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4 号军令（节选）
撰文：萨里·努赛贝
译者：何雨珈
我们的联合会是个运作良好的民间团体，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虽然大部分成员属于巴解组织的各个派别，或者比较倾向于他们，但联合会依然是独立和民主的，所以根本不会像某些游击运动那样，需要用神话进行包装，搞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作为一个坦坦荡荡、无所隐瞒的公开运动，我们出了一本小册子，指明了组织的规章、预算、目标和成就。
之前的组织一直由权贵管理着，显得很沉闷；现在有了热闹的会议，当选的学生代表和工会代表热烈讨论政策和战略，还有人跳到椅子上站着，大喊大叫，这不啻一股新鲜空气。作为会长，我经常不厌其烦地花上几个小时，想说服同事们接受我的观点；也经常会败下阵来，这时我就只能为我之前一直激烈反对却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观点做发言人了。
起初我们从未想过要与巴解组织的领导层协调政策和战略。我们的正当性来自自身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及军方的狂妄傲慢，我们也许永远不用跟巴解组织产生联系；联合会也永远不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全国性反军事占领力量。
军方会采用各种压制手段让人们守规矩、听话，“保留剧目”包括封锁、行政逮捕、软禁、用刑等。如果这些办法还不管用，就驱逐出境了事。苏联常常把犯人驱逐到西伯利亚，而以色列的犯人就被驱逐到约旦和黎巴嫩。
最大的反占领中心就是我们大学的校园。以色列称比尔泽特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温床”，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的确如此。其他的中心也纷纷涌现出来。20 世纪 70 年代，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当地人牵头建立了一系列的学院，背后的驱动力和当初创立比尔泽特相同，就是要为那些无法出国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学校越多，海外的关注也就越多，外国教师就越多；学生和教师中愿意干预政事的民族激进主义者也越多。长期以来习惯于随心所欲进行控制的军队和占领政府，对上述这些发展忧心忡忡。
军方想出一个自认为很体面的解决方案。占领开始不久，以色列就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置于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位部长指派了一名军事长官去管理上述地方，赋予他所有统管当地的特权。他可以将地方长官解职，拔除树木，拆毁房屋，将大片土地征用充公或改造成军事区。从理论上来说，军事长官的管理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一直遵守约旦法律，但这不过是碍于国际公约的空头承诺。实际上，为了执行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主要的管理行为就是颁布国防部上级批准过的军令。
军事长官想出了一个控制各大院校的办法。约旦法律没有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大学进行管理的条款，原因很简单，1967 年之前这里没有任何大学。1980 年，地方长官颁布了 854 号军令，将大学也置于约旦人管理公立幼儿园和小学的法律法规之下。这是对既有法律充满创造性的应用，让以色列当局在教师任命、学生招收和课程设置上拥有了绝对权威。军队也有权在学生被招收或教师被指派之前，对他们进行审查；要教任何一门课，或使用任何的教科书，都需要军事长官盖章同意。
854 号军令颁布之后，军事长官顺势要求所有的外国教授，不管是巴勒斯坦侨民还是国际人士，都要重新申请工作许可，还要签署一个效忠承诺，很明确地保证不会参与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也不会和以色列所定义的“恶意”组织（比如巴解组织）有任何牵扯。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政府对“外国人”的定义是在以色列接管约旦河西岸地区时，不在当地的所有人。哪怕是在这里土生土长，只是在 1967 年 6 月出国度假了，也算“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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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精心计划的一招，威胁约旦河西岸地区所有大学中的数百名教授，如果他们积极参政，就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这样一来就能破坏我们的学术自由，并防止民间团体发展壮大。我们则联合起来，决定在全国进行动员，开启后来所说的“迷你起义”，相当于 1988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带妆彩排”。
以色列人威胁说，要是我们拒绝遵守军令，就要关闭所有的大学。比尔泽特的行政部门不想冒险，表示会遵命行事。很多教师，特别是惹了麻烦之后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际人士和侨民，都屏息噤声，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岌岌可危。这样的情况让我们这些联合会成员压力倍增，因为到底是对占领方让步屈服，还是发起一场人人眼中的必输之战，是要我们来决定的。
联合会和好些学生会都对此进行了辩论和投票，决定无视以色列的军令，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受到军令威胁的不只是学术自由，还有我们的民间团体、市民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前途。我们要团结起来，向那些蛮横的占领者说不。
以色列人反复威胁要关闭大学，我们则继续拒绝签下效忠承诺。行政部门开始横加干涉，要求我们服从命令。我们对行政部门的态度和对以色列一样：别做梦了！我们没有煽动任何暴力，也没有采取激进手段。我们只是无视这个命令，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以色列没有使出任何后招。对于彻底关闭所有大学，他们还是有所顾虑，而除此之外也无计可施。
一切都很魔幻，一个团结一心、行动一致的组织，竟然能够与拥有无情安保机构的强大国家机器周旋。为了发动公众支持联合会的立场，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研究该军令可能引发的种种影响，还散发相关的传单，并且在市政厅和校园中组织讲座。如果以色列说到做到，关闭学校，那我们也想出了继续开展教学活动的应急方案。
联合会的领导人从北到南，广泛走访活动，争取乡村地区的支持力量，把我们想说的话传达给村民和有名望的长辈们，向他们解释军令的意义和后果，以及我们需要反抗的原因。我们开始召开记者招待会，吸引了以色列媒体和外国媒体的注意。好些以色列学者来到校园里，向我们表达支持。现任以色列科学院（Israeli Academy of Science）院长，也是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学组织（Israeli-Palestinian Science Organization，IPSO）搭档的梅纳赫姆·雅里（Menahem Yaari），牵头成立了一个由以色列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调查 854 号军令是否正当合法、合乎道德。雅里来到我旧城的家找我聊天，我们俩决定一起抵抗以色列政府，他之后发布了个报告对这个决定表示支持。
在暴力初现端倪之后，以色列人才会采取行动，我饶有兴趣地窥探到他们这种心理。一天，一位穿着便服的以色列官员来到校园，径直去了行政楼，要求学校交出激进学生名单。有人传出这个消息，学生们陆续前来，将行政楼团团围住。几乎所有学生都来了，朝这名官员怒吼，要他离开。他走出大楼，沿着窄窄的楼梯下来，一个学生推了他一把，他倒在地上。我们都冲上去确保他平安离开校园，不会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他毫发无损地走了，但学生动手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挽回。
第二天，军方命令学校关闭三个月。约旦河西岸地区几所大学的 70 名教授很快被以各种理由驱逐出境。
此时，我们的民间网络已经非常广泛且坚固，以色列关闭校园的行动适得其反，让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也开始与其对立。任何一个村子，只要有回家的学生，就有和士兵的冲突事件。《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相关文章，标题醒目：《以色列军队致约旦河西岸地区 9 名示威人员受伤》。伤者之一就是加比·巴拉姆基 14 岁的女儿。
学校重新开门后，我们立刻重启针对 854 号军令的斗争。大家仍然拒绝签字，以色列再次毫无办法。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三十五年来，我们对占领者开的“每一枪”都被对方用十倍的痛苦报复：占领更多的土地，驱逐更多的居民，毁掉更多的未来。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必输之战，因为他们有策略，我们只有满腔无用的感情。而现在，开天辟地头一遭，我们发现自己有力量、有优势。以色列的惯用伎俩，根本不能打败参与者全身心投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正在我们欢欣鼓舞的时刻，从安曼的巴解组织总部传来叫人丧气又困惑的消息，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要臣服于以色列那苛刻的命令。那 70 名被驱逐出境的教授已经到了安曼，其中很多人要求巴解组织强制我们遵命。在比尔泽特行政部门的带领下，多所大学的行政部门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要求：巴解组织应该大展拳脚地来驾驭我们，控制我们。
我们在比尔泽特召开了紧急会议。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的工会与学生会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在这场集会上，大家情绪激昂，讨论了两种互相矛盾却非常清晰的选择：要么按照巴解组织说的办——这其实并不符合巴解组织的最终目标——要么继续保持无视的态度。我们最后决定坚持斗争。会议上，大家推举我去完成这个讨厌的任务，到安曼去向巴解组织领导人阐述各地代表在这件事情上达成的一致意见。确实，我们这次投票是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史以来最具民主共识的一次了。
于是，我开始一趟趟往巴解组织总部跑。当时，和巴解组织有联系是犯罪行为，可能被捕入狱，从重量刑。我们不得不有所防范，提前将相关材料偷偷送过桥，带到约旦。以色列监狱里的囚犯已为这套操作发明了最好的办法，只有照 X 光才能被发现。他们靠的就是“胶囊”。用极小的字，把信息写满一张很薄的纸的正反面。然后仔细地折成一小团，通常宽度 1 厘米、长度 5 厘米左右。接着从烟盒内部取下锡箔纸，用这个纸包裹住小纸团。最后从塑料购物袋上取一小片，将整个纸团包裹住。包好之后，偷带东西过境的老手就会熟门熟路地点燃一支火柴，吹灭，用余热将两边的塑料融到一起，做成一个胶囊，接着就可以叫人吞下去了。信息藏在信使的肚中，安全地过桥。
和我往返同行的是阿里·哈松内赫（Ali Hassouneh），比尔泽特的教务长。他和我一样有耶路撒冷身份，申请过桥进入约旦要容易些。我们一共往返了五次，每次体内都有胶囊在游弋。
第一次会面结束得如同灾难。我来到安曼，有个响亮的名头——被占领土大学生及教工联合会会长，也是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工会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我肚子里还有工会与学生领袖表达支持的数百个签名。
安曼方面接见我们的是哈马德·法拉内（Hamadehel-Fara'neh），他和蔼可亲，在巴解组织的教育部门工作。哈马德属于巴解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即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我们与哈马德一见如故，都觉得他肯定是支持我们的，于是错误地以为这次会一帆风顺。
哈马德先带我们进行了事先安排好的一系列会面，其中一些是见那些被驱逐的教授。跟他们面对面有些许尴尬，我们自然是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的。他们丢了工作，又骨肉分离。而在他们被勒令离开那些院校的同时，我们又在努力抗争，去保护这些院校——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到哈马德家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被召到安曼的真正原因。我们正围坐着抽烟、喝咖啡，突然听到外面有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穿着一身看上去很贵的衣服——阿里很肯定地说是阿玛尼——从一辆打蜡打得油光锃亮的豪华奔驰车上下来。他是位于安曼的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代表，还是巴解组织某个军部的长官，一脸凶相，一看就是让旁人恐惧又尊敬的老手。
才踏进哈马德家的客厅，他就开始用很浓的官腔跟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了。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可不是要我轻易忍受这种傲慢的。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委托我为代表，命令你们在反对巴解组织保证书和有关大学的军令上签字。”传达了上面的意思以后，他低头打量着我那双网球鞋没系好的鞋带。我清楚地看到他翻了个白眼。
他说话间那种妄自尊大的语气激得我不由自主地作出反应，也摆出一副很官方的样子回应道：“被占领土大学生及教工联合会委托我为代表，向您和执行委员会传话。不，我们不签字。”
一个连鞋带都系不好的大学教授，竟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了“不”，这位高官震惊了。他本以为我们会乖乖听话，没想到居然被反击了，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我有样学样，也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你不服从我们，这是不允许的。”他说。
我刚要指出他这话语法有点问题，阿里开口了：“但我们这样做，是最符合巴解组织利益的啊。你们给我们的要求，才是往巴解组织的棺材板上钉钉子呢。”
“我有阿拉法特的信，他命令你们签字。”这位老革命穿着量身定做的西装，厉声打断了阿里。
“给我看信。”我提出要求。
“什么？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您，”我向他保证，“我只是想看看阿拉法特先生的签名是什么样子，还从来没见过呢。”
他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发现信中只说了阿拉法特认为高等教育对巴勒斯坦至关重要，担心外国教授可能被驱逐出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
“这封信根本没提签字的事，”我把信递回给他，“我们也很担心外国教授。谁不担心呢？”
军官开始紧张地把重心在两只脚间换来换去，脸因为恼怒而略显涨红。他眼神凌厉地瞪着我，似乎想要只靠眼神就让我屈服。几秒尴尬的沉默之后，他转过身，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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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约旦情报机构的长官往我住的酒店打了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看到一个膀大腰圆、脸色阴郁、不苟言笑的人坐在椅子上，跟前一天见的那个军官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不过穿的西装要便宜些。他动了动厚厚的下颚，含糊地问候了一声。坐在他旁边的是个美国人，一眼就知道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位约旦安全部门的官员表达了和昨天那位巴解组织军官一样的意思：我们最好是在承诺上签字。我则重申了联合会的立场。
安全部门总是神神秘秘的，而且与他们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愉快。我怎么也想不到，巴勒斯坦的教授不服从巴解组织命令这件事竟然牵动了以色列、美国、约旦与巴解组织各方的神经。
后来我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跨境会面，每次都是同样的模式。我们携带胶囊前去，巴解组织命令我们签字，我们拒绝服从。在我初次见到阿布·吉哈德之后，事情才算是上了道。
阿布·吉哈德是阿拉法特的副手。他充满了智慧，制定策略稳准狠，让以色列人又恨又怕。光是跟他聊聊天气、打打哈哈，我们都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抓进监狱。
和我母亲一样，阿布·吉哈德于 1948 年被驱逐出故乡拉姆勒。他在加沙上完高中，然后去埃及亚历山大学习建筑工程。后来，他在科威特遇到了阿拉法特。
阿布·吉哈德是巴解组织高级官员中唯一认为应该在被占领土建立可行的政治结构的人。其他人有的忙着搞外交，有的在计划劫持事件，或者在黎巴嫩加强武器库存，而阿布·吉哈德则致力于为被占领土设计一个国家教育政策，让巴勒斯坦人能够以此对抗以色列。
我们是在安曼相见的。当时，我们再赴巴解组织总部，一开始觉得这次又是“对方下令，我方拒绝”这种无果的循环。到最后，我拿出一份联合会的传单，举在他们面前。传单底部写着“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合法代表”。
“这里的‘代表’二字意味着什么？”我像问大学生一样对这些巴解组织官员发问，“意味着巴解组织要按自己的心意行事，还是按巴勒斯坦的民意行事？”从他们的表情看，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于是我直接明说了——作为联合会的领导人，我们代表的是那些把我们选出来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在军令上签字，那些选民就会去选不愿意签字的人做领导人。
当时和我一起的，除了阿里，还有另一位激进主义者，萨米·卡迪尔（Sami Khader）。阿布·吉哈德肯定觉得我们这个三人队伍很奇怪。我们怀着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信念，坚持认为和以色列抗争的行为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导致高等院校被关闭。以色列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我们，我们也有能力跟他们叫板。相反，如果我们屈服了，那么那些院校还是关门了事的好，因为那里不会存在真正的批判性和人文主义思维了。
我看得出来，阿布·吉哈德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如同香料商人将各种商品按照精密的比例排列组合一样，他在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没人说话，我也越来越紧张，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一旦作了决定，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最终，他一拳捶在桌上，告诉我们继续战斗。我应该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从那时候起，一直到 1988 年他被以色列突击队暗杀，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取得了阿布·吉哈德的支持，但也在往返约旦的过程中树敌不少。最后一趟旅程中，因获取了巴解组织的支持而兴高采烈的我向边境走去。在桥边，一名约旦军官看了下我的护照，粗暴地甩回我脸上，说我属于巴解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他指向约旦河西岸，命令我永远不要在约旦出现。
有了阿布·吉哈德，我们就算是和巴解组织达成共识了。他还说服阿拉法特支持我们。这让我们加深了对巴解组织的了解。只要下定决心，施加一点压力，主要的领导人就会被争取到我们的立场上；如此，他们也表明了自己的意愿，会考虑被占领土上的普遍民意。其实他们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身在安曼或贝鲁特，对被占领土也不能行使任何实际的控制。也是这种现实状况——巴解组织在外，我们在内——让人民和领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以色列设置的边界促成了分权，开始了我们实现独立精神的过程。
当然，这解决不了我们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他们继续威胁要关闭学校，我们继续无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力量更强，支持者也更多了。我们不仅争取到联合国的特别方案，要求以色列不再推行 854 号军令，还成功赢得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的支持。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意味着政府即使不赞成学术机构、教师、学生和研究活动，也应该抱着宽容支持的态度，这是应有的氛围。遗憾的是，约旦河西岸地区并不存在这种氛围”。再加上以色列学者的声援，以色列当局最终让步了。他们决定延期一年执行军令。该法令从未被正式撤回，只是当局选择不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