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 | 邓小平的改革观及其历史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邓小平对实行改革的必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其中有两层意蕴，一是从最切近的原因上讲，不搞改革就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二是从长远看，不搞改革便无法实现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在邓小平主持起草和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有充分体现。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由于缺乏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经曲折。据统计，在居民生活方面，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624元，1976年下降至 575元。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380.56斤，比 1956年减少 28.02斤。全国有 2.5亿人口不能满足温饱。正是在对贫困落后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富裕，且是共同富裕。1987年 6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如果说摆脱贫穷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直接动因，那么，实现现代化则是长远的战略考量。1978年 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振聋发聩般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政策，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实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及至 20世纪 90年代，邓小平更得出结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和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世界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深刻感知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汇集多方面信息和冷静观察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同时，他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科技的日新月异，并在国际比较中痛感到中国的落后。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兴起，而中国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促使中国必须知耻后勇、奋起直追。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邓小平改革观的形成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触发因素，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并由此引发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反思，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反思并没有停留于“文化大革命”，而是由此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对苏联模式进行重新思考。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他强调：“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作用与意义的认识，是建立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

邓小平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实现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的高度认识改革，在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变化的基础上决策改革，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本的立场和原则。由此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坚持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强调：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论断，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关于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 40多年的改革史有力地印证了恩格斯的结论。换个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始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展开，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并非是最早开启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是改革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平稳过渡，并创造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国内外有诸多解读。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与不断思考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与通过改革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重新开始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从思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破题。思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体现于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地发展生产力和更好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实行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将得到彰显。

1977年 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翌年 3月 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在不断的思考中，邓小平逐步聚焦于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上。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由此出发，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需要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事实上，开放确实在许多时候、在许多领域和问题上倒逼改革，使之不断拓展和深化。

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坚定不移，对此他有很多论述。例如，1985年8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985年 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谈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总结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将改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表明了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那些动摇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言论，邓小平保持高度警惕并严厉批驳。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总之，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在这一点上始终立场鲜明、态度坚定。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鲜明地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一原则问题。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大历史，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结论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改革开放的性质与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与此同时，他提醒全党：“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作为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公式或成熟的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信马由缰。实际上，邓小平在改革方法论方面有着极富时代特色又极具长远指导意义的内容。

首先，把解放思想、大胆闯大胆试与稳步推进、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综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讲得最多的话是“胆子要大”“敢于试验”“不要怕冒风险”；“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改革了”；等等。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地鼓励人们大胆试大胆闯，是因为当时思想僵化十分严重，不打破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便寸步难行。

在不断鼓励“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同时，邓小平也提醒人们注意改革“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换言之，敢闯敢干不等于蛮干，要把解放思想和冷静思考结合起来，把决心坚定和稳步推进结合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其次，把鼓励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允许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缺乏经验，一方面思想僵化较为严重。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认识，认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无论是推动农村改革、创建经济特区，还是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均是如此。改革既然“是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

允许有不同意见，但不能搞无谓争论。由于受到思想僵化的负面影响，向前推进改革时常伴随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对此，邓小平鼓励通过改革实践拿事实说话。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先诉诸局部，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以点带面，渐进式拓展，这样，就能一方面保证改革不停顿，保持政策连续性，另一方面又能及时总结经验，保持纠错能力，避免全局性失误。

再次，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改革结合起来。鉴于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鼓励各种改革试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对外经济合作模式等，都是地方和群众的创造。各种局部性试验为形成全局性政策提供了经验基础，改革的实践为自身开辟着道路。应该说，这也体现了邓小平走群众路线的改革方式。他多次提到群众探索与基层创造带来改革奇迹，曾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有领导有规划是辩证统一的。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必须善于总结经验，把群众创造上升为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局部和个案经验上升到全局高度加以考量、拓展和完善。事实上，对于全局性、综合性、深层次改革，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他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

如果说上述关于改革方法论的概括，主要定位于改革事业内在关系的处理，那么从外部关系上言，邓小平还特别关注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他强调：“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等等。由此可见，稳定在邓小平看来是保障改革取得成功的一项基本条件。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后来我们党就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阐述，提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等重要思想。

进入新时代以来，一方面，改革经验积累愈来愈丰厚；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关联性、深刻性日趋显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特点和实践要求，实现了改革理论和改革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以正确处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为例，一方面，鉴于改革已经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领域各项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不是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原理，在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试点探索、投石问路”。总之，“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回顾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改革观方面的重要贡献，他提供了大纲、原则和方向。之后，这些思想、观点、要求得到不断丰富、深化、系统化，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这些原则和精神贯穿于改革开放 4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的接力思索和阐释中，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观指导和推动着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