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出版后，因其集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又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体量最庞大的一部编年体党史基本著作，在高校、社科院等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相关领域的师生、科研人员中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以下是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晔、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欣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洁、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叶伟，分别撰写的学习和研究《编年史》的4篇笔谈文章。
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全新呈现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晔
结合近期的研究兴趣，我重点阅读和学习了《编年史》1937年卷至1945年卷。我认为，《编年史》创造性地以编年体的体裁，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全民族抗战，特别是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给予了生动叙述和全新呈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党史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这套书是新的案头必备工具书。
第一，既吸收已有抗战研究的精华又注意采用新资料新成果。《编年史》以党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正史著作作为基本参考，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注意吸收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集、年谱、传记等权威著作的精华。《编年史》还注意采用新史料新成果，比如1942年卷2月条目，写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海外捐款情况，所引用的是2023年出版的《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史事编年（1921—1981）》。此外，在相关年卷中，还大量使用了今年新出版的《任弼时论党的建设》《习仲勋年谱》等最新资料。
第二，既围绕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展开叙述又注意凸显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主战场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多个年卷中都有充分体现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比如在抗战大局下与国民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等等。这些内容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在此基础上，《编年史》对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作用也有充分体现。比如1943年卷7月23日山东抗日根据地相关条目中写道：“我们在敌后坚持,牵制了敌人两个师团3个旅团及第十七师团之一部,共约4.5万人,再加上15万伪军。牵制这样多的日、伪,使之不能用去进攻大后方和英美同盟国”。
第三，既充分书写前线军事斗争又兼顾后方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既然是书写战争时期的历史，那么前线斗争就是应该突出叙述的重点，这一点在《编年史》中有充分体现。比如1937年平型关大捷、1939年黄土岭伏击战、1940年百团大战等都有充分叙述。在反映前线斗争的同时，《编年史》对党在后方的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注意充分体现。比如1938年卷专门写了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和部署，1942年卷专门以较大篇幅写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情况，等等。
总之，对我们高校研究人员来说，这套书的出版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党史研究的视野，为我们开展党史的学习、研究、教育、宣传提供了一套权威教材和基础读本，正可谓应时而生、恰逢其时。
耳目一新的红军长征史叙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欣媛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应该有一部自己的编年史。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编年史》编纂出版，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结合我的研究方向，最近我重点阅读了书中关于红军长征的内容，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新”。
第一，新提法。《编年史》注重贯彻和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红军长征历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1936年卷10月22日条目吸收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用“四个伟大远征”对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行了高度概括。我还发现，《编年史》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贯彻和体现，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具体的历史内容、历史语境，在生动而深入讲述长征故事的过程中予以贯彻和体现。
第二，新材料。《编年史》注意使用最新版本的档案资料，挖掘了以前较少关注或较少使用的档案文献材料。比如，1934年卷10月的本月条目，详细讲述了中革军委印发毛泽东撰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的内容。再如，1934年卷11月1日至6日关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的条目，引用了2024年出版的《习仲勋年谱》的相关内容等。还如，1935年卷1月22日条目，参考了2020年新修订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记录了国外报刊关于红军长征消息的报道。
第三，新视角。《编年史》在宏观记述红军艰苦卓绝长征的同时，注重体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比如，1934年卷12月1日关于湘江战役的条目，详细记述了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壮烈牺牲的细节，高度展现了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的崇高革命精神。《编年史》还注意运用以小见大的叙述视角，讲述深刻道理。比如，多次讲到长征中的《红星》报长征专号，其中第12期发表《写标语》一文，文中对红军写标语存在的问题，如何写白军和群众的标语，政治工作人员如何把标语写好、写得生动和具有感染力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这些内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于人们从更立体全面的视角理解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
总之，我认为这部《编年史》权威厚重、内容新颖，把思想性与生动性、学术性与资料性很好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是一部坚持和运用正确党史观书写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党史正史力作。
让第二条战线的研究枝繁叶茂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洁
第二条战线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有力配合了共产党军事战线的斗争，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我的博士论文即围绕第二条战线是如何形成的而展开。我认为，《编年史》中关于第二条战线的内容，在紧密围绕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的同时，还生动反映了第二条战线形成的原因、过程、影响等，使第二条战线的研究呈现出枝繁叶茂之态。
第一，深刻揭示了第二条战线形成背后的原因。第二条战线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全民族抗战及之后的解放战争使国家持续了10余年的战争状态，中等及以上阶层大量破产。《编年史》记叙了战争对中国社会的诸多影响，尤其是日军侵华带给中国人民严重灾难、造成大量难民流动等。例如1937年卷12月13日条目专门写了南京大屠杀，其中写道：“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1942年卷1月上旬条目写了秘密大营救，其中写道：内地一些人士因为战乱逃到香港，而香港沦陷后，他们又不得不“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转移到大后方。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长距离流亡，使得大部分中上阶层日益贫困，从而汇聚成一条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国统区人民战线。这些条目从某些侧面反映了第二条战线形成的社会原因。
第二，详细记述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过程。第二条战线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其酝酿则应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倒孔运动”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编年史》1942年卷1月6日专门有个条目讲了“倒孔运动”，并且明确点出这是昆明学生的爱国义举。“倒孔运动”反映了当时的爱国青年反对国民党当局、支持共产党的态度，这表明此时第二条战线已在酝酿之中。另外，1944年卷9月6日赫尔利来华条目谈了豫湘桂战役的失利对国内政局的影响，1945年卷4月30日至5月6日条目讲了昆明青年学生举办五四纪念周活动的情况，等等。可以说，《编年史》对第二条战线从酝酿到最终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都有记叙。
第三，有力反映了第二条战线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力和资源调动，对共产党在军事战线的胜利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这一点在《编年史》中有充分记述。例如1946年卷12月30日关于抗暴运动的条目，专门写了其波及全国后的影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的反美爱国斗争，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到1947年1月10日，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1947年卷5月20日条目，写了五二〇运动的后续影响——在中共党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总的来看，《编年史》中涉及第二条战线条目的撰写，可谓重要事件叙述充分、点评得当，关键细节史实准确、生动可读。虽然内容分散在各个年卷中，但由于在相关条目中既有前溯、又有后延，其间多有铺垫和伏笔，使得前后联系十分紧密，体现了编写者的历史思维和扎实功力。
开启党史研究之路的学习范本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叶伟
作为中共党史党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此次读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编年史》，感到受益良多。这部《编年史》为我们开启自己的研究生涯提供了权威的学习范本，对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之路有很大帮助。
第一，《编年史》史料处理运用得当，为我们练好史料选取和运用这一党史研究的基本功提供了参考。如何消化处理史料，是学习撰写研究论文的重要一环。《编年史》在很多条目中不是照搬史料，而是对大量资料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灵活运用。比如，《编年史》1946年卷12月18日至翌年4月3日、1947年卷1月2日至4月3日这2个条目，围绕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年谱，权威党史基本著作以及地方党史研究成果等，来源可信，叙事细致。对多个史料说法不一的情况，《编年史》也作了很好的处理。比如1921年卷7月23日条目涉及的党的一大闭幕日期问题，1930年卷6月条目涉及的红军第三军团成立的具体日期问题等，《编年史》或对不同说法用学术注加以说明，或取“最大公约数”来进行规范表述。
第二，《编年史》注意反映党与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动，为我们从广阔视角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范例。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各种历史活动主体相互作用、互动激荡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的。《编年史》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叙述，在以党的活动为中心的同时，注意反映党与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关联和互动。比如，1945年卷7月1日至5日条目收录了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延安进行考察的情况，褚辅成、黄炎培等此次考察积极促进了国共重庆谈判。这些内容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协作、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情况。通过阅读相关条目的内容，我更加明白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
第三，《编年史》注意把握讲述内容的平衡，为我们在党史叙事中平衡好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所各自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样板。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承认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编年史》在叙事中十分注意把握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所各自发挥的作用，注意把握讲述篇幅和分寸的平衡。一方面，《编年史》相关年卷用较大篇幅介绍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系统反映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比如1930年卷1月5日、5月以及1933年卷11月中旬等条目，分别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毛泽东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文章，生动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正确革命道路过程中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取得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编年史》也特别注意充分反映基层指战员、普通群众的活动。比如1937年卷10月6日条目记述了夜袭阳明堡的赵崇德营长牺牲的有关情况。再如1947年卷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举行孟良崮战役条目，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妇女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的生动事迹。
作为党史专业的青年学生，我认为《编年史》的出版，对我们进一步推进党史重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应作为学习范本反复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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