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曾在日本广为推崇。学者们普遍认为，《传习录》等理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治国和管理也都投下了积极的作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观念，也使日本在理解和吸纳中国东方哲学思想方面有着深深的历史痕迹。和王阳明相比，江户时代的庶民“心学”大师石田梅岩或许没能创造出重分量的学术和理论贡献，但在日本哲学文化和思想史发展中有了独特的一道风景，并被后世所津津乐道。
和王阳明的大家风范与创世之功不同，石田梅岩的思潮存在更显小众。所谓“小众”，并非指不入流，也不是指“人微言轻”，而是有着两方面的特质。一者，石田梅岩只是出身一个小学徒，在商海里随波沉浮，是从基层甚至是底层走出来的思想者。虽然最初只是一个商贩，但十分热衷儒家学说，更擅长用讲学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观念。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上了商铺的小掌柜之后，他并未满足于此，而将目光转向了讲学。1727年，石田梅岩决定“重启人生”，转而弃商从教。当年，他就在京都创办了自己的讲席传播心学。用现在的视角看，相当于有了私人培训机构。因此，石田梅岩的起家很接地气，有着 “成功学大师”的光环。
二者，石田梅岩将目光放在普通民众和“商”上。他既以广泛的老百姓为主要对象，追求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知心”，在点滴中实践“正直”与“俭约”。这些十分有烟火气的思想，都能在他1739年7月出版的《都鄙问答》和1742年1月刊行的《俭约齐家论》中读到。我推荐鹈鹕社在1979年出版的由古田绍钦和今井淳共著的《石田梅岩的思想》，从中可更加具象化、近距离感受“石门心学”的味道。另一方面，他从商经验颇丰，商人是其心学理论的主要教育对象之一，形成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对如何理解“町人”的道义有很强的贴近式解读。甚至，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石田梅岩强化了忠、诚、孝、行，以及无私、献身等涉及职业道德与素养的理念,在各种现象和习惯乱行的江户时代，对日本近代社会产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想要进一步的文化和思想“探秘”，还可以一并关联看看这位美国的宗教社会学者的《德川时代的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根源》（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应会有更多的启发。总而言之，石田梅岩的“小众”是“微”不是“小”，落脚在了对个体的广泛关注，并试着努力接触和影响商业群体，提出符合时代的道德方案。
在我看来，虽然石田梅岩在开办讲席之前就已经退出商业，但其思想依然有着“在商言商”的强烈色彩，这也是他在日本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功绩之一，即教给江户时代商人何为从商原理和原则。不少学者都认为，他是日本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证商人活动普遍伦理性、商业行为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思想家。试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风气之中，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现象比比皆是，石田梅岩的思想学说扮演着“正”的社会角色。
石田梅岩的“商人之道”关键在“道”。我想起，稻盛和夫曾主张，石田梅岩的思想的重要性，堪比马克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读过石田梅岩，再品稻盛和夫，作为一个影响日本时代的商人，后者的经营理念和商业理论之中，也随处都可见到前者的“道”。
商业宗旨和智慧也是人生之道，这样的认识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商界深入人心。由商及民，经营思想和经营人生，开卷有益。至于石田梅岩从火爆到没落，后期甚至招致质疑和贬低，交由历史评判即可。（2025年1月1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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