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群民 | 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述评

1936年 8月，出于扩大红军影响及募捐抗日经费的需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将士发出“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的征稿通知，广大将士积极响应并踊跃投稿。为确保书稿质量，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特立等人负责编辑。次年 2月，书稿编辑工作基本完成，取名《二万五千里》。1942年，书稿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内部资料使用，在新中国成立前未完整公开出版过。不过，解放战争时期，冀南书店选编了《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内容，并以《二万五千里》为题于 1947年公开出版发行。作为笔者目前仅见的新中国成立前较为全面地反映《红军长征记》面貌和内容的公开出版物，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鉴于目前关于该选本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就该选本的形成背景、文本构成、内容传播等问题作一梳理探讨，以期呈现其真实面貌和文献价值，并藉以丰富对中国共产党长征早期文献及其传播情形的认识。

一、选本的产生背景

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而产生的。

其一，顺应了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干部战士教育的需要。选本形成于 1947年 10月，其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 9月，我们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着殊死斗争。在此形势下，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战士继承、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光荣作风，坚定奋力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各解放区积极开展关于人民军队战斗业绩和光辉历程的宣传教育活动。长征“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具有何等坚强的革命意志”；红军在“轰动全世界的长征中，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奇迹”，证明了“它是不可战胜的，它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和战胜一切敌人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红军，今天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经过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而到达了今天的胜利的”，这“对于有些未曾经历过这样艰苦斗争的一些人……是有他的教育意义的”。正因如此，红军战斗历程与长征事迹被当作重要的教育资源，列入学习内容和培训教材。比如，冀热察根据地组织有关培训时，明确把“长征故事”列入主要学习内容。东北嫩江军区各独立团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内容以“土地政策、城市政策、战争观念、斗争意志、保卫工作等为主”，其中，关于斗争意志教育，“各团皆以‘为树立优良战斗作风而奋斗’及‘运动战’、‘长征故事’等为上课教材”。河南林县安阳地区开办扩干会、训练班“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时事、前途及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其中通过“讲解党史，追念革命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故事……如十年内战及地下工作的艰苦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等，以提高党员干部的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这些都说明，长征事迹对于砥砺干部战士的优良作风和战斗精神，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综观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及这一时期其他有关红军故事或长征故事等书刊的编辑主旨，无不通过回顾、总结红军战斗历程，宣传长征事迹，激发干部战士弘扬红军战斗意志和长征精神，凝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的精神力量。比如，东北书店出版《长征故事》时指出：“我们出版这本小册子，作为革命传统的教材，希望同志们好好阅读来学习我军这种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优良传统。”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在“选辑者的话”中更是明确指出：“现在我军正胜利出击，全力准备大反攻……本书可当作部队讲话材料，学校补充教材和干部读物。它会提高我们在胜利前进中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说明，选本的编辑出版顺应了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干部战士教育的需要。

其二，体现了冀南书店出版革命读物的工作重点。冀南书店于 1946年 1月在河北威县成立，由时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鼎新任经理兼总编辑。书店设有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等部门，实行编辑、出版、发行统一管理。在冀南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下，冀南书店完善了工作目标、方针和出版原则，以“既要满足党的需要，又要满足读者的需要”为编辑工作方针，以“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顾全面”为出版原则，坚持“以其最迫切需要者为重点，大量出版，及早出版，同时也不能忽视一般书籍（各种各类）的出版”，以使书店成为“党的义务宣传者”。由此，书店成立之初“主要是代售新华书店的书刊，本版书籍则很少”的状况得以迅速改变，截至 1946年 6月，书店共编印、出版 56种书刊，印数达 29万多册。

冀南书店自成立起至解放战争后期，出版的革命读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颇多。如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印象》《毛泽东的故事》《毛泽东的作风与科学方法》《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反映党史的《奋斗二十五年的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原的突围与解放》《蒋军的陷阱》；有关党员教育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读本；有关长征书籍如定一著《长征的回忆》等。此外，书店还编辑出版《工农兵》半月刊等民众读物以及各类小学课本。这些书刊的编辑出版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开展的革命宣传教育、群众文化普及等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的解放区报刊或以《冀南解放区的出版印刷事业已有很大的开展》为报道主题，或以《冀南解放区出版业蓬勃发展》《冀南出版可观》等为标题予以高度评价。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二、选本的文本构成与内容解读

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作者署名为“长征英雄集体执笔”，由冀南书店编辑出版发行，收录了多个种类的长征文献。主要包括长征亲历者回忆文章 32篇、长征诗歌 9首、《红军长征记要》及“红军长征路线图”。选本内容系根据《红军长征记》书稿选编而成。该书“选辑者的话”中明确写道：“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廿二日编好的，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印出的”，“全书约卅万言，为篇幅所限，我们从原书中选辑成目前这个本头”。当然，选本中有个别文献如《红军长征记要》系编辑部为便于读者了解长征概貌而编写的，不是《红军长征记》原稿中的内容。选本文本构成与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红军长征记要》1篇。选本用了近6页篇幅，取题为《红军长征记要》（以下简称《记要》），对中央红军长征历程作了概括性介绍并对长征的壮举予以高度评价。开头写道：“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起，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应为十月——引者注）止，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年中，红军主力走遍了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十一省；击溃反动派四百一十个团，数十万敌军、土匪、反动民团，占领了五十四个中心城市，跋涉千山万水，通过不毛之地，终于胜利的到达前进抗日阵地——陕北。”“红军所走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革命的道路也是迂回曲折的，工农的武装在长征中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劳动人民的子弟，在苦斗里饱尝了寒暖酸辛。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从革命实践的严格锻炼里，赢得了光辉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只（支）铁流。”其后，《记要》以“冲过乌江天险”“巧计夺取金沙江”“经过倮倮区”“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为小标题，对长征主要经历和重要战斗进行概述，从中呈现“难忘的一年里，他们是怎样冲过了乌江天险，怎样巧妙地夺取了金沙江，怎样通过了神奇的倮倮区，怎样强渡过浪涛翻滚的大渡河，怎样从弹雨里抢过了泸定桥，雪山草地的生活确是困苦的，而腊子口的突破又是怎样艰难啊！……但红军终于从千难万难里走了过来，为苦难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震撼画面。如此，要言不烦地展现了艰难辉煌的中央红军长征历程，又生动刻画了红军将士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顽强意志和勇往直前、奋力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风貌。

其二，长征回忆文章 32篇。选本按照各篇所反映事件的时间排序，收录了董必武的《出发前》、李富春的《夜行军》、童小鹏的《粤汉路旁》、谭政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陆定一的《老山界》、刘亚楼的《渡乌江》、彭雪枫的《娄山关前后》、萧华的《南渡乌江》、张爱萍的《抢渡北盘的前后》，以及李一氓、冯文彬、彭加伦、舒同、莫休、谢觉哉、杨成武、徐特立、李月波、谢翰文、陈士榘、曾三、莫文骅、曙霞、周士第等共计 24人的 32篇文章。作品叙事范围涵盖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乌江、巧夺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攻克腊子口、到达陕北吴起镇的长征主要历程。总的来看，这些文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全景描绘与片断独描相结合，真实生动。选本所收文章既有对长征重要战斗经过和重要事件本末的全面记述，也有某个场景或片断的独描。如《渡乌江》一文，从战前动员、乌江侦察、三次强渡、江边激战、追歼残敌等方面记录了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情形，既有全体战士抱定“坚决突过去”的必胜信念，冒着枪林弹雨，连续三次强渡的集体场面记述，又有勇敢机智的“毛连长”在敌人阵地前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重点情节和人物活动描写，叙事有头有尾，堪称强渡乌江的全景式展示。《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记录了红军由西昌坝子到冕宁后，进出彝族地区的详细经过，对红军在彝族地区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结盟修好的全过程作了生动细致的介绍，反映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由怕到亲、因亲而助的变化过程，刻画了民族团结的感人场面。有的作品则聚焦长征中的某个场景或片断，通过鲜活的事例反映主题，令人印象深刻。如《扩大红军》通过“老人送儿子当红军”“老汉鼓动群众参军”“妻子送丈夫当红军”“参军的放牛人交待家里好好招待红军伤员”等四个例子，生动呈现了红军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开展的扩红工作的成效。《芦花运粮》记录了红一军团 2师某部战士日夜兼程、克服困难，运送粮食给“茹草饮雪，无法充饥”的红 6团指战员的故事，展现了红军战士团结友爱的真挚情怀。《长征中的医院》所描写的是在“强行军”征途中担任医院看护工作的儿童、妇女照料伤病员的故事，通过“马上”“飞跑”“迅速”“快跑快跑”等形象化词语表达，生动反映了工作人员紧张忙碌的工作情形和饱满的精神状态，使人印象深刻。总之，这些篇幅长短不一的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程，“结合起来能给读者一个综合的印象”。

二是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勇于攻坚克难的豪迈之情。这些回忆文章题材不同，描述对象有差别，体裁丰富多样，但大多数作品以长征中的战斗生活为重点。通过记录战斗经过，描写英雄事迹，展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勇于攻坚克难的革命豪情，进而讴歌党领导的红军创造的长征史诗。特别是反映长征初期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夜行军》《道州城的一瞥》《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等篇目，反映遵义会议之前有关战斗的《老山界》《渡乌江》等文章，记录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及描写长征后期战斗生活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作品，雄健刚毅，风格壮美，给人以惊心动魄、气壮山河之感。比如，《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中描写道：突破封锁线的最后一战全州之战“又一次的证明了红军无坚不摧，和其本身之牢不可破，宣告了敌人之无能与追击堵截计划之破产”，这充分表达了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和必胜信念；《渡乌江》中描写道：“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二十二个红色英雄……莫道乌江堑，看红军等闲飞渡”，这淋漓展现了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和豪迈气概；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极为艰险的战斗，《飞夺泸定桥》中描写道：面对国民党军队耀武扬威地喊叫“我们缴枪给你呢！你们为什么不飞过来呢？”红军战士高喊“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枪！”这一“雄壮的回答”震人心魄；《残酷的轰炸》中描写道：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的“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的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负伤而稍减其坚决志气”，这充分彰显了革命战士不惧牺牲的顽强意志。总之，在作者笔下，长征路上，“虽然困难不断的加到我们的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灌转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

三是文章入选有着较为严格的标准。1936年 8月为集体创作《长征记》发起征稿所征集到的作品数量非常多（达 200余篇），经过严格筛选，书稿在 1937年 2月编定时，只选中了全部来稿中的 110余篇，到 1942年书稿排版印刷时又压缩至 100篇。入选作品的文字水平、叙事及抒情等均达到一定的水准，其中不乏一些优秀作者和作品。对此，丁玲在有关通讯中称，“在一百几十余人中，产生了优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有艾平、彭雪枫、莫休、一氓、定一……诸人。夜渡乌江、大渡河抢渡、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的被描绘了出来”。同样感受的还有 1938年访问延安并阅读过《二万五千里》书稿的记者陈学昭，她在后来出版的《延安访问记》中提到了几篇优秀的作品——“董必武先生在《出发前》说到何叔衡先生的死，李富春先生在《夜行军》里，写得非常美丽……陆定一先生的《老山界》，何涤宙先生的《遵义日记》，莫休先生、李一氓先生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都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这些评论反映了书稿不少作品的创作水准和社会影响。

而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因篇幅所限，故在原书稿基础上进行了较为严格的取舍，其选编标准体现了内容典型与描写精彩并重的特点，正如选本“选辑者的话”中所说，“选的主要是一些典型报道的，比较全面的，或片断、精彩场面的文字”，以反映出“我人民解放军前辈的英雄们，在轰动全世界的长征中，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奇迹”，以及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它是来自人民，生根于人民的……凡人类史上从未有的奇迹，都可以由我军亲手创造出来”。从选本所收 32篇回忆文章的内容看，上述丁玲、陈学昭所提到的优秀作品绝大部分被选入，其他作品中，或反映长征中激烈的战斗场面，或反映红军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或反映红军战士团结友爱，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选本的选编标准。

其三，长征诗歌9首。选本正文前收录的两首“毛主席咏红军长征”诗，虽未标注题名，但内容为《七律 ·长征》和《清平乐 ·六盘山》。它们的收录，为诠释长征历程、丰富选本内涵增色甚多。正文收录陆定一、贾拓夫的《长征歌》，陆定一、戈丽的《红军入川歌》，陆定一的《两大主力会合歌》，莫休的《凯旋歌》，彭加伦的《渡金沙江胜利歌》《提高红军纪律歌》《到陕北去》等长征中创作的歌曲共计 7首，有的还标注了创作时间或地点。如《红军入川歌》注明“定一、戈丽合编于泸定桥”，《两大主力会合歌》注明“定一编于宝兴，一九三五年六月”等。从主题上看，这些诗歌或记载长征经过，或讴歌战斗胜利，或庆祝会师，或表达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悦心情。其中，《长征歌》采用《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从 1934年 10月至 1935年 10月，每月一首，每首四句，选择长征中当月发生的典型事件，予以提炼概括，共 13首 52句诗，整体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历程。这些诗歌同 32篇回忆文章有机结合，丰富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伟大征程的历史记忆。

其四，“红军长征路线图”1幅。该路线图呈现的是从 1934年 10月红军主力出发到 1935年 10月到达陕北的一年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省区、主要地点及经历的重要战斗等内容，并用文字标注了相应的时间节点，由此可以使读者对长征经过路线地点、时间事件等有比较清晰直观、形象生动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选本内容。

三、选本的传播与文献价值

《红军长征记》作为历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亲历回忆与记述集本，至今仍被视为研究长征最珍贵的文献。冀南书店据此选编出版的《二万五千里》选本，虽仅占 1942年排版印刷的《红军长征记》原稿内容（收入文章 100篇、诗歌 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 3份）三分之一左右篇幅，但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内容通过解放区有关书刊的收录、转载介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不仅扩大了《红军长征记》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红军长征记》的早期传播提供了线索。

其一，选本内容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印行出版后，其内容经由解放区有关书刊的转载产生了积极的传播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记要》的流传。解放战争时期，《记要》成为各解放区众多书刊关于人民军队历史、长征事迹等叙事的重要材料来源。1947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印的《战友》杂志第 2、3期以《英勇奋斗的二十年》为题介绍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时，收录了《记要》有关“冲过乌江天险”“巧计夺取金沙江”“经过倮倮区”“强渡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长征主要战斗与经历的全部文字。1948年 8月 1日，《冀热察导报》刊登题为《红军战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纪念文章，即系《记要》的重刊。1949年冀东新华书店编印《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其关于长征概况的介绍文字，也主要取之于《记要》。1949年 7月 1日至 2日，《文汇报（上海）》刊登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纪要》为题的连载文章，并作出说明：“这一篇文章，是一本题名《二万五千里》的英雄故事前记，扼要地叙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大历史奇迹的轮廓。故特介绍于此。”进行文本比对后发现，该连载内容实为《记要》一文。1949年 7月 29日，《新华日报》（南京版）编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22周年》专刊，其中一篇题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纪要》的文章仍然是《记要》原文。此外，《群众》杂志 1949年第 12期所刊《长征故事》一文关于长征的介绍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1949年版《长征故事》一书前言内容等均源于《记要》内容。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记要》在党史教育中仍受到重视，如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编印党史学习材料，有关长征概况介绍文字即为《记要》。

二是选本有关长征片断的流传。解放战争时期，有关红军长征故事的书刊纷纷出现，如华东新华书店、北京万国书店、苏南新华书店等版本的《红军长征故事》，东北书店安东分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版本的《长征故事》，关青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及众多关于红军故事的报刊连载文章，其内容和取材均与《红军长征记》或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华东新华书店等版《红军长征故事》中的“突破乌江天险”系根据刘亚楼的“渡乌江”改编而来，“通过倮倮区”“抢渡大渡河”系根据冯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等内容改写而成，“飞夺泸定桥”系彭加伦同名文章的改编，“老山界”来自陆定一的同名文章。关青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中的“冲过乌江天险”，主要来自刘亚楼的“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来自彭加伦的同名文章。此外，儿童画报社发行的《大众新闻》周刊 1949年第 5期刊登《长篇革命故事：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连载，其中“突破乌江天险”也来自于刘亚楼的“渡乌江”。《冀热察导报》1948年 7月 20日所刊《长征纪事——老山界》即为陆定一“老山界”原文。

总之，《红军长征记》及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有关内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长征著述中广泛流传开来，其中刘亚楼、彭加伦、陆定一等人的长征回忆文章，更是被反复引用。

其二，选本为深入探讨《红军长征记》的早期传播提供了线索。关于《红军长征记》书稿早期传播问题，目前研究一致肯定了其为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等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有学者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如 1947年 9月冀中新华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著《长征的回忆》、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的萧华等著《长征故事》，都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红军长征记》的全貌”。还有学者认为，《红军长征记》中的一些重要文章，“曾在各解放区出版发行的一些读物中转载，有的还集中转载或另题另人撰写，如 1947年由东北书店印行的《长征故事》”。另有学者称，《二万五千里》的“有些文章曾于 1937年4、5月间在《新中华报》和《解放》月刊（应为周刊——引者注）以‘长征记片断’刊载过”。也有学者谈到，“上海地下党组织得到（《二万五千里》的）手稿誊抄本后，通过刊物连载或出版单行本，使相关内容在国统区得以传播”。

上述所论虽不同程度反映了《红军长征记》早期传播的有关情形，但由于缺乏对选本产生及其传播的考察，无疑使《红军长征记》早期传播的载体、范围和渠道等方面认识受到很大的局限。根据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及其内容梳理，笔者认为，《红军长征记》的传播不仅体现在红军故事、长征故事书刊的选录或有关片断的流传，且有更为系统的公开出版物的存在及传播，这丰富了我们对《红军长征记》传播及影响的认识。选本中 32篇回忆文章所展现的红军将士浴血苦战、斩关夺隘的战斗经历与英雄气概、《记要》对长征历程的概述等，体现了《红军长征记》的基本面貌和内容精神，且选本以公开发行形式传播开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红军长征记》印数少及因系内部资料，阅读受众面与社会影响均受一定限制等局限，由此更凸显冀南书店版《二万五千里》选本的重要文献价值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