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洞察时代潮流，把握发展大势，顺应人民期盼，以思想解放开局破题，全面论述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胜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成功开创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成功开创并不断拓展推进的重要前提。十年内乱结束后，各方面工作百废待兴，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受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加上“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拨乱反正受到层层阻碍，党和国家工作迟迟难于走上正轨。邓小平敏锐地把解放思想作为首要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千头万绪中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为结束党和国家工作徘徊局面，全面开创新局面，开辟一条新道路扫除障碍，提供了重要前提。
支持和领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全党全社会从“两个凡是”严重束缚中解放出来。早在 1977年 2月，“两个凡是”刚提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就敏锐地“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同年 4月，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信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鲜明观点。随后在多个不同场合，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从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上进行了理论辨析，全面深入阐述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强调，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并进一步深刻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这方面的集中论述首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争论白热化，讨论受到一些人的严重责难，面临巨大的压力。邓小平在讲话中集中论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尖锐批评“两个凡是”观点，鲜明提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个讲话几天后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对推动这场争论向着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我们党思想解放的先导，拉开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大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全面论述解放思想这一重大政治问题，进一步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1978年 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及其严重危害，深刻阐述解放思想同解决过去历史遗留问题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内在关系，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篇讲话振聋发聩，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邓小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起点。
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进一步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要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团结一致向前看，还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分清是非，统一思想。邓小平为此花费很大精力领导全党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当时有人提出，这个决议，是不是不急于搞？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就会直接影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他鲜明提出决议起草的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新中国成立 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邓小平一再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三项基本要求，很好地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重要基础，为开创和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鲜明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国内国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有的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在党和人民事业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重要历史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回答了一系列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多年来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不仅对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成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准确认识并牢牢把握基本国情，是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基础。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教条式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经验的原因，但根子还是在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缺乏清醒、准确的认识，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这当中，既有“大跃进”运动这样急于求成的错误，也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估计的严重挫折。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为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确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党长期奋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邓小平经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具体到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深刻认识中国国情，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靠扎实依据。邓小平不仅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重大命题，还进一步科学分析中国特点的具体内涵，强调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并强调“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讲的，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一步作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为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更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为纠正过去“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从而为我们党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足中西方国情的差异，明确提出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向，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实现现代化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西方国家尽管借助近代工业革命率先迈入现代化，但绝不意味着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伊始，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中国有中国的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有中国自身的特点。1979年 3月，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同年 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把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方面缘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使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并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由此决定了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社会。这是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生产只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根本区别。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并表示我们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与此同时，邓小平在设计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时，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胸怀，始终把中国的发展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联系起来，强调：“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这些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天下情怀，是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集中体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中心环节，是决定其他各方面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新中国成立后，拥有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社会条件，我们党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可惜后来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偏差，“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拨乱反正，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始终突出发展生产力这一首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并强调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明确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发展居于基础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近代工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革命性意义，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明确要求无产阶级在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辨析“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时，直截了当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为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正确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直接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并据此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可惜后来的认识和实践偏离了这个正确判断，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领导我们党重新科学认识和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明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有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从革命的目的的角度，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从 80年代、90年代要做三件事情、三大任务的角度，强调“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有从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的角度，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有从中心任务的角度，强调“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从最大的政治的角度，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有从持之以恒始终坚持的角度，强调“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从中心任务与其他各方面工作关系的角度，强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等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决定性的基础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高度自觉和坚定意志。
坚持统筹兼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早在设计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促进物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还特别重视抓教育、抓科技，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为把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方向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保持战略定力，始终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信念坚定、使命在肩，是邓小平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在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早在 1978年 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就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979年 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980年 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强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与这种“顽固”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中心的战略定力，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告诉我们，路径选择如何，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化成败。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各种干扰，邓小平始终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坚持正确方向，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在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之初，一部分同志由于受过去“左”的影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社会上也有极少数人曲解思想解放，肆意夸大我们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这种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为此，在 1979年 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并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系统地逐一分析论证了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突出强调了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深刻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强调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别写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四项基本原则犹如四根擎天大柱，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破浪前行的关键。
保持战略定力，确立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开创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进一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领导我们党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始终强调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尤其是在政治风波结束后，邓小平在许多重要场合一再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深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按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之初，便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
开创性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领导全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早在 1978年 9月，邓小平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明确提出这场革命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随后，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思想僵化带来的种种时弊，进一步向全党深刻阐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与此同时，邓小平敏锐洞悉时代和条件的变化，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鲜明提出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打开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主张。早在 1978年 9月，邓小平就尖锐批评“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的错误，随后又鲜明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强调“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求“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领导全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使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旗帜鲜明支持改革举措。我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在不断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中不断开拓前进的。在许多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给予改革举措旗帜鲜明的有力支持。包产到户刚提出的时候，党内外出现不同意见，有人担心会影响集体经济，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并强调“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还举了安徽肥西、凤阳的例子，充分肯定这两个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邓小平又及时领导改革由农村扩大到城市和其他领域。1984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阐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认识，特别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高度评价全会《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尤其重要的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便向全党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高瞻远瞩地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加强制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旗帜鲜明支持对外开放举措。1979年 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针对创办特区过程中，党内外有的人担心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等一些不同意见，1984年 1月，邓小平专程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并在广州火车站同接站的广东省负责同志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一路边走边看，邓小平信心大增。在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分别给深圳、珠海、厦门特区题词，充分肯定“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视察回京后，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如何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明确提出除现有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并提出还要开发海南岛。很快，中央决定开放 14个沿海城市，形成北起大连，南至湛江、北海的沿海开放地带。政治风波结束后，针对有的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邓小平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并强调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指明了特区姓“社”不姓“资”。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党，始终注意根据形势和条件变化，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需要对几十年上百年、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奋斗进行长远规划和战略思维，始终不渝地接续奋斗，才能最终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当历史行进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接力棒，勇敢担负起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始终运用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郑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强调“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样跨世纪的宏伟工程，邓小平在过去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到 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划了清晰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
明确提出一千美元标准和小康目标。如何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给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一个合适目标，是邓小平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伊始就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开创性提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1000美元标准，为小康目标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重要的衡量指标。早在 1979年 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他在列举 1977年美国、科威特、瑞士、瑞典、挪威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具体数字后，首次提出“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将 1000美元的标准同我国发展要达到的目标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邓小平在讲话中对这个设想之所以用了一个问号，说明他对这个问题还在思考当中，先提出来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同年 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不仅明确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而且明确地将“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作为一个基本指标。稍后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介绍同大平正芳会见的相关内容时，在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 1000美元的前面又添加“争取”两个字，后来有时也将这个标准调整为 800美元。邓小平一方面坦承“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这种“不准确”应该是指仅以 1000美元的标准作为我们所要达到的小康目标，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但也不是随意说的”，是实事求是的。小康目标同 1000美元的标准结合在一起，不仅使中国式的现代化立足在扎实的基础上，变得切实可行，而且使其更加现实可感，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支持，高扬起动员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明确提出“翻两番”的实现路径。明确小康目标是以 1000美元作为一个基本指标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邓小平这一时期思考的又一个重大问题。1980年 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根据当时的测算，提出“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这实际上已暗含了“翻两番”的意思。同年 10月，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举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清晰勾勒用两个十年翻番以实现小康目标的设想，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1981年 4月，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时，邓小平联系小康目标再次明确指出：“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邓小平这方面的重要设想，为党的十二大所接受。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到 20世纪末，通过翻两番实现小康，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朝着既定目标稳步接力推进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明确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目光远大，在提出翻两番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我国更长远的发展问题。早在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在 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后到21世纪中叶发展目标的设想。概括地说，就是在实现小康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 30年到 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这一设想目光远大，是后来正式成形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的初步设想。1987年 4月，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邓小平进一步用大手笔描画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同年 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用了更简洁的文字概括“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这方面的重要设想，经过党的十三大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第一步、第二步基础上，“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于此正式形成并开始实施，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了更宏观的战略引领和更清晰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和实践表。用 100年、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远构想和决策，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胆略、坚定的自信，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稳步推进的重要原因。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不断赋予“三步走”发展战略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发展战略进一步作出分三步走的安排，并由此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尤其是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不仅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本世纪中叶提前至 2035年，而且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对到 2035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进一步提出含金量更高的目标任务。这一全新部署，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更明确、路径更清晰、步骤更扎实，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思想就是力量。邓小平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举措，科学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在这一理论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向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跨跃的新局面，使 21世纪的当代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好、行得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作者：陈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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