后来的一个月，文学小组的海外导师们漂洋过海地赶来。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四海交朋友，五洲会宾客》。
今年下半年，我误打误撞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宛如闯进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里面认识了好几个读书会成员，他们宛如一幢幢移动的图书馆。我惊叹北京的文化底蕴，自责自己的鄙陋。又恨自己的无能，为什么没能力让那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每日晚上在自己身边巡逻的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呢？
我是母亲，我习惯吃苦，我习惯付出。我只想让这些我看着长大的孩子过得比我好，可我不是上帝，我做不到啊！我每天活在自责与矛盾中。我所能做到的，是只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2024 年，立下的目标和最终的状态如一：初心未改，无怨无悔。
搬了一次家，现在住在很高的楼层。写字的小房间只能看见夕照。黄昏时分，日夜交接。我总是特别敏感于这个时刻，会从纸堆中抬起头，眺望远方的天幕。运气好的话，没有雾霾，可以看见橙红色的晚霞，给明暗交接的天空的边界包裹上一层温柔的暖边。飞机在头顶上空滑过，刚刚亮起的夜间航行灯，仿佛移动的启明星，璀璨灵动。
这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我开窗，点烟，放上两首北村英治的爵士单簧管曲子。远处传来公交车到站报站的声音，许多人蜂拥下车，下班的人要归家。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工作者，七年来的功课，一直都是如何与自己愉快相处。今年尤是。自律对我一直不是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自律到苛刻，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取悦自己，常常过度工作。2024 年，关于南斯拉夫的书，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艰难地出版了。我有一个幻觉，以为关于书的宣讲活动，会让我终于可以再次回到人群中去。场场活动走完，留下巨大的真空悬浮感。我意识到，原来我早就习惯了独处工作，并且把这种工作状态变成了一种生活处境。
大部分时间，我的工作让我长久地面对自己，和故纸堆对话，整理冗长的对话录音，看永远看不完的文献和资料。从白天到黑夜，经常不用开口说一句话。和朋友说，我需要对话，需要人群的温度，需要交错的眼神和话语。朋友觉得我脑子瓦特了，倦怠社会，不用开口说话简直是凡尔赛式的完美工作。我苦笑一声。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大抵如是。
今年接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关于南斯拉夫历史的讲稿，并同步录制成音频课程。非历史专业出身、从未做过学术的我，又要从头开始，挑战一个未知的领域。扎入深海，仿佛白天和黑夜没有区隔。每周写一万字，看几十万字材料。虐待自己的峰顶，是连续三天每天看十万字文献，直到把自己看到发烧倒下。烧退了就赶紧跳起来，继续“不结盟思想形成的国际环境考察”。心里并无怨言，想起若干年前还做文学记者时，采访过俄语翻译家汝龙先生的家人，他的小女儿搂着我的手，眼角有泪花，告诉我，父亲在世时，为了翻译好契诃夫，吃烧饼的时候都在琢磨词的韵律。父亲又说，心无所怨，勇于交付，是面对所爱之人和所爱之事，唯一的方法。
11 月时一次机缘巧合，在上海和老金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席间老金问我动向，我老实陈述。老金沉吟片刻，一字一句对我说：调动你所有的能量，做一件事，就忘乎所以，就着魔般地去做。将来的你会知道，人的那份坚持，就像金子。
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取悦自己。2024 年，让我无数次面对自己的孤独，即使在人群中也是一样，我欲开口，又觉虚空。年末的时候看了一部好电影，《好东西》，据说很多人都从中得到了力量，我不例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正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能直面悲剧。
好像打通任督六脉。现在的社会风向是强调要学会爱自己。到底怎样是爱自己？对自己不为难不苛责，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舒服，大家说得都对。但总是一身反骨的我，又领悟到，初心未改，无怨无悔，信念如恒，又何尝不是爱自己，你从来没有对不起过自己的信念，你的自我值得这样的爱。
若要许新年愿望，那就是变得更勇敢，从内到外。靠自己的力量，修复好内在的破碎。与你共勉。
电影《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我的第一部作品在 6 月中下旬面世后，恰好把我过去这一年的生活一分为二：《比山更高》出版前和出版后。
我的上半年延续着过去几年来那种没有社交、原始而本能的生活状态——写作、饮食、运动、休眠，周而复始。我的精神世界与活动半径都围绕着这本书，宛如它构成了我全部的生命养分，承载着我存在与我活着的唯一意义。我享受这种专注于一件事的简单生活。我不太关注外界的纷纷扰扰，却关注具体的人与细微的情感流动。你也许会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多少有些冷漠，但我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地走进一个人或许多人的内心深处。
我的下半年则是上半年的反面：应接不暇的谈话，前所未有的曝光，不间断地奔走在二三十个城市里做活动。好比全世界都在一张酒桌上向我举杯致意，我来不及分辨对方来意，只好先干为敬。这种生活忙碌而精彩，幸好我还招架得住。
与那些隔着屏幕的反馈相比，我总是更在意面前的人。每一位站在我面前的读者，常常会盯着我的眼睛，热切地诉说书里的故事给他或她的心灵带来了哪些影响。这让我有种不知所措的惶恐，又有种似乎自己做对了什么的窃喜。这时我也会盯着对方，努力睁大眼睛，像是在直视一轮灼热的太阳。我并不对这依旧是个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些什么的时代抱有期望，但起码我可以触动一个人心底的某个角落。这种触达的深度总是比它辐射的广度更值得我骄傲。
下半年我参加的新书活动越来越密集。在某一次出差回京后，我发现最喜欢的秋天已然过去，夜晚也变得越来越低沉。我常在傍晚奔跑的那条城市绿道两旁，原本葱郁的树林也愈加萧瑟。冬天来临的时机是那样恰到好处。我知道一切又要归于沉寂了。动物回到了巢穴，而我也期待重新回到文字的寓所之中，探索那些让我时而目眩神迷、时而迷惑不解的人类心灵。我还渴望再计划一场不为人知的冒险，再把这经历用数年的时间沉淀成文字。我试着再跨越到另一个我期待或期待我到来的崭新世界，我明白，在我踏入它的那一刻，我与这个世界都将发生剧变。
我期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但在此之前，我想我还要再冬眠一段时间。
电影《郊游》
黎幺
回顾这一年，我首先想到发生在我身体上的一系列变化，好像它们也在呼应着这个世界与这个国度的种种。过去的四十多年，我一直很瘦，我曾经以为，身边的人也曾经总是让我以为，我会永远这样瘦下去。然而近一年来，我却明显发胖了。从去年冬天到今年夏天，我的体重增加了十几斤，对比往年的一些照片，差别显而易见。不过，“心宽体胖”的定律在我这里不成立。最近几年来，我陷入了那种被称为政治抑郁的状态之中，感觉自己每天都被数不胜数的不幸与不公、花样百出的恶意与愚蠢所包围。尽管我明白，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似乎都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但很遗憾，我始终无法专注于个人生活。于是，我开始长期失眠，头发也白得越来越快，另外，当然，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的身体开始发胖。
今年秋天，我去健身房请了私教为我制定健身计划，准备好好地照料这副几乎从没被我关注过的躯体，不过，无论我的教练还是我自己，显然对于这副躯体都不够了解。没过多久，我就在一次拉杠铃的时候扭伤了腰。算不上痛苦，但确实有些尴尬。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这个绝对尴尬的年纪，我似乎并不十分抗拒这种尴尬。在卧床不起的大半个月里，我竟然乐此不疲地观察自己的尴尬，不断地从自己的尴尬中寻找些滑稽的细节，有时还会笑出声来。
当然，我是写作者，回顾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必定与写作相关。我开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名叫《哈密》，算上之前的《玛纳斯归来》和《百变》，我目前有三部正在写作中的长篇作品，它们将会陪伴我平静地老去。我很确信，它们将是我最重要的三部作品，是我为自己在人生终点前准备的厚礼。
2024 年要结束了，如果要我给人到中年的自己一句什么寄语的话，那就是：做好完全不被理解和彻底被人遗忘的准备，然后开始真正地思索什么才是自由的创作，如何才能自由地创作。我会写下去。
我刚结束平平无奇的一天。
早上起来打算认真写点字，然后一天结束，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为了这一天的无事忙，我既没有平心静气地读点书，也没有出门走走，看看风景、人群，晚饭也没做，一边欣赏很养眼的治愈 vlog，看别人做饭、摆盘、撸猫，一边吃我的外卖。
疲惫、瞎忙、没结果。
生活的河流从身体里脉脉流过，千般滋味难讲。一年过完，没事的时候无所事事，有事的时候焦头烂额，也想过，什么时候轮到我说“嗯今年……也没干什么，也就是在火星造出了大气层”，或者“工作不怎么样，也就年初跳水救了三个人”，都没有，连种的葱都死了……
一整年也就像我的这一天，多少都有个“计划”，计划的时候都清晰明了，都怀着美好期待，等现实轻轻一拨弄，乱流波动，一棵葱都断送。
劳动没有成果，出门下雨，等的人迟到了，买的书看不完，这些其实都还不错，好多个一年就这样过完，现在知道这就是生活的样子，无病无灾就值得庆幸。
2024 年最闪亮的记忆是见到了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为宣传新书去成都做活动，来都来了，就去了心心念念的三星堆，说起来，也不是记忆闪亮，是大立人本身的确又高大、又闪亮，金灿灿明煌煌，表情神秘莫测，像要宣布期末考成绩的班主任，唤起人最底层的恐惧与敬畏。
至于“2024 年是否给了我想要的答案”——
追寻的意义就在于追寻的过程，生活的目标就是个人的生活，让比拼、奖惩、成败与排名都归奥运会，让随机偶发的人生归于我。
对于人生、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我知道得实在很少，这棵个人的智慧树到死也不会点亮太多。文明的范畴太广阔，个人太渺小，而对比文明外的广阔未知与虚无，文明又何其初新与稚弱。
所以我不再设定任何事情有一个既定的答案了，这样生活比较有趣。
我将重新开始种葱。
电影《牺牲》
2024 年是我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的一年。
今年 6 月底，我带着登山装备飞往俄罗斯，在高加索山脉地区攀登欧洲第一高峰——厄尔布鲁士。这是新冠疫情暴发至今，我第一次踏出国门。疫情三年，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足不出“沪”的生活，失去了出国的冲动，也淡忘了陌生人之间的友好和善意。
在俄罗斯的十几天里，我们数次被萍水相逢的俄罗斯人请客吃饭、喝茶、喝酒。登山期间，俄罗斯领队和队友也对我们照顾有加。疫情虽然阶段性地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但终究没有毁灭人们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意愿。体会到这一点真是让人心安。
7 月中旬，我从俄罗斯飞往伊斯坦布尔。夏天的伊斯坦布尔海风温润，气候宜人。落日时分，我在金色的金角湾边找个长椅坐下，买一杯 Ayran 咸酸奶，一边喝，一边看野猫横行霸道、海鸥漫天飞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我回想起了自己 2016 年出发前往中东的情景。那时的我对中东的认知极其抽象、模糊，也不知道自己的旅行计划可以进行到哪一步，最终能不能完成一部满意的作品。好在当时有足够的好奇心推着我一路前行。跌跌撞撞，也就走到了今天。
今年下半年，这本《看不见的中东》历经坎坷，终于出版。在紧锣密鼓的宣传活动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疫情前那四年间的旅行和疫情三年间的写作。世界并非一成不变，也并不总是飞速向前，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风浪和起伏。而旅行的意义在于，我们有机会看到千里之外的人们如何在不可控的时代洪流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安顿自己的人生。他们的故事里有笑有泪，有妥协，也有反抗。无论面对何种困境，他们都没有放弃生活。
电影《漂流人生》
我们徒然回到我们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决不可能重睹它们，因为它们不是位于空间中，而是处在时间里，因为重游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那个地方的儿童或少年。
——《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
过完年就是我在北京的第十个年头。
二十多岁那会儿，我待在老家的工作室里打发了六年时间，那时候我决定永远不离开家乡。
工作室开在北方常见的独户小院子里，靠接些平面设计和儿童插画勉强维持。我们的老板是家报社的小领导，她做过美编，离婚后带着女儿同父母生活。
进了印刷厂，再经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我们的院子在最后一家，邻居种的葡萄藤爬到了我们这边。院子靠门的一边是厨房，厨房对面是上下六间屋子的二层小楼，除了老板我们吃住都在这里。我曾在二楼的书房见过老板的结婚照，镶嵌在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画框里，用块绿绒布盖着。
一楼的窗户下常年放着从卫生间里拆掉的浴缸，里面扔了乱七八糟的杂物，雨水泡完又经暴晒，也分不清那些东西原本的材质和颜色。长年堆积的灰尘混在那堆东西里，在阳光下整体显出黄褐色。如果下过了雨能闻见一股甜腻的腐味。靠院墙的地方留有一行没铺地砖的土，长着两棵不怎么结果子的石榴树。
声音像鸟一样的景妈妈，未成年的少女小孙，没有身份证的浪人小马，打算再倔强几次的王叔叔，逐渐爱上植物的小容，家道中落的小左，有点兔唇的涛哥……来来去去了很多人。虽然赚的钱很少，但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之后才要开始的那种“真正的生活”，像父母一样的生活。
杨柳絮飞舞的时候是春天来了，我们就草草地干完手头的活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夏天院里蚊子多，只有干活的客厅开空调，一直要到困得不行大家才离开客厅回卧室；秋天为了不用每天扫院子，我们提前用扫把打光石榴树的叶子；冬天话会变得很少，除了干活就是睡觉。
也只有在冬天，长久的寂寞让人不经意就会陷入回忆。
年初我干眼症又犯了，每晚只能靠听小说入睡，有时候一整晚都陷入了别人的梦里，梦和回忆消耗了当下的时间提前抵达了未来。
一年又快过完了，我是个愚钝的人，没法在当下意识到今年都发生了什么，但我一定会在未来的哪天谈论起这一年所有的事，谈起我想起来的所有朋友。
白天上班晚上赶稿子的那些夜里，就像今天这样，我一次次地回到了山西那边，不知道还会在北京待多久。
翻找涛哥的微信号，主页除了一张他和天安门的合影，什么信息也没有，真正的生活早都开始了。
编辑：鹤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