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家谱就是不孝。“叶落归根”的中国情结，让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寻根是在异国他乡的人对家族文化的探究和对祖先的追寻：清明节扫墓、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除夕包饺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就是“根”——中华文化。有了“根”，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在世界民族之林，才可以骄傲。孙中山海外亲属孙美玲说：虽然我在洛杉矶出生，但我的根在中国，将来我一定会回来寻根。
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十年不修谱就是不孝。如果按着祖上所言，今日有相当多的人是不孝后人。好在，民间还有人在默默修谱。他们在寻找祖上的记忆，在续写家族的繁衍史。
寻根是指世界各个宗族/民族依据文献资料和口头传承文学来探究文化发展历程，追寻宗族/民族的根源。寻根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在华人思想意识中最为重要。宗族/民族寻根与其文化历史研究是有分别的，寻根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可以只是通过民间习俗、节日庆典、宗族聚会、寻根游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性。但在西方，寻根主要是依据科学研究进行的，如：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式。
人类起源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大自然的造化，人类为了生存，从最初的旧石器时代逐渐发展而形成文明。文明起源于语言文字、信息记录，然后通过日用品、建筑在实用的基础上衍生了艺术，再之后就有了信仰、宗教、文化等。文明起源是严谨的科学文化研究，包含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探究，如：生活用品、石器、化石、文字图画、工艺品等。通过各种信息来证实人类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人们对远古时期了解最多的是神话、传说，也许世界各个民族所留下的神话传说中，隐藏着人类文明来源的信息。如果把众多的远古传说贯穿起来，结合地球文明的发展轨迹，就可以理清地球各民族文明发展的脉络，找到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届时给地球人带来的将可能是莫大的惊讶——原来我们的文明来自同一个源头！相信那时候的人们将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界定自己的价值观，自私和贪婪将被人类所遗弃，代之而来的将是全人类人性的升华！
中华民族姓氏繁多，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不断繁衍、迁移，由最初的氏族部落，演变成至今逾24000个姓氏，称之为“盛氏中华”。随着姓氏的演变、分化、迁移，原本同一个祖先的族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甚至被区域同化。但这其中始终有一个“根”联系着人们，“根”源自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的情思，也是亲疏观念的体现，在潜意识中，人们唤起对寻根的需求，渴望与族人紧紧相连。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姓。据传说，姓氏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百家姓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而姓氏，则是我们血缘的河流，溯流而上，我们可以追寻到自己的祖根，追访到自己的故乡。中国人姓氏的历史已经有5000余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千年的事情。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出现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当时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万多个姓来。中华姓氏起源，可追溯到距今约5000余年的伏羲氏时期。伏羲是中华古史传说时代的远古帝王，在中华民族族谱大系列中，位居三皇五帝之首，冠居百王之先，被中华民族誉为人文始祖。
凝聚·延续
同姓氏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这种微弱的关系以亲情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通过寻根，把已失散的亲情寻回；通过寻根，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通过凝聚亲情寻根，把家族史完善继而延续下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其形成与文明发展进程有紧密联系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范围往往会有一个模糊概念起着作用。比如：因为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我们相亲相爱；天下同姓是一家，所以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助；因为在同一片土地共饮一江水，所以我们团结奋进……就是这种微弱的感情把人凝聚在一起。而寻根恰恰是把这种存在的感情展现出来，以完成人们的心愿。
文化传承
在姓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的名族世家，都会有家谱、家训、祠堂、图腾、故事传说等，这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般家族文化都包含：礼仪习俗、家谱、家祭、家法、称谓、门第、名号习俗、信仰、图腾等。日常生活中就会有意无意的把这种无形的文化传递给子女。寻根也是寻求、探索家族文化的过程，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规范，寻根就是要找回在潜意识中隐藏的生命气息。
心灵归宿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人行千里，心中仍然记挂着故乡，古今多少游子抒发了思乡之情。“叶落归根”的中国情结，让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但，事实却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因素客死他乡，不能安眠于故土，留下了毕生的遗憾，也留下了感人的故事。
华人寻根是指在异国他乡的人对家族文化的探究和对祖先的追寻，一般通过族谱和家谱来寻找自己祖先的相关信息。华人都会懂得自己文化发源的重要性，所以像一些传统拜祭祖先文化：清明节扫墓、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除夕包饺子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根”——中华文化。自从中国开放以来，有很多海外华人回祖国寻根，着深刻的表明：华人饮水思源，不忘历史，不忘祖先的情怀。华人对自己“文化根”的看法：玫瑰与教育一书中提到“做一个有根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会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被继承、弘扬和发展。如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才可以骄傲，才能避免成为人家文化、经济的奴隶。”孙中山海外亲属孙美玲说：“虽然我在洛杉矶出生，但我的根在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一直是我想了解的。将来我一定会回来的，回来寻根。”
中国文艺、文学的寻根倡导
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有些思想品位较低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富有独创性，对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却是短暂的，也是有限的。而那些真正伟大永恒的文学作品，都是既有很高思想品位，又有比较独创完美的艺术形式。思想品位是那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灵魂。比如宋初的西昆派，追求艺术形式的精雕细琢，不重思想内容，其诗歌虽说词藻华丽，声韵和谐，但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因此，虽在宋初风靡了几十年，但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其实，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甚至连那些只重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俄国杰出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
但是，如果说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那也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赖斯金说得非常好：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是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他还公正地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表现的情绪的高度。他说：“问问你自己，任何一种能把你深深控制住的感情，是否都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是否都能够真正从积极的意义上使他激动？如果能够，那么这种感情是崇高的。如果它不能够为诗人所歌唱，或者它只能使人觉得滑稽可笑，那就是卑下的感情。”这就是说，文学的思想品位有高下之分。因此，作家要在思想上不断地追求进步，创造更高的艺术境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所要达到的较高思想品位，就是当代中国需要“大力倡导”的四种“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文学的多元论不但不了解不是任何思想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而且不了解这些思想有价值高下之分。它不但放弃了思想进步的追求，而且为各种陈腐落后的甚至倒退的思想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19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了人民的爱戴。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出版了反动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极力宣扬基督教的顺从和虔敬，拥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歌颂沙皇和教会，遭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不仅是一位作家在人民心中的失宠，而且是他文学作品艺术力量的减弱。果戈理在他发生严重精神危机时创作美化地主阶级的《死魂灵》第二部，终归失败，并付之一炬，就深刻地说明陈腐、落后、甚至倒退的思想多么严重地损害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这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在当前文学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新体验”小说是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但是，无论是“新写实”小说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还是“新体验”小说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环境，都没有用理想之光照亮世界。因为“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在思想上的缺陷，它们的文学作品鲜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其中也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它们都超越了“新写实”小说和“新体验”小说的局限。“新写实”小说写了平凡人物在陈旧僵化的体制、习俗、某种宿命或必然性的制约下的垂死挣扎、妥协到毁灭的异化过程，少有光明和希望。例如方方的“新写实”小说《何处是我家园》里的秋月。秋月的遭遇应该说是一种残酷的悲剧，一个满怀爱情憧憬的清白姑娘，在和恋人私奔的途中，不幸被六个窑工轮奸。这样一下子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这种不幸的遭遇，未能在凤儿的百般努力下得以改变，反倒成了秋月堕落和沦落风尘的理由和根据。人物消极被动地认同某种所谓命运的摆布，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最后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悲剧被消解了。而“新体验”小说的有些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新的秩序不存任何疑虑地积极认同。他们或者积极地肯定，或者催促别人转变，以便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例如张字的“新体验”小说《垃圾问题》，居然认为“还是搬家公司好，只认钱不认人。看起来在城里生活，做人太难，并不如金钱万能好。天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还是一种进步哩！”虽然作家相当深刻地认识和揭露了我们社会阴暗腐烂的方面，但没有能够认识和揭示出我们社会新生的未来的东西。因此，作家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社会的正义力量，人民的力量。作家没有勇气面对矛盾，面对丑恶，面对腐烂，而是逃避。在为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面前，作家怯弱到把希望寄托在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上。可以说，没有钱的，或并不富裕的人读了《垃圾问题》会感到绝望和泄气。因此，作家这种思想上的倒退严重地损害了《垃圾问题》这部作品的艺术力量。
其实，一个作家如果在思想上是向前发展的，就会促进艺术向前发展。歌德的《浮士德》对于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就是这样。在思想上，歌德要比莎士比亚先进，在艺术形象上，浮士德是汉姆雷特的发展。汉姆雷特只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作用，只是用怀疑哲学的方式，提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未予以解决。浮士德则肯定人的作用，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显然，浮土德在人道主义的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哈姆雷特。同样，一个作家如果在艺术上取得进展，那么也会促进其思想变化和发展。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发展就是充分证明。有一位契诃夫传记作者说，最足以见出契诃夫发展特征的，是他随着自己掌握形式技巧的程度而不断改变的对待时代的态度。这种新态度在材料的选择上显露出来了，它决定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描绘，在这一时期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物提高到能做自觉的思考，这证明他有着无可争辩的敏感和才能，能看出哪些力量不久会成为过去，哪些时代征兆应当算作将来的东西。德国作家托玛斯·曼在《论契诃夫》中引用了这段话，进一步说：它“肯定了已经获得的形式技巧与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之间的联系(所谓日益增长的道德批判的感应力，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理解力，能理解到什么是已经为社会抛弃的、正在死亡的东西，什么是必定会出来接替前者的东西)；换句话说，肯定了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难道美学与伦理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会赋予艺术劳动以价值、意义和功用么，难道契诃夫对一切劳动的热爱、对游手好闲的懒汉和一切懒惰行为的斥责，其根源不正在这儿么？难道他对于建立在奴役之上的生活愈来愈明白地加以否定，其根源不是正在这儿么？”这种艺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不但相互促进，而且是本质性的。至于有人提出思想进步，艺术不一定进步，甚至还会退步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割裂了思想与艺术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知道，文艺家是通过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为这个冲突的解决而斗争。不同的作家之所以对这个冲突的解决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思想上不一样。《红楼梦》原作和续作在情节、结构上的不同，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在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冲突，其结局只能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续作大多写的是黛玉与宝钗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贾府也兴旺繁盛。之所以存在这两种写法？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而《红楼梦》原作与续作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下之分，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在思想上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吗？
因此，追求更高的思想品位，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问题，而且是一个艺术成败和档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