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国者必善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发展,就治水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好治水工作、怎样做好治水工作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强调,要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准确把握新时代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全面增强防范化解水安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2014 年3 月14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老问题,就是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的水时空分布不均以及由此带来的水灾害。新问题,主要是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新老问题相互交织,给我国治水赋予了全新内涵、提出了崭新课题。”
(一)水时空分布不均以及由此带来的水灾害
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太平洋西岸,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降水一般集中在6月至9 月,南北差异显著。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降水量总体呈递减态势。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在2000 毫米以上,黄河流域以北地区则为400 至600 毫米,西北地区西部更是不足200 毫米。一些江河流域丰水年降水量是枯水年的 2至 8倍,连续几个丰水年或连续几个枯水年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导致流域性洪灾、区域性旱灾、风暴潮、咸潮上溯、城市内涝、山洪、凌汛等水旱灾害多发频发。
近年来,伴随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强降雨、高温干旱以及超强台风等气象事件呈多发、频发、重发之势,水灾害的突发性、异常性、不确定性愈发突出。2020年,我国大江大河发生21次编号洪水,长江、淮河、松花江、太湖齐发流域性洪水,为 1998年来首次。2021年,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淮河中游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发生超历史纪录洪水;黄河中下游发生历史罕见秋汛;海河流域漳卫河发生历史罕见夏秋连汛。2022年,珠江流域连续发生 8次编号洪水;长江流域发生 1961年有完整实测资料以来最严重长时间气象水文干旱。2023年,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出现极端降雨过程,引发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
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水灾害多发频发的内在原因,即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我国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年内分布不均、年际丰枯不定。这就是我国水安全的老问题。
(二)水资源短缺
我国水资源总量 2.8万亿立方米,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2000立方米左右,远低于世界人均水资源量。我国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的人口。最新调查评价成果表明,全国现状缺水 450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超采 158亿立方米,供水不足 174亿立方米,河道内生态缺水 118亿立方米。部分区域出现水危机,“水已经成为了我国严重短缺的产品,成了制约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水资源问题。通过不懈努力,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不断变化,城乡供水保障水平大幅提高。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从 2012年的 7000亿立方米提高到 2022年的 8900多亿立方米。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将始终伴随着水资源短缺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制约。
(三)水生态损害
健康的水生态,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在水生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水生态退化严重。20世纪 50年代以来,全国面积大于 10平方公里的 696个湖泊中,三分之一以上发生严重萎缩,天然陆域湿地面积减少28%。再如,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 106%、82%、76%,北方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开发利用率达 85%,其中河北、天津、河南、山西超过100%。地下水超采严重,并由此引发了地面沉降、地面塌陷、海水入侵、土地荒漠化、泉水衰减等一系列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华北平原形成了巨大的漏斗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把华北地面沉降问题作为一个重大专项,提出可操作的实施方案,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中。”他布置有关部门提出“开展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的对策。近年来,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状况持续好转,地下水超采量有效压减,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止跌回升,地下水历史亏空得到初步填补。但是,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历史欠账多,仍需继续统筹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和保护。
(四)水环境污染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水环境质量差、水污染严重,成为民心之痛、民生之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2017年 5月 26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4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深刻分析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流域水污染呈常态化,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每年入河量超过 900万吨,全国 32%的河流和11%的湖泊污染物入河量超出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全国监测评价的河流湖泊中,23%的河道长度、55%的湖泊面积水质劣于Ⅲ类,主要江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只有70%左右,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不达标率仍有 6.4%和 15%,城市黑臭水体问题十分突出。
农业面源污染成为我国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为化肥和农药以及畜禽养殖产生的大量粪便。我国化肥施用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高于耕地面积占世界的比例,但化肥、农药综合利用率仅为 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残留的化肥和农药经过降水、地表径流、土壤渗滤进入水体中,导致土壤和水环境恶化。基于对我国水安全形势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号召全党全社会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
习近平指出:“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变治水思路。”治水包括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多个环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基于对新老水问题交织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科学治水、全面保障水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关于“节水优先”
“节水优先”,强调治水的关键环节是节水,要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这是按问题导向确定的一条很有针对性的方针。造成一段时期以来水安全严峻形势的因素很多。习近平认为,根子上是长期以来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生态规律认识不够、把握失当,“把水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限供给的资源,把水看作是服从于增长的无价资源,只考虑增长,不考虑水约束”,“没有认识到水是生态要素,没有看到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是有不可抗拒的物理极限的”。因此,从观念上充分认识节约利用水资源的极端重要性,是转变治水思路的第一位。
节水意义重大,对历史、对民族功德无量。习近平强调:“水安全是生存的基础性问题,要高度重视水安全风险,不能觉得水危机还很遥远。如果用水思路不改变,不大力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再多的水也不够用。”他号召全社会“树立节约用水就是保护生态、保护水源就是保护家园的意识,营造亲水、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他还提出,要“把节水纳入严重缺水地区的政绩考核”,“非此不足以扼制拿水不当回事的观念和行为”。此外,习近平还十分重视发挥科技在推进节水方面的作用。他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目前节水方面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这些技术并不复杂,潜力很大,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挥先进适用技术对保障水安全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关于“空间均衡”
“空间均衡”,强调要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加强需求管理,把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面对水安全的严峻形势,习近平要求,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必须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城市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才能更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否则,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或者从其他地区调水,就有可能造成水资源匮乏、水生态破坏、水环境污染,从而遭到自然的报复。为此,习近平强调,“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
(三)关于“系统治理”
“系统治理”,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待治水问题,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林、治田、治草、治沙等,立足生态系统全局谋划治水。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习近平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界的淡水总量是大体稳定的,一个国家或区域可用水资源的多少,“既取决于降水多寡,也取决于盛水的‘盆’大小”。我国大部分水资源涵养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为此,习近平指出,“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此外,习近平还提出“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比如,从维护自然系统完整性出发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优先考虑利用自然力量排水,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以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这正是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城市治水的一个重要思路。
(四)关于“两手发力”
“两手发力”,强调保障水安全,无论是系统修复生态、扩大生态空间,还是节约用水、治理水污染等,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关于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习近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习近平强调,“水是公共产品”,“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既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该管的要管,还要管严、管好,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他高度重视水资源税的杠杆调节作用,要求研究提出水资源税方案,分步实施。同时,他注重发挥价格手段的作用,要求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饮用水和污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城市和乡村用水、工业和农业用水等,研究提出原水水费、自来水费、污水处理费等一揽子方案。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习近平要求加快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指出湖泊湿地被滥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权不到位、管理者不到位,“水权和排污权交易等节水控污的具体措施就难以广泛施行”。为此,必须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是治水兴水的重要内容,对于解决好水安全问题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2021年 10月 22日,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国家“江河战略”,不仅对长江、黄河保护治理作出部署,而且明确了新时代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的原则和要求,对于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江河湖泊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在重庆、武汉、南京、南昌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在合肥和上海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多次实地考察长江,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掌舵领航、谋篇布局。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习近平多次指出:“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一段时间以来,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 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为治好“长江病”,习近平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这里,共抓大保护和生态优先,讲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前提;不搞大开发和绿色发展讲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是结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侧重当前和策略方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未来和方向路径。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为此,习近平高度重视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在重庆的座谈会上,提出“要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
在武汉的座谈会上,提出要处理好 5个关系,即: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在合肥的座谈会上,特别强调,“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要求沿江各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政策措施,压实主体责任,保障退捕渔民就业和生活。在南京的座谈会上,提出“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严守生态红线,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保持长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等9条具体举措。在南昌的座谈会上,要求沿江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划定的各地重要生态空间要心中有数,优先保护、严格保护。在上海的座谈会上,要求长三角区域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重现。
(二)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走遍黄河上中下游,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亲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搭建起黄河保护治理的“四梁八柱”。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习近平指出,“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对于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进行了精准分析。比如,洪水风险依然是流域的最大威胁。“地上悬河”形势严峻,下游地上悬河长达 800公里,上游宁蒙河段淤积形成新悬河,现状河床平均高出背河地面 4米至 6米,其中新乡市河段高于地面 20米。又如,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上游局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汾河等支流污染问题突出;下游生态流量偏低、一些地方河口湿地萎缩。再如,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黄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水资源利用较为粗放,农业用水效率不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远超一般流域 40%的生态警戒线。他认为,“究其原因,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后天失养的人为因素”,“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围绕解决黄河流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明确目标任务。习近平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尤其是要“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通过打好环境问题整治、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明显改善流域生态面貌”。“大保护”和“大治理”,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定下调子,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黄河治理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明确要求。针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问题,习近平强调,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上游重在维护天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对汾河等污染严重的支流要下大气力推进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为此,习近平提出,“要提高对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水平,让这些地区一心一意谋保护,适度发展生态特色产业”。针对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强调,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就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整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黄河水的含沙量也不是越少越好。习近平指出,水沙关系是很微妙的,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把相关问题研究深研究透,不能单打一、想当然。针对黄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习近平强调,要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除了长江和黄河,对于淮河、海河,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滇池、西湖、千岛湖、呼伦湖,西溪湿地、天汉湿地等,习近平都就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提出要求。比如,他强调,湖泊湿地是“地球之肾”,要采取硬措施,制止围垦占用湖泊湿地的行为,对有条件恢复的湖泊湿地要退耕还湖还湿。要强化源头保护,下功夫推进水污染防治,保护重点湖泊湿地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一体推进,在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的同时,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加快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备用水源地建设,保障城乡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支撑。”我国北方地区以占全国 18%的水资源量,支撑全国 46%的人口和 64%的耕地。解决好水安全问题,必须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全面增强水资源统筹调控能力、供水保障能力和战略储备能力。2021年 5月 14日,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强调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所谓国家水网,是指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结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习近平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一)运用好实施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宝贵经验,更好推进国家水网建设
实施调水工程,是促进河湖体系互联互通、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我们先后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引江济淮一期工程,滇中饮水工程,引汉济渭工程、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等跨流域、跨区域引调水工程,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显著提升。
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系统总结了实施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宝贵经验。主要包括:坚持全国一盘棋,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从中央层面通盘优化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从中央层面统一推动,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统筹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审慎论证方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规划统筹引领,统筹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重视节水治污,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精确精准调水,细化制定水量分配方案,加强从水源到用户的精准调度。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更好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准确把握调水工程的实践要求,高质量推进国家水网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是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是国之大事、世纪工程、民心工程,同三峡工程是等量齐观的”,是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以及其他场合,对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提出明确要求。一要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指出,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处理好开源和节流、存量和增量、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做到工程综合效益最大化”。二要坚持遵循规律。习近平强调,要“遵循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研判把握水资源长远供求趋势、区域分布、结构特征,科学确定工程规模和总体布局,处理好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的关系,决不能逾越生态安全的底线”。三要坚持节水优先。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水工程的节水问题,强调“南水北调沿线,无论城市建设、产业布局、农业生产,都要考虑节水这个因素”,“节水是关键,调水是补充”,“不能一边调水一边浪费,更不能无节制用水”,要坚持调水、节水两手都要硬。四要坚持经济合理。习近平要求,“统筹工程投资和效益,加强多方案比选论证,尽可能减少征地移民数量”。五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持续抓好输水沿线区和受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定要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这些要求,为高质量推进国家水网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尤以水旱灾害为重。习近平指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跟老天爷作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和谐相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防汛抗旱救灾上升到“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多次在防汛抗旱关键时期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水旱灾害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进一步筑牢抵御水旱灾害第一道防线
河道及堤防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方面,对于防御水旱灾害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多次就加强河道及堤防建设提出要求,强调要“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和堤岸加固,建设安澜长江”;“明确黄河保护红线底线,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
枢纽性重大水利工程在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处于控制性地位。这些工程主要建在大江大河干流或主要支流的重点河段,具有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等多重功能,对防治水旱灾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要“聚焦河流湖泊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城市防洪安全,谋划建设一批基础性、枢纽性的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年底,我国新增水库库容 1645亿立方米,流域防洪供水调控保障能力实现整体性提升。
蓄滞洪区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湿地、湖泊、水库、池塘等实施蓄洪滞洪,对于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湿地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尽快恢复生态湿地蓄洪区的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2020年 8月,习近平在安徽调研王家坝闸下方的蒙洼蓄洪区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必须以确保行蓄洪功能作为前提。要因地制宜安排生产生活,扬长避短。同时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搬出去,减存量、控增量,不搞大折腾,确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这就要求把确保行蓄洪功能作为蓄滞洪区建设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统筹好流域防洪全局、区域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运用各类非工程措施,牢牢把握防洪抗旱主动权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也要现代化。”抵御水旱灾害,需要准确把握气候水文特点,依托防洪工程体系,实现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全面提高防洪抗旱减灾救灾能力。
一是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2020年 7月 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形成省市间、部门间、军地间、上下游、左右岸通力协作的防汛救灾格局”,“要把责任落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层级,到岗到人,落实汛期工程巡查防守责任制”。针对 2023年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出现的极端强降雨,习近平要求,“各级都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工作状态,做好巡查值守和应急响应”。
二是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完善应对预案,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和防范”。他要求,各有关地区都要“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作”,“做好预案准备、队伍准备、物资准备、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强调“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三是精准开展水工程联合调度。随着流域防洪工程和国家水网的健全完善,水工程联合调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强调,“要精准开展洪水调度,最大限度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以长江流域为例,联合调度规模不断增大,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由 2012年的 10座水库增加至 2022年的 111座(处)水工程,调度目标从单一防洪调度向防洪、供水、发电、生态、航运、应急等多目标综合调度转变。在 2020年长江五次编号洪水过程中,联合调度控制性水库拦蓄洪水约 500亿立方米,极大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习近平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对治水工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为新时代治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引领,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作者:刘志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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