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关山一号建筑是三星堆遗址目前发掘的唯一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根据建筑的细部特征和相关遗存的年代可知，青关山一号建筑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属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现存部分只是所属院落式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两侧应该还有附属建筑。青关山一号建筑作为宫殿建筑的可能性较大，兼有举办祭祀活动的功能，基本排除府库的可能性。
青关山一号建筑（以下简称“F1”）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5年发现，并最终于2013年发掘完毕的三星堆遗址目前唯一一座大型建筑基址［1］。发掘者对该建筑的形制特征、重要部位的建造方式以及材质用料和年代都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以此为基础，就F1的年代、建造技术和功能性质谈谈初步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分期与年代
由简报可知，F1的层位关系较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F1直接叠压于汉代及以后的地层之下，被汉墓、宋墓打破，缺乏足够靠近F1废弃年代的遗存；二是F1叠压的遗存未能发掘，故缺少靠近F1建造年代的遗存。依据现有的层位关系，无法确定F1的准确建造年代和废弃年代。此外，由于F1保存状况甚差，其使用时期的地面已经不存，自然也无法保留F1使用时期的遗存，因此F1的使用年代也无法明确。尽管如此，简报还是根据打破F1的H62推测出F1的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只是有些过于宽泛了，故在此略作进一步讨论。
H62出土陶器较多，简报发表的陶器可明显分为四组：
第一组只有1件敛口瓮，即H62∶39，方唇，唇外无突起，溜圆肩（图一∶1），具有早期敛口瓮的典型特征，与青白江三星遗址T4④∶29（图一∶2）特征基本相同，后者年代被定为宝墩文化晚期至商代初期［2］。由此可见，H62第一组陶器的年代下限可至早商时期，似无疑问。
第二组包括侈口缸H62∶51（图二∶7）、豆形器H62∶75（图二∶1）、器盖H62∶64（图二∶5）和H62∶65（图二∶3），在新药铺遗址均能找到与这些器物特征相似的同类器。侈口缸基本无领，唇部较厚，颈、肩均不明显，与新药铺T0301④∶18（图二∶8）接近；豆形器的腹部瘦直，底部斜收，与新药铺H15出土豆形器（图二∶2）相同；器盖纽与新药铺T0103④∶2（图二∶4）、H22∶79（图二∶6）相似，口沿微微外卷，束颈较为明显。新药铺遗址上述单位分属早、晚两段，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相当，多数器物在早、晚段均能见到，只是数量有所不同，但底部斜收的豆形器只见于新药铺晚段，因此H62第二组陶器的年代应该与新药铺晚段接近，即殷墟三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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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65页］
图二 青关山H62第二组陶器分期对比图
（1、3、5、7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第三组包括尖底杯、尖底盏、高领瓮以及唇部外突的敛口瓮。尖底杯H62∶68底部已无小平底，腹部折棱距底部已较为接近且不甚明显（图三∶5）；尖底盏H62∶74腹部较浅，近底部有浅凹槽（图三∶1）；高领瓮H62∶3领部近直，下部微外撇（图三∶7）；敛口瓮H62∶12唇部整体外突，肩部较窄（图三∶3）。以上陶器与金沙遗址星河西地点第⑤层和H7096的同类器（图三∶2、4、6、8）均较为相似，简报确定其年代为西周前期［4］。根据我们的研究，星河西地点可分为三期5段，H7096属于第二期2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第⑤层属于第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中期［5］。由此可见，H62第三组陶器的年代以西周中期为主，部分可早至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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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青关山H62第三组陶器分期对比图
［1、3、5、7 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4、6、8 分别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108、108、108、97页］
第三组包括尖底杯、尖底盏、高领瓮以及唇部外突的敛口瓮。尖底杯H62∶68底部已无小平底，腹部折棱距底部已较为接近且不甚明显（图三∶5）；尖底盏H62∶74腹部较浅，近底部有浅凹槽（图三∶1）；高领瓮H62∶3领部近直，下部微外撇（图三∶7）；敛口瓮H62∶12唇部整体外突，肩部较窄（图三∶3）。以上陶器与金沙遗址星河西地点第⑤层和H7096的同类器（图三∶2、4、6、8）均较为相似，简报确定其年代为西周前期［4］。根据我们的研究，星河西地点可分为三期5段，H7096属于第二期2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第⑤层属于第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中期［5］。由此可见，H62第三组陶器的年代以西周中期为主，部分可早至西周早期。
第四组仅有鍪和圜底罐两种陶器，鍪H62∶2颈部内束，圆肩（图四∶1），圜底罐H62∶18（图四∶5）和H62∶40（图四∶3）均束颈，H62∶40唇部外侧内勾，均与新一村第⑦层的同类器特征较为相似（图四∶2、4、6），年代与后者相同，即春秋早期［6］。
H62这四组陶器的出土数量差距较大，第四组尽管器类最少，但出土数量多达121件，应该是灰坑使用时期的遗存。其余三组陶器总计只有45件，且均为细碎残片，边缘亦较为圆滑，显然是经过二次搬运形成的。不过，这三组陶器的堆积来源应该存在较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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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4、6分别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82、186、184页］
第一组只有1件敛口瓮的口、肩部残片，数量过于稀少，且所属分期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此时月亮湾小城尚未建成，似乎不会在青关山台地的表面分布着F1且一直沿用至三星堆城址废弃阶段。因此，第一组陶器不能代表F1的年代下限，推测应该是H62挖破的F1夯土台基之内的早期遗物，由此可定F1的年代上限，即商代早期。第二组和第三组器类和数量相对较多，而且还有H62∶51这种较大的器物残片，似乎不太可能是F1夯土台基内的混入物，应该是H62填土中夹杂的早期遗物。由于H62所在的F1西部比东部低，后期破坏十分严重，原本覆盖于F1之上的地层堆积被清除殆尽，只有较深的H62以及F1东北部台基之外较低洼地带的新一村时期堆积还有所保留。因此，第二组和第三组陶器极有可能来自被H62打破的叠压于F1之上的地层堆积。如此一来，F1的年代下限似乎可以由第二组陶器确定，即殷墟三期。上述关于F1年代下限的结论也可以从F1北侧“大凹沟”内的堆积得到验证。“大凹沟”内的堆积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处于“大凹沟”最下层，以大型灰沟、灰坑和较厚的地层堆积为主，出土遗物以相对较为完整的陶器为主，以及铜器残片、铜渣、玉石器残片等，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年代最晚为殷墟二期，如H105［7］；第二类处于“大凹沟”中层，所见均为普通的灰坑、柱洞等，出土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几乎不见高等级遗物，年代属春秋早中期，与F1东北部台基以外的新一村时期地层堆积年代相当；第三类位于“大凹沟”上层，为汉代及以后的灰沟、灰坑和地层。以上三类堆积中，第二、三类都属于普通生活遗存，而第一类无论从遗迹体量还是出土文物的种类和保存状况来看都非一般的生活遗存，而是高等级人群的活动遗留，其南侧即大型建筑分布区，显然“大凹沟”第一类堆积与大型建筑区关系密切，二者的使用主体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大凹沟”第一类堆积的年代下限应该就是南侧大型建筑区最表层建筑，也即F1的使用年代下限。据此可知F1的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结构与建造技术
发掘者对F1的各个部位及其材质用料和建造技术都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处结合其他材料就F1的结构和建造技术再作一些深入讨论。（一）台基
如简报所说，F1台基整体呈棱台状，且至少可以分两层，直接叠筑在早期红烧土堆积之上。由于早期红烧土堆积和夯土堆积的表面由南向北渐低，故F1的下层台基也相应为斜坡底，越向北越深，越向南则越薄直至消失，由此可知F1下层台基起着铺垫层的作用，目的是保证台基台面平整，下层台基的表面整体也的确呈水平状。在此基础上堆筑的上层台基整体水平，以确保F1整体平稳（图五）。仔细观察F1台基的剖面，可以发现台基北侧边缘向下占据了早期红烧土堆积的一部分，形似一个晚期灰坑打破了F1台基和台基之下的红烧土堆积。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周原凤雏甲组建筑的台基建造程序即是“在夯筑成整座台基后，再挖去院子和门道的夯土，并把台基、院子四边切齐……”［8］；南侧的凤雏三号建筑也有类似现象，台基北侧的护坡和基础被类似灰坑的第⑨层齐齐“打破”（图六）［9］；东侧的六号至十号建筑同样有此类“打破”现象［10］。上述“打破”台基及附属的护坡、基础的遗存因为缺乏完整边界，因此都不是确切的灰坑、灰沟等遗迹，如打破凤雏三号建筑北侧的即被归为地层，而打破的台基部位都很有规律，如凤雏三号建筑被打破的区域都仅局限于柱洞外侧，对柱洞、柱础都没有造成破坏，且从已经解剖的部分来看，其边缘较为平直，与夯土台基整体方向基本平行。因此，以上“打破”现象应该反映出当时的一种台基建造技术，如凤雏甲组建筑简报所总结的，是一种“削夯土为台基”的做法，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庭院、门道，台基外侧边界亦可如此处理。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F1的台基同样使用了这种建造技术。与“削夯土为台基”的制作技术一样，F1所采用的分块夯筑技术在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也较为常见，在周公庙遗址2005年、2011年的发掘中，均确认有分块夯筑建筑基址的现象［11］。不过，F1与周公庙遗址建筑的“分块夯筑”技术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F1系直接在早期红烧土堆积之上铺垫平整然后分块夯筑，周公庙建筑则是先向下挖掘基槽，在基槽内进行分块夯筑；其二，F1的分块夯土是堆筑而非平夯，故各块夯土是斜向叠压的关系而非彼此并列，周公庙建筑的各块夯土则是平夯形成，边上还有夹板的迹象，表面上很难看出彼此“打破”的关系。图五 F1 台基复原示意图
（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第9页）
（二）墙基
其一，墙基并非直接在台基表面砌筑，而是向下深挖台基，再于其内填充红烧土块和卵石并逐渐向上砌筑形成。可分两重，内侧墙基不连续，是彼此独立的类似“墙柱”，外侧墙基则彼此连贯，且整体呈“锯齿状”。两重墙基的建造技术有所区别：内侧墙基更像是规律分布的柱洞，在平面位置上与下文提及的柱网能够很好地对应起来，只不过柱洞内未见柱础，而是以烧土和卵石填充，这种“柱洞”在三星堆遗址就有发现，2019年在仁胜墓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建筑的多个矩形柱洞内均填充红烧土，不见柱础。外侧墙基与成都平原常见的沟槽式建筑［12］并无二致，都是先挖沟槽，然后在沟槽内立柱形成墙基，只是对于立柱之后沟槽的处理方式不同，一般的沟槽式建筑直接以普通泥土回填，而F1则是用红烧土和卵石进行填充。与F1较为类似的做法也早已有之，郫县古城F5即以卵石对沟槽进行填充、防护［13］。其二，外侧墙基内均未见明显的柱洞，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等距离分布且类似红烧土砖的遗存，它们突出于沟槽内填充的烧土和卵石，形成“锯齿状”的整体面貌。比较明确的是，这些“砖”充当着柱础的作用，用以承受建筑本身的重量，这是F1所独有的，在成都平原其余先秦时期建筑中均未发现。（三）柱网
相较于国内其他先秦时期大型建筑的柱网而言，F1的柱网较为特别（图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柱洞较为密集，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小，除了中间两排柱洞的间距在3米左右之外，其余柱洞之间的间距最大也不超过2米，最小的间距甚至不足1米，显然在如此密集的柱网之内是无法正常生活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第二，通过柱洞看不出来明显的建筑内部格局，所有柱洞都以近似矩阵的形式分布，除了中间有一条疑似通道之外，其余柱洞之间并无明显的亲疏排列规律。如此看来，这些柱洞应不是承受建筑重量的柱洞。第三，部分柱洞分布于“U”字形墙基构造内部，但又没有打破这些“U”字形墙基构造，二者应该是共存的，由此可知“U”字形墙基构造并非F1的“楼梯间”一类特殊构造，而只是内侧墙基和南北向短“墙”垂直交接造成的假象。通过以上三点，可以大致推断F1这些柱洞内的立柱只是类似干栏式建筑的底层立柱，并非埋于墙内的承重柱，同类的柱洞在成都平原也有大量发现，如郫县古城98F13，作为柱础的卵石同样是矩阵式分布，看不出明显的内部格局（图八）［14］。图七 F1 平面图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 34 页］
简报推测F1的中部应该有一条过道，宽约3 米，东西通透，直抵F1东、西两壁。我们也赞同 这一点。既然是干栏式建筑，上层台面部分又被破坏殆尽，F1的内部结构因此也就无从考证。不过，从现存墙基的分布格局来看，除了贯穿东西的通道之外，通道两侧至少还各有3个隔间。
考虑到F1部分柱洞已经露出作为柱础的卵石，通过M2西壁剖面也可以看出内外两重墙基的台基以下部分不深，且台基的边缘已经基本靠近外侧墙基，故F1的墙基和柱洞均埋深较浅，这意味着F1地面以上部分不会太高太重，因此作为干栏式建筑的底层似乎距离当时的地表较近。也即是说，F1墙基以内规则分布的立柱出露当时的地面不会太高。
至于门道，中间过道延长线上的西壁分布着密集的墙基槽，没有明显缺口，南壁中部和北壁同样无明显缺口，故门道不太可能位于以上区域，极有可能分布于F1南壁两端。
根据目前保存部分来看，F1的西端已经确认，但东端还不明确。现存“U”字形墙基构造共有2组4个，二者之间距离近17米，我们注意到M2所在的F1东部还有2段南北相对的烧土墙基，同“U”字形墙基构造较为相似，与中间1组“U”字形墙基构造的距离正好也是17米左右，故这两段烧土墙基应该也是另外一组“U”字形墙基构造的一部分。据此，可以大致以中间一组“U”字形墙基构造为中轴线，按照F1西部的格局将东部残缺部分复原完整（图九）。
平面复原完整后的F1，东西长近84米，南北宽超过16米，总面积接近1350平方米，应该是同时期中国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2014年在对F1东南区域进行发掘时，在复原的F1东壁位置的确发现了同样的红烧土墙基，印证了我们的复原推测。此外，这段红烧土墙基较长，南端已经超出F1的南壁，由此可以明确F1并非单独的一座建筑，而是属于一个建筑群的一部分。
类似的建筑群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宝墩遗址鼓墩子F1是典型代表。鼓墩子F1整体呈“品”字形，是由3座独立建筑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中间的建筑作为主体建筑，同样呈长方形，面阔较宽而进深较窄，两侧的辅助建筑无论是平面形状还是朝向都与主体建筑相同（图一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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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F1 平面复原图
图一〇 宝墩遗址鼓墩子 F1 平面图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9页］
晚于F1的金沙遗址“三合花园”地点的建筑群则更为复杂，从发掘揭露的部分来看，金沙遗址建筑群包含的单体建筑更多，且有多进院落（图一一）［16］，与周原凤雏甲组建筑的空间结构基本一致。从F1的平面复原图来看，所有的柱洞都位于中部，两端未见，故F1的木质台面应该没有全部覆盖所有基础，而只分布在中间较为核心的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可以视为F1的真正主体部分，而两侧没有木质台面的区域则属于类似通道一类的附属结构。上文推测F1的门道在南墙两端，作为F1与所属建筑群其余建筑的连接通道。这样一来，连接F1与两侧附属建筑的通道应该在F1主体部分的两侧形成了直角转弯。这种平面结构与同时期或稍早的中原地区多数院落式建筑较为相似，如偃师商城四号建筑基址［17］（图一二）和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图一三）［18］。因此，F1所属建筑群或许也是类似的院落式建筑，现存F1南侧即为庭院，是F1使用期间的露天活动场所。通过F1的航拍图可看出东、西两侧2组“U”字形墙基构造所对应的F1南壁外有向南分布的长方形夯土块，或许是类似台阶一类的遗存。F1地面以上部分的复原和研究，杜金鹏已有详细论证［19］。杜文形成时F1的全貌还未揭露，北墙西侧和南墙东侧都有延伸出去的基础部分，内部的密集柱洞，尤其是“U”字形墙基构造内部分布柱洞的现象也未发现，故而杜文关于F1两侧警卫房的复原，底层高矮和“U”字形墙基构造性质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
（采自《金沙遗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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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考古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74 页）![]()
图一三 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3 年第 5 期，第 20 页）功能与性质
2013年1月15日，随着F1的平面结构基本明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勘探业务指导会暨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性质论证会”，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就F1的年代、性质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F1的性质，形成了宫殿、神庙和府库三种代表性意见。结合上述研究，我们对这三种观点分别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看“府库”说。认为F1是府库的主要证据有两点：其一，F1平面呈窄长方形，短侧开门，与目前明确的府库建筑形制结构相同；其二，F1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其分布位置与其他府库建筑在城址内的分布位置相同［20］。随着F1西侧墙基的发现，基本可明确F1的门道不在西端，而是在两侧向南转折，而且现有F1只是建筑群的主体部分，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院落式建筑的平面格局基本一致，因此，从F1本身的平面形制上基本否定了F1作为府库建筑的可能性。此外，尽管F1的确位于三星堆城址的西北部，但并非靠近角落，距离西城墙尚远。实际上，F1位于三星堆城址西北部月亮湾小城［21］之中，考察F1的位置应该首先以月亮湾小城为参考。F1尽管距离月亮湾小城的北墙——青关山城墙较近，但东、西距离月亮湾小城的东墙和西墙都较远，因此F1整体上靠近月亮湾北侧中部，显然不是偏居一隅（图一四）。![]()
图一四 F1 位置示意图
综上，F1与“府库”说的两个证据均不吻合，自然不是府库。
接着再看“神庙”说。由于三星堆“祭祀坑”［22］、仓包包祭祀坑［23］等祭祀活动遗存的存在，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实际上是一个神权社会实体，甚至整个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的祭祀中心［24］。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遗址内发现的任何重要遗迹都会被视为与祭祀活动有关，F1也就因此被视作三星堆城址的“神庙”［25］。
“神庙”说的论证过程主要以作者的主观猜测居多，可称为有力证据的不多，大致包括：其一，F1的自身形制结构较为特别，表现在面积巨大、墙体坚固、内室众多以及有东西穿透的中轴通道；其二，F1的方向特别，与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相同，指向西北方向的岷山；其三，在墙基和室内夯土中掩埋有玉璧、石璧和象牙等祭祀用品；其四，F1位于月亮湾小城中央，地势最高。
以上诸点证据中，如今看来F1自身形制结构并非如此，与中原地区的院落式建筑并无本质区别；F1所在位置的确较为重要，但诚如论者自己所说，处于这种重要位置的建筑，其性质可能是宗庙，也可能是宫殿，并不一定指示F1是神庙。
至于F1的方向，早有学者指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遗存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26］，不仅F1和三星堆“祭祀坑”如此，三星堆遗址的城墙、仁胜墓地的墓葬［27］、金沙遗址的普通沟槽式建筑［28］等亦如此，F1与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并不具有排他性，故也不能因此认为二者的性质相同。
F1墙基和室内夯土中掩埋祭祀用品，最多只能说明在F1建造过程中举行了祭祀仪式，而这种行为在先秦时期十分常见，所建造的建筑并不只局限于神庙，还包括宫殿、宗庙等。
因此，“神庙”说的证据难以立足，F1是神庙的观点还需更多材料予以支撑。
最后再看“宫殿”说。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宫殿”说目前并未进行详细的论证，考虑到与上文复原的F1所属建筑群平面格局相似的院落式建筑在中原地区均被视为宫殿，此说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缺乏明确的本地对比材料，关于F1是宫殿建筑的看法还需要今后开展更多工作和研究进行夯实。不过，即使明确F1是宫殿建筑，也不能排除在F1使用期间举行祭祀活动的可能性，事实上先秦时期在院落式宫殿建筑的庭院内举行祭祀活动比较常见，三星堆遗址似乎也不例外，H105中所见的金器、绿松石和玉璋等或许就是这类祭祀活动的遗留。
结语
以上我们对F1的分期与年代、结构与建造技术以及功能和性质进行了初步讨论，明确F1的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属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现存部分只是所属院落式建筑群的主体建筑部分，两侧应该还有附属建筑。F1作为宫殿建筑的可能性较大，兼有举办祭祀活动的功能，基本排除府库的可能性。
无论F1的性质如何，其对于高等级人群活动场所的指示性明确无疑。F1所在的月亮湾小城内还分布着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以及1963年［29］和2000年发掘的手工业生产遗存和大型建筑所使用的陶制水管和板瓦，这些遗存均表明月亮湾小城是三星堆城址的核心区域，可能充当着宫城的角色。也许今后对月亮湾小城内部各区域的进一步工作，能够明确F1与月亮湾小城内其他重要遗存之间的联系，对于深入认识F1的年代、性质都有所裨益。
F1的使用年代下限晚至殷墟二期，此时西城墙内侧尚有增修［30］，近几年发掘的袁家院祭祀区6座祭祀坑的年代下限更是晚至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殷墟四期［31］。这意味着三星堆遗址在此时仍旧有高等级人群居住，极有可能还是古蜀国都城，比以往学者所认为的三星堆都城废弃的年代［32］要更晚，也与后继古蜀国都城——金沙遗址的遗存的数量多寡、等级高低以及年代早晚的变化情况更加贴合［33］。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65～266、280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新药铺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第2期。相关资料现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96～97、107～108、131、13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5］冉宏林：《金沙遗址分期再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三辑，第113～116页，科学出版社，2021年。
［6］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82、184～186、208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
［8］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9］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10］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此外，2017年下半年笔者也曾参与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期间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也有此现象，在与雷兴山先生交谈过程中亦曾听他详细论及此现象。
［11］笔者曾参与周公庙遗址2008年和2011年的考古发掘，因此对周公庙遗址历年发掘情况相对较熟悉。
［12］冉宏林：《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建筑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
［1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1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1998～1999年度发掘收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33～34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2010年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8～9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16］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第11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期。
［19］杜金鹏：《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20］郭明：《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初探》，《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1期。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马屁股城墙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5期。
［2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24］a.赵殿增：《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b.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
［25］a.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b.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1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26］王仁湘：《四正与四维：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2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村遗址芙蓉苑南地点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3）》，第1～43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9］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第310～31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3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小城南城墙2015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3年第6期。
［31］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32］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第10～24页。
［33］冉宏林：《三星堆城址废弃年代再考》，《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作者丨冉宏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来源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校对丨十七、无谋、语婷、之恩、敢敢、铁牛
审核丨嘉嘉、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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