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童自荣:八十岁回首往事

文摘   2024-11-19 13:34   上海  

阿兰·德龙对童自荣说:“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嗓音,以后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都由你来配。”

记者 | 何映宇

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了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的随笔集《八十而已》。
八十岁了,可是他的嗓音,依旧华丽,依旧迷人。四十多年前的一部《佐罗》,风靡一时,他的声音倾倒了无数观众。很多人并不知道,原本阿兰·德龙的声音是低沉磁性的,两者并不相似。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心目中,童自荣的声音就是阿兰·德龙的声音,他们是一体的。
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童自荣……这些名字代表了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曾经的辉煌,回首往事,往事如昨,那些逝去的岁月,如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回味悠长。

去上译厂圆梦

《新民周刊》:你从小就喜欢配音,1962年,怎么会去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又是怎么进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担任配音演员的?
童自荣:我在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之前,就有一个配音梦。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迷上了译制片的配音。但是那么时候没有机会,上译厂没有招聘,公开的或者内部的都没有,我又不能自说自话地跑去上译厂,只能等机会。高中毕业之后,我决定考上戏,我想这一定会对我以后从事配音工作有帮助。配音也是表演的一种阿。我想考了再说,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呢。幸运地给我考上了,我和班级里的同学想法都不一样,他们想做影视剧或者话剧演员,班上就我一个人想的是,我将来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幕后做配音。我现在学的表演,学的台词,对我将来的工作一定是有帮助的。1966年毕业了,正赶上“文革”,我能不能去上译厂,又变成了未知数。我从农场接受再教育之后,班里剩下一些工作还没有分配的都要分配掉。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采取主动措施,于是就向我的老师李志舆反映,我有这样的梦想,希望学校能帮我联系一下上译厂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我的老师李志舆很理解我,向学校里讲了我的情况。学校跟上译厂联系,看上译厂是否需要补充一些新鲜血液,希望可以让我去试一下。当时上译厂也确实需要人,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也没有经过考试,直接从上戏分配到上译厂去了。1973年1月,我正式去上译厂报到了。

大学时期的童自荣
《新民周刊》:在上戏表演系的学习,是不是对你日后的配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童自荣:那当然。配音就是在录音棚里演戏,区别只在于演员不要亮相而已。配音演员用声音、语言来塑造角色,这其实是一回事。
《新民周刊》:陈叙一老厂长一开始对你的配音不甚满意,这是怎么回事?
童自荣: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社会上大家都在喊口号,这对我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得我一开始有一些不与上译厂的配音风格相适应的毛病。我的声音松弛不下来,这就不符合上译厂配音的要求。所以我一开始只能跑龙套。我以为龙套跑个一两年也就可以了,没想到一跑跑了五年。所以我开玩笑说,我这样都能有所作为的话,你们都应该可以成功。那时候我对名和利也不是很在乎,做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和我崇拜的那些配音大师在一起工作,我已经满足了,这是我的心态。我为什么一定要配什么主要角色呢?这不是太有所谓。就是有一点:我很用功,哪怕是个龙套,我也当主要角色来配。台词念得滚瓜烂熟,有时候就是几句台词我还排戏呢。反复地看原片,看他的嘴型,揣摩角色的心理。五年以后,我们的老厂长就觉得,火候到了,觉得我可以不跑龙套了。1978年,我为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里的记者查克配音,这是我参与配音以来配的第一个主角。

阿兰·德龙:漂洋过海去看他

《新民周刊》:1979年你就为《佐罗》配音了,配《佐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契合这个角色?
童自荣:一开始我完全没想到会让我来配阿兰·德龙,因为原片中阿兰·德龙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而我的声音则比较清亮高亢,也可以说比较华丽的。那给到我了,我自然全力以赴来配音。在《佐罗》这部电影中,我其实要配两个角色。因为佐罗另一个身份是假总督,这就要求我不能用一种语气来配阿兰·德龙,这对我也是不小的挑战。
角色名单一公布,我还有点吃惊。老厂长也不会跟我说为什么要我来配佐罗。大家都认为我不合适,因为我们都看过原片,阿兰·德龙的嗓音和我完全是两回事。我想,老厂长可能考虑到,阿兰·德龙这样一个帅气潇洒的形象,配一个华丽高亢的嗓音,可能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更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电影公映之后,非常轰动,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完全没有想到。
《新民周刊》:之后你又为《黑郁金香》《孤胆警探》《警官的诺言》等影片中阿兰·德龙的人物形象配音,这几部的处理与《佐罗》有什么不同之处?
童自荣:阿兰·德龙之后在中国公映的电影,都是安排我来配音的,我认为,我配的《黑郁金香》,比《佐罗》更为成熟。《黑郁金香》同样是配兄弟两人,声音的发挥较之于《佐罗》,我自己更为满意。
阿兰·德龙参观上译厂,童自荣与其合影
《新民周刊》:1987年,你与阿兰·德龙的见面是你们唯一一次见面是吗?
童自荣:我们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87年,阿兰·德龙到我们上译厂来参观,和我们见面,并观看了我配音的《佐罗》片段。然后,他请我们去北京,在马克西姆餐厅参加他的五十二岁生日宴。为了欢迎他,北京文艺界还安排了一场演出,让我穿戴打扮,冒充“佐罗”,朗诵《佐罗》的台词,随后,再让阿兰·德龙登场,他大步流星登上舞台,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朗诵了一段法语诗。
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来上海参加一些文化和商业活动。我参加了他的饭局,我们走出饭厅的时候,我壮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给你做的配音,听觉上会太年轻了一点?”他说:“这我没有觉得。”随后他说:“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嗓音,以后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都由你来配。”
过了很多年之后,北京卫视想邀请阿兰·德龙来北京做节目,也邀请我去北京与他见面。他本来一口答应,但是第一次因为他心脏突发疾病,无法成行。第二次,他家里人去世。我们原本都已经准备买机票去北京了,北京卫视给我打电话,行程只能取消。
前两年,有一些关于阿兰·德龙不好的消息传来,说他想要安乐死,说他此生差不多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拥有幸福。我们很牵挂他,既然他不能来中国,那不如我们去欧洲去看望他。我女儿说,为何不能排除万难,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漂洋过海去看望他?我们原本预备今年年底去,没想到8月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确实非常遗憾。但我们想,这个计划不取消,我们去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也可以了此心愿。
现在,北京有一家单位想和我们合作,拍一个节目。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去他墓前献花可能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墓在他们家里,而他的子女又正在闹矛盾,他们是不是愿意让你们进去看他的墓也不好说。

上译厂的黄金一代

《新民周刊》:上译厂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配音艺术家,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乔榛、丁建华等等,你和他们合作很多都是经典,你眼中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私底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很好的朋友?
童自荣:我最佩服的就是邱岳峰了,他可以说是大师级的配音艺术家。他这个人绝顶聪明,正面的、反面的、喜剧的,他都不在话下,都能配得很出色。特别是反面角色,他是特别有把握塑造好的。毕克老师也特别有特色,高仓健所有的片子,都由他来配音,高仓健对他的配音非常欣赏,非常满意。后来他有一部电影,还曾想让毕克到日本去配音。但因为毕克患有肺气肿,他试了一下,觉得不行,就婉言谢绝了。毕克配的旁白也是一绝,配得真好。他配的旁白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艺术品来欣赏。我在单位里也没有刻意地拜他们为老师,但我经常在棚里面看他们怎么配音。这是难得的学习的机会。
邱岳峰老师我说实话只是很尊敬他,我偶尔也会向他请教,私交谈不上。毕克老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周要去两次。他当时住在瑞金医院的干部病房,他的肺气肿发展到肺衰竭的程度。之前,他到冬天会去医院调养一个月的时间,但那一次,他再也没有走出来。我太太也非常崇拜毕克老师,但从来没见过他本人,他生病以后,我太太有时会烧点菜给他带去。那段时间,我们算有了更多的私下交往的机会。毕克老师病重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拿个小黑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你是一个好人。”

童自荣与上译厂部分老中青同事合影,摄于2013年
《新民周刊》:你们的配音是一遍过,还是说会沟通和排练?
童自荣:符合导演的要求,一遍过是最好的,这一遍,你的感情一定是特别饱满,特别新鲜。但是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总要录好几次。现场的执行导演觉得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能过,就得再来。尤其是一些台词多、语速快的戏,情绪要求又比较高的,一遍吃不下来,需要调整一下,第二、第三遍才行。
像邱岳峰、毕克这样的大师,他们也是要用功的,他们也不是一遍就过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著名的英国电影《简爱》,简要走了,罗切斯特觉得他要永远失去她了,于是叫她:“简!简!简!简!简!”连说了五个“简”。就这五个“简”,邱岳峰录了五遍都通不过。因为这部电影比较经典,是重点片,所以现场执行导演就是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他要求很高。邱岳峰也累了,喝了一口汤,说“再来”。说到第六遍,终于过了。我们问老厂长,这遍怎么就过了呢?他说:“有一种揪心的疼。”
《新民周刊》:有一种所谓的“上译翻译腔”,和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很不同,这种“上译翻译腔”是怎么形成的?
童自荣:其实我们是很反对所谓的“腔调”的,有“腔调”,那就雷同了。这是要克服。我们塑造角色,每个角色都要有区别。绝不能这个角色、那个角色,配的都一样。那就不符合要求了。关键还是你的理解对不对,你的表达对不对。“腔调”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长春电影译制片厂配苏联、朝鲜的电影特别合适,不过他们的配音多少带一点东北话的腔调。一听就能听出来。
我们上译厂成立于1957年,1957年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解放初,翻译片组开始译制片配音时,配音演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北方,邱岳峰、赵慎之,天津人;李梓、于鼎,北京人;毕克、尚华,山东人。北方人有一个好处,用这样的配音演员,语言上不用把关了。和他们相比,我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很清楚自己和前辈之间的差距,只是观众可能听不出来。
《新民周刊》:你们黄金一代的配音演员之后,配音的人才好像断代了,你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童自荣:我们老厂长一去世,我们厂的情况就一落千丈。应该讲,陈叙一做的台词本是最出色的。做台词本,不仅需要精通英语,中文表达也要是一流的,中英文水平不够,台词本就达不到要求。再加上导演的功力,所有人配好之后,需要导演来把关,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不错了,可以了,但是他还能挑出不少问题。
此外,当时我们的配音阵容,就像戏曲里那样,生旦净末丑,都有,都全。邱岳峰、毕克、李梓,就这三位,毕克,正面角色,邱岳峰,反派,李梓,女主角,就可以撑起一台戏。像老厂长这样的人不在了,要把翻译片搞得像样一些,谈何容易。再加上现在和从前的情况不一样了,七八十年代的观众氛围不存在了,当时观众把观看翻译片作为生活中很大的娱乐活动。现在不一样了。像我们这些上译厂的老人,总有一种不甘心,想要振兴,但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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