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家庭》剧照成为作家后，柴尔德里斯写的第一本书叫作《博士词典：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博士和教职生活词汇表》〔The PhDictionary: A Glossary of Things You Don’t Know (but Should) about Doctoral and Faculty Life〕，把20多年以来对学术圈的理解融入到了对150多个词条的解释之中。在他看来，自己学术求职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源于对学术文化的陌生，因此这本书颇有一种“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的意味。编辑从《博士词典》中看到柴尔德里斯的写作潜力，便邀请他写一本关于兼职教师的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不乏关于兼职教师的辛酸故事。比如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西娅·亨特，毕业后只能在几所学校担任兼职教师。因为没有医疗保险，她的肺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因癌症去世。对于编辑的这个提议，柴尔德里斯很快就接受了——他想要把西娅等人的悲剧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呈现他所观察到的、高等教育背后的系统性问题。这本书后来被取名为《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The Adjunct Underclass: 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ion)。从兼职教师的处境切入，柴尔德里斯展现了美国大学背后所隐藏着的金字塔结构：在快速变化的教育和就业趋势中，为了压缩成本，大学尤其是处于底层的社区学院，开始大量雇用兼职教师。尽管依靠“自身难保”的临时教师授课对学生的智识发展不利，但学校通常不受指责，因为来自中下阶层的家长通常不了解或不关心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虽然兼职教师的薪水微薄且没有福利待遇，但应聘者仍络绎不绝，因为面对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很多刚毕业的博士生们毫无议价权，只能先接过一纸看似希望残存实则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幻想在兼职结束后也能步入“终身制教师”的轨道。图|视觉中国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学历之死》中的故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从2008年起，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3年应届博士毕业生上升至7.52万人，曾经供不应求的学术就业市场已悄然发生转变。而对于那些杀出重围谋得教职的“青椒”来说，研究和课业压力正变得日益繁重。在层层考核中，许多人依旧等不来期待中的“终身教职”。在过去的20年间，高等教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美国。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国的教育实践能为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带来什么启示？在写作《学历之死》的过程中，柴尔德里斯收集了大量的公开数据和访谈资料，力求客观公正，但他最终还是难掩内心的情感。经历过求而不得的悲伤，如今又目睹身边青年学者的困境，柴尔德里斯在书中的追问引人深思：大学的本质是什么？高校教师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当前的制度设置存在怎样的问题？高等教育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虽然柴尔德里斯的观点有着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语境，而且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虽然他承认自己的一部分答案有些“愤世嫉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美国学术环境的观察仍对我们有不可忽视的警示意义。正如《学历之死》的译者、教育从业者杨益在译后记中所说：“它说出了你一直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话。这些话可能在你心里埋藏了许久，却一直找不到任何有意义、有力量的出口。”以下是本刊对柴尔德里斯的专访。
博士过剩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谈谈你的求学之路？你提到自己在2013年完全离开高等教育系统，当时的你是怎么做出这一决定的？作为第一代本科生（注：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指父母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群体），你在求学和求职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柴尔德里斯：我的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我们的邻居大多是工厂的工人。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家人几乎没人上过大学。我中学时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三所大学录取，但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也不知哪一所更适合我。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大学而已，所以我随便选了一所。虽然我成绩不错，但读了两年后，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无趣，就辍学了。八年后，我再次回到学校，这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对伯克利毫无概念，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所精英研究型大学。在伯克利，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并被劝说继续攻读研究生。但即使是在本科毕业之后，我仍然没能完全掌握学术圈的潜规则和价值观。那时我错误地选择了一所排名比伯克利低得多的研究生院。在那所学校，我获得了很好的智识上的体验，但我从学位上获得的价值远不及留在伯克利。在完成博士学位多年后，我一直在波士顿建筑学院担任行政人员。这是一所小型私立职业学校，对我来说，这里的行政工作毫无乐趣可言——它和我在博士阶段所接受的训练完全不同。我当时刚结婚不久，家离波士顿有将近200英里。我最终认为婚姻比工作更重要，便离开了高等教育界，也告别了这种每周往返两地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博士过剩的情况？
《泰迪熊》剧照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很多人对博士带有一层滤镜，似乎读完博士就能在象牙塔中不受世俗干扰地读书教课，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美国，是否存在类似的误解？大众如何看待学术研究？有哪些不读博士就很难体会到的事情？柴尔德里斯：简单来说，美国文化优先考虑物质进步。只有能创造新产品，或者让现有产品更便宜、更好用的工作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美国有句俗语：能者上，不能者教。（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基于这一点，人们长期以来都怀疑象牙塔是高薪低产者的庇护所。这也是一些自然科学项目得以在艰难的学术环境中存活甚至蓬勃发展原因之一：它们更容易从学术成果转变为物质进步。人们往往不知道的是，博士生教育并非只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它是在为提出原创性的研究问题、破解尚未解决甚至可能从未被考虑过的问题而做准备。这是一种在知识前沿，而非在固有领域内的智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