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索：何为“敬体书”“便体书”？

文摘 2024-11-19 17:25 福建

全文字数：530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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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张索 | 关于“敬体书”与“便体书”》

书法的表现和研究离不开汉字。汉字历史悠久，书体、字体繁多。其中书体的演进本着简易、实用之旨，删难省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将走向成熟的标准字体称为“正体”。而发展过程中相对不成熟的书体通常被称为“俗体”。

尤其是唐代之前，正体被草化改变，逐渐演变成另一种便易书体，人们又在对这种书体践行、完善，逐渐形成新的规范化式样，成了另一种新的正体，而这种新的正体文字又在实践中不断被草化、省略、改革，这是文字发展演变的基本路径。这个过程循环渐进，不断完善和优化，如大篆变成小篆，篆书变隶书，或隶书变楷书。

在诸多书体中，为便于研究与识别，后人往往将其细加分类，但书法家赖以表现的主要是篆、隶、草、楷、行五种书体。历代对文字书体的研究角度不同，侧重不一，笔者则根据书写者心理、思想情感、文字授受对象以及文辞内容诸方面不同，在文字书写或书法表达上提出“敬体书”和“便体书”的概念，并作以下探讨。

汉字书写中的“敬体书”“便体书”

用敬重、严谨、认真心态书写成的正体文字，我们称之为“敬体书”。比如抄录圣贤典籍，书写碑文、墓志，写经以及题写殿宇匾额等等，目的在于歌功颂德或留传彪炳后世，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而“便体书”是一种相对随便、自由率真，以记事为主要目的、带有私密性质的日常书写。它追求便捷，形体草率，个性凸显。在文字演变和书法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是后人学习追求书法自觉的一种重要书写形态。

汉字的创造有着神秘的传说，如创造者仓颉“四目灵光”；《淮南子· 本经训》则载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许慎《说文解字叙》则作了比较理性的分析：“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因此对文字以及书写，人们势必会怀有敬畏之心，特别是在等级社会会更加强调这种礼仪。在长期的文字书写应用发展过程中，对书写内容、授受对象等都形成了一定的礼仪规范。

“敬”是中国古代一种社会礼仪，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处世法则。《说文解字》曰：“敬，肃也。”《论语·子路》篇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季氏》篇又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都强调了“敬”的重要性，在现存的先秦古玺中，也有许多“敬事”的吉语印。又随着中国科举制度的兴盛和各种文书制度的建立，持敬、敬事和慎行等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处世原则。它是社会礼仪的集中体现。而人们对于中国文字的看法，无论从识读，还是书写，或是留传，也无不体现出“持敬”的思想。

目前所见最早的“敬体书”文字，应属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将卜辞等契刻在龟甲、兽骨上，内容大都是王族处理国家大事、对出游狩猎等事件进行卜卦。这些内容均被视为上天、神灵对某事的判断、征兆，也是王族和臣民敬天地鬼神的标志。甲骨文尽管是文字发展的初始阶段，带有明显的象形特征，但它已是比较严谨的字体。甲骨文的创作者均为当时的史官或巫师（卜官），他们在上层贵族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因此甲骨文代表着官方的正统文字，刻字过程从心理上分析，也是带有一种敬畏的感情。

石鼓文

到商周时期，礼乐兴盛，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尤为凸显，这从传世的各类青铜器上可以找到明确答案。青铜器是人们祭祀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器物，主要流行于上层贵族，其制作精良，纹饰精美，不少器具上还拥有铭文，被后人称为“吉金文”，内容大多为颂扬功绩、祭祀祖先、护佑子孙。这些青铜器文字书写非常严谨、浑穆端重，是典型的敬体书。此外，记录秦王狩猎的《石鼓文》是先秦标准籀文的活化石，更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基础；秦统一六国后曾五度到全国各地巡游，都有刻石记载，今天能见到的《琅琊刻石》和《泰山刻石》拓片，都是那个时代“敬体书”的代表。

礼器碑

在汉代隶书中，《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经典名碑，是人们师法隶书的主要对象。这些在当时都属于标准化碑刻，也应该出自当时善书者之手，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出自书法名家。从碑文内容来看，大多数是歌功颂德之语或典章制度，具有公共赏读传播功能与传世目的，因此字体较大、书写严谨且石材上乘。这些汉碑给后世学书者，建立起汉隶的一种规范，也是属于在“持敬”背景下所呈现的、具有时代文字特色，并具有仪式感的正体书。

此外，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各种刻石，包括纪功碑及墓志等等，无不是在持敬的心态下书写的，因此他们所采用的书体，大多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正体，都属于“敬体书”。

中国人历来有崇古、尚古的习惯，前代的标准正体书，往往也为后代书家所崇拜、推崇。因此在书写中，前代的标准正体书也常被视为“敬体书”出现在刻石上。如汉碑正文用隶书，碑额用篆书。如隋唐的墓志铭，墓志盖用篆书，墓志铭则用楷书。至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文书制度的完善，读书人写字大多从楷书入手，取法欧、褚、颜、柳。这些都是敬书的表现。

在书法史上还有一种“敬体书”，那就是写经。佛教盛行之后，为传播起见，需要大量抄经手。公元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专门的写经机构，且纳入官府管理体制。如敦煌遗书中就有多幅武则天为其母祈福而抄写的经文。从这些经卷上可以看出，写手恭敬虔诚、书法精美。其实不仅是经书抄写，在印刷术未发明或技术不成熟的时候，所有典籍都赖于手书笔录。尤其是典籍类文章，传抄过程中必须持恭敬心，字迹要端正、清楚，不能令读者产生歧义。现西安碑林的石经室，立有十三经刻石，是供当年读书人传抄校对经籍的重要场所。因此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较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文字的传抄。而文字的标准书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尽管标准书体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呆板，但中国的标准书体如楷书，经过长期发展和不同书家的锤炼，形成了工整美观、独具特色的正大气象。而这当中仔细观察体味，各家楷书也都有各自的风格面目，精彩纷呈。

楷书的发展，到明代又有了严格规范。明代科举制度对考生书写要求非常严苛，要求用工稳的楷书来书写，这种书体被后人称为“台阁体”。它是体现封建等级、符合皇帝审美趣味的书写形态，且影响深远。明代中书舍人一职专掌书写诰敕、典册诸事，温州人姜立纲即其中之一。他被称为“台阁体”书法的殿军，是继“二沈”之后的又一代表，被誉为山东曲阜孔庙第一碑的《成化碑》就出自他之手。姜立纲对日本的汉字规范化传播影响巨大，今天日本流行的许多楷书字帖就出自他之手。

从科举制度走出的清代名臣曾国藩，也是一位杰出的善书者。他终生坚持书法日课和读书，并把“敬”的思想贯彻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七，他制定了一份详实的修身课程，在十二项内容中将“主敬”立为首位，他还在道光二十四年作了《居敬箴》等五箴。从曾国藩的书法来看，是典型的士大夫作品，追求端庄稳健、正大气象，许多作品体现了持敬精神。

与“敬体书”相对的就是“便体书”。赵壹《非草书》中评价草书“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虽然是在批判简而速的草书，但也说明他已看到除正体之外的“便体书”的存在而加以制止，说草书是“非常仪也”。但正是因为这种“草率无形”，成就了书法情感的体现。孙过庭《书谱》云“章务检而便”，“便”其实就是便捷、方便的书写。因此“便体书”相对于“敬体书”而言，追求快捷，相对随便、自由率真，如书写者的文字存稿、私人信札、记事、随便涂抹的文字等。这是表达书者个性的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两种写法表现在思想上，主要区别是一个遵循礼仪规则，一个追求自由发挥。

“敬体书”与“便体书”的关系

“便体书”与“敬体书”是书写的两种不同形态，但两者并不是分离的，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不同的特质。

对于便体书来说，最早可窥见的是简上的文字。“简”和“典”二字，最早已出现在甲骨文里，说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竹木简材料的使用，可惜目前尚无实物见证。而对二十世纪出土的秦汉简做简单分类，可知这些简的墨迹书写并不都是便体书，其中也有许多是带着持敬心态、宣教传承的敬体书。如马圈湾汉简《仓颉篇》、武威汉简《王杖十简》《仪礼》以及居延汉简《士吏典趣》。又对汉代竹木简与汉代碑刻文字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这些简牍的文字比指甲还小。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代著名隶书碑刻一个字一般在3厘米至5厘米，虽是简牍文字的好几倍，但结构上十分相似，都注重严谨规范，是汉代成熟的正体书，也属于敬体书。

另外，简中末尾往往有“敢言之”表示恭敬的格式用语，这也是“敬”的体现。当然，简在古代是比较廉价而常见的书写材料，大多数人可用简记事，因此竹木简中的便体书占了多数，如医方、书信、簿籍等。其中汉简中簿籍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涉及计簿（材料的出入账务簿）、兵物簿等。这些便体书在书写时表现出天真烂漫的韵律，其字体基本为较自由的隶书、草隶，书写性和流动性较强，看起来变化多端、意趣横生，也成为今天书写者取法的对象。

平复帖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多求田问舍、好谈玄理。他们的思想是自由、解放的，因此才有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的出现。我们目前看到的最早墨迹本是陆机的《平复帖》，是陆机写给友人的信札，因其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它是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质朴，是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的纸本墨迹中的便体书。另外，我们能见到的王羲之信札自然也是便体书。

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唐代崇尚楷书，名家辈出。他们既能擅长严谨的敬体书，同时也能表现率意的便体书。就如颜真卿，他的楷书字样被称为“颜体”，如《多宝塔》《勤礼碑》《颜家庙碑》等等，他还抄录《干禄字书》供人学习，以示典范，成为敬体书的代表。但在其追祭侄子颜季明时书写的草稿，愤怒情感一跃纸上，就有了千古名篇《祭侄文稿》，成了便体书的典范。唐代另一名家虞世南的楷书内含刚柔，《夫子庙堂碑》是典范。但他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稿属行书草稿，我们虽未曾见到虞世南书丹于石头上的《汝南公主墓志铭》正稿是什么面目，但想必是与《夫子庙堂碑》一样的楷书敬体。《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便体书”的出现，让后人了解到虞世南更丰富的笔法。

宋代士大夫崇尚魏晋自由，在书法上的体现就是“尚意”书风兴起。“苏黄米蔡”被称为“尚意四家”，可谓便体书的集中体现。其中的苏轼更是信手作字，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他在书写时，不追求所谓的技巧，更多的是在表现“学问”。“天真烂漫是吾师”，可见他是便体书的重要践行者。但同样的苏东坡，也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敬体书传世。

姜立纲《东铭》

有些书家看起来是专攻工稳的书风，但难免性情所致有大行草的流露。如前面说到的姜立纲，既有工整的台阁体小楷，又有行云流水般的草书。而有些以行草著称的书家，如明代王铎、傅山等，是擅长便体书的代表人物。可他们在书写墓志、匾联及书画手卷引首时，也采用比较端庄的敬体书。可见，持敬和率意始终是古人汉字书写表达的两种重要方式，就如同人们穿衣一样，出席重要活动约定俗成要穿正装，而在自家往往比较随意，就穿便装了。

“敬体书""便体书"对书法创作的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对于现如今人们如何学习书法的问题来说，“敬体”与“便体”的分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的文字书写，其重要目的为实用，而书法自觉更多是为审美。但从古至今，无论哪一种书写形态，始终存在着书仪的问题。现如今的一些展览，大多追求其视觉效果而忽视了书写礼仪。因此书家在创作时，要特别注重形式内容及书仪问题，如正确选择书体、内容、正文、抬头、换行、落款、盖章、用纸等等。

尤其在书写心态方面，认识“敬体书”的性质与形态，将起到固本培元、激浊扬清的作用。虞世南《笔髓论》中强调：“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敧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敧，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这段话就是对如何书写“敬体书”的最好注脚。

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提到书写之“三要”：“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做到“三要”，书写时必须要有持敬的心态，既要敬畏传统，也要敬畏文字，下笔时才会“清整”“温润”与“闲雅”。而书法由汉字而生、书家情感所至，尤其是日常便体，更见性情。纵观历代名家，无不由敬体入手，坚守汉字底线。若离开汉字规范框架，任意涂抹，以致字不可识，如醉酒巫风、满纸躁气，则离传统书法远矣。

对“敬体书”与“便体书”的讨论，应本着“持敬”与“率意”的态度，知道“敬体书”与“便体书”是在什么心态下进行，知古入古，了解古代书家的创作路径与背景，在学习上广取诸家之长，融会贯通，最终达到“持敬养正、借古开今”的目的。

（作者为张索，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画与书法系副主任）

来源：书法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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