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独创性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原则，并付诸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推进和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创造、蓝图擘画、推进路径等多维度考察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增强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与行动自觉。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被迫启动的，特定的世界历史语境决定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一开始是向西方学习，探索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在这一逻辑下进行的，但都因不适合中国当时内忧外患交困的国情而归于失败。事实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正值此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使处于彷徨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新希望。经过反复比较和探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只有“走俄国人的路”，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前人未竟的事业，改变了以往探索现代化的迷茫境地，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深刻阐明了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一般来说，革命是运用暴力手段推翻旧的阶级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表面上看，革命是一种破坏过程，但实质上，革命是通过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除旧布新之举。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近代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恰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条件。毛泽东多次就中国革命的目的进行阐释。他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就是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而“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只有以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能“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经过 28年浴血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选择什么样的目标蓝图，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首先明确的方向性问题。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早在 1944年 5月，毛泽东就指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9年 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蓝图的构想是从规划国家工业化开始的。1951年 12月，毛泽东提出，从1953年起“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1954年 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 9月，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再次重申，“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同时，就一国的现代化而言，仅有工业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代化应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等在内的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其他现代化而孤立地发展。随着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深入，1957年 2月，毛泽东将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为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在党的文件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都基本采用了这一提法。1959年底至 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又有了新的思考，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大大丰富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1964年 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
“四个现代化”目标蓝图的擘画，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以及对中外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经过反复酝酿和深思熟虑，才最终确定的。这一战略目标，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经过发展建设使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的强烈愿望，极大地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发愤图强、众志成城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汇聚起迎接风险挑战、战胜艰难险阻、创造历史伟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要“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经济技术极为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据联合国地区组织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 27美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3年艰苦奋斗，到 1952年底，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获得根本好转，但现代工业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只占43.1%，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 35.5%，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1954年 6月，毛泽东提醒全党，“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因此，推进现代化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扎实、稳步推进。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毛泽东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步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 6月，他指出，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但这只是一个基础，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这实际上是对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分步走的最初战略构想。1955年 3月，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同年 10月，毛泽东又一次表达了这一构想，并把预设时间向后推移，提出“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更为客观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4年12月，我们党正式提出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是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而逐步明确的，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更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阶段性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党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一问题，早在1939年 12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由于特定的世界历史环境，党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具有双重任务，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毛泽东 1948年 9月提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有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设想，要先经过 10年到 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实际的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正如 1950年 6月毛泽东指出的，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积累，毛泽东的认识逐步深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依据这一认识变化，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酝酿，1953年 6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指“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指“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不再是等待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而是直接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并要求这两方面的任务必须密切配合、协调发展，体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对此，毛泽东阐释道：“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实践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年底已经基本上完成。这标志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因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加强和改善。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作用。以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为特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生活中正式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逐步完善，构筑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进一步加强。随着文化建设工作的初步开展，广大人民逐渐树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经过几年努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植根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党领导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情况看，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对本国劳动人民残酷剥削榨取和对外疯狂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造成内部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外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紧张对立，矛盾重重。因此，这些国家“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而苏联的现代化用指令性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致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引起人民的不满。这种模式对于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也是不现实的。
任何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因而一种现代化模式在这个国家可行，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也一定可行。在新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曾经号召“学习苏联”，也收到了一定程度上积极的效果。但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经验，我们党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替代对自己道路的探索。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为例，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发展重工业是无疑义的，但不能因此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是要通过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和开拓市场。1956年 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中国发展重工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为此，毛泽东要求国家在重点投资重工业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强调必须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只有这样，“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1957年10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在此基础上，党进一步明确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指出，“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既不同于以血腥原始积累和资本殖民扩张掠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又不同于过分强调重工业而忽略农业和轻工业的苏联现代化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技术落后是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一条重要原因。因此，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改变这一历史境况，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毛泽东 1956年 1月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针对 20世纪 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毛泽东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展技术革命，以改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发展落后的状况。他清醒认识到，比起社会改革，技术改革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但“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还提出，在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虚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适时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强调“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号召全党学习科学、学习技术。
人才是影响技术革命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作用，造就“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形成一支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一贯认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科技人才严重匮乏，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开展。为此，1956年 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并宣布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激发了知识分子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热情。毛泽东还发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1956年 9月，毛泽东基于“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的现实情况，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的目标，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1957年 3月，他又提醒道，“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加强对科技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把政治与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成为“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科学部署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跨越。比如，就国防科技的发展来说，“建立和发展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历史，我国国防力量走在世界前列”，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提供了坚强后盾。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顶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及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资金积累的需要，毛泽东同样强调要把我国经济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提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是要依靠我国内部的积累来取得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一是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正因为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后来苏联对华援助全面中断之后，我们没有被击垮，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二是强调发展经济要重视国内市场。毛泽东认为，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这一点中国暂时还不具备，但我国人多地大，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力，这就是本钱。因此，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当然，强调重视国内市场，并不是说不与国外联系、做生意，而是“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要努力把“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强调要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学会独立思考，发扬独创精神，不能照搬外国经验，“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就是不讲辩证法”，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同时，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独立自主分析、研究、解决本国问题，因此，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结合”。在这些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扎扎实实的成果，并展现出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风貌，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始终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现代化目标蓝图上，经过不断实践与认识深化，擘画了“四个现代化”宏图愿景，并明确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团结奋斗；在实践路径上，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坚持自力更生等政策方针举措，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充分说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作者：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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