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汤申台

咬紧牙关买下这栋角头排屋，是女儿刚念完幼儿园上小一的时候。从当时在红山中心的住所搭校车到新建好的名校，要整个钟头。校车颠来抖去，好长的路途啊，小女孩受不了还在车上吐呢。如是一年，决定买房子。

虽然那时楼价跌了，但从五房式组屋“提升”到有地私宅，感觉比爬上珠穆朗玛峰还难。但是太太相中了房子之后，一声令下，从此不回头。尽管房贷已供完多时，但回想起那段胼手砥足的日子，老伴每每自豪地对我说：“要不是娶了我，你永远都住那三房组屋。”——完全同意。

正如《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所说，人生的选择就是一秒钟。除了娶妻之外，本人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总是粘粘糊糊的。要知买房的时候，银行借贷的利率是六巴仙！能够做那一秒钟选择的太座，难免理直气壮。

什么时候住进汤申台的？那时装修、搬迁，签这签那，乱糟糟的。我凭一份当时留下的月历，判断入伙新宅的日子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后来在母亲去世遗留下来的日记中读到，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康儿搬新屋”，今以文字为准。我是打算在这里颐养天年的，这房子留下的，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三位女性的记忆。

住进汤申台排屋不久，父母就卖掉他们的五房组屋迁来同住。房子距离女儿就读的学校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带孙女上学放学，是父亲当时乐意承担的任务。父亲也喜欢在园子里做“花王”，剪草修枝。割草机好像也曾换了几把。

三十年后的二〇一七年，母亲和父亲在当年的七月和八月间相继离世。当时二老已迁出汤申台自己居住，功德法事在他们的组屋楼下空间举行，而我，则因为右眼的手术须居家养伤，父母的白事由妻与四个弟妹们主持。我是后来通过录像回溯父母的遗体告别仪式，观察到父亲灵前巡礼时女儿特别伤心，眼眶含泪。相信是童稚时候这段爷爷带上学的路，触动了她的心湖。

其实，人对住所的感情，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起来的。就在迁进汤申台一年半后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我应英国广播公司之聘，到伦敦就职，也在中文科同事“宁买勿租”的怂恿下，在伦敦东南半郊区认购了一间连地的公寓。我到英国去的目的，也为了大男孩的求学与音乐教育。父子在伦敦寓所住了五年，儿子当完兵后回到那里继续升学，直到一切完成，儿子也在新加坡娶媳妇之后的二〇〇六年，我们才把伦敦的房子出手卖掉。

不难想象，伦敦的供楼岁月，是蜡烛两头烧，每月付出的英镑按揭，在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常来袭击我的梦魇，醒来汗流浃背。不过，汤申台的一年半，与伦敦寓所的五年，在我的记忆中却成为一道拉锯：我会永远活在漂移中吗？哪里才是我的“家”？

也难怪我对汤申台的住家感到陌生，我只知道这个私宅区有着六百多住户，一头是汤申山路，另一头是三巴旺山路，但从来分不清哪头是哪头。路口的摊贩明明挨着汤申路上段，却命名为三巴旺山熟食中心。新加坡另有一个三巴旺区，在三个地铁站外。

记得一九九四年中从伦敦回新加坡到报馆履新，由于被高涨的车价吓着了，一年没买车。报馆一位善心师姐，有回开车送我回家，我自己也不认得路，车子绕了好多圈。亏得那位师姐十分有耐心。

飘移岁月，让我思前想后探讨着定锚之处。刚回新加坡的日子，梦里不知身是客，每天睡醒之后须凝视天花板十数秒钟，细察那板面的纹理，挂着怎样的灯，才能确认自己的定居点在哪里。伦敦寓所的天花板仍沿用着古老的石棉板，新加坡则是钢骨水泥了。伦敦吊着日式纸糊灯罩，这里则用上了日光灯。

然而，汤申台的房子经过二〇一九年的装修，天花板改变了，电灯换成LED。所以，房子的装潢是一回事，但对于“家”，我须找寻新的定向。

地理位置，汤申台在汤申路上段，这或许并不是个令华社感到熟悉的地区，但却蕴藏着英治时期的史迹留痕。你可想想，新加坡地铁网是一九八七年启建的，到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汤申东海岸线才部分投入服务，剩余的线路仍在施工，你就晓得这是多么“乌鲁”的一个地方。

从家出发，跨过横贯的通衢马路，便是旧时遗留版本的汤申路上段，它曾经是本地著名的一条赛车道。沿着林径走，不一会便行抵贝雅士下段蓄水池，上有石碑刻着工程完竣的年份为一九一〇。贝雅士是沿袭麦里芝蓄水池而建，新加坡第二个蓄水池，分上下两段，以当时从英国来的新加坡市政局专员工程师命名。

▲宏茂桥公园

我家周围的步行范围内，也有现政府建立的碧山——宏茂桥公园，更是一座繁花盛草的生态园区。贯穿着这些塘泽地带的一条河流，叫加冷河。冠状疫情之前的一段时日，我常拎了傻瓜机到这些地方捕捉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只见松鼠纵跃在茂枝、巨蜥游翔于浅底。松鼠和猴子，也是不时出没于住宅区的稀客。

我更常为一些自己觉得惬意的照片联想着某些诗句，如“燕燕飞来，问春何在”、“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周梦蝶与，蝶梦周与”等等。蓝翎小鹭踩着水石到处觅食的画面，却充满着“涉江采芙蓉”的意境。游园日久则惊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汤申山住宅区估计是从英军驻扎时代便开始，从排屋地契所记录的年份推算，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翻新建成的。到了目前，许多房子经过了转手再转手，也都改建成不同的模样。在建设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建高，通常都有两层半，有的很夸张，建得像五星酒店，彻夜亮着灯。简朴点的则保留了一两片旧墙，存下住宅区划一设计的花纹，也有钉子户打死都只有一个地面层。浏览这个地区像翻过一段新加坡的建筑史。

更传奇性的是听说有一名英军，当年买了房子就一直没有折回新加坡。数十年后归来，凭着屋契卖掉那原汁原味的古董房子，发了笔小财。这个故事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在伦敦买楼时，那好像是一九二四年的原始屋契还留着，之后谁卖给谁清清楚楚。大英帝国的典章制度，说起来也是个宝。

由李迪文作曲、陈洁仪演唱的《家》，有诗人木子撰写的华语歌词，歌中唱道：“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汤申台的家到底有没有给我希望梦想，很难说，但这里收藏着我大大小小的欢喜悲伤，那是千真万确的。

岁月流金，从新屋入伙时的报馆同事烧烤会，到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丧，都是友谊和温情的印记。说起邻居，右邻的会计师家庭和左方隔开两栋楼的牙医最熟络，不止主人夫妇谦恭有礼，相信也是教导有方，孩子的一代也十分尊重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计师是原华校生，听说是自学成材的，勤奋刻苦，且又是热心居委会事务的一位老好人。前些时候他在疫情浓雾中溘然长逝，没发丧。有一天因我家受到骚扰，我和老伴到居委会投诉，那里的理事看见我们的门牌号码，便问我们认识会计师某某吗，我们说当然认识，很感慨失去了一位好邻居。

住汤申台这条街上的大多是中等专业人士，卖房子给我们的上手屋主，以及斜对面一家的主人，都是医生。对面医生太太十分开朗随和，见面必欢颜问候。他们家信奉耶教，年前医生的寿堂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我和老伴送了花前往祭奠，晚上参加了他们的家庭追悼会。老太太去世前一段时日都须坐轮椅，但仍觉得她充满自信和尊严。追悼会的气氛像是喜丧，有位老哥说得神采飞扬，告诉大家阿嫲精力旺盛无处不去，甚至还到过北韩——不是去旅游，而是去传教！

对于我们庄氏大家庭来说，汤申台是个农历新年团拜的集合点，因为我是长子，父母大人都合居于此。我在伦敦旅居的日子，五妹夫租了一辆小型旅游车，载送父母和兄弟姐妹五家人，一起从汤申台出发，到亲友家沿户拜年。五妹嫁的夫家是新加坡少数族裔中的少数——印族中的马拉雅南人。妹夫是电视台的公务员，操手提录像机颇有专业水平。他的作品已成为庄氏家族的生活纪实档案，包括前面提到的父母丧礼录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已经在古稀命途中迈步的我，深深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无法脱离由亲情友情编织的一张天网。

父母是在二〇〇三年从汤申台搬出，自买一间二手的三房式组屋安居的。那时他俩都已七十八岁。父亲表示，住政府屋会得到多点政府津贴。当时我怕父亲是因有什么不满而迁出，直至他在九十二岁辞世之后，才逐渐看出他生前的运筹帷幄。

父亲其实看到，当时我的一对儿女都长大了，会结婚生子。要是孙辈家庭也入住，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太公太婆。而他把最后的家置在汤申台附近，就是让我伸手可及，随时有个照应，其实我也遵照父母心愿让他们最终能在家中养老。

记忆的保留，虽然即时的刻录很重要，但记忆须经历多年以后的检视与重构，才有可能以一个多层面的状态储存下来。二〇一九年的五月份，是个很值得铭刻的日子：老伴和快婿筹谋一年多，老家翻新了，女儿一家五口搬来同住。当时作为过渡的租赁房子也在汤申台，无疑方便，但已够折腾了，也多亏老伴另一次的一秒钟决定。

今日回顾，最感谢老伴在新房子中给我设置了一个小书斋，两边是柚木书架，中为韩国式古典柜橱。老伴也特别拨款，把二老遗留下来的一个樟木栊修葺一新，内里存放了若干纪念性的遗物，包括母亲出阁时穿的一袭绣花褂衫。樟木栊上的雕花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观音与童子坐像，两旁刻上：“紫竹林中坐，一心见如来”。

房子的翻新固然让我作了一番断舍离，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却发现数十年来本地书画名家勉励小辈的贻赠作品都一一留存了下来，像陈文希的“南洋之作”松鼠图、潘受老先生的“小浦闻鱼跃”行书和萧学民兄的水果静物油画。令我感觉意外的是，八十年代李曼峰大师为我背画的年轻肖像竟然没有丢失。同时浮出水面的是蔡逸溪学友惠赠的一幅抽象水墨《乐伎》。

客厅仍然挂起了中国旅美边疆画家李山的水墨之作，赠于癸亥年（一九八三），当时随即装裱起来挂在红山，后来重裱。据扬子晚报网载，二〇一九年北京时间三月廿八日凌晨，李山在美国纽约长岛家中辞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汤申台寒庐中细览遗作，只见身背重负的两只骆驼一远一近，题款：驼铃风砂路。任重而道远啊，这是长者的叮咛，也是鞭策。

女儿家育有一男二女，嬉笑呼叫充斥门庭，偶亦传来钢琴、空灵鼓、小提琴、优客里里之声。“公公，婆婆，我回来了！”这是一天中最爽朗清脆的童趣。

眨眼间，最小的外孙女也到了进小一的年龄，我重复着当年父亲携女孩上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