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启蒙教育简史

 袁福成||江苏

虽只身在外闯荡已近半个世纪，但和小学启蒙教育的相关记忆，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轻易忘记。

在当下，中国的少年儿童何其幸运。九年制义务教育早已普及，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如非法剥夺这一权利，都将依法受到严肃追究。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又继续向两端延伸，经济发达地区的幼儿和高中教育已经普及，欠发达地区已经行走在全面普及的路上。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的少年儿童入学读书，还是一桩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当年的农村幼儿教育，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适龄儿童们别说进入幼儿园接受启蒙教育，就连幼儿园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他们的童年，就是在家中长辈的照看或兄弟姐妹陪伴下的“家园”里，在单干“圈养”的模式下度过的。小学教育虽有布局但并未普及，适龄儿童少年能否进小学读书，完全由家长们自主决定。多数农村人家的孩子，因经济困难根本上不起学、读不起书。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农民子女们，长大后就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据统计，建国初期，我国5.5亿的人口中，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中的文盲率更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也有极少部分家庭条件略微好点的，家长们咬紧牙关，让孩子（主要是男孩）去学校读上一至两年，当孩子能书写自己的姓名，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后便选择辍学，这些初识字的孩子们最终又成为了国人中的半文盲。缺少基础文化知识支撑的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也想主宰或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绝大多数人注定一辈子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等待他们的将是生活的无尽艰辛或卑微。最大的悲哀还在于，绝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对自身的处境还习以为常、浑然不觉，麻木得让人心疼，只能在浑浑噩噩、平平淡淡中，草草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出生在农村，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五口之家的家境也很一般，但我的父母的确与众不同。对送我们姐弟三人上学读书从未犹豫过。我入小学之际，哥哥、姐姐已经分别在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就读。同时让三个孩子一起去上学，在我们生产队乃至大队也不多见。在当年，虽然用一只鸡蛋就能换回一把小刀、两本练习本或三支铅笔，用现在的眼光看，读书的费用很低很低，但当年农民家庭的收入同样也很低。三个孩子上学的书杂费和日常笔墨纸砚的开销叠加在一起，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是压在父母肩头的沉重负担。姐弟三人开学之前，父母便想方设法去筹措书杂费用。家中攒下的鸡鸭蛋数了又数，母亲包在手帕里的零钱点了又点，家中能够变现的物件清了又清。钱数凑不足，只好再向亲朋好友东挪西借，甚至将从口中省下的有限粮食，忍痛拿到集市上兑换现钱先来应急。想尽办法还凑不齐的，开学时，父母只好放下手中的农活，去找老师和校长求情，希望能让我们姐弟三人先入学上课，所欠费用待后尽快偿还。每年春秋开学季，父母为筹措我们的学费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外出借钱时还常常遭遇冷言风语。但父母坚定地认为，省吃俭用甚至不惜举债供孩子上学，办的是正事、走的是正道、图的是儿女将来能有出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父母仍然挺直腰杆告诉我们：只要你们肯念书、能念书，就是“脱裤子翻跟头”（砸锅卖铁之意）也会供你们念书到底。如若你们自己中途放弃，今后受苦受累就别怪到父母头上。

时至今日，父母虽已离世多年，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还时常在我耳畔响起，父母为我们筹措学费到处奔波的身影仍历历在目。要知道，在困难的岁月里，送子女去读书，是无法预知未来的长线投资，既需要勇气，更需要眼光和智慧。作为普通农民的父母，虽喊不出“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成就未来”这类高大上的口号，但他们坚定地认为：对子女们而言，能识字肯定比不识字要好，多识字肯定比少识字要强。其实，真理往往就蕴涵在这些朴素、简单的认知之中。正是我父母的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为我们姐弟三人早早撑起了少年逐梦的天空，而且为我们此后全部跳出农门、融入城市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父母的晚年幸福奠定了基础。在我们心中，父母当年竭尽全力支持我们读书之举堪称壮举，应当永远感恩和终身铭记。

本人于1954年出生，1962年入小学，时年已足足八周岁。本来六周岁就可以入学，为何又推迟了整整两年？这还得从建国后经历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全国性农村大饥荒的影响说起。       

1959至1961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称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民间通常直白地称之为“全国性农村大饥荒时期”。后来，据史家们考证，在中国，这三年并未发生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言下之意，全国性的农村大饥荒，并非由自然灾害所致，而是另有人为的原因。

我们这代人，不由自主地成了大饥荒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特别令我后怕的是，本人还险些将年幼的生命，永远留在大饥荒的艰难岁月中。

1958年，一场以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在举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展开。穷怕了、穷急了的中国人一拍脑袋，发誓要在短期内赶上英国、超过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农村各地大办公共食堂，被视为已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重要标志。时年五岁的我，对当年大跃进运动的印象朦朦胧胧，大概是因为后来受饥饿的折磨和煎熬太久，对于刮“共产风”、吃公共食堂进而引发全面饥荒的记忆却十分清晰。

建国之初，农民们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家中解决。生活虽不富裕，但在.泥墙草屋上空飘过的袅袅炊烟，曾经给人们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到了1958年，随着〝共产风”刮起，农民家中的有限口粮、煮饭用的铁锅、还有餐桌、板凳连同由农民各家自种瓜果蔬菜的零星土地（十边地、自留地），一夜之间被生产队全部收归公有。村民们的一日三餐，改由队办食堂统一供应。本来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农民们，听说从此可以在公共食堂里“敞开肚皮吃饭”，提前过上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道不完的喜悦。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敞开肚皮吃饭，必须有充裕的粮食供应作为支撑。公共食堂开办不久，本来一家一户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一年生活的有限粮食，很快被海吃胡喝一空。吃饱饭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渐渐地连每天正常的一顿干饭两顿稀饭也难以为继，公共食堂面临随时倒闭的危险。眼见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美梦行将破灭，国家开始出手相救。从有限的国库存粮中，下拨部分应急的粮食来勉强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转。在生产队自有粮食用完之后，国家按每人每天“五两六钱（十六两为一斤）”标准下拨的补助粗粮，成了村民们保命粮的唯一来源。五两六钱粗粮，经过去壳、去杂加工之后，人均每天仅有2.5两熟粮。如此低下的日均粮食供应标准，不要说吃饱，连维持起码的生存都很困难。在饥饿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农民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寻找可以充饥的替代食物，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长的、地下埋的，但凡可食用的食材很快被扫荡一空，可充饥的替代食物资源也很快枯竭，草根、树皮、观音土都被拿来充饥，甚至传出活人偷食死人肉的传闻。食物的严重匮乏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人们普遍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嘴唇乌紫，抵御疾病的能力大幅下降，意外死亡率大幅上升。

据村里的老人和我父母回忆，一场普通的冬季流行感冒，在我们生产队百余人口中就夺走二十余条人命，和我同龄的七个孩子就走了五个。老弱病残者更是弱不经风，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可能倒毙于路边、沟壑之中。1960年，我虽满六周岁，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发育停滞，身材矮小、疾病缠身，长成了和非洲难民极为相似的“老疙瘩”。有一天，我的低血糖症突然发作，晕倒在地已奄奄一息。后来还是我四叔找来了二两红糖才救了我一命。所以，虽到了可入学的年龄，因身体孱弱不堪，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那还能去按时上学？为防止家人因饥饿而亡，这年秋天，祖父带着我们母子二人，踏上了去上海亲友家的逃难之旅。城里的同龄人，已背起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而我们，还艰难地行走在逃荒之路上。后来只到公共食堂彻底倒闭、大跃进的幻想完全破灭，国家对极左的政策进行调整纠偏，农民的日子才开始慢慢恢复常态，我在八周岁时才开始入小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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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母校叫陈吕小学，因为是由陈吕大队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办，校名自然就随了队名。早年的基础教育，国家实行三级（县、乡、村）办学，两级（县、乡）管理的办学体制。老家所在的陈吕大队，地处高作乡西部片区的中心位置，西有甲东、南有李庄、东有蒋王、北有直西四个大队环绕，陈吕小学创建之初就是一所完全小学，5、6年级的施施区覆盖五个大队。

学校座落在老家所在的生产队，本生产队由西南向东北，共由三座小村庄构成。我家住在最西南侧的袁家沟头顶，八户人家有六户袁姓，庄前有一条已到顶的小河，庄名便由此而来。居中的村庄叫陈老庄，十二户人家虽一户姓陈的也没有，但古老的庄名一直延用至今。学校地处陈老庄东北侧约一华里外的孙董舍，共有七户人家，有陈、潘、葛、孙四姓唯独没有董姓，孙姓地主曾祖居于此。学校的原址，就是孙姓地主家的四合院。在我们上学的路上，从袁家沟头顶出发，先经过陈老庄，最后才到达孙董舍。当年的我，虽个头矮小、身单力薄，但有哥哥、姐姐一路同行，上学、放学从不需要父母接送。路上偶尔碰到一两条野狗挡道也从不胆怯，只要我们姐弟三人中，有一人俯身去捡路边的泥块，野狗们便吓得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有时我们还会乘胜追击一阵子，直至野狗们远远遁去才肯罢休。

记得当年小学全体任课老师，除时任教导主任的吴其佐老师是外乡人，其余都是本乡本土人士。在我的所有任课老师中，张廷珍老师（女），本乡李庄人；缪维进老师，本乡甲东人；王斯卓、王爱槐老师，本乡蒋王人；葛伟老师，本乡季圢人；马益璜老师，本乡马楼人；陆衡老师，本乡陆沟人；李成之老师，本乡高东人。当年的小学校舍，共有六个教室、两间办公室、两间教师宿舍和一间厨房兼食堂。校门外还有一片不大的泥地操场，操场外侧有一条一步就能跨过的小水沟，水沟外便是一大片农田。农忙季节，站在教室之内，农民们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可尽收眼底。操场的两头，各有一个自制木质篮球架，操场的西侧还有一座公共厕所。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全部家当。

学校的办学条件虽十分简陋，但老师们个个非常敬业，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全乡还名列前茅。

本人上小学时个子十分矮小，但小也有小的好处。1一6年级，座位一直在第一排，排队一直站第一个。由于座位紧挨着讲台，老师讲课的每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老师板书的每个字都看得真真切切，上课时举手发言，大都会优先得到老师的首肯。因此，本人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也始终处于前列。尤其对小学的算术课特别有兴趣，十以内的四则运算，几乎从不用笔在草稿纸上运算，全凭口心算就能快速得出正确答案。小学家庭报告书中的学业成绩评价年年都是甲等，每年都还有奖状进账。记得在一次全校学年总结会上，教导主任吴其佐在讲话中表扬我是班级里有名的“小先生”，还获得过一支毛笔和一本练习本的特别奖励。

可惜好景不长，小学四年级尚未读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教育系统更是首当其冲。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裹挟之下，一群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少年儿童也被迫卷入其中。从此，学校交给了贫下中农代表来管理。学校的少先队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小兵”战斗队。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每人的左臂上都佩戴着印有黄色字体“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部“靠边站”，成了待宰的羔羊，成了被革命和批斗的对象。校园的墙上，贴满了揭发老师各种“罪状”的大字报。没有任何组织和部门的批准和授权，“红小兵”组织的头头们占校为王，可以随时叫停校长和老师的职务、课务，可以随时宣布停课闹革命，可以随时召集队伍，去村民家中帮助“破四旧、立四新”，可以随时决定给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上高帽游村示众或挂牌批斗。

当年，在本校任教的葛伟老师，平时教育学生时常用手指轻敲学生的小脑袋，文革开始后，这一不经意间的习惯举动，被红小兵小将们认定为是对贫下中农子女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残酷迫害”，是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勒令葛老师停课检查，还被强行戴上高帽游村示众。自文革开始，偌大的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老师的人格尊严遭到肆意践踏，传统的正规教材遭到强行删改，连建国后建立起来的“六三三”传统学制（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也被随意改成了“五二二”（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学制。我们的小学启蒙教育，就在这一片无政府主义的乱象中开始变得面目全非。而这番乱象在此后的中国，持续肆虐了十年之久。我们这一代人，在本该学习更多科学文化知识的大好年华，就这样被白白浪费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之中。我们的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度过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摧毁了一个国家的教育，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特别荒唐可悲的是，这场动乱，是在并无任何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我们自己自导自演的。这场动乱，使得多少无辜的年轻人青春梦碎，使国家的人才培养出现了明显断层，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绝不是一群人的不幸、一代人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伤痛，是一段不堪回首和不该忘却的历史。

往事并不如烟。年过古稀再忆童年往事，依然如梗在喉、耿耿于心。因为在那段历史里，不仅有父母的恩、手足的情、师生的爱，还有人生的跌宕、命运的悲欢和时代的伤痛……

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个人的发展，将会展现出另一幅更加波澜壮阔、辉煌灿烂的图景，但历史是不容许有假设的。再现这段历史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文革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2024.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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