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奴才的创造性

文化   2024-11-03 17:4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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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胡扯,谈及创新性国家这个话题,我随口说道,没听说过奴才有创造性的。有人不服,认为我看不起奴才,有种族歧视(严格说应该是族群)之嫌。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如果碰巧是个能工巧匠,碰巧有条件,也许能有创造性,但是一般我们说的奴才,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


一般我们所说的奴才,都是指家里的下人、仆人。这样的人,就是有创意,也无非表现在如何揩油、买菜买贱报贵上什么的。这一点,晚清和民国在华的外国人,印象特别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用得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有一阵皇帝感觉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来说,即使在上者权威再大,禁人这个,禁人那个,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独禁止不了下面人的低声下气,自我贬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只好听任满人一口一个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实,满人这样的自称,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汉人自称臣,满人如果也称臣,那不就没区别了吗?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意思里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能打能骂,贱称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个狗子、驴蛋什么的,说明彼此关系不寻常。汉人的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汉臣们,其实特羡慕满人这种自称,可惜几个胆大的,冒险试了一试,热脸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头土脸。别的人就不敢再试了。因此,汉臣只好称臣如故。这个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也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下了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不希望他们提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那么,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好像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大印,汉人主文稿,也就是说,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方面大员,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臣子最高的评价,还是“会办事”。在老佛爷眼里,即使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不过是会办事而已。正因为如此,为我们某些大人物特别看好的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就像《红楼梦》里探春等人三驾马车当家,下人请示办事,不懂事的李纨,下人说什么都照样批准,而聪明的探春则一律让查以往的旧例。这种聪明,就是奴才的聪明,照既定方针办,不出错。只有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200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映,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写了好些让人快乐的文字,但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其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原本就跪着,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 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待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得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因为别人想不到)。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所以,将下属都变成奴才,自我感觉是不错。但是不能碰上事,也不能有大事要办,否则吃瘪是现成的。只是,天下做领导的,没几个在乎做事的,更不打算做什么大事。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向下一级一级地吆五喝六,天下太平。


有事怎么办?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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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

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

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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