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打几十个电话，能接通的不到一半，很快被挂断的又有一半，最终对方能耐心听完并沟通好调解方案的比例不到10%。”做了19年调解员的赵老师对这些情况早已习以为常，“每调解成功一单，我都很有成就感。”赵老师是北京市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公促会”）数字化调解平台的调解员。他的主要工作是调解消费金融逾期案件。“我们主要是听一听债务人的困难，共同协商一个解决方案。”他对《金融时报》记者说。
这类调解员和“电话催收”（以下简称“电催”）人员有什么不同？数字化调解平台有什么特点？困扰金融行业多年的小额不良资产回收难问题如何破解？《金融时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和调研了解到，业内正在积极探索用数字化赋能的“信用+调解”模式，破解小额不良资产回收难题。
单笔金额小 案件数量大
信用卡逾期、物业费拖欠、停车费不缴……在庞大的资金流转过程中，这些欠费乍一看都是“小钱”，但积少成多，就会成为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痛点。
那么，对于这些单笔金额小却又数量庞大的金融逾期纠纷，究竟该如何处理？
平安消费金融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张晨晨告诉《金融时报》记者，电催和法催是目前金融机构处置逾期案件的两种主要方式。“目前，小额金融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有电催和法催两种。”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原主任、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教授朱少平表示，电催效果相对偏弱；法催虽然效果较好，但处理周期长，且需要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
对于债权人来说，法催还面临着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金融仲裁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信用学会金融信用专业委员会联席主任卜祥瑞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囿于目前司法资源包括互联网法院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仲裁机构商事解决收费门槛较高，一些小额金融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
批量处理 数字化调解显身手
“有一次，我们在与地方法院交流中了解到，该院每年全负荷能办理的案件上限约2万件，而一家当地的消费金融公司就有22万件逾期纠纷。如果都走立案程序，将会极大地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此外，处理周期也会很漫长。”公促会秘书长王大飞谈及传统处理模式的痛点时表示。
为了缓解基层法院的治理难题，公促会开始探索“第三条路径”。从2021年在内蒙古包头成立第一个诉前调解工作站，此后短短3年间，公促会先后与全国各省市180家基层法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信用+调解”这个“第三条路径”，先后服务包括平安消费金融、马上消费金融、阳光保险、长安保险、中国人保等在内的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信用+调解”模式？“金融机构会把相关的追溯需求录入我们的系统，系统会按照地域分配给具体的调解员，后者会与具体的债务人沟通。双方达成了新的和解方案后，我们会跟进执行。如果顺利执行，我们会协助债务人和平台完成结清手续；如果债务人二次违约，就会进入失信信息归集系统，可能会影响其后续的求职等。”王大飞解释了整个流程。
为了让整个流程高效推进，同时也更好地保护债务人的隐私等权益，公促会委托中鑫融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研发了数字化调解平台，形成了一套以“行业信用监督系统”为入口，以“信用监督解纷系统”为应用载体，以“线上仲裁案件管理系统”“人民法院案件速裁系统”为辅助工具，以“信用监督”为主线的“信用+调解”新模式。
“该平台可实现不同金融机构金融案件要素信息的批量化录入、处置过程跟踪；支持调解员在线调取案件信息并上传《信用承诺书》《调解协议》等案件相关资料，支持线上一键提请信用监督，还能与法院速裁系统实现对接，实现金融案件批量处理和闭环式操作。”王大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业务效率，同时也可以确保整个流程的规范、可追溯，更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隐私。
寻求多赢 获得最优解
与普通的催收不同，公促会推动的“信用+调解”模式希望达成一种多赢的效果。
“我们也会了解债务人的实际困难，并在权限范围内帮债务人争取一个最优的‘和解’方案。”赵老师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在实际调解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不信任，有很多人不配合。他们可能之前被电催人员激怒过，或者产生过矛盾；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就是恶意逃避和不想还款。”
这时候，赵老师就会耐心地向对方解释，一方面，调解员可以帮债务人进行合理的权益争取，在了解债务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与债权方协商，为债务人争取到最合适的还款政策，制定出双方都满意的调解执行方案，例如，减免部分利息，把一次性还款改为分期还款，大大降低债务人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平台对拒不执行调解协议的，会通过公促会官网进行信用公示，并将失信人信息推送征信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由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地方社会信用条例对失信人进行信用惩戒。“这种‘信用威慑’也会让对方更愿意配合还款。”赵老师说。
“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公德”，正是公促会在推动调解过程中坚持的原则，以信用贯穿调解工作的始终，以客观的角度调解债务纠纷双方的矛盾。“我们的目标是，让债务人避免受到暴力催收、不合理催收等。在此基础上，公促会以调为先，凸显债务纠纷化解效能，从源头预防，优化金融业不良资产处置环境，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王大飞表示，这种模式旨在尽可能地达成债务双方都满意的调解执行方案。
对于数字化调解平台，张晨晨表示，这是在此前的法催和电催之外探索的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充分调动调解力量处理金融逾期案件，使我们能够合法、合规、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对逾期案件的批量处置，也为消费金融逾期案件处置提供了新的思路。”张晨晨说。
壮大队伍 多元化解纠纷
在朱少平看来，对于辖区内金融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来说，金融纠纷的处理难度较大。朱少平说：“公促会研发的数字化调解平台，为小额金融纠纷的化解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前两种解纷方式的重要补充。”
但是，客观来看，目前的回款转化率仍有待提高。《金融时报》记者从公促会了解到，保险代偿业务服务的机构主要有阳光保险、长安保险、大地保险等，年处置规模约10亿元，回款转化率7.4%；银行及消费金融业务服务的主要机构有蒙商银行、平安集团、马上消费金融、捷信金融、苏宁金融等，年处置规模约20亿元，回款转化率8.5%。
“公促会这样的组织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获取政府支持和相应资源方面还有待加强。”卜祥瑞表示。
此外，跨区域管辖权问题也引发了法律层面的关注。“现在我们常见的小额借贷纠纷很多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会涉及跨区域管辖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以消费者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是也存在一定争议。公促会所建的数字化调解平台会处理全国各地的案件，可能也会涉及相关问题。”卜祥瑞表示，应该在司法解释层面予以解决。
对于案件可能涉及的跨区域问题，公促会表示，正在和全国多地组织、专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据公促会介绍，该平台目前已有全国26个省市的103家调解组织入驻，1451名调解员成功注册并参与基层法院的诉源治理工作。
“我们正在不断吸纳专业及相关的社会人士加入数字化调解平台，壮大多元化解金融纠纷的队伍，减少金融纠纷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王大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希望未来有更多律师、调解员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以‘众包’‘抢单’的模式来接单，推动金融纠纷高效解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员达317.6万人，专职人民调解员达41万余人，从这些调解员中培养一批专业处理金融案件的调解员，充分发挥数字化调解平台的作用，无疑将大幅提升小额金融纠纷的化解能力，进而优化金融环境，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朱少平建议。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推荐阅读
推荐阅读
11月上海👉金融审判新规则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高级培训班
11月成都👉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投行化与重整重组实务解析暨不良资产尽职调查、估值及竞价高级培训班
↓↓↓值得您的关注↓↓↓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让不良资产变得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